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一这一天

凤凰涅槃

文/凤凰涅槃

图/凤凰涅槃

美篇号/5082942

凌晨四点，大连港的汽笛声从远处隐隐传来，透过海港医院病房的窗户，像是一声叹息似的，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散了开去。我醒了。其实也说不上醒，这一夜本就是在半睡半醒之间度过的。那监护仪“嘀——嘀——”的声音，细细的，匀匀的，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我的神经和老人的生命拴在一起。我侧过头去看了一眼，心电波形还在稳稳地跳着，血氧饱和度99，心率78，血压倒是不高，高压116、低压70。老爷子睡得安安静静的，嘴角微微抿着，像个孩子。

这个病房不大，两张床，中间隔着一道淡蓝色的隔帘。靠窗的是我照看的汪老先生，九十岁了，瘦得只剩下骨架，皮肤薄得像纸，透着一层蜡黄的光。他是一月前进来的，肺部感染，加上心功能不全，整个人像一盏摇摇欲灭的灯。我受雇于他的儿女，一天24小时日夜不离地守着。靠门那边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的样子，脑出血后遗症，气管切开了，脖子上也接着呼吸机的管子。她没有专人陪护，全靠ICU的护士们照看。可护士们太忙了——这个走廊里十多张床，白天最多的时候也只有几个护士，她们跑进跑出，像燕子衔泥似的，没有一刻停歇。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窗外还是灰蓝色的，有一层薄薄的雾气贴着地面浮着。我看汪老爷子动了动身子，眼皮子颤了颤，就赶紧去开水间接了半盆开水，兑得不凉不热的，端到床边。他醒了，眼睛睁开一条缝，浑浊的眼珠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我知道他快要大小便了，这是规律——天一亮，肠子就跟着醒了。我把隔帘拉严实，戴上手套，轻轻地帮他翻身，揭开纸尿裤。果然，大便已经出来了。这种事情我做了五年多了，轻车熟路，可每一次凑近那股气味的时候，胃里还是会翻腾一下。我没有躲，也不能躲。我一点一点地擦拭干净，再用温热的湿毛巾擦一遍，扑上爽身粉，换上新的纸尿裤。老爷子始终没有睁眼，但我注意到他紧锁的眉头慢慢松开了，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像是舒了一口气似的。

擦身的时候，他的手忽然抬了一下，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抓了抓，像是要抓住什么。我握住了他的手。那手凉凉的，骨节粗大，能想象出年轻时也是一双干过力气活的手。他握住我了，握得并不紧，却不肯松开。我就那样弯着腰，一手托着他的手背，一手拿着毛巾给他擦胳膊。窗外的雾不知什么时候散了，一道淡淡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的手背上，那些老年斑在光里变成了褐色的、安静的点。

扣背是要用力的。我把老爷子侧过身来，掌心弓成个碗状，从下往上，从外往内，有节奏地叩击着他的后背。“啪、啪、啪”的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很响亮，像什么人在拍打着一面沉闷的鼓。每叩十几下，他就咳嗽一声，痰音厚厚的，从肺深处翻上来。我用纸巾替他接住，是一口黄绿色的浓痰。他咳完，喘了几口气，又闭了眼。我继续叩，叩了足足二十分钟。我的手腕酸了，额头沁出一层细细的汗。

这时候，靠门那边的老太太也醒了。她不能说话，但喉咙里的痰鸣声很响，“呼噜呼噜”的，听着就难受。护士小周跑过来，手里还拿着两瓶药，匆匆忙忙地给她吸了痰。吸痰管伸进去的时候，老太太的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浑浊的眼泪顺着眼角淌下来。小周一边吸一边轻声说：“好了好了，奶奶，吸出来就好了。”吸完痰，老太太安静下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小周看了看她的监护仪，又看了一眼输液瓶，急匆匆地走了——那边病床的警报响了。

我看了看表，六点半了。汪老爷子的流食该打了。我把营养液温热了，用80毫升的灌注器接到胃管上，慢慢地、慢慢地推进去。一次只能推20毫升，推快了胃会胀，他会难受。一小袋营养液，250毫升，要分十几次打完，中间还要喂药。上午的药有三种:降压的、化痰的、保护胃黏膜的。我把药片碾成细粉，用温水化开，分次从胃管里注进去。整个过程要耐心，要慢。我常常想，这就像在浇灌一株老树，根已经扎得深了，水要一点一点地渗下去，急了，水就溢出来了，渗不下去，也白浇了。

