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十年（四）• 在师医院淬炼成长

妞妞

文图：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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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6月，我与战友罗锦萍从通信营调往师医院，恰逢卫训队结业。组织安排我们随队出发，前往亚东深山采药。当时我俩医学零基础，对药材辨识、采药技能一窍不通，便跟着卫训队从头学起，深入了那片原始山林。

亚东位于中印边境前沿，由于地处喜玛拉雅山脉南坡，海拔较低，气候相对温和且雨水充足，加之人烟稀少，故此这里有着大片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药材资源。走进深山，密林蔽日，崖深谷险，蛇虫蚂蟥极多，我们采药就必须走进原始森林，脚下连羊肠小道都没有，全靠自已和战友们摸索着趟路。带我们进山的那位老兵班长，此前曾多次作为向导带过队，应该是具有相当的山地密林生存经验的，而他却在此后不久的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失足掉下山崖，再也没有回来。我永远记得这位老兵班长，背着背篓，浑身被汗水和雨水浸透，挥舞着手中的砍刀为我们开路的样子，这段往事至今想起，心里依旧沉甸甸的。

有一次采药，我们女兵班亲身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惊险。我们班长刘军比我们大几岁，看到男兵们好几次都采到了珍贵的雪莲花，我们女兵却一次也没有，她心里特别着急，也想让我们有点成绩。雪莲都长在海拔高、山势陡、极其危险的地方，她一激动，就带着我们五六个人，悄悄脱离了大部队，往更高更险的地方去找雪莲。

一路上山路陡峭，全靠抓着树枝前行。走着走着，我们竟然看到了地上新鲜的熊粪，我当时吓得立刻就哭了，紧紧跟在班长身后。班长手里拿着枪，又紧张又生气，嫌我害怕又爱哭，就骂我说：“你们这些小屁孩，这么小就来当兵，哭什么哭，哭得我都心烦，我都要被你弄哭了！”我被她一骂，哭得更凶了，边哭边喊：“我再也不来采药了！我再也不来了！”

可那时我们已经走散迷路了。亚东的山一到下午五点就起大雾，雾一上来，整座山都被遮住，根本找不到下山的路。我们吓得魂都快没了，只能找斜坡的位置拉着树枝，一个拉着一个，一节一节小心翼翼往下挪，半步都不敢错。

好不容易挪到半山腰，终于能看到山下公路的地面了，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觉得终于有救了。就在这时，我们看到地面上停着一辆军车，驾驶员刚下车不知去做什么。班长又激动又着急，说：“有救了！我开一枪，让他知道山上有人求救！”

可我们这些女兵，平时没怎么用过枪，只在新兵进部队时打过一两次实弹射击，明显经验不足，只见班长把枪托抵在肩上，朝天就开了一枪。只听“砰”的一声，巨大的后座力一下子把她震倒在地上，枪托差点砸到我的头，把我吓哭了起来。

可万万没想到，山下的驾驶员听到枪声，不但没过来救我们，还以为山上出了大事，甚至以为是土匪，立刻跳上车飞快开走了。我哭得更厉害了，冲着班长喊：“都怪你！把人吓跑了！”班长也感委屈和无奈：瞪眼大声吼我说：“我怎么知道他会跑啊……”

虽然着急，但班长毕竟比我们大，还是强作镇定安慰我们：“不着急，大家别慌，马上就有路了。”我们就这样互相搀扶、互相拉着，一点点挪到了能走的山路上。

等我们下山时，远远就看见不少战士正准备上山搜救。原来是卫训队长见我们迟迟未归，立刻通知了亚东附近的连队组织搜寻。那一回真是有惊无险，这段经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亚东的气候恶劣多变，常年多雨，清晨寒意刺骨，正午烈日暴晒，温差极大。我们只有两套军装，每天都在与潮湿博弈。晚上回到宿舍，我们必须留一套干的来御寒，只能把另一套湿透的晾在床头。可亚东湿气太重，一夜下来，衣服顶多只是没了积水，却还是冰凉潮湿。于是，只能在每天清晨出发时，把那套干衣服脱下收好，硬着头皮着穿上晾得半干的湿衣服出去。早上天气凉，加上穿的又是湿衣服，感觉冷得浑身发抖，可是没办法，一旦把干衣服穿出去，半天就会被淋透，晚上回来就没干衣换了，只能在宿舍挨冻。就在这一次次早上穿湿衣出门、晚上换干衣取暖的轮回里，我们硬生生熬了下来。

