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遗产名录

鄭鈞轩

截至2025年，世界遗产总数达1248项，其中文化遗产972项、自然遗产235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1项，遍布世界170个国家。我国共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项。

文化遗产（41项）

1. 明清故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 (1987, 2004)

北京故宫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沈阳故宫作为其扩展项目也被列入其中，目前称为明清故宫（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是以紫禁城为主体的中国明清皇家宫廷建筑群，沿用近5世纪（1416-1911 年）。北京故宫的宫廷园林和宫殿建筑群(其近1万间房间里的宫廷用具和艺术品)，构成了中国文明在明、清时期的珍贵见证。沈阳清朝故宫建于1625-1626年至1783年间，共有114座建筑，其中包括一个极为珍贵的藏书馆。沈阳故宫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在将权力扩大到全国中心、迁都北京之前，朝代建立的见证，后来成为北京故宫的附属皇宫建筑。这座雄伟的建筑为清朝历史以及满族和中国北方其他部族的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见证。位于北京和沈阳的明清故宫，作为中国15～20世纪明、清两代帝王沿用逾500年的皇家住所，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国家政权中心。北京的明清故宫又称“紫禁城”，由明朝皇帝朱棣始建于1406～1420年间，之后的505年中共有明朝14位和清朝10位帝王在此登基、执政。沈阳故宫, 由努尔哈赤始建于1625年, 是中国北方女真/满族统治者1644年定都北京、建立清王朝之前使用的宫殿,又称后金故宫、盛京皇宫，后作为清朝陪都宫殿和皇家行宫沿用至1911年。

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分别于1987年和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紫禁城，位于北京城市中心，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最高典范，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发展、特别是礼制文化和宫廷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它传承和凝练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寝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宫城建设传统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制度的典范。其宫殿建造技术与建筑艺术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对清朝300年间的中国官式建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宫内的宗教建筑、特别是一系列的皇家佛堂建筑汲取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见证了14世纪之后满、汉、蒙、藏等民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合与交流。同时，它所拥有的上百万件的珍贵皇家藏品、皇家生活用具、以及大量古代工程技术的文字、图纸、烫样等档案载体，见证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宫廷文化和典章制度。

沈阳清代故宫,其宫殿建筑在承袭中国古代皇宫建筑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保留着满族民间传统住宅的典型特色,在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方面形成集汉、满、蒙族建筑艺术为一体的生动而独特的风格。其以满族独特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为依据排列的建筑布局，在宫殿建筑中独树一帜。清宁宫内专为帝王祭祀的场所见证了满族几百年萨满教信仰的传统习俗。

2.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 (1987)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这处考古遗址下面仍然有成千上万件的雕塑等待被发掘。秦始皇陵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殁于公元前210年）的陵墓，秦始皇葬于陵墓的中心，周围围绕着著名的陶俑。

秦始皇陵是仿照其生前的都城——咸阳的格局设计建造的。陵墓中的小陶佣形态各异，连同他们的战马、战车和武器，都是现实主义的完美杰作，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秦始皇陵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位统一帝国缔造者秦始皇的陵园，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北35公里的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始建于公元前246年，其中标志性的陵墓封土高度为51.3米（位于南北向的长方形双重陵垣范围内）。陵园占地面积56.25平方公里，近200个陪葬坑内有数以千计的真人大小的兵马俑、青铜战马和武器（这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发现），连同墓葬、建筑遗址等共600多处遗存。

根据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95年）的记载，来自秦帝国各地的劳工日夜劳作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才在这个庞大的坟墓中建成了一座地下城市。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统一帝国皇帝的陵园，它具有独创性的陵园营建规制和建筑格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陵墓规模、以及数量巨大且工艺精美的陪葬物品，见证了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土地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朝的建立，及其具备的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和发达的社会、文化和艺术水平。

3. 莫高窟 (1987)

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

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绿洲东南部，开凿在大川河边的崖壁之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

开凿于公元366年, 莫高窟代表了公元4～14 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杰出成就。现存有492个洞窟，45000多平方米壁画，2000多件彩塑。隋代开凿的第302窟内呈现了关于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一幅古老而生动的画面，壁画描绘的是一匹骆驼拉着一部典型的商队车行进。唐代第23窟描绘了劳作的人们，第156窟描绘了一列士兵；宋代第61窟所绘的五台山著名风景是中国制图学的早期范本，展现了该地的全景，其中山脉、河流、城市、寺院、道路及车队等一览无遗。

作为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变迁的见证，莫高窟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这些作品丰富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西部地区中世纪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关系和日常服饰的方方面面。

洞窟中大量的壁画和塑像展现了敦煌独特的艺术风格，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汉族艺术传统，另一方面吸收了古印度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精华，并融入了土耳其、古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艺术。其中的许多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1900年，藏经洞和其中大量的经书和遗物的发现，被称之为世界上古代东方文化最大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和中亚的复杂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4.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1987)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42公里处，遗址的科学考察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北京人遗迹，同时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物品，以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0至11000年的晚期智人的遗迹。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是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也是人类进化的重要阐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在中国华北平原发现的更新世古人类遗址。

遗址位于北京西南约42公里，地处华北平原和燕山山脉的接壤处，这里充足的水源、天然的洞穴以及地形地貌为远古人类生存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遗址的科学考察工作仍在进行中。

到目前为止，遗产区范围内发现有23处古人类、古动物、古文化遗物的化石地点，年代范围从五百万年前到距今一万多年前。其中发现有生活在70-20万年前的直立人、20-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以及3万年左右的晚期智人化石，同时还发现数百种动物化石、近十万件石制工具和丰富的北京人用火遗迹（包括炉石、灰状沉淀物及烧焦的骨头）。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在亚洲大陆发现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显示出一种进化的文化序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有关亚洲大陆史前古人类社会的独特例证，还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过程，对早期人类历史的研究与重构具有重大的价值。

5. 长城 (1987)

公元前约220年，秦始皇下令将早期修建的一些分散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

长城的修建一直持续到明代（1368至1644年），终于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设施。长城在建筑学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长城是中国历代王朝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7世纪在国家北部边境持续修建的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东起河北山海关，西达甘肃嘉峪关，总长度约2万多公里。其主体包括由墙体、马道、敌台、铺舍等构成的城墙，以及沿线配置的城堡、关塞等相关军事设施。

长城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相互碰撞与交流，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远大的政治战略思想、以及强大的军事、国防力量的重要物证，是中国古代高超的军事建筑建造技术和建筑艺术水平的杰出范例，有着保护国家和民族安全的无以伦比的象征意义。

6. 武当山古建筑群 (1994)

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殿和庙宇是构成这一组世俗和宗教建筑的核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的建筑艺术成就。

