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温柔 岁月生光

百家FAN

江南的河，总是静静地流。

它见过古镇千年的晨雾，也见过岸边人家一代代的悲喜。我的母亲，就出生在这条河边。那里有青石板铺就的小巷，有枕河而建的旧屋，也有在桥头摇晃了一辈子的乌篷船。

童年的她，是“杭家五朵金花”里那朵最不起眼

却最坚韧的存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们用冻红的手指拔草籽、挖马兰头，在饥饿与希望之间，尝过桂圆干那近乎奢侈的甜。

她曾站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床前明月光”；也曾响应号召，脱下学生装，换上蓝布衫，把青春种进永徐乡的田埂里。她很少提起那些辛苦，只是偶尔在灯下缝补旧衣时，眼神会越过几十年的光阴，落在那段被河水冲刷过的岁月上。

回望过去，她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

从1966年那个摸黑赶路的少女，到裁缝机前飞针走线的巧手母亲；从账房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到妇联会上掷地有声的发言；从萧山小镇的木兰扇，到异国他乡的自驾车旁的电吹管演奏。

她用一针一线，缝补了岁月的粗糙，

她用一笔一算，理清了生活的账目，

她用电吹管的旋律，吹开了晚年的辽阔山河。

她不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而是那个在每一个时代的褶皱里，努力开出花来的人。

谨以此篇，献给那个把一生过得热气腾腾、把日子过成圆舞曲的——我的母亲。

01｜她出生在江南悠悠古镇

母亲生于1949年，那是绍兴上虞丰惠镇最热闹也最安静的一年。

这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被流水和旧时光缠绕的江南老县城。镇子不大，却有一条清澈的河顺着大街蜿蜒穿过，两岸是枕河而建的旧屋，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清晨，河埠头传来捣衣声，乌篷船摇摇晃晃地从桥洞下钻出来，橹声欸乃，搅碎了一河晨雾。

外公是家中独子，性子温和，在大街上支个小摊，卖些针头线脑、日用杂货，生意不大，却也足够养活一家人。外婆在鸡毛场上班，终日与琐碎和辛劳打交道。

他们生了五个女儿，街坊邻居都称为“杭家五朵金花”母亲排行老三，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外公领着一大家先是住在烟杆巷，后又迁到北门弄，出门几步便是河，抬头不远就是桥。外婆把五个女儿打理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整齐齐。

河水汤汤，小巷深深，“五朵金花”在老屋里叽叽喳喳地长大，像房檐下那一串被风吹得叮咚作响的风铃。

02｜童年，在书声与家务里过活

可日子并不总是晴朗的。小镇的河水还在流，岸上的人家却一天比一天紧巴。1959年，自然灾害叠加特殊原因，全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粮食短缺，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全家上下都动了起来。

每天天还没亮透，二姨就和外公一起出摊了。石板街上寒气袭人，他们把摊位支好，外公守着几双布鞋、几对袜子、几顶草帽和几块肥皂，换来一点微薄的进项。外婆在家里操持，养了一窝兔子，兔子长大了卖掉，钱虽不多，却能换来几斤米、几两油。

大姐身体不好，两个妹妹还小，母亲和二姨常常天不亮就提着篮子去野地里拔草籽、挖马兰头，手指冻得通红也不肯停。天蒙蒙亮，两姐妹又赶到菜市场排队，在那个买肉买豆腐都要凭票的年月，她们绞尽脑汁，只为给家里换来一口像样的荤腥。

小姐妹们最盼望的是过年。外婆会拎回一大捆甘蔗、一大袋地梨，外公托人弄来一点鱼、肉，还有在当时十分稀罕的桂圆干。姐妹几个躲在屋里，你三颗，我五颗，偷偷剥开桂圆壳，把甜津津的果肉塞进嘴里。那种香气、那种甜味，后来在母亲嘴里提过许多次，她说，那不是单纯的甜，而是饥饿年代里，一点点近