和罗锦萍在师医院

我们身上穿的雨衣，既是雨衣也是帐篷。战士们叫它“方块雨布”，在野营拉练时用来搭帐篷。四方布中间有个帽套，把头套进去，四角垂下便是雨衣；两块雨布对扣拉紧，就成了简易帐篷。通常四人一组，两头各用一块雨布挡风遮雨。

这方块雨布穿在身上格外沉重，爬山赶路本就艰难，加之高原缺氧，大家索性都不穿，任凭风吹雨淋，只有在遇到骤雨时，才会临时拉起来挡一挡。

每天上午进山，下午五点下山。伙房给每人发五个馒头，没有菜，炊事班便做成甜馒头。我们几个女兵也就十六七岁，年纪小、饿得快，常常不到中午就把馒头吃光了。亚东的山上长满了野果，中午没东西吃，我们就摘野果充饥，老兵还带我们挖野地瓜。可这些根本顶不住饥饿，一到下午，我就饿得浑身发软。

有一天，后勤部司政委专程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望大家。时隔多日，在这与世隔绝的亚东丛林里，我一见到政委，就像见到了亲人父亲一般，再也忍不住，当场哭了起来。司政委关切地询问缘由，我边哭边说：“我好饿，每天上山采药，馒头都不够吃。”话音未落，旁边的几个女兵也忍不住红了眼眶，跟着掉下了眼泪。

司政委听后十分心疼，当即让随行人员与师部联系，尽快增拨粮食，确保大家的口粮供应，同时改善伙食。

也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挑战自己，我们撑了下来，同时也打下了最初的医护基础。

1971年从亚东采药归来，我被分配到住院病房担任卫生员。起初由所里的老护士带着我熟悉各项护理工作，直到我能够独立值班。

记得第一次独自上班，心里充满了紧张与不安。那时西藏没有市电，全靠部队自行发电，一到晚上十点就准时停电，照明全靠一盏马灯。

医院设在一座藏式四合院内，共三层楼房。这里原是班禅父亲的住所，后来由地方政府接管，交给野战医院使用。

熄灯后，战友们都回宿舍休息了，整栋楼里只剩下值班医生和我。医生查完房、开完医嘱，临走时安慰我：“别怕，有事随时叫我。”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紧张得厉害。办公室里的马灯光昏黄微弱，门外一片漆黑，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根本不敢出门。

可到了查房时间，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去。提着马灯走在走廊里，灯光只能照亮眼前一小段路，身后漆黑一片，总觉得有人跟在背后。我鼓起勇气，弯下腰从两腿之间往后张望，确认没人，才敢继续往前走。

病房大小不一，有的一间要住七八个病人。黑暗中，只见病人躺在床上，盖着白被子，在昏黄的灯光下，样子显得有些吓人。我不敢进去，只在门口举着马灯照一照，见没人呼唤，便匆匆走向下一间。

回到办公室，我顾不上松口气，立刻开始准备凌晨两点要给病人注射的针药，仔细稀释、核对，一样都不敢马虎。等针剂准备妥当，我又得再次前往病房。这一次不像刚才只是查看，而是要动手为病人打针，我心里更加紧张，生怕出一点差错。就这样忙前忙后，直到大夜班的卫生员来接班，那晚算熬过了。