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省武当山麓，在明代期间（14至17世纪）逐渐形成规模，其中的道教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武当山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省武当山麓。自唐代早期这里就被确立为道教中心，一些道教建筑可以追溯到七世纪。

现存古建筑中的宫阙庙宇则主要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和艺术成就。武当山古建筑群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形成了9宫、9观、36庵堂、72岩庙的古建筑群体系，是明代皇帝朱棣为利用道教加强皇权而敕建的重大项目。现存古建筑53处，建筑遗址9处，包括1307年经过预先浇铸构件组装建成的金殿和古铜殿，1419年建成的紫禁城，始建于12世纪、于15世纪重建、又于16世纪扩建的紫霄宫，建于12至13世纪的南岩宫，15至17世纪的复真观以及1522年建成的标志武当山入口的“治世玄岳”牌坊。

武当山古建筑群独特的建筑艺术和建造技术代表了近千年来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些宗教和世俗建筑与道教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得到了历代帝王慷慨资助。武当山古建筑群作为规模庞大、保存完整的道教建筑群，为研究明初政治和中国宗教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

7. 拉萨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 (1994, 2000, 2001)

布达拉宫作为达赖喇嘛的冬宫，象征着藏传佛教及其在历代行政管理中的中心作用。布达拉宫，坐落在拉萨河谷中心海拔3700米的红色山峰之上，由白宫和红宫及其附属建筑组成。大昭寺也建造于公元7世纪，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佛教建筑群。建造于公元18世纪的罗布林卡，曾经作为达赖喇嘛的夏宫，是西藏艺术的杰作。这三处遗存的建筑精美绝伦，设计新颖独特，加上丰富多样的装饰以及与壮丽美景的和谐统一，更增添了其在历史和宗教上的重要价值。

坚实墩厚的夯土和石质高墙、大门环绕，群楼重叠，雄伟的布达拉宫红白二宫及其附属建筑坐落于海拔3700米的拉萨河谷中心的红山山岩之上。自7世纪来，作为达赖喇嘛的冬宫，这组宫殿建筑群象征了藏传佛教及其在西藏传统统治中的核心地位。白宫包含有达赖喇嘛坐床、亲政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大殿以及位于最顶层的寝宫。宫殿中含有698面壁画、近万件卷轴画，无数精美的雕塑、地毯、天蓬、窗帘、瓷器、玉器和金银器皿，以及大量佛经和重要历史文献。白宫西面依山而上的红宫内存有已逝历代达赖舍利的镀金灵塔殿。再向西是达赖喇嘛的私家寺院。 同样，为弘扬佛教，大昭寺于7世纪由当时的政权所建。大昭寺在拉萨老城中心占地2.5公顷，主要由门廊、庭院、佛殿构成，四周是僧房和仓库。建筑为木石结构，是融合中国、印度、尼泊尔多种风格的西藏佛教建筑的典范。

寺庙内藏有超过3000幅佛像和其它神像以及历史人物的画像，另有大量其他艺术珍品和手稿。墙上布满描绘宗教和历史场景的壁画。 罗布林卡，建于18世纪，是历代达赖的夏宫，位于布达拉宫以西2公里拉萨河岸边一片丰茂的绿地。

整个宫殿涵盖一个巨大的花园、 四个宫殿建筑组群、一个寺庙以及其他的大殿和亭台，这些建筑与花园的格局完美地融合，创造了一件占地36公顷的非凡的艺术作品。罗布林卡与宗教和政治事务紧密关联，一直用于禅修和签署政治协议的场所。 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建筑群通过其位置、布局和建筑形式完美表现了西藏政教合一统治下的行政、宗教和象征性功能。三处遗产地建筑的精美和独创性，丰富的建筑装饰及其与周边独特景观的和谐统一，都是其突出普遍价值的完美体现。

8.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 (1994)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清朝皇帝的夏宫，位于河北省境内，建造于公元1703年至1792年，由皇室宫殿、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庙群组成。建筑风格各异的庙宇和皇家园林同周围的湖泊、山区、草原巧妙地融为一体。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研究价值，而且还保留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末期罕见的历史遗存，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和发展的象征。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宫苑和寺庙建筑群，总占地面积达611.2公顷。修建于1703-1792年期间, 紧邻距北京350公里的木兰围场，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避暑的离宫，也是清政府为加强边疆管理的基地。12座体现了不同民族建筑风格的皇家寺庙群，环列在山庄外的东部和北部山麓宫苑区外，象征着民族友好，并护卫着避暑山庄。中国清朝康熙、乾隆等多位皇帝每年夏、秋两季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国内各民族政教首领和外国使节，并由此北上木兰围场进行秋狝围猎；发生于此的诸多清代重要历史事件、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见证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发展的历史。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宫殿建筑、园林艺术、宗教建筑的代表性范例。避暑山庄结合自然山水构建景观，继承发扬了皇家园林的传统，是中国自然山水宫苑的杰出代表；周围寺庙的建筑形式融合了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和文化，集大成的代表了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突出成就。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人文景观与承德独特的丹霞地貌等自然环境完美结合，其自然和谐的规划布局是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成功实践。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造园艺术曾经影响欧洲，在十八世纪世界范围内景观设计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9. 曲阜孔庙、孔林和孔府 (1994)

孔子是公元前6至5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子的坟墓，而且他的后裔中，有超过10万人也葬在这里。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曲阜的古建筑群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特色，应归功于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大力推崇。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学体系（涵盖哲学、政治和伦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被中国皇帝奉为“万世师表”。建于公元前478年的孔庙位于孔子故乡中国山东省曲阜市，是祭祀孔子的庙堂。数世纪以来，孔庙屡遭毁坏，又屡经重建，现占地14公顷，存有金元明清历代建筑104座，其中包括大成殿、奎文阁、杏坛，以及古树1250余株。孔庙还存有历代碑刻1000余块、汉画像石、圣迹图石刻和明清雕龙石刻等。曲阜孔庙建筑群是所有孔庙的本庙，它的布局及形制是遍布东亚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孔庙的源头与范本。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位于曲阜城北约1100米处，占地面积约183.33公顷，有坟冢10万余座。孔府位于孔庙以东，最初为依傍孔庙的小型家宅，后逐渐发展成显赫府邸，供孔氏嫡长子孙生活和工作。孔庙在14世纪遭遇火灾，重建后并依照皇宫样式修了围墙，孔府也在距离孔庙不远处重建。随后孔府历经扩建，在19世纪晚期再次毁于大火并重修。如今，它占地约7公顷，包括古建筑约170座。

孔府有藏品10万多件，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十件商周时期的祭祀礼器和明清以来不同时期衣冠各异的孔子画像。此外，孔府还收藏了明清两代6万多份文书档案，不仅翔实记录了孔府400多年的各种活动，而且对于研究明清历史也有着极高的价值。孔府的设计和建造完全依照儒家思想，房屋各部分布局也体现了等级制度。