乎奢侈的希望。

03｜站上讲台，她曾是孩子们的先生

那时候的江南小镇，书声琅琅，河水静静地从校园墙外流过。1965年，母亲才十六岁，学校从初三学生中挑了五六位功课拔尖的，去乡下村小当代课老师，母亲便是其中之一。

她第一次走进村子时，背着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沿着田埂走了很久，才见到那所藏在竹林边的村小。她既是班主任，又教语文和算术，白天在黑板上写字，晚上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孩子们坐在简陋的教室里，听这个从镇上来的年轻女老师讲唐诗，讲“床前明月光”，也讲“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

那时的母亲，还没有完全褪去少女的羞涩，却已经在讲台上站得笔直。她不知道，这段短暂而清苦的教书时光，后来会成为她一生中最柔软、也最骄傲的记忆——就像那条从镇上流过的河，在某个转弯处，悄悄映过一抹年轻的倒影。

04｜上山下乡，青春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1966年，风声陡然变了。

那一年，母亲刚从代课老师的讲台上下来，还没来得及细细回味粉笔灰的味道，便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插队到了丰惠镇下辖的永徐乡。她脱下学生装，换上一件蓝布对襟衫，和一群同样年轻的知青挤在乡间的集体宿舍里。土墙、木窗，夜里能听见虫鸣和远处狗吠。白天，她和男知青一样下田劳作，插秧、割稻、挑粪、砍柴，手掌很快磨出了一层

薄茧，皮肤也被江南的烈日晒得黝黑。

母亲很少抱怨，只是在收工回来后，借着昏黄的灯光，默默缝补磨破的衣角，把青春一点点缝进粗布的纹理里。

那几年，永徐乡的田埂上，多了一个沉默而坚韧的身影。她不再站在黑板前讲“床前明月光”，而是学会了在泥泞中辨认节气，在汗水里读懂土地。多年以后，她偶尔还会提起那些一起插队的伙伴，语气平静，却像在说起一段被河水冲刷过的旧石头——粗糙，却有了自己的光泽。

05｜那年秋天，她去见了毛主席

1966年10月，学校传来消息：选拔优秀学生代

表赴京，接受毛主席第四次接见。母亲得知后，欣喜若狂。

为了赶上行程，她顾不上天色已晚，挑起行李便上路，硬是摸黑走了二十余里。先到外公工作的供销社报喜，外公当即掏出五十元；又赶到东门头二姐家，二姐也慷慨资助三十元。就这样，靠着家人的支持，母亲凑齐了盘缠。

天未亮，她便乘车前往县城集结。绿皮火车一路向北，三天两夜的风餐露宿，经上海、过南京、穿天津，终于在第三天傍晚抵达北京。她们被安排在北大校园暂住——当时全国停课大串联，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入北京，各大高校教室、礼堂都打地铺住满了外地红卫兵，北大作为运动中心之一更是如此。那一夜，母亲几乎无眠。

次日凌晨，她随大部队涌向天安门广场。这次接见是长安街夹道欢迎，红卫兵分两列静坐，红卫兵人人手中高举红红的《毛泽东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声音此起彼伏。当敞篷军车载着毛主席、周总理缓缓驶过时，领袖亲切地向人群挥手，母亲望着那熟悉的身影，泪水夺眶而出，心中满是难以言说的激动与荣光。

06｜从北京回来，她拿起了剪刀

外面的世界依旧喧闹，小镇却还是那条河、那座桥，河水缓缓流着，仿佛什么都没变。从北京回来后，学校依旧没有复课。母亲脱下红卫兵的绿军装，转身走进了镇上的裁缝铺，开始学做裁缝。外公还特地咬牙买了一台“西湖牌”缝纫机。

那台缝纫机身形笨重，漆着暗淡的绿漆，却“哒哒哒”地响得格外清脆。母亲天生心细手巧，从前握粉笔的手，如今捏起针线、划起粉线，竟也游刃有余。她握起剪刀，学会了怎么量尺寸、怎么打版、怎么把一块平平无奇的布料，变成合身的衣裳。