正因我值班时，只是在病房门口提着马灯匆匆一照便离开，病友们便在背后议论笑话我，说我手提马灯挨个病房巡视的模样，像极了当时舞剧里黄世仁找喜儿的样子。

住院的战士们心里也有些不满，便悄悄跟我恶作剧。他们趁我值夜班，把装了水的小桶放在门顶上，一推门水就会浇下来。那天我一推门，水桶虽没浇到我头上，可也把我吓得够呛。我当时气坏了，狠狠训斥了他们，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所长。所长先是严厉批评了恶作剧的病员，紧接着也严肃地批评了我：“你上班就要好好值班、认真查房，为什么不进病房？他们做得不对，可你自己也要尽到责任啊。”

那时候的野战医院不像驻军医院那样分内科、外科等科室，我们没有明确的分工，既是护士，又是护理员，还得当勤杂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每天早晚都要挑热水上二楼给病员洗漱。我从没用过扁担，挑起水来不是前面翘就是后面翘，热水溅得满身都是，最后只能一桶桶拎上楼。器械消毒是在土坑上架起一口大高压锅，烧的是木柴，浓烟滚滚，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有一次值夜班，来了一位重病人，需要特级护理。所长特意叮嘱我，病人随时可能有情况，必须严密观察。我心里又怕又慌，想找人换班，又怕影响进步，只能咬牙坚持。

夜里查房时，我提着马灯走到这个重病员床前，见他一动不动，我有些害怕，不敢伸手去摸他，只好俯下身听他有没有呼吸。我高高举着马灯，灯光投下的影子惊动了病人，他突然一声尖叫坐了起来，我吓得手一松，马灯直接掉在地上。响声惊醒了全病房的人，医生和所长也匆匆赶来，好在病人并无大碍，我又一次受到了批评。

医院药房有一天晚上乙醚突然起火。乙醚罐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全院上下立刻投入救火，就连住院的病员也奋勇上前。那一刻，我真切的看到了许多战士奋不顾身的模样，大家冒着烈火冲进药房抢救药品。我也拿着铁锹冲过去，可火势实在太猛，我从未见过如此大火，两腿吓得发软发抖，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大火很快被扑灭，但不少人因乙醚中毒倒下，医疗所立刻展开抢救。我也投入其中，忙着为伤员输液、护理，基本功还算扎实的我，跑前忙后一直忙到后半夜，直到中毒伤员病情稳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去休息。虽然又怕又累，可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1971年12月，五十三师奉命执行中央军委下达的“1210计划”。当时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妄图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促成孟加拉国独立。印巴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由西藏军区组成重兵集团，在中印边境展开军事佯动，对印战略施压、牵制其兵力。

接到命令后，全师即刻转入一级战备，携带重武器装备，沿帕里、亚东边境一线展开军事佯动。我当时随师医院一同参加了这次行动。

这次前往亚东的行军路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从下亚东到顶嘎的那段路。全程二十多公里，尽是连绵陡峭的丛林山地，坡度极大，堪称全程最为艰难的一段。不少女兵体力渐渐不支，老红军出身的田啟元师长心疼我们这些“娃娃兵”，途中特意下令：走不动的女兵可以拉着马尾巴上山。

出发当日，我背上了近五十斤的行囊。那绝非普通行李，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背包，上面捆着皮大衣、方块雨布、柴火，两侧插着大头鞋，里面还装着换洗衣物等生活用品。肩上斜挎着粮袋和挎包、水壶，挎包里也塞满了必备物品，再加上药箱，这些物品加起来已有四十多斤。所长又特意让我背上一口铁锅，说是锻炼我，整套行装沉甸甸的压在肩上，分量已接近五十斤，比男兵略轻一些。那时我正生着病，但却没有声张，见女兵们都争着表现，我也默默咬牙接了下来。

