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二）

老长不大

　　回想中学那段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有些老师和同学的印象还残留在脑海里。老师教给我的知识和学习方法，包容我的过失，纠正我的错误，指导我前行的方向。意气相投的同学与我一起学习，坐同一教室，睡同一寝室，朝夕相处，并肩共行，让我单调枯燥的学业生活过得鲜活有味，渡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那时候学校的活动，没有现在丰富多样，可我们的学业负担轻，还是比较愉悦的。尤其是我们寄宿生，有较多的空暇时光，只是饥荒时期吃不饱饭，因跑不动不去打篮球、乒乓等，而是下棋、打扑克与读闲书罢了。我们最喜欢的，是去部队驻地看露天电影。骆驼镇上的高炮连夜晚放电影，我们会结伴而行，绝不错过，即使离校较远的驻桕墅方部队有精彩影片，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也会去看。我记得轰动一时的“三打白骨精”就是那时候看的。

学校为了照顾我们寄宿生回家过星期天，安排周六下午三时前放学。我和几位同乡往往结伴回家，一路上说说笑笑，十多里路不覚得远，个把小时就到了。我们开始几周尽量走同一条路，为的是能多些时间相处，返校也是相约一起回来。后来慢慢地各自选择离家近些路段走了，那怕是仅仅少走里把路。这也如同我们后来的人生，各自有意或无意、追求或无奈而择路前行一样。

中学时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往往很深远。中学生刚开始明事理，可塑性强。老师的言行起着很大的引导作用。

我们初一乙班的班主任是董志康？还是周伯年？我记不确切了，反正是其中之一，而且兼任语文或数学，互为反调。我有一点记得很清楚、也很深刻，那就是教我们数学的老师，衣服胸口上常常戴着一枚醒目的“浙江大学”校徽。由此可见，他刚从浙大毕业、很年轻、很爱母校，且为母校而自豪。我不知道其他同学对此是怎样想的，但我非常羡慕，并给我少年的心灵留下努力的向往。

我们的语文老师，逻辑思维严密，紧扣课文重点，语言生动优美，讲解通俗易懂，分析条理清晰，善于引导启发。他讲解毛主席的《浪淘沙•北戴河》，从作品的时代背景、内容特色和写作手法等方面娓娓道来，把全词鲜明的时代特征、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美学意蕴，分析归纳得确切清楚，提高了我们学生对作品的学习理解和赏析能力。还有他讲解鲁迅杂文和小说等课文，也都非常精准透彻，让我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更加喜爱毛泽东的诗词和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在他的教育与引导下，我在青少年阶段大量地阅读了两位伟人的作品，打下了初步的文学基础。

我至今还记得，他要我们认真阅读课本中一篇选修课《蟹工船》，让我知道了这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蟹工船》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刻画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与反抗，彰显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扩张的本质，宣扬了工人罢工失败但斗志不灭、直至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不仅拓宽了我这个少年的视野与见识，还让我后来喜欢上了日本的文学作品（当然是无论那个阶级的作家）。

当时的校长是谁，我早就淡忘了，倒是两位没有任过我班课的老师还记得，当然记住的不是他们的容颜而是事情。一位是姓金的女教师，那时30多岁，好像有些小职务，总爱在各种不同场合的集会上吹自已是“骆驼中学的老祖宗”，意思是她建校时来的，学校创始人之一。其实，从1956年建校到我们入学的1961年，只不过区区五年，何谈“老祖宗”？这种莫名其妙的自大，是很讨人厌的。所以说，为人师表的教师，无论其正负面，都会给学生留下较深的印象。因她姓金，我们背地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针屁眼”。

还有一位物理老师汤志武，也有个谐音的称呼，我们戏谑地叫他“烫水壶”。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听说是位资深的物理老师，课上得非常好，所以认识他。