明朝时期，许多杰出艺术家和能工巧匠们都为孔庙的装饰维修贡献了自己的才华。而清朝时，皇家工匠被派遣于此修建大成殿、大成门和寝殿，展现了清朝艺术和建筑的巅峰状态。儒家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影响深远，也影响着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而且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孔庙、孔林和孔府不仅是东方建筑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蕴藏着深邃的历史内涵，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庐山国家公园 (1996)

庐山国家公园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瑰丽的自然风光与匠心独运的历史建筑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其突出的美学价值与中华精神、文化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与人文水乳交融的庐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缩影。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国家公园的遗产区总占地面积为30200公顷，其最高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庐山北倚长江、南枕鄱阳湖，江、山、湖景色浑然一体，风景秀丽，两千多年来吸引了诸多精神领袖、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庐山国家公园内有200余座历史建筑；寺庙道观等建筑群经历了数次重建与扩建，连续不断地供人们在此禅修。如高僧慧远于公元386年始建的东林寺建筑群；公元730年始建的西林寺塔；唐朝时修建的收藏道教经文的简寂观；以及始建于公元940年、复兴于十二世纪晚期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当年朱熹曾在此传道授业，儒家理学由此声名远播。十九世纪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扩建，新修了殿堂、学堂和书阁。

庐山国家公园其他重要的遗产还有公元1015年修建的单拱石桥——观音桥以及超过900多处的摩崖石刻与石碑。此外，庐山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发展为观光胜地，前来探访的中外游人建造了约600幢别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成为中华民国的“夏都”。这些别墅反映了多种建筑风格，其与自然景观相契合的布局则遵循了当时西方流行的规划设计概念。

庐山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是中国景观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学院式教育的典范，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还曾一度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庐山历史上重大的文化沿革及历史事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庐山瑰丽的自然风光与匠心独运的历史建筑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其突出的美学价值与中华精神、文化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与人文水乳交融的庐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缩影。

11. 平遥古城 (1997)

平遥古城建于公元14世纪，是现今保存完整的中国传统城市的杰出范例。其城镇布局集中反映了五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雄伟的建筑与银行业相关，因为平遥是19至20世纪初期中国的金融中心。平遥古城是目前中国保存完整的一座古代县级城池。位于中国山西省中部平遥县境内，包括平遥城墙之内的整个古城区、距县城西南6公里的双林寺、距县城东北 12公里的镇国寺三个部分。

平遥古城完整保存了14至20世纪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县级城市的真实风貌。 平遥古城建于14世纪，是由古城墙、古街巷、古店铺、古民居、古寺庙等众多文化遗存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城池面积225公顷，其城镇布局集中反映了五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汉民族城市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的发展。特别是19至20世纪初期，平遥古城是整个中国金融业的中心，现存古城内的近4000处商业店铺、传统民居,建筑雄伟、建造精良，是平遥长达一个多世纪经济繁荣的真实见证。双林寺现存明、清彩塑2000余尊，被誉为“东方彩塑艺术宝库”。镇国寺主殿万佛殿为五代遗构，是中国现存最早最珍贵的木构建筑之一。

12. 苏州古典园林 (1997, 2000)

位于历史名城苏州的九大古典园林，是公认的、最能体现中国“咫尺之内再造乾坤”之造园思想的杰作。这些园林建造于公元11至19世纪，精雕细琢，意境高远，反映了中国文化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思想。苏州古典园林位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其历史可以上溯到苏州成为吴国都城的公元前6世纪。深受吴王苑囿启发，私家园林于公元4世纪左右出现，并于18世纪达到了鼎盛。

现存园林仍有50余处，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9处古典园林被认为是中国“山水”园林杰出代表。其建造时间最早的当属沧浪亭，于11世纪初在一个毁坏的花园基础上建立而成。苏州古典园林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自由的写意风格的影响下设计和建造，以其意境深远、构筑精致、艺术高雅、文化内涵丰富而著称于世。这些园林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文化、美学思想与城市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

苏州古典园林历代造园者利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技术来艺术化地模拟自然。苏州古典园林意图在一所住宅的空间内，运用高超的叠山理水、花木栽植、建筑配置等造园手法塑造一个微缩的自然世界。

这些建造精美的园林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家的高超技艺；其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独特设计理念深刻影响着东西方园林艺术的发展；园林内丰富的各式建筑、假山石峰、书法作品以及各种类型的家具陈设、装饰艺术品等，系统地展示了古代中国江南地区高超的艺术成就，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内涵。

13. 丽江古城 (1997)

丽江古城，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古城传统民居历经数个世纪的洗礼，融汇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丽江还拥有古老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丽江古城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海拔2400米的丽江坝。这里群山环绕，有多个关口与外界相通。西北部的玉龙雪山是该地区河流及泉水之源。黑龙潭滋养了丽江古城条条河道和沟渠。丽江古城由大研古镇（包括黑龙潭）、白沙民居建筑群、束河民居建筑群三部分组成。大研古镇建于明代，当时是商业中心，并设立丽江军民府；大研古镇还包括原木家别院遗存的一文亭和光碧楼以及黑龙潭公园内的玉泉建筑结构。此处众多瓦顶两层木构架房屋，其拱门、影壁、庭院和雕花顶梁装饰结合了汉藏建筑和装饰元素，代表了纳西族文化。这些房屋鳞次栉比、依山而建。木质组件上精心雕刻着家庭生活和文化元素——陶器、乐器、花鸟等。

白沙民居建筑群建成于更早的宋元时期，坐落于大研古镇以北8公里处。这里的房子沿南北轴线排列，中心为广场。这里的宗教建筑包括殿堂和楼阁，存有超过40幅创作于13世纪初的绘画作品，描绘的主题涉及佛教、道教和纳西族人们的生活，还糅合了白族的文化元素。白沙连同位于大研古镇西北4公里的束河民居建筑群，都依偎在群山中，流水环绕，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不同文化、民俗风情与传统的融合。

生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风格协调的建筑群，尺度适宜的舒适住宅、亲切宜人的空间环境以及独具风格的民间艺术等等，共同构成人居环境建设的一个典范。

14. 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 (1998)

北京颐和园，始建于1750年，1860年在战火中严重损毁，1886年在原址上重新进行了修缮。其亭台、长廊、殿堂、庙宇和小桥等人工景观与自然山峦和开阔的湖面相互和谐地融为一体，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堪称中国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杰作。

北京颐和园将传统宫殿及亭台楼阁的构建融为一体。该座皇家园林建于清皇帝乾隆年间，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最初名为清漪园。颐和园主要由昆明湖（元代首都的水库）和万寿山组成，将政治、行政、居住、观赏、娱乐功能与湖光山色巧妙融合，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19世纪5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颐和园被付之一炬，后来，光绪帝为慈禧太后重修此园，更名为颐和园。

