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白玫瑰

护花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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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护花使者

昨夜又梦见卓曼萍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窗外还是黑的，漠北的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带着那股子熟悉的土腥气。我躺在硬邦邦的炕上，盯着屋顶那根歪歪扭扭的椽子，半天没动。梦里她哭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颗一颗的，像是有人把珠子撒在玻璃上。我想伸手去擦，手却抬不起来，连话也说不出来。她就那么站着，在雾里头，身后好像还有白玫瑰，一大片一大片的，开得安静极了。

那年我十八岁，她十七岁。

火车走了三天三夜。从北京站出发的时候，我还记得月台上乱成一团，哭的喊的，拉着手不肯放的，还有那些强装镇定笑着挥手的人。我没有谁送我。父亲还在干校，母亲——母亲的事我不想提。我是自己背着铺盖卷上的车，挤在车厢角落里，靠着窗户，看北京城一点一点往后退，退到最后连烟囱都看不见了，满眼就只剩下灰蒙蒙的天和黄乎乎的地。

我在的那片地方，在河北省和内蒙古的什么交界处，说是农场，其实就是一片荒原。天上没有鸟，地上没有草，风从早到晚地刮，刮得人脸上一层一层地起皮。我们住的是土坯房，一排一排的，像牲口棚似的。晚上躺在炕上，能从墙缝里看见星星。那时候还觉得挺好看，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冬天要到了。

卓曼萍是湖南人。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她说话的声音跟所有人都不同。我们这群人，有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成都的，口音五花八门，但湖南话在里头还是扎耳朵。她说话慢，尾音往下拖，像是唱歌唱到最后一个字，舍不得收。“你恰饭冇？”她说“冇”的时候下巴微微收一下，眼睛往上看，像在问你，又像在问天。我第一次听见，差点笑出来。后来就不笑了，后来我把她每一句湖南话都当成宝贝，存在心里头。

她个子不大，瘦，皮肤白得不像在西北能养住的。但她的手糙，干了几个月活，手上全是口子，指节粗了一圈。她有次伸出手来给我看，笑着说：“我觉得我这双手，回不了湖南了。”我当时没接话。总觉得接什么话都多余，都轻浮。

我们干一样的活。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挖渠。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地是盐碱地，硬得像铁，一锹下去只崩下一小块来，震得虎口发麻。有一回我跟她分在一组挖沟，几锹下去她就喘上了，嘴唇发白，却一声不吭接着挖。我让她歇会儿，她说：“大家都干着呢，我不能歇。”我说你嘴唇都白了，她抬手擦了把汗，低头看看掌心磨出的血泡，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半辈子的话。她说：“人没有被磨不薄的。”

她把“磨”说成“莫”，把“薄”说成“bo”，那个音调在我脑子里转了几十年，转不掉。

我们那个地方，粮食不够吃。不是偶尔不够，是常年不够。早晨一碗糊糊，稠的能立住筷子的时候少，稀的能照见人影的时候多。中午两个杂粮窝头，晚上又是糊糊。肚子里总是空的，胃像是被什么东西捏着，攥成一团。有人偷老乡的土豆，有人偷喂牲口的豆饼，有人实在饿急了，去挖野菜、捋榆钱。我在那几年，学会了认得十几种能吃的东西，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卓曼萍有次从食堂出来，把她的窝头掰了一半给我。我不要，她就说：“你吃吧，我不饿。”谁不饿呢？她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我接过来了，吃的时候眼泪往窝头里掉，咸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窝头的味道——棒子面的，粗糙，拉嗓子，但嚼着嚼着有一丝甜。那时候我就想，这辈子要是能吃一顿饱饭，跟卓曼萍一块儿吃，我啥都愿意。

可我们没有在一起。

不是不想，是不能。那个时代，有一种东西叫“出身”。我父亲是“反党集团的骨干”，母亲是“资产阶级小姐”，我从根子上就带着原罪。卓曼萍不一样，她家是贫农，往上数三代都是贫农，根红苗正。有人跟她说了，说你别跟那谁走太近，他那家庭背景，对你不好。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她开始躲着我。走路绕着走，吃饭不在一桌，眼神碰上了立刻移开。我难受，但我说不出什么来。我凭什么让她为我承担风险呢？我什么都没有，连一肚子窝头都管不饱，我拿什么喜欢她？

有一天下工，我走在最后面，天快黑了，漠北的天黑得干脆，没有过渡，说黑就黑。我低着头走，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她。她站在离我十来步远的地方，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她没走近，我也没过去，我们就那么隔着十来步站着。风呜呜地吹。她终于开口了，说：“我走了。”我说：“去哪？”她说：“调令下来了，我去内蒙了。”我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转过身跑了。我走过去捡起来，是一块手绢，叠得四四方方的，打开看，里头包着两条发黄的布带子。我后来才明白，那是她用旧衣服拆的，拧成绳，扎东西用的。在那地方，绳子都金贵。

她就那么走了。我们连正式的告别都没有。

那之后我再没见过她。

这么多年了，我从漠北回来，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孩子，像所有人一样过日子。卓曼萍这个名字，慢慢地沉到记忆最底下去了。可奇怪的是，它沉得越深，就越清楚。像河底的石头，水面上看不见了，但石头一直在那儿。