她很快便出师了，剪刀起落间，布料服帖顺从，针脚细密匀称，像她当年在黑板上写下的板书一样工整。

在那台老式缝纫机“哒哒哒”的节奏里，她慢慢

明白：比起在天安门广场仰望伟人的那一刻，往后几十年里，能把普通人的日子一针一线地缝好，才是真正属于她的战场。

渐渐地，镇上很多人都知道，杭家三姑娘会做衣裳。有人拿着新布来求一条裙子，有人拎着旧衣来改个腰身。母亲总是低头踩着缝纫机，一边听着客人絮絮叨叨的家常，一边把日子一针一线地缝进衣角里。

07｜那一年，命定的缘分来了

日子就这样流淌到1976年。母亲那时已是有名的巧手裁缝，镇上不少人家做新衣都来找她。那一年年初，她认识了父亲。父亲的名字里有个“牛”字，母亲的名字里却藏着“莲”。在上虞话里，“牛”与“藕”同音，于是家里人常笑着念叨：“牛耕田，藕生莲，这是天生的缘分。”仿佛早在几十年前，

命运的红线就已经在方言的谐音里悄悄打了结——莲藕一家亲，说的就是他们俩。他们在媒人的撮合下见了面。父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话不多，却有一股像牛一样的

韧劲；母亲则安静地坐在旁边，笑意浅浅，像一朵刚刚绽开的莲花。

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有繁复的流程，两个人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走到了一起。后来母亲常说，她这一生，就像是从水乡的小裁缝铺，走进了另一间更大的屋子——那里有丈夫、有孩子、有柴米油盐，也有风雨同舟。

08｜一针一线是生活，一笔一算也是责任

时代的风向，终究会吹进每一扇临河的窗。随着个体商贩陆续合并到农村供销合作社，外公那摆在街头的小摊，也慢慢退出了石板街。外公退休后，按政策由母亲顶职进社，从此，她从针线和布料之间，走进了供销社百货部的柜台。

那里的商品，大多是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大到洗脸盆、热水瓶，小到纽扣、针线、顶针。母亲却干得格外认真：账目记得一清二楚，票据码得整整齐齐，货架擦得锃亮，商品陈列得井井有条，连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纽扣，都被她按颜色、大小排成了小小的彩虹。

有人开玩笑说：“你这哪是卖东西，简直是在摆谱。”母亲只是笑笑，仍旧一丝不苟地称糖、包布、找零、开票。在供销社的那些年，母亲把少女时代做裁缝时的细致，完完整整地带到了柜台后面。她不知道，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后来会成为她日后持家、做人的底色——凡事要有数，凡事要有序，凡事要对得起别人的信任。

婚后三年，我和姐姐相继出生了，父亲在杭州萧山船厂工作，母亲仍在上虞丰惠镇供销社百货部上班。

1981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母亲的人生轨迹。为了方便值班，夜里就睡在二楼的值班室。那天夜里，窗外大雨滂沱，雷声一阵阵滚过屋顶，谁也没想到，就在这风雨声中，百货部进了贼。

第二天一早，母亲照常下楼开门，却在楼梯口猛地刹住脚步——眼前一片狼藉，货架东倒西歪，地上散落着撕碎的纸张、扯断的布匹，纽扣撒得到处都是，像一场无声的劫难。母亲站在原地，心怦怦直跳，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在公安机关破案很快，事情很快就查清了，可那种深夜被人闯入的不安，却像潮湿的霉斑，悄悄渗进了母亲的心里。父亲得知消息后，更是放心不下。那时他和母亲两地分居已有几年，我和姐姐也渐渐大了，上学、生活都需要照应。思前想后，父亲下了决心：“一家人，还是得团圆。”就这样，母亲从工作了多年的供销社调了出来，带着简单的行李，我们一家四口，一路从丰惠来到了杭州萧山，走进了父亲所在的船厂家属区。