背包的重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没走多远就忍不住一阵咳嗽，可我还是咬牙坚持，拼命跟上队伍，生怕掉队。水壶早已空了，路边浅浅的水沟便是唯一的水源。我俯下身，就着沟里的凉水灌下，冰凉的水滑过喉咙，暂时压下干渴，却压不住身体里不断翻涌的燥热与疲惫。

夜色一点点漫上来，行军还在继续。我早已精疲力竭，连呼吸都格外沉重。实在撑不住时，就停下脚步，双手撑着膝盖，抖一抖背上的行囊，大口喘息稍稍舒缓。可脚步还是越来越慢，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超过我，我和队伍的距离越拉越大，终究还是掉队了。起初还能望见大部队模糊的队形，我独自一人在后面拼命追赶。整整一天的跋涉，双脚早已磨出血泡，疼得钻心。可我不愿被人知道，怕被说娇气，硬撑着往前走。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我们走的本就是不宽的简易土路，两边就是深沟。困意一阵一阵往上涌，可孤身走在这样的路上，连闭眼都不敢，稍一瞌睡，就有可能掉进旁边的山沟里。

我离大部队越来越远，最终还是看不见了。路上不时有军用卡车驶过，明亮的车灯划破夜幕。我眼巴巴望着，多希望能有人喊我一声、让我搭一段路。可车辆还是一辆接一辆地驶过。

望着渐渐远去的车灯，一股说不出的憋屈和无助猛地涌上心头，偌大的队伍里，我竟被孤零零地丢在这荒山野岭。四下里早已没有旁人，我再也憋不住，索性放声呜呜大哭起来，把生病的难受、肩上的重压、心里的憋屈，全都借着这夜暗，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场。

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哭，直到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人影，忐忑的心才稍稍放下。走近一看，是医院的侯护士，她也是走不动了，瘫坐在路边。见我哭，也跟着落泪，她说，她想念远在内地的丈夫和孩子。

等我们终于跌跌撞撞赶到大部队的宿营地时，战友们大多已经睡觉。我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把背包往地上一放，裹上皮大衣，便直直地躺倒在地，只想立刻沉沉睡去。

这时，医院的老兵陈安君轻轻走过来，默默脱下自己的军大衣，盖在我身上。高原的深夜酷寒刺骨，我哪里肯收下他的大衣，连连推辞。他只轻声安慰，说自己要站岗，来回走动不会冷，我才勉强答应下来。他说：“快睡吧，没几个小时又要出发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可没过多久，就被一位老兵轻轻推醒，叫我跟着去做饭。四周一片寂静，其他人还在沉睡，他低声告诉我，我们得先起身去烧水、准备早饭（因为铁锅是我背着的）。

西藏的清晨冷得刺骨，若是温热的手一碰到冰冷坚硬的铁器，稍不留意就会被扯掉一层皮。我试着生火，可冻得僵硬的手指怎么也点不着。老兵见状，便让我先去打水。我和化验科的战友一同来到沟边，水面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只能用力敲碎冰层，才勉强舀上水。等我把水打回营地，战友们都已陆续起身。可连日的疲惫与身体的不适，我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只能悄悄躲到一旁抹眼泪。稍稍平复心情，我又整理好行装，继续踏上征程。

参加这次军事演习和返回时的野营拉练，一路山高路远，风尘仆仆。行军的艰辛与困苦，一次次挑战着我的心理和生理极限。连续十多天的负重徒步行军，行程近千里路，那是我人生中走过的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路。一步没少、一步没退，硬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也流下了此生最多的汗水与泪水。

可高原和军营从不相信眼泪。正是在一次次无助的泪流中，才逼着自己快速成长。仿佛就在那一刻，那个曾经眼神迷茫、在风雪里泪流满面的小姑娘，走着走着，慢慢长大了，眼神里多了对未来的憧憬，也多了一份属于军人的自信与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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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十年（一）少小参军到西藏

军旅十年（二）分兵初到后勤部

军旅十年（三）难忘的通信营历练

军旅十年（五）在宣传队的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