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破坏，之后再次重建，并于1924年起对外开放。位于东宫门内的仁寿殿为最主要的行政活动区。生活区包括三个建筑群：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它们都依万寿山而建，对面昆明湖美景一览无余。三处住所以亭廊连接，东至大戏台，西至长廊。乐寿堂门前有一座木制码头可供皇室家族乘船到达寝宫。颐和园其余百分之九十的面积是供皇室观赏美景、澄怀散志而建，并以园林建筑点缀，包括佛香阁、转轮藏、五方阁、宝云阁和排云殿。昆明湖上三座岛对应着中国传统园林中山的象征性元素。湖的南边是十七孔桥，与东堤相连。西堤景致不凡，横跨六座风格各异的桥。另外，万寿山北边还有汉代及西藏风格的庙宇，东北边还有德和园。颐和园是几百年来皇家园林的巅峰之作，对于后世东方园林的艺术及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15. 北京皇家祭坛-天坛 (1998)

天坛，建于15世纪上半叶，是一组保存完好、庄严的坛庙建筑群，坐落在皇家园林当中，四周古松环抱。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体建筑上，天坛都反映出天地之间（即人界和神界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同时，这些建筑也展现了古代帝王在这种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天坛是呈中轴对称的建筑群，圜丘坛是位于其南部的无顶建筑，北面紧邻它的是圆锥形屋顶的皇穹宇。再往北，拾级而上，三层圆形的锥顶建筑——祈年殿——映入眼帘。明清两朝皇帝于此处祭天，祈求来年丰收。西边是斋宫，供皇帝祭祀前斋戒使用。整个天坛由两重垣墙,分为内坛和外坛，四周松树环绕。西边内外坛间有神乐署、牺牲所。整个建筑群共有92座古建筑、600座宫殿，是现今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皇家祭天场所，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祭天建筑群。

原天地坛位于故宫以南、永内大街东侧，与紫禁城同时建成于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嘉靖九年（1530年），皇帝决定分别祭祀天和地，于是在主墙南侧修建了圜丘坛，专门用以祭天。因此，嘉靖十三年（1534年），天地坛改称天坛。

现在的天坛，经过乾隆和光绪两位皇帝重修，于1749年建成，总占地面积273公顷。天坛的位置、布局、建筑设计、祭祀仪式以及音乐都基于将数字和空间组织与天及其与地上人民的关系联系起来的古代信条，其中皇帝作为“天之子”斡旋天人关系。尽管其他朝代也建神坛祭天，但是北京天坛不仅是中国古文化的杰作，而且在中国所有祭祀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范例。

16. 大足石刻 (1999)

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特别是公元9世纪到13世纪天才般技艺的摩崖造像，以其极高的艺术品质、丰富多样的题材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和谐共处的局面。

重庆大足区的陡峭山坡上保存着举世无双的五组系列石刻群，建造年份最早可以上溯到九世纪，最晚则建于十三世纪。

最大的一组石刻群位于北山，分为两处，它们依着高达7到10米的崖面而建，绵延近300米。超过一万尊摩崖石刻陆续于九世纪末至十二世纪中叶开凿完成，造像题材主要是佛教密宗及道教。其铭文带领我们一探历史究竟，了解宗教信仰，断定开凿年代，鉴别历史人物。

十一世纪末期的宋代石篆山石刻长逾130米，石刻内容集释（佛教）、道（道教）、儒（儒教）“三教”为一体，世所罕见。宋代石门山石刻初凿于十二世纪上半叶，长72米，题材以佛教、道教造像为主。南山的宋代石刻开凿于十二世纪，崖面长达86米，题材以道教造像为主。宝顶山圣寿寺附近U型湾（大佛湾）及小佛湾内的两处石刻开凿于十二世纪晚期至十三世纪中叶，它们展现了佛教密宗石刻艺术的精华。其中大佛湾向西延伸约500米，包括31组石刻造像，既有佛教密宗主题，也刻画了牧民放牧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 大足石刻以其宏大的规模、高超的美学价值、丰富的造像题材以及完好的保存而闻名遐迩。

作为九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石窟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大足石刻不仅表明了释、道、儒“三教”在中国和谐共处，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当时石窟艺术对世俗生活刻画的日益关注。遗产地大量的石刻造像与详实的文字史料，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石窟艺术与宗教信仰的剧变与沿革。

17.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2000)

西递、宏村这两个传统古村落完整的保存了上个世纪皖南地区业已大量消失或改变的乡村风貌。其街道规划、建筑设计、装饰陈设，以及完备的供水系统是现存人居环境建设的杰出范例。西递、宏村位于中国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是颇具代表性的两座传统村落，以商业活动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以家庭和宗族为其社会组织形式，以其地方文化而闻名。

西递、宏村在村落的整体布局、景观、建筑形式、建筑材料、装饰、施工工艺等方面均完好地保持了14至20世纪时期徽州乡村的原有风貌。西递、宏村深受古徽州传统文化影响，由成功的官员或商人回乡建成，逐渐发展成中国传统乡村建设典范。西递四面环山，沿三条东西向在村南会源桥交汇的溪流而建。宏村坐落于山脚下，背山面水，流经村子的小河形成两个池塘，其中“月沼”位于村中心，另一个位于村南。

西递、宏村村落布局依山傍水，空间变化富有韵律，街坊小巷幽深宁静，水口园林景色如画，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共生、一体化、相和谐的追求；建筑色彩淡雅，山墙雕刻精雅，室内陈设雅致，体现了徽州建筑独特而精致的艺术风格；宗法制度管理森严，民俗民风敦厚淳朴，反映了封建社会士族阶层特别尊重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文化思想。这些遗存村落有600多年历史，具有科学、文化、美学价值，是研究地域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料来源。

18. 明清皇家陵寝 (2000, 2003, 2004)

明清皇家陵寝是指建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家陵寝建筑群，是大型建筑群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创造性杰作，是14-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古代王朝（明、清）文化和建筑传统的独特见证。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他将地上的封土堆由以前的覆斗式方形改为圆形或长圆形，又取消寝宫，并扩大了祭殿建筑。清代沿袭明代制度，更加注重陵园与周围山川形胜的结合，注重典礼规制，形成了帝后妃陵寝的配套序列，在祭祀制度上也更加完备。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体现了传统的建筑艺术，阐释了中华帝国晚期持续500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明清皇家陵寝建于公元1368年至1915年间，现分布于中国北京市、河北省、湖北省、江苏省、辽宁省，包括200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2003年扩展列入的明孝陵、明十三陵，以及2004年扩展列入的位于辽宁沈阳的三陵（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