江南的水还在流，只是这一次，母亲把自己的根，扎在了另一个码头。

09｜从车间到账房，她把技术变成了本事

母亲进厂后，并没有坐在办公室，而是跟着老师傅，一头扎进了车间。她被分配在牛头刨床岗位，干的是高精度机械钢板的精加工。钢板又冷又硬，机器轰隆隆地响着，刨刀在金属表面来回切削，溅起的铁屑像火花一样四处飞散。母亲却很快显出了优势——她眼力好，能一眼看出钢板表面的细微不平；手劲巧，操作刨床时既稳又准，连老师傅看了都点头。

那两年，她每天穿着蓝色工装，袖口挽到手肘，头发规规矩矩地塞进工作帽里，在机床前来回巡视、测量、试刀。她把当年在供销社记账、理货的那股细致劲儿，完完整整地带到了车间：尺寸误差不能超过一丝一毫，废料也要码放得整整齐齐。

两年下来，母亲不仅技术过硬，为人也踏实肯干，车间里提起“杭师傅”，都说她是少见的细心女工。

从江南小镇的供销社柜台，到轰隆作响的船厂车间，母亲又一次在新的环境里站稳了脚跟——就像她年轻时那台“西湖牌”缝纫机，不管被搬到哪儿，只要踩下去，总能哒哒哒地走出自己的节奏。

母亲在牛头刨床岗位上干了两年，表现有目共睹。厂领导看她有文化、会算会写，做事又细致，便把她从车间调到了计划科，任材料会计。这个岗位，管的是全厂所有材料的进出——从几十万元一台的机器设备，到一分钱一枚的螺钉、垫片，林林总总，浩如烟海。母亲却一点也不慌。她把当年在供销社理货、记账的那股劲头，又原封不动地带到了船厂。每一张入库单、出库单，她都要仔细核对；每一笔账，她都要追到实物才肯入账。大到成批的钢材，小到一盒焊条，她都能说得清清楚楚，账上明明白白。

有人打趣说：“你这哪是管材料，简直是在绣花。”母亲只是淡淡一笑，仍旧坚持原则，绝不让国有资产在无据可查中流失一分一毫。

在计划科的那些年，母亲就像一道看不见的闸门，把住船厂的物资关口。她不说豪言壮语，却用一本本工整的账册、一张张清晰的报表，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让人放心”的人。

10｜一砖一瓦，垒起自己的家

时光流转到1984年，熬过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

月，日子终于慢慢有了起色。

这一年，父母亲手里攒下了一些积蓄，我们也一天天长高、长大，原来局促的厂里家属楼再也住不下了。父亲一咬牙：自己盖房！

从那天起，每天下班铃声一响，父母亲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往工地赶。搬砖、拌砂浆、盯进度……一砖一瓦，亲手垒起未来的家。

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黄昏和夜晚，房子一点点长高，直到最后封顶、装修、搬进新家。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是父母亲用双手，为我们撑起的一片安稳天地。

11｜干干净净，是她对家的坚持

母亲是个极爱干净的人。搬进新家的那一天起，她就把“整洁”二字刻进了这个家的骨子里，也把这份讲究传给了我和姐姐。

记忆中的星期日，从来不是用来睡懒觉的，而是全家总动员的大扫除。我们从阁楼开始，顺着楼梯一点点往下收拾：阳台外的铁栏杆、二楼的木地板、一楼的花砖、走廊边的窄窄的窗台……每一处都要擦得一尘不染。最后，还要打起井水，把院子、花坛冲刷得干干净净。

堂前墙上挂着“松鹤延年”的挂画和对联，长案

正中摆着外公从老家带来的老座钟，左右各立一只白瓷描花立瓶：一边卷着几轴画，一边插着一根鸡毛掸子。正厅里，是阿太传下来的一套红木家具——一张八仙桌、八张太师椅、四张带抽屉的小茶几，雕花精美，镂空细巧。每次打扫，我和姐姐都要捏着细布条，从那些镂空花纹里来回抽拭，把积尘一点点带走。几

乎每个来做客的人都会感叹：“你们家，真干净啊！”