我找过她。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找，写信到原来那个农场，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后来有了网络，我在几个寻人论坛上发过帖子，没有回音。我去湖南出过差，顺道去了趟她们县。那个县现在都变了样，老房子拆得干干净净，我问了一圈，没有人认识卓曼萍。我把她的名字写在纸上给人看，那人摇摇头，说姓卓的在我们这里不多，但你说的这个人，我没听说过。

我站在她们县城的街头上，周围是卖水果的、卖手机的、跳广场舞的，热气腾腾的，什么都有。可我忽然觉得特别冷。冷得跟那年的漠北一样。

昨天晚上那个梦，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清楚。她站在一条石径上，两边都是白玫瑰，花瓣上挂着露水，四周全是雾，雾很厚，很白，像是把整个世界都泡进了牛奶里。她穿着蓝布衣裳，梳着两条辫子，跟那年一模一样。她哭，却没有声音。我离她不远，也就十来步——还是十来步，跟当年一样。我使劲喊她，“卓曼萍！卓曼萍！”声音像是被雾吃了，一点都传不出去。她抬起眼睛看我，那双眼睛里头，有泪，有光，还有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

然后我就醒了。

雾霭是夜未散尽的叹息。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也许是我自己说的。我把那梦境翻来覆去地想，白玫瑰啊，石径啊，雾啊，这些东西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梦里会出现白玫瑰？她从来没跟我说过玫瑰，我们在漠北也从来没见过玫瑰。刮风的时候我们见过沙打旺，见过骆驼刺，见过那些低矮的、灰扑扑的、在盐碱地里拼了命活着的野草。那才是我们的花，不是白玫瑰。

可梦里它就是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白得发亮，白得让人心慌。花瓣微垂着，像已知晓某种结局，仍选择不发一言。也许梦是不讲道理的，它不管你在哪，不管你吃了多少苦，它想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

世人说玫瑰以刺守护芬芳。而梦里的那些玫瑰，光是站着，光是白着，就够让人心疼了。它们用寂静，守护着无人能懂的白。

我们家楼下的小公园里，有一片月季园，月季跟玫瑰差不多，我没分太清。每年五月开花的时候，红的、黄的、粉的，热热闹闹一大片，可没有白的。老太太们推着孙子在那转，说哎呀这花开得真好啊。我也觉得好。但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想，要是有一株白的就好了。就一株，安安静静地站在那，不跟谁争，不跟谁比。

名字是什么？“玫瑰”换个名字，照样芬芳。这话是莎士比亚说的，我后来才读到。可我觉得不对。名字重要，太重要了。“卓曼萍”这三个字，我抄过多少遍？在日记本上，在报纸边上，在熄灯以后用指头在炕席上写。她的名字比所有的花都好听。

不必被采摘，不必被赞美，不必被命名。即使这份“不必”，也是被雾气轻轻认领的。我想，我在梦里见到的那些白玫瑰，跟我想说的话也许是一样的。有些东西，它只要在那，它就成立了。你摘不摘它，叫不叫它，都改变不了什么。它就在那，在雾里，在石径的两侧，在那条我永远走不到她跟前的路上。

风停了，雾也停了。只有一滴露水从花瓣上滑下来。不为什么，不想说明什么。只是证明，有些白，无需被定义，有些寂静，终将落回寂静本身。

可我醒着的时候，是做不到这么平静的。我还想找她。就算找到了又怎样呢？她可能儿孙满堂了，可能不记得我了，可能——我不敢想。可我还是想找到她。我想当面叫她一声，“卓曼萍”。我想听听她现在说湖南话还是那个调调吗，我想问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个窝头，记不记得那两条布带子，记不记得隔着十来步站着、谁都没有走近的那个黄昏。

那片漠北的荒原，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概是九几年，出差路过，特意绕了个弯。农场早没了，土坯房也没了，连那条我们挖过的沟都找不着了。地上长了些草，比从前绿了点，可还是荒。我站在那，风还是一样的风，从西边刮过来，呜呜地响。我忽然意识到，我站的地方，可能就是当年我们隔着十来步站着的地方。只是草长起来了，路没有了，她也没有了。

我蹲下来，用手刨了刨地上的土。土还是硬的，盐碱泛上来，白花花的，像霜，又像那年冬天落在她辫子上的雪。

卓曼萍，如果你碰巧读到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大概会笑我。你会说：“都多大年纪了，还写这些酸不拉唧的。”你会把“酸”说成“xuan”，你的嘴角会上扬，你的眼睛会亮起来。可你没读到，你大概永远不会读到。

我也没有指望你读到。

我只是想说，那个十八岁的北京小子，和那个十七岁的湖南妹子，他们曾经在某一片荒原上，种下过一些什么。不是庄稼，不是树，是别的东西。那东西后来开了花，白的，在一片灰黄里格外扎眼。它不需要人浇水，不需要人施肥，就那么开着，在一片寂静里。

风也停了，怕吹皱这清冷的静。雾也停了，怕惊散这孤高的魂。

可它还是散了。像所有的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