明清皇家陵寝由众多采用传统建筑样式和装饰的建筑组成，其选址严格遵循风水理论。这些陵墓建筑和石质纪念物及雕塑，根据中国古代的礼治秩序，以神圣的方式进行排列布局，进而营造出适合皇家祭祀仪式进行和死者灵魂通过的场所空间。它们说明了统治中国五个多世纪的明清两代君主们对建造宏伟陵墓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他们对来世的向往和对权威的崇尚。

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孝陵，突破了过去的传统，开创了一套新的设计范式，为后世的北京明十三陵、钟祥明显陵以及清东陵、清西陵所效法。位于辽宁、建于17世纪的三座皇陵（永陵、福陵、昭陵），作为清朝开国君主及其父祖的陵寝，则融合了前代传统和满族文化的新特征。

明清皇家陵寝作为大型建筑群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人类创造的天才的杰作，是14-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王朝（明、清）文化和建筑传统的独特见证。其中，清代的陵寝，完美地融合了汉族和满族的建筑艺术。明清皇家陵寝的选址及规划设计，无不反映出遵循风水理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和社会等级观念，阐释着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普遍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19. 龙门石窟 (2000)

龙门石窟集中分布在古都洛阳之南伊河两岸峭壁上，是中国石窟艺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5 世纪末至8 世纪中叶间（中国北魏太和十七年至唐天宝十五年）最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两山窟龛造像以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题材多样， 雕刻精美，蕴涵丰厚而蜚声中外。

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石窟位于中国古都洛阳以南的伊河两岸，在绵延一千多米的石灰岩峭壁上，有窟龛2300多个，造像11万余尊，佛塔60多座，碑刻题记2800余品。洛阳是北魏后期及唐代早期的都城，石窟大多雕刻于五世纪末到八世纪中期。最早的石窟出现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西山峭壁上，包括古阳洞和宾阳三洞，全都刻有巨尊佛像。药方洞刻有140多条铭文，记录了治疗各种病症的方法。石窟的雕刻历时150多年，生动体现了艺术风格的演变。

七世纪到八世纪的唐代石窟，特别是奉先寺大规模的雕塑，堪称皇家石窟寺艺术的典范，被各地艺术家竞相效仿。早期“中原风格”和晚期“大唐风范”这两种雕刻艺术风格，影响波及全国，甚至远传域外，对其它亚洲国家雕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 青城山-都江堰 (2000)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解决了调水、灌溉、排水出除沙及治洪控流等问题。 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南，占据成都平原大部分面积的是青城山。公元142年，哲学家张陵正是于此处，开创了中国道教。

历史上青城山中修建了许多寺庙，集中体现了道教文化的精髓。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成都平原西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处，初建于公元前256年，堪称生态工程壮举。经过唐、宋、元、明时期的修整和扩建，它利用自然地形和水文特征，无需建筑水坝，就解决了调水、灌溉、排水除沙及治理洪水、控制流量等问题。都江堰包括两部分：三堰工程（距都江堰市1公里，位于成都平原最高点，海拔726米）和灌溉区域。三堰工程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是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用来控制岷江上游的水。再加上百丈堤，二王庙水道和人字堤等附属工程，确保了成都平原正常供水。在防洪、灌溉、水运和生活供水方面，已产生综合效益。2250多年来，已灌溉农田668,700公顷。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南，占据成都平原大部分面积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青城山。

早在公元142年，哲学家张陵于青城山创立了中国道教。晋唐时期，青城山上相继修建了一些道观，从这里外传了道教教义的大部分精髓。十七世纪，青城山恢复其作为道教思想和精神中心的地位。建在山上的11个重要道观，反映了川西传统建筑风格。这些道观包括建于张陵传道地之上的二王庙、伏龙观和常道观，以及建福宫（原名丈人观）。

21.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2004)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包括3座王城和40座墓葬的考古遗迹：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14座王陵及26座贵族墓葬。这些都属于高句丽文化，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668年，高句丽王朝一直统治中国北部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北部，这里的文化因此而得名。五女山城是一个局部发掘的王城遗址。国内城位于今天的集安市内，在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与其他王城相互依附共为都城。丸都山城是高句丽王朝的都城之一，城内有许多遗迹，其中包括一座雄伟的宫殿和37座墓葬。一些墓葬的顶部设计精巧，无需支柱就可支撑宽敞的墓室，还能承载置于其上的石冢或土冢。位于中国东北的古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建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包括有三座王城遗址以及四十座王陵及贵族墓葬遗址：五女山城位于辽宁省桓仁满洲自治县；国内城、丸都山城与四十座王陵及贵族墓葬位于吉林省集安市。 高句丽王朝自公元前37年建国直至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一直作为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存在。五女山城、国内城和丸都山城是王朝早中期的都城。五女山城建于公元前37年，是高句丽政权最早的都城。都城由护城墙拱卫，墙上开出三个城门，部分石筑，部分则从崖壁中凿出。都城内有宫殿、军营、瞭望塔、房屋和仓库。国内城（在今集安市境内）建于平原之上，有石筑护城墙环绕，城内分宫殿区与居民区。在高句丽依山而建的都城中，唯有丸都山城以巨大宫殿作为其规划布局的中心，它创造了一个高句丽文化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山城。国内城和丸都山城曾是高句丽几百年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公元197年，另一政权进犯，高句丽军兵败，国内城坍圮。公元209年丸都山城建立。两城都曾数次毁于战事又数次得以重建，它们轮流作为都城投入使用。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国内城起陪都的作用。它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有石筑城墙的平原城遗址。 古高句丽王朝的王陵及贵族墓葬分布在丸都山城中，被称为“洞沟古墓群”。12座王陵皆为石质，采用阶梯金字塔造型。其内部的墓室顶部覆有泥瓦，贵族的墓葬则包括覆土的石墓室，墓室内装点着壁画，壁画上描绘了日常生活、运动、打猎和大自然的场景，还有神明、仙女和龙等元素。好太王碑立于公元414年，碑文记述了高句丽王朝创始的故事。 这些都城和墓葬是已消逝的古代高句丽文明的独特例证。都城的布局与构造影响了后来文化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墓室壁画则代表了珍稀的中世纪东北亚艺术，这些壁画与石碑、碑文共同体现了中华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影响。

22. 澳门历史城区 (2005)

作为一个繁华的港口，澳门在国际贸易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从16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 直到1999年，中国恢复了对她的主权。 澳门历史城区现存着的历史街道，住宅，宗教和葡萄牙风格的公共设施以及中国风格的建筑，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交融的历史。

城区还保留了一座中国最古老的城堡和灯塔。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和西方文化最早互相交融并且持续沟通的历史。澳门是中国境内在国际贸易发展中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繁荣兴盛的港口城市。16世纪中叶，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居住地。直到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历史城区包括22座主要建筑物以及多个公共空间，它们能让人清晰理解这个古老贸易港口城市的结构。