天晴的时候，母亲会把那台“金鱼”牌双缸洗衣

机拖到院子里，接上水龙头，大洗特洗。粉的床单、蓝的被罩、碎花的枕套，从二楼一直晾到一楼，在阳光下轻轻飘动。风里带着洗衣粉的清香，还有那种只有晒过太阳才有的味道——那是童年里最踏实的安心。

12｜舞台不止在灶台，也在那聚光灯下

厂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生活区专门腾出了场地，让大家学跳舞。母亲兴致很高，第一个报了名，学起了木兰拳和木兰扇。

每当《春江花月夜》的旋律响起，她换上轻盈的练功服，手中的折扇一开一合，整个人仿佛从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抽离出来，只沉浸在音乐和身段的起伏里。

后来，镇上组建舞蹈队，母亲凭着那股认真劲儿顺利入选。从镇影剧院的小舞台，一路跳到了萧山城里的剧场。她并不满足于此，又加入了镇上的腰鼓秧歌队。大红棉袄一穿，凤阳花鼓一背，在镇中心广场上扭起秧歌时，母亲脸上的笑容，比满街的红灯笼还要亮。舞台上，母亲是自信优雅的舞者；回到家，她又是那个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母亲。

13｜藏在岁月里的温柔

母亲凭着一手好裁缝手艺，她从不让我们穿着不得体的旧衣服去学校。每个季节更替，她总会提前量好尺寸，踩着缝纫机“哒哒哒”地忙上好几天，给我和姐姐做出一身身新衣。走在校园里，常有同学追着问：“你这衣服哪儿买的？真好看！”那份小小的虚荣心，被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得满满当当。最难忘的还是夏天的夜晚。母亲会用井水把竹榻浇得透凉，我和姐姐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她坐在一旁，手里摇着蒲扇，一下一下替我们赶蚊子、送凉风。

父亲切好红瓤黑子的西瓜端过来，清甜在舌尖化开。草丛边，萤火虫一闪一闪，像散落在地上的星星。那样的夏夜，安静、清凉，又满是爱意，成了我记忆里最美的画面。

月底是会计最忙的时候，母亲常把没做完的账本带回家。我最喜欢躺在床上，看她在那盏温柔的台灯下埋头记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母亲的背影被灯光勾勒得格外安稳，听着听着，我就踏实睡着了。

母亲不仅在生活上细致入微，在学习上也从未松懈过我。记得小学二年级学珠算，老师让我们练“打百子”——从1加到100。加到36要是666，加到100要是5050，可我怎么都打不对，急得直掉眼泪。那天母亲下班回来，放下账本就坐到我身边，手把手教我拨珠子的指法和节奏。那一夜之后，我也成了班里公认的“打百子”小能手。

一次期末复习，在二楼阳台上，母亲陪着我一课一课地过知识点，把课本翻得滚瓜烂熟。那次考试，我拿了全班总分第一，还被评为“三好学生”。领奖那天，我偷偷瞄了一眼台下，心里知道，那张奖状，有一半是母亲给的。

14｜五姐妹的情分，是一辈子的牵挂

母亲她们五姐妹，大姨自幼体弱，家里人把她护得像朵娇花，什么重活都不让她沾；二姨就成了事实上的“大姐”——烧饭洗衣样样拿手，对外办事也干脆利落，胆子大、主意正。母亲从小就跟在二姨身后，拎个篮子、挽个袖子，二姨做什么她就跟着学什么，不知不觉也练出了一身本事。底下两个小妹也爱黏着她们，五姐妹之间，感情格外深厚。

我们在萧山盖了新房后，暑假一到，二姨就带着孙辈，四姨、小姨也领着表妹表弟，浩浩荡荡地赶来小住。大人聚在堂前嗑瓜子、拉家常，从柴米油盐聊到儿女前程；小孩子楼上楼下疯跑打闹，把竹榻当舞台，把院子当操场。那阵子，家里天天像过节一样热闹，空气里都是欢笑声和西瓜的甜味。