让我深深记住他的，是他人生中一次悲惨事件。那是我们公社在文革期间召开的一次批斗大会上，我突然发现他也被押在台上的一角，低着头、耷拉着脸、弯着腰，胸前挂着一块大木板牌子，上面用黑漆写着“反革命分子”，并用红笔打着大叉叉。据说，其罪名仅仅来自他的日记本上前后有些间隔的两行词句：“62年 等于熄灯钟响了”。造反派硬说他想复辟蒋家王朝，诅咒党和新中国将在1962年要灭亡了，因为，蒋某曾叫嚣过1962年要反攻大陸的话，于是，他写下了这句话。现在回想，真是莫名其妙，荒谬至极！不过，这种“莫须有”的栽赃陷害、任意残踏民主与法治的事情，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

我不知道他后来的结局怎样，生活如何？但这件凄惨揪心的事，能不让人牢记一辈子。

　　我上初一时，1961年秋到1962年春是饥荒艰难时段，我正处于长身体时候，每天吃不饱饭很难受。每当上午第三、四节课时，肚子饿得咕咕叫，下课铃一响，就直冲食堂，拿来自己的饭罐，狼吞虎咽几口，肚子还没饱，饭就没了。

我们寄宿生的米与蕃薯等杂粮是从家里带来的，每餐饭都由自己控制米与水的数量，放入一个有姓名的敞口小陶罐。然后，食堂师傅把饭罐排成圆圈，一层层叠放在蒸饭大木筒里蒸。虽然饭蒸多少全凭自己，但粮食的总量只有这些，前几天吃饱了，后来日子没有吃怎么过，所以只能精打细算地把握，尽管每天都没有吃饱。

母亲省下自己的口粮，尽量要给我多带些，可我怎能忍心呢。好在1961年底党的农村政策调整后，母亲在山脚下垦荒种了些农作物。我也利用寒假和星期天帮着打理。到1962年初夏，种的马铃薯和瓜菜等成熟了，饥荒的状况有所缓和。

我们那时候物质上是匮乏的，可精神生活即是丰富的。虽然初中的课程比小学多了，但我读得较轻松，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课余时间基本上是阅读课外书籍。学校的图书馆是我常去的地方，那里有大量的书籍可以借阅，鲁迅的杂文、小说，毛主席的诗词，以及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批文学作品，我都是那时读的。

我从小喜欢阅读闲书，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阅读的书籍也随之扩展深化。到了初中阶段，出于我少年萌动的青春之心，开始关注爱情方面的文艺作品。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作家徐怀中的一本小说，封面上有两只可爱的小鹿，尤其是书名《我们播种爱情》，一下子吸引了我。于是，我悄悄地从书架上取来，低着头、含着羞涩的脸，轻轻走到图书管理员处登记借了这本书，生怕被他窥见我心里的秘密。后来，我又背着同学，偷偷地躲在床铺上或被窝里看。

可见，这就是我一个少年开始对异性的爱有了一种懵懵懂懂的向往。

我是怀着“他们怎样播种爱情”的猎奇心理看这本书的，结果却有些失望，并未如期待的那样。作品中虽然也有男女爱情的描写，但并非是小说的主旨，其着力展示的是，新中国建设者们对刚和平解放的西藏这片土地和藏胞的爱，并将这种爱播种在西藏人民的心田，体现的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大爱，这也是小说书名的深刻寓意。

当时的我年少缺乏赏析能力，只觉得作品没有满足我的渴望而受了骗似的。直到二十年后的1980年，他的《西线轶事》得到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回头再读他的成名作《我们播种爱情》时，才感到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富有时代精神的众多人物形象，描绘了西藏人民在和平解放初期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风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同时，小说中充满了复杂的各种势力斗争，洋溢着生活的激情和浪漫，有丰富的地域色彩，确实是一部描写西藏生活的优秀作品。

我在初一结束前，发现我班有近四分之一的同学辍学了。这些人本应最需要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自愿或不自愿地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

辍学后的少年，犹如青涩的禾苗，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收割，做了家庭青黄不接时的粮食；还未成材的树木，自愿或不自愿被砍伐，当了支撑家庭的柱樑。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家庭与社会的责任。

相当多有天分、有才华的少年，因过早失去基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机会，而失去了向更高学术高峰的攀登，也失去了自己人生更广阔的提升空间。即使后半生想要有所突破和提升，需付出比他人加倍的毅力与努力。

我后来居然也步入了这一行列。

记得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中学是人生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请千万把握好，不可失之交臂，以免留下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