澳门历史城区保留着葡萄牙和中国风格的历史街道以及住所、宗教和公共建筑，为东西方美学、文化、宗教、建筑和技术影响的交汇提供了独特见证。它见证了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基础上出现的最早的、最悠久的中西交流。 作为中西交流的大门，澳门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战略性作用。澳门是一个复杂海上贸易网络的中枢，不同的民族定居于此，传教士又带来了各自的宗教和文化影响，例如引入了外国建筑样式（如中国第一所西式剧院、第一所西式大学、第一所西式医院,以及多座教堂和城堡），其中许多建筑沿用至今。

澳门独特的多元文化特质可见于中西建筑遗产的动态共存，这种动态还常表现在建筑设计的细部，将中式设计特点糅合于西式建筑，反之亦然。如巴洛克式风格的圣保禄教堂前壁（大三巴牌坊）上竟糅合汉语字句作为立面的装饰元素。此外，在澳门的城市肌理结构中也能看到欧洲港口城市的典型特征，例如城区仍保存着不少广场空间、狭窄迂回的街道及房子摩肩接踵兴建的城市特色；同时澳门也吸收了其他葡人居住地的城市规划经验，用“直街”把港口与最初的城堡接起来。澳门历史城区与海岸景观之间的视觉联系作为载体，反映澳门由贸易港口发展而来，而几百年沿用至今的内港也见证了这点。历史性交汇的无形影响已渗透到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中，影响了宗教、教育、医学、慈善事业、语言和饮食文化。澳门历史城区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建筑、城市结构、人或其风俗习惯，而是所有这些元素的融合。源自中西的文化沉淀及其生活传统的共存，共同定义了澳门历史城区的本质。

23. 殷墟 (2006)

殷墟考古遗址紧靠着北京以南约500公里的安阳市，是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至1046年）的古代都城，代表了中国早期文化、工艺和科技的黄金时代，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最繁荣的时期。

在殷墟遗址发现了大量王室陵墓、宫殿以及中国后期建筑的原型。其中宫殿宗庙区发现了80处房屋基址，还有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员大墓“妇好墓”。“妇好墓”出土的大量工艺精美的陪葬品证明了商代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对于证明中国古代信仰、社会体系以及汉字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写系统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的古代都城遗址，位于中国中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河南安阳市西北洹河两岸，遗产区面积达414公顷，缓冲区面积720公顷，包含了宫殿宗庙区和墓葬区两部分。公元前1300年前后第二十代商王盘庚由奄迁都于殷（今安阳小屯一带），在此建立了长期稳定的都城，历经八代十二王，共计255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殷商文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殷墟是最早具备了文明要素的遗址，包括八十多个夯土房基，房基上有木结构、宗庙以及祭坛的遗迹，为一条同时用作防洪系统的防御沟所环绕。宫殿区内的许多灰坑中曾有刻有文字的甲骨，是中国文字的最早证据。较高处的王陵区域内的墓葬坑中包含了战车以及被认为是陪葬者的人类遗骨。随葬品包括有纹饰的青铜礼器、玉雕、骨雕和陶器。

殷墟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都城遗址之一，其规划布局对中国后来都城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殷墟王陵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王室墓地，是中国王陵制度的源头；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印证了中国商代历史的可信性，使中国的信史上推了近千年；殷墟遗址体现了商代晚期社会生活，反映出青铜铸造、历法等科学和建筑技术的高度发达。

24. 开平碉楼与村落 (2007)

开平碉楼与村落是用于防卫的多层塔楼式乡村民居，展现了中西建筑和装饰形式复杂而灿烂的融合，表现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开平侨民在南亚、澳洲以及北美等一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遗产构成包括四个组成部分：迎龙楼（三门里）、自力村村落与方氏灯楼、马降龙村落群、锦江里村落。这些建筑分为三种形式：由若干户人家共同兴建、用于避难的众楼，由富有人家独自建造、用于防御和居住的居楼，以及出现时间最晚、用于联防预警的更楼。按建筑材料不同可分为钢筋水泥楼、青砖楼、泥楼、石楼等，反映了中西方建筑风格复杂而完美的融合。碉楼与周围的乡村景观和谐共生，见证了明代以来以防匪为目的的当地建筑传统的最后繁荣。开平碉楼及其周围的村庄以其复杂而大胆的中西方建筑风格的融合，以当地碉楼建筑传统最后的繁荣，以其保存的完整性和未改动状态（因其作为防御性住所的时间较短，随后处于相对废弃状态）以及与其农业景观的和谐关系，体现了突出普遍价值。

25. 福建土楼 (2008)

福建土楼建于15至20世纪期间，位于台湾海峡内陆地区福建省西南部，分布于120多公里范围内，共包含46栋建筑。这些建于稻田、茶园和烟草田间的土楼为生土建筑。土楼通常为多层，建筑内沿为圆形或方形，每座楼可供800人居住。

土楼最初是为防御目的而建造，围绕中央的开放式庭院，只有一个入口，一楼以上方有对外侧开放的窗户。作为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土楼实际上成为了村寨，常常被称为“家族的小王国”或“繁华的小城市”。土楼的外墙高大坚实、屋顶覆以瓦片，形成宽阔的屋檐。最精致的建筑可以追溯到17和18世纪。建筑内部纵向区分不同家庭，每户每层拥有两到三个房间。与其朴实的外墙相反，土楼内部是为舒适性而建造的，并具有极高的装饰性。

土楼以其建筑传统和功能作为典型范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体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公共生活和防御组织，并且体现了人类居住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福建土楼是中国东南山区土楼中最具代表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土楼代表。建于13至20世纪，坐落在肥沃的山区谷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中，作为造型独特、规模宏大、构造奇巧的防御型建筑，福建土楼是一种适应特殊要求的聚落方式的非凡体现，历史悠久、沿用至今。

现存的土楼及其相关联的大量文献史料，全面展示了7个世纪以来这种奇特的生土建筑艺术的产生、创新和发展。土楼构造精巧的内部空间，有些土楼顶部装饰精美，满足了社区生活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也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体现了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在一个偏远、近乎不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中的发展过程。体量巨大、造型奇巧的土楼与其景观环境间的关系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和与自然环境融合的和谐之美。

26. 五台山 (2009)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市五台县境内，因其5座如垒似台的山峰高耸环峙而得名，是著名的佛教圣地。该文化景观由41座寺庙组成。其中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现存木构遗存中最大、最完整、等级最高的，寺内的唐代彩色塑像形态逼真。明代殊像寺的500罗汉彩色悬塑将佛教故事演绎在一幅构图巧妙、造型逼真的山水画幅之中，展示了古代中国人在艺术方面的天才创造力。