喂完药转头一看，老太太的吊瓶快滴完了。我赶紧按了呼叫铃，又顺手替她关小了莫非氏滴管下面的调节器，防止血液回流。等了大约五分钟，护士还没过来——我听见走廊那头一阵忙乱，有人在喊“快拿除颤仪”，步子又急又碎。我看那吊瓶只剩下瓶底薄薄的一层药液了，等不得了，就走过去先把输液器关了，又看了一眼老太太的呼吸机，湿化罐里的灭菌用水已经降到最低刻度以下了。我找了瓶新的灭菌注射用水，拧开盖子，小心地倒进湿化罐里，倒到两条刻度线中间。这个活儿我帮他们做过很多次了，熟得很。老太太的眼睛转过来看着我，说不出话，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点安稳。我冲她笑了笑，说：“没事儿啊，阿姨，药液我先关了，等护士忙完了来给您换。”她的眼睛眨了眨，算是回应了。

回到汪老爷子床边，他又要小便了。我把他身子底下垫好，放上接尿壶，等了一会儿，一股细细的、淡黄色的尿液流了出来。我又替他擦洗了一遍，换好尿布。刚直起腰，病房外那边传来一阵哭声，隐隐约约的，又戛然而止。走廊里安静了那么几秒钟，然后是一阵推车的轱辘声，远了。我没有过去看，也不敢过去看。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有些事你不需要去看，光听声音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接近中午的时候，汪老爷子的儿子探视来了。五十多岁的一个男人，穿着西装，皮鞋上沾着灰，眼圈底下青黑青黑的，看样子是从外地赶来的。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喊了声“爸”，老爷子没应。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老爷子的眼皮动了动，但还是没睁开。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辛苦你了，孙哥。”我说没事儿的，应该的。他又站了一会儿，接了个电话，低声说了句“我得马上回去”，就走了。走之前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信封，说“过节了，一点心意”。我推却了一阵，看不接不行，就揣下了。他走后我打开看了看，五百块钱。我把钱夹在笔记本里，心想等年底回家，给我家人买点礼物，我这一年也难得回几次家，辛苦他们了。

中午的阳光好得很，从南窗照进来，把整个病房晒得暖洋洋的。监护仪屏幕上的数字在光里有点反光，我拿手挡了一下仔细看——血压120/78，心率82，呼吸20次，血氧饱和度98。都在正常范围内。我靠在椅子背上，把两条腿伸直了些，脚踝和小腿肿得硬邦邦的，按一下就是一个浅浅的坑。忙了大半天了，两条腿像灌了铅。我看着那束阳光里的微尘，细细密密的，在空气里打着旋儿，上上下下地飘，没有目的，也没有去处，就那么飘着。

忽然就想起了我爸爸。我爸如果能活到现在，也是90多岁了，那时他一个人在老家，高血压，腿脚也不好。我那一次回去看他，还是过年的时候。走的那天他站在村口，穿着一件大衣，风吹着他的头发，白了大半了。他不停地招手，不停地招手，直到车拐了弯，看不见了。我那时候在车上哭了，哭了很久。这会儿想起来，鼻子里又酸酸的。后来爸爸去世了，因为远在他乡为生活奔波，也没有得到多少我的照顾。现在我照顾别人的父母，照顾得仔仔细细、干干净净，可我爸呢？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他洗过几次脚？他头晕的时候，我扶过他躺下？我每个月往家打两千块钱，可钱能替他擦身子吗？钱能替他敲敲背揉揉肩吗？钱能握住他的手，像这会儿我握着汪老爷子的手一样，让他觉得安稳吗？

下午两点，汪老爷子的吊瓶又打上了。是抗生素，这个药一天两次。我盯着输液管，看着那一滴一滴的药液顺着管子往下坠，不紧不慢的，像时间本身。护士小周跑过来换老太太的吊瓶，顺便看了一眼汪老爷子，说：“叔，你在这儿真好，我忙起来奶奶这边就顾不上了，多亏了你帮忙。”我说没什么的，本来就是举手之劳顺手的事儿。我说的是实话。在这个病房里待久了，人跟人之间——不管是病人还是护士——都像是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连。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我做好这些事，起初是因为拿了人家的钱，就该把事做好。可时间长了，就不全是钱的事了。汪老爷子握着我的手不松开的时候，老太太看着我的那个眼神，我说不清，那里面有信任，有依赖，还有一种我也说不上来的东西，让我觉得我不能就那么站着、看着、不管她的事。

到了傍晚，天阴下来了。窗外的海雾从港口的那个方向漫过来，一层一层的，灰色的，把远处的大楼都吞进去了。病房里的日光灯亮起来，白惨惨的光照着两张床，照着那些仪器上跳动着的数字和波形。我摸摸汪老爷子的头，又发烧了，一量，38度。我赶紧去叫了医生，医生过来看了看，开了退烧的药。我迅速的研磨好了药，用灌注器给他服了。过了一会儿，老爷子哼了一声，就没了动静。我给他额头上敷了一块凉毛巾，隔一会儿翻动一下，用温水擦擦额头、腋下、腹股沟。这个烧不容易退，我得盯着，不能让它窜得太高。

