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套里的立夏

风云踏歌

立夏这天，上海的弄堂是从一只蛋套开始的。 天刚蒙蒙亮，石库门里就有了动静。姆妈们起床第一件事，不是生煤球炉子，而是从抽屉深处翻出那团珍藏了一年的五彩丝线——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她们坐在床沿，一针一针地编蛋套。五根丝线对折，系在绳圈上，两两打结，一行一行往下编，手指翻飞，像蝴蝶穿过花丛。不多时，一只菱形的网兜便成了，玲珑精致，线脚密密匝匝的。 然后便是煮鸡蛋。不是鸭蛋，是鸡蛋，红壳的，壳厚。锅里放了红茶末、茴香、八角、一小撮盐，咕嘟咕嘟地煮着，茶香从灶披间的窗户缝里钻出来，蛮横地铺满了整条弄堂。那香气是立夏的号令——王家阿婆在翻锅，陈师母在煸新剥的蚕豆，李家姆妈一边敲裂蛋壳一边念：“立夏吃只蛋，气力大一万；立夏不吃蛋，上坎跌下坎。” 最得意的，是小孩。 我们脖子上挂着一只崭新的蛋套，里面兜着一只温热的茶叶蛋，得意洋洋地走出家门。蛋套在胸口一摇一晃，像一枚勋章。那只蛋是舍不得吃的，要拿去斗。 斗鸡蛋，是立夏的头等大事。 弄堂口的空地上，孩子们早早聚齐了。大家从胸前取下蛋套，小心翼翼地捧出那只蛋——茶色的蛋壳上深深浅浅的纹路，像一幅抽象的画。每个人的蛋都有自己的名字：“铁头”“金刚”“擂锤”。但名字没用，看的是真功夫。 斗鸡蛋是有窍门的。 姆妈教过我：要用鸡蛋尖的那一头——我们叫“蛋头”——那里壳最厚、最硬。握蛋的姿势也有讲究：蛋要握紧在手心，只露出一个尖，手腕要稳，不能抖。出击的时候，不能用力砸，要用最实的那一个点，悄悄地、快速地迎上去，对准对方鸡蛋的侧面——那是蛋壳最薄弱的地方。“咔”，一声轻响。谁的蛋裂了，谁就输了。 输了也不恼。当场剥开蛋壳，把蛋吃掉。蛋白被茶叶染成褐色，咬一口，茶香和茴香在嘴里散开，烫得龇牙咧嘴，还要含糊不清地说一句：“吃落肚里最实惠。”赢的人则得意洋洋，继续找下一个对手。 有一年，隔壁阿良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秘方，说煮蛋时水里加一点小苏打，蛋壳会变硬。他那只蛋连赢了五个人，神气得不得了。我不服气，握着自己的蛋找他对决。两枚蛋头相碰，“咔”——他的蛋裂了。原来我这只蛋，姆妈也是用了小苏打的，而且她还多加了一味料：把蛋在醋里浸了一夜再煮，壳硬得像石头。那是姆妈的秘密，她直到晚上才告诉我，一边笑一边替我剥那只碎了的蛋。 立夏这天，弄堂里还有一件大事：秤人。 煤球店门口那杆平日里秤煤球的大磅秤，被阿奶们擦得锃亮，搬到了弄堂中央。男女老少排着队，笑嘻嘻地等着过秤。这规矩是有说法的：立夏秤了体重，夏天就不会疰夏，不会消瘦。大人秤完了，轮到小孩一个一个被抱进大箩筐里，用秤钩钩住箩筐的绳，像秤小猪猡一样抬起来。司秤的是隔壁的阿爷，他眯着眼睛拨秤砣，拖着长长的调子唱：“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八品勿算数，将来要做大老板——”箩筐晃晃悠悠，我们吓得抓紧筐沿，可心里又美滋滋的，仿佛那句吉利话已经兑现了一半。 秤完人，就是疯玩的时辰了。 男孩子们趴在地上打弹子。各色的玻璃弹珠，里面嵌着彩色的花瓣，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拇指一弹，弹珠“叮”地撞出去，精准地击中目标，赢家把输家的弹珠揣进裤兜，嘴角一咧，露出豁了的门牙。女孩子们在墙阴下跳橡皮筋，皮筋从脚踝一直拉到腰际，她们像燕子一样轻盈地翻飞，边跳边唱：“小皮球，香蕉梨，马兰花开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整个弄堂都是游乐场。欢叫声能穿过三条横马路。 黄昏的时候，家家户户在门口的水门汀地上浇一盆井水。“嗤啦”一声，热气蒸腾而起，一天的暑气就散了大半。男人们赤着膊，踏着木拖板，“啪哒啪哒”地搬出竹榻、躺椅、小板凳。 穿堂风从弄堂口灌进来，带着邻家灶披间的饭菜香，呼呼地吹过每一个人的脸。那风不像空调风那样硬、那样干，它是软软的、凉凉的，带着水门汀地上残留的水汽，比什么都舒服。 我忽然想起宋人杨万里的诗句：“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立夏后昼长夜短，午睡醒来百无聊赖，偏偏饶有兴致看孩童在暖风里追逐柳絮。这种看似无所事事实则万物可亲的情态，才是立夏最美的注脚。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手机，但我们拥有夏天最充足、最温柔的晚风和人情。 夜深了，竹榻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孩子。星星从老虎窗上方漏下来，亮闪闪地铺了一身。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总觉得耳边有轻轻的扇风——是姆妈，她蹑手蹑脚走过来，拿着蒲扇替我赶脚边的蚊子。那一扇一扇的风，断断续续，却凉了一整个童年。 那些年，立夏的蛋套里，兜着的不是一只茶叶蛋，是一整个弄堂的热闹，是一整个童年的欢喜。 如今蛋套早已不见了，五彩线也不知散落在哪里。弄堂拆了大半，石库门变成了高楼，煤球店、老虎灶都没了踪影。可是立夏还在。在每一个五月初的清晨，在每一缕茴香和茶香里，在那些一触即发的记忆里——斗蛋时“咔”的那一声脆响，箩筐晃悠悠升高时的尖叫，姆妈扇子底下断断续续的凉风…… 立夏。秤人。斗蛋。蛋套里的立夏，从来没有走远。 它只是住进了心里，在每个立夏的清晨，轻轻地，晃一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