总体来说，五台山的佛教建筑、佛塔、雕塑、壁画、碑刻等佛教遗存，全方位见证了近两千年间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演变及其在东亚地区的传播过程；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作为中国早期木构建筑的杰出范例，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突出成就，并对唐以后的官式建筑形成深远影响。五台山，以五座平缓的山丘得名，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也是全世界佛教文殊菩萨朝圣的中心。

五台山真实保留了多个朝代的53座佛教建筑，包括内部有等身彩塑的佛光寺东大殿，是保存至今的最高等级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另有明代殊像寺，其内部500尊悬塑将佛教故事生动融合于立体山水画境中。寺庙与其所在的自然景观密不可分。山顶几乎终年积雪，松杉杨柳茂密成林，高山草甸苍翠欲滴，五台山的自然美景至少自唐代起就为艺术家们所描绘赞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描绘了五台风光。延续两千年的营造为五台山留下了大量寺庙建筑，它们为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佛教建筑发展及佛教建筑对宫殿建筑的影响提供了一系列见证。

自北魏时期（公元471-499年）起的一千年间，9位帝王18次朝拜文殊，都在碑刻铭文中有详细记载。兴起于帝王的五台朝圣的传统延续至今，仍兴盛不衰。五台山的寺院保存了历代帝王和学者收藏的大量书籍，是佛教文化的重要宝库，吸引着来自亚洲各地的佛教朝圣者。

27. 登封 “天地之中”历史古迹 (2010)

嵩山被认为是具有神圣意义的中岳，在海拔1500米的嵩山脚下，距河南省登封市不远，有8座占地40平方公里的建筑群，其中包括三座汉代古阙——中国最古老的礼制建筑遗址，中岳庙、周公测景台与登封观星台等。这些建筑物历经九个朝代修建而成，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并体现了嵩山作为虔诚的宗教中心的力量。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古代建筑用于祭祀、科学、技术及教育活动的最佳典范。登封作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之一, 确切位置不详，它的名字现指嵩山少室山和太室山之南的一个地区。若干世纪以来，登封与“天地之中”的概念密切相关，这里被认为是唯一精确的天文观测地点。嵩山是“天地之中”的自然要素，而对嵩山的崇拜，也被古代帝王用作强化统治的方法。 以上三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和谐统一：天文意义上的天地之中是建造帝都的最佳地点，嵩山作为天地之中的自然象征，又是用于加强皇权的礼仪活动的焦点。

登封地区聚集的建筑在建造之初均属最高级别，其中许多更是由帝王敕建。因此，登封建筑群又加强了登封地区的影响。 申报区域内的一些遗产点与嵩山紧密相关（中岳庙、太室阙和少室阙）；天文台很显然与在天地之中的天文观测相关，余下的建筑则是因该地区处于天地之中的特殊地位而建于此。

28.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2011)

自公元9世纪以来，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骚客、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景区内遍布庙宇、亭台、宝塔、园林，其间点缀着奇花异木、岸堤岛屿，为江南的杭州城增添了无限美景。

“西湖景观”是中国历代文化精英秉承“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中国山水美学理论下景观设计的杰出典范，对18世纪的清代皇家园林和9世纪以来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的景观设计和造园艺术均产生过明显的影响。西湖处于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环抱之中。自唐朝（公元618-907 年）起，历代文学家和画家留下了无数颂扬西湖美景的诗篇和画卷。寺庙、宝塔、亭阁、园林和观赏树木点缀于岛屿、堤岸和小山的矮坡之间，并与农田景观融为一体，更增西湖秀色。西湖的主要人工建筑为两堤三岛，形成自9 至12世纪间的多次疏浚工程。

自南宋（公元13世纪）起，西湖十景就被认定为理想的经典景观，它们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西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正如唐宋两代的文学家和学者所描绘的那样，西湖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美学理想。西湖景观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不少地方以湖、堤造型，摹习西湖的和谐之美。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从杭州城望西湖，这座巨大的景观园林具有清晰的视觉边界，一直延伸至周围小山的山脊上。

29. 元上都遗址 (2012)

元上都遗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地处长城以北，包含了由忽必烈的汉人幕僚刘秉忠于1256年主持设计和建设的传奇都城遗迹。 元上都遗址的地标面积超过25000公顷，记载和印证了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百年的碰撞与融合，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都城遗址，包含了寺庙、宫殿、墓葬群、游牧营地和连通了水系的灌溉渠等。

作为忽必烈的龙兴之地、蒙元帝国百年风云的权力中心之一，在此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 宗教、文化、军事等历史事件，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范围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从这里开始，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帝国把疆界扩展到几乎整个亚洲地区。此外，元上都的规划建设是在中国传统都城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游牧民族对文化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和文化吸纳，由此产生的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高度兼容并蓄的“二元”城市模式，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融合典范，在世界文明发展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也是一种特殊政体与社会架构兴起与覆灭全过程的唯一完整见证。元上都遗址是一座草原都城的遗址，它是文化融合的独特产物，见证了亚洲北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同化。

元上都位于蒙古高原东南边缘，是忽必烈汗统治的第一个都城（1263-1273年），后成为元朝夏都（1274-1364年）。都城遗址及其相关墓葬按照中国传统风水，在草原上呈南北轴线布局，北面环山，南面向水。 来自上都的忽必烈汗铁骑统一了华夏农耕文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后者同化，并拓展了元帝国的疆域，使之横贯北亚。根据上都的规划，宫城与皇城被外城部分包围，外城则有牧民的帐篷和皇家狩猎的苑囿，体现了独特的文化融合。如今的铁幡竿渠遗址则是当时用以防洪护城的大型水利工程。忽必烈汗在元上都得势掌权、主持宗教辩论并招待外国旅行者，而外国旅行者留下了在随后几百年一直启迪人心的游记。元大都成为世界传奇，藏传佛教亦是从这里传播开来。

30.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2013)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位于中国云南省南部，壮美的梯田广泛分布在哀牢山区、红河南岸，面积16603公顷。在近1300年的不断发展中，哈尼族人民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由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组成的“四素同构”台地耕作体系。

为支撑主要农作物红米的生产，创造性发展了牛、鸭、鱼在内的综合农业系统。在这里分布着82个村寨，传统的蘑菇房点缀其间，当地居民对大自然中的太阳、月亮、江河、森林及火有朴素的崇奉和世界观。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以及独具特色的稻田管理系统，共同构成了人类与自然完美和谐的生态典范。

位于红河南岸的红河哈尼梯田，地处云南南部山区，绵延分布在哀牢山的山坡上。1300年前，从西北部迁移至此的哈尼人从密林中开垦出了哈尼梯田。水沟干渠灌溉着千山万岭之上的稻作梯田。在有的地方，谷底和森林边缘地带之间的梯田台阶数高达三千多级。 哈尼人生活的环境，山林林立、狭窄的山谷与峡谷十字交错、降雨量充沛（大概在1400mm的水平）、属亚热带山谷气候，这种极端的自然环境为其生活既造成困难也带来了机遇。