15｜从账本到会场，当选厂妇联主任

在家里，母亲是那个把屋子擦得一尘不染、把我们照顾得妥妥帖帖的“大管家”；在单位，她同样是同事们眼里靠得住、领导放心的好会计。

1985年，凭着多年在材料会计岗位上的兢兢业

业，母亲被选为厂妇联主任。那段时间，她常常穿着整洁的工装，提着那只黑色公文包，风风火火地出入各种全市会议，回来后还会兴奋地和父亲复盘会上听到的新鲜事。

1987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拉开帷幕，母亲又被抽调到镇政府，参与这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厂区到机关，她一步一个脚印，把人生的舞台，从灶台和缝纫机旁，慢慢延伸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天地。

16｜为了父亲，她成了第一个下岗的人

然而，时代的浪潮总有起伏。1997年，国企改革大潮袭来，厂里面临下岗分流。作为厂长家属，为了不让父亲在做职工思想工作时为难，母亲二话没说，带头签了字——成了家里、

也是厂里第一个下岗职工。

那一年，我和姐姐已在杭州工作，母亲为了不让自己“闲下来”，也为了离我们近一点，只身来到杭州，进了一家小小的私人企业。岗位变了，单位变小了，但她手里的算盘和账本没变，依然做的是那门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本行——会计。

父亲则在厂里坚守，临走前，他在杭州的朋友家帮我们租了一间房子。就这样，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杭州重新安了家。那间不大的出租屋，成了我们母女三人相依相伴的新起点。

17｜在杭州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2000年，日子终于稳下来了，父母亲在杭州买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新房。

2001年，我们搬进了新家，那种“终于落地生根”的踏实感，是以前租房时从未有过的。

2002年，家里又添了新成员——姐姐的女儿“小平果”出生了。母亲升级做了外婆，生活一下子又热闹了起来。平日里，她把小外孙女照顾得妥妥当当；到了傍晚，就约上小区里相熟的姐妹，去广场上跳跳舞，扭一扭这些年落下的“舞瘾”。

等到小平果上了幼儿园，母亲的手脚彻底轻快了。她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候，重新拾起文艺梦，加入了社区文艺队：跳排舞、吹葫芦丝、打非洲鼓……夕阳下，她脸上的笑容，和当年在镇上跳木兰扇时一样灿烂。

18｜姐妹团聚共游山河

母亲在杭州安顿下来后，也把这份安稳和快乐分享给了她的姐妹们。她常邀请几位姨娘来家里小住，一来是叙旧，二来也让大家看看她在杭州的新生活。我生宝宝坐月子那会儿，正是二姨不远千里赶来帮我带孩子，手把手地带我度过那段手忙脚乱的日子；四姨每次来，厨房就成了她的“主战场”，炒菜炖汤样样抢着干，常常和父亲上演一出“厨房争夺战”；小姨一来，家里的卫生就全归她管，扫地擦窗，利索得很。

我心里很清楚，她们这是心疼母亲，想让她少操一点心，多一点自在和舒坦。至于大姨，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没法同行，其余四位姐妹便常常结伴出游。她们一起报团旅游，一路上吃吃喝喝、逛逛拍拍，在山水之间留下了无数欢声笑语，也为彼此的晚年，织出了一段又一段温暖的回忆。

19｜退休之后，他们把世界走了一遍

2009年，父亲正式退休，他把母亲的手紧紧牵起来，郑重地说了一句：“走，咱们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从此，他们的旅行生涯正式开启。从北国的冰雪风光，到南海的碧海椰林；从塞外辽阔的草原江南，到厚重深沉的中原大地，都留下了他们并肩的身影。

中国的版图已落满了注脚，他们又把脚步迈出了国门。在美国自由女神像下驻足，在法国埃菲尔铁塔旁合影，在瑞士雪山的映衬下深呼吸，在威尼斯的水巷里坐着贡多拉听水声，在俄罗斯冬宫的红墙前回望历史。

后来，他们干脆开上了房车，开启了自驾游，带上心爱的电吹管，一路边走边奏。夕阳西下，海风轻拂，两个人一起吹起悠扬的旋律——那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舞台，也是晚年最温柔的注脚。 2026年5月

FAN写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