晚上九点多，邻床老太太那边又出了状况。呼吸机报警了，发出“滴滴滴”的急促声响。我跑过去一看，是气道压力过高。我按照平时护士教我的，先把呼吸机的管子拔下来，用吸痰管给她吸了一次痰，吸出来不少，又把管子接回去，报警声停了。老太太的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着，眼睛里满是惊恐。我握住她的手，说：“阿姨，没事儿了，没事儿了，气通了。”她的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什么。我就那么站着，弯着腰，让她攥着，一直等到她的呼吸慢慢平缓下来，一直等到她的手慢慢松开。

这时候我才发现，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这一天，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几乎没怎么坐下过，也没怎么喝过水。杯子里早上倒的水，到现在还是满的，凉透了。我的腰酸得直不起来，两条腿像踩在棉花上，头也隐隐地疼着。可我还不能休息，汪老爷子的体温还要再量一次，夜里两点还要再喂一次水，五点之前要换一次尿布。

我坐下来了，在汪老爷子床边的椅子上，轻轻地坐下。监护仪屏幕上的绿色数字安安静静地跳动着，像是夜色里最安稳的光。老爷子的呼吸均匀了，脸上被烧出来的那层潮红也褪了一些。老太太那边也安静了，呼吸机的阀门一开一合，“呼——哧——呼——哧——”的，像涨潮落潮一样，有一种奇怪的韵律。

我靠在椅背上，浑身的骨头都松了。脑子里乱糟糟的，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说不上来。不是什么大道理，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就是觉得，人活着这个东西，有时候挺沉的。你看汪大爷，九十岁了，他年轻时是什么样的人？他走过什么路？他心里有过什么欢喜什么遗憾？我一概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躺在这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说不出完整的话，可他还会紧紧握住我的手。旁边的老太太呢，她是谁的母亲？谁的妻子？她心里还记得什么？也许什么都不记得了，可她还是怕的，她还是渴望被安抚的。

我有时候想，我这几年来医院做的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说穿了，无非是屎一把尿一把地伺候人，跟过去在家里伺候老人、孩子没什么两样。可我又觉得，也许意义这个东西，不在远处，就在手边。就在你替老人擦干净身体他眉头松开的那一瞬间，就在你握住他的手他不再挣扎的那一刻，就在你一抬头看见老太太眼睛里那一点安稳的光亮的时候。这些细碎的、微小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它们加起来，不就是意义吗？

窗外，大连港医院的灯火星星点点的，在夜里亮成一片。远处的海面上，有一艘船的影子慢慢地移动着，船尾的浪花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明天还要早起，再过几个小时，天又要亮了，又要开始新的一天——擦身子，倒大小便，打流食，喂药，盯着监护仪，看吊瓶，给呼吸机加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日子单调，乏味，甚至有些卑微。可我不觉得。我觉得踏实。因为每一个数字都不敢马虎，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着一个人的安危，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值得放在心里琢磨。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这双手。指甲剪得短短的，皮肤粗糙，指关节比从前粗了不少，掌心里有几处茧子。可就是这双手，今天帮患者擦了身子，替他翻了身，给他喂了药，在他害怕的时候握住了他的手。这双手不是很好看，可我觉得，它做了一些好看的事。

夜里一点多了。我起身去量汪大爷的体温。37度2，烧退下来了。我又去看了一眼老太太，她睡着了，嘴唇微微翕动着，像在做什么梦。我把她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露出来的肩膀。电梯那边的走廊灯亮着，白惨惨的，长长的走廊空无一人，偶尔有风声从哪个窗缝里钻进来，呜——呜——的，像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唱歌。

这一天，五月一号，劳动节。我没有劳动节的任何感觉，没有放假，没有休息，没有庆祝。可我在想，也许劳动节真正的意思，不在不劳动，而在劳动里面有尊严，有值得被人记住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事值不值得被人记住，也许没人会记住，甚至连老爷子自己，等烧退了，等出了院，都不会记得有我这么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劳动节里，一直守护着他。

可我记住了。我记得这一天窗外的雾气怎么散了又来了，阳光怎么斜斜地照在他手背上，记得老太太眼神里的那一丝安稳，记得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记得每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时刻里，那一点点不平凡的东西。

楼下的路灯还亮着，照着停满了汽车的院子，照着那几棵已经抽出新叶的梧桐。春天快过完了，夏天要来了。我等着天亮，等着再给老爷子擦一遍身子，等着再喂一顿饭，等着再量一次体温。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不声不响的，像输液管里那一滴一滴坠下来的药液，像呼吸机阀门一开一合的潮声，像监护仪屏幕上那根绿色的、隐隐约约的、一直跳动着不肯停下的线。

天快亮了，我闭上眼，靠在椅背上，听着这些声音，觉得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