回忆录之 黄河边的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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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来旺，今年八十一岁，家住三门峡会兴渡口边上。我家离黄河不到半里地，站在门口能看见河水黄澄澄地流，听见浪拍岸滩哗啦啦的响。老人们说，“三门峡”这名字，是因为黄河中间有三座石岛——神门、鬼门、人门。我小时候常跟发小去人门摸鱼，那地方水浅，能蹚过去。如今那三道门都沉在水库底下了，可我还记得它们的样子。

俺们家三代人都跟黄河打交道。爷爷当纤夫，爹当艄公，我从小就在船上滚。那时候黄河上的渡口热闹，从山西过来的船载着煤炭、铁货，从河南过去的船载着粮食、棉花。我爹撑一条大木船，能装两万斤货，从三门峡往下游到洛阳、郑州，来回一趟半个多月。我十二岁就跟着跑船，学会看水、掌舵、拉纤、抛锚。

爹说：“来旺，黄河的脾气怪，你摸不准它，它就要你的命。”黄河滩有流沙，有暗涡，有浅滩。有一年夏天涨大水，我们的船在砥柱山附近被浪打横了，船身倾斜，半船煤倒进了水里。爹让我抓住桅杆别动，他一个人拿竹篙顶住礁石，船才慢慢摆正。上岸以后他坐在石头上抽烟，手还在抖。

一九五七年，三门峡要修大坝了。消息传来，整个黄河滩都炸了窝。会兴渡口要淹，俺们村要搬。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刚娶媳妇。政府来人登记，给找安置的地方。有人不愿走，说死了也要埋在黄河边。我爹闷了三天，最后说：“修大坝是大事，咱不能让一村人挡着黄河。”于是全村搬迁，往后山挪了五里地，住进了移民村。

搬家那天，我最后看了一眼老房子。土墙灰瓦，院里有棵石榴树，是爹亲手栽的。我折了一根石榴枝，插在新家的院子里。那棵石榴后来活了，年年开花，红得像火。

大坝修了四年，我成了工地的民工。搬石头、抬土、打混凝土。每天天不亮上工，天黑了下工，工钱一块二。累是累，可心里热乎。看着大坝一天天长高，黄河水一天天被拦住，我就想，等大坝修好了，俺们这一带就不怕洪水了，还能发电、浇地，好事儿。

一九六一年大坝蓄水，三门峡成了“高峡平湖”。原先那些激流、险滩、礁石，都沉到了水底。我站在大坝上往下看，水面平平的，像一面镜子。身后有个年轻人问：“这三门峡原来啥样？”我半天没说话。他没见过神门、鬼门、人门，没见过会兴渡口拉纤的号子，没见过船过砥柱时艄公脸上的汗。这些都没了，沉在水下，像做过的梦。

后来我当了黄河上的水文工，每天在坝下测量水位、流速。黄河被治住了，温顺多了，可我知道它骨子里的脾气还在。有一年秋汛，入库流量超过一万，大坝泄洪，水从闸孔喷出来，轰隆隆像打雷，水雾腾起几十丈高。我站在观测房里，耳朵震得嗡嗡响，心里说：黄河还是黄河。

退休以后，我常骑自行车到黄河边转转。大坝还在，水泥墙面已经发黑了，刻着“黄河安澜”四个大字。岸边修了公园，种了花，铺了路。年轻人来这儿散步、拍照，不知道底下淹着什么。我不说，他们也看不出来。

老伴前年走了。她跟我搬了好几次家，从黄河边搬到后山，从土房搬进楼房。临走的时候她说：“来旺，你跟黄河打了一辈子交道，我跟你也打了一辈子交道。你们的黄河有脾气，你也有脾气。”我笑了笑，没反驳。

儿子在三门峡市里上班，让我搬去住。我不去。我住惯了老地方，离黄河近。每天傍晚，我搬个小凳子坐在村头高坡上，朝西看——夕阳照在河面上，金黄金黄的，大坝的影子拖得老长。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味，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起会兴渡口的老船。那条船后来拆了，木头分给了各家各户。我分到一块船板，三尺长，一捺宽，一直放在杂物间。前年翻修房子，儿媳妇嫌它碍事，想劈了当柴烧。我说：“别动，那是你爹的命。”

那块船板还在。每年清明我把它拿出来，擦擦灰，看一看。木头上全是水浸的痕迹，裂了几道缝。可摸上去，还是滑的，就像黄河的水流过，把棱角都磨圆了。

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黄河。从船上的艄公，到筑坝的民工，到观测水文的工人。三门峡变了，黄河变了，我也老了。可有些东西没变——水的味道，风的来向，还有半夜醒来听见的那一声隐隐约约的水响。

等我走了，就把我埋在坡上，朝着黄河。让子孙每年清明来烧纸的时候，顺便看看大坝，看看水。告诉他们，底下有座老渡口，有条老船，沉在很深很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