哈尼人从密林中开垦出一个极其复杂的遍布山野的梯田体系。 整个梯田的面积约有1000平方千米。梯田的三大片区，即坝达、多依树、老虎嘴片区，位于麻栗寨流域、大瓦遮流域和阿勐控流域，这三大片区反映出梯田所在地不同的地理地质特征。坝达片区梯田相对平缓，多依树片区梯田较陡，老虎嘴片区梯田最为陡峭。这一遗产地反映出一个由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组成的四素同构的系统。位于山顶的森林可以保存涵养灌溉所需水，是梯田的命脉。

森林可分为四大类：原始“水源”林、寨神林、公共林和村寨林。村寨林里的木材被用来修房、做饭和生火。寨神林至今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村寨上方，住着寨神“昂玛”（寨之魂）和土地神“米松”，村民们会在此祈祷和平，健康和财富。 雨水在石缝间流淌，花岗石山地下的砂岩有储水功能，被储存下的水又继续向下流淌。条条沟渠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能让水在寨内和不同村寨之间流动。四条骨干沟渠及392条支渠，长度达445.83千米，由村民共同维护。在梯田之上，山顶之下，有82个规模较小的村寨，每个村寨有50到100家人。寨子里的传统建筑是土基堆砌的小屋，屋顶倾斜，上面堆着茅草，看上去像蘑菇，别有特色。寨子里至少有一半的房子是全部或部分使用传统原料建造而成。每家耕种一块或两块稻田。生产红米靠的是一个复杂的耕作和饲养一体化体系，这其中的元素包括水牛，牲畜，鸭，鱼和泥鳅。这个体系的基础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社会宗教结构，该结构的基础是同植物和动物之间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加强集体责任感，以及自然的神圣，反映出人与族群，人与神灵之间相互影响。哈尼梯田充分地反映出一个灵活的土地管理体系，在该体系中，社会和环境资源得以优化，人类和其生活环境实现了在精神、生态和视觉上的和谐。通过一个被称之为“人神合一的社会制度”，表现出的是对自然的尊重，对个体和社区的尊重。

31.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道的路网 (2014)

“丝绸之路”是从中国汉唐王朝中央首都——长安、洛阳，延伸至中亚七河地区的，地跨5000公里的广阔的网络。它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一直沿用至16世纪。它连接了多个文明，促进了长距离的商贸、宗教信仰、科学知识、技术创新、文化实践和艺术等方面的交流活动。

该遗产路网上包括的33个组成部分，涵盖了不同帝国和汗国的首都城市和宫殿建筑群，也包括了商贸聚落、佛教石窟寺、古代道路、驿站、关隘、烽燧、长城的段落、堡垒、墓葬和宗教建筑等。丝绸之路是包含不同线路的互通网络，将亚洲、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和近东的众多古代社会连接起来，促进了世界上多个伟大文明的发展。它们构成了世界卓越的长途交通网络之一，绵延近7500 公里，并在特定路线扩展延伸，总长超过35000公里。尽管其中一些路线之前已使用了几千年，但直到公元前2世纪时互通交流才有了极大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长途贸易出现了高价值商品、这些人员和物品间的流动对沿途社会形态产生了深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 这些路线主要用于传输原材料、食品以及奢侈品。一些地区专门输出某种特定的材料或物资：尤其是中国，向中亚、次大陆、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提供丝绸制品。许多高价值贸易物资经过长途运输 - 使用驼兽和河船筏 -很可能经由不同的商人倒手才运至目的地。

天山廊道是该广阔的丝绸之路路网的一部分或一个走廊。该廊道绵延约5000公里，包含复杂的长约8700公里的贸易路网，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时期的中国中原地区长安城与中亚腹地相连，这时正是高价值物资，尤其是丝绸制品贸易在中国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开始兴盛之时。

贸易在公元6-14世纪期间得到繁荣发展，直到公元16世纪仍然作为主要贸易路线使用。 丝绸之路沿线极端的地理状况生动地反映了长途贸易的艰巨性。丝绸之路低处为海平面之下154米，高处则达到海平面之上7400米，穿越大河、高山湖泊、坚硬的盐滩、广袤的沙漠、大雪覆盖的山脉和“肥沃的”大草原。整个路线气候变化多端，有极端干旱季节，也有半湿润地区；植被覆盖则包括温带森林、温带荒漠、温带草原、高寒草原和沙漠绿洲。 天山廊道始自黄土高原上中国汉唐时期的首都长安城，一路向西，越过河西走廊，横穿秦岭和祁连山山脉，直达敦煌玉门关。

从楼兰/哈密，廊道沿着天山山脉的南北两翼继续延伸，通过关口到达中亚七河地区的伊犁，楚河和塔拉斯河谷谷，将推动丝绸之路贸易的两个伟大政权中心有机联系起来。 廊道沿线33 个遗产包括多个帝国和可汗王国的都城/宫殿、贸易地、佛教石窟寺、古道、驿站、关口、烽火台、长城段、防御工事、古墓和宗教建筑。

中华帝国建造的正式的驿站和烽燧系统有力地推动了贸易的发展，七河地区政府管辖的要塞、商队旅馆和路站系统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长安城内及周边建造的一系列宫殿反映了1200多年间中国帝王的权力中心；楚河河谷城市也见证了9-14世纪七河地区的政权中心及其长途贸易的组织管理。 西起库车县（现为新疆库车市）东至洛阳城的一系列佛塔和大型精美的石窟寺记录了佛教从印度沿喀喇昆仑山向东传播的历程，反映了吸收当地思想后舍利佛塔设计理念的变迁。这些建筑的精巧体现了地方当局和中国中央帝国政府的赞助、富裕商人的捐赠以及行走在路线上的僧侣的影响，关于这些僧侣的行程记录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其他宗教建筑反映了廊道沿线多种宗教（以及各种种族群体）的形成和共存，包括七河地区粟特人的主要宗教拜火教；楚河和塔拉斯山谷、高昌城、洛阳城的摩尼教；高昌城、新疆周边以及长安城的基督教教派；布拉纳的伊斯兰教。 大规模贸易活动促进了城镇和城市的扩大、繁荣和昌盛，也反映了定居社区和游牧社区间的相互影响，这表现在多个方面：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以及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如七河地区突厥人和粟特人；

天山山脉游牧社区向定居社区转变，出现了半地下建筑等极具特色的建筑和规划；公元前1世纪之后对河西走廊1000英里廊道进行农业扩展规划，作为屯田并变革为定居农业社区。各种大型的水力管理系统是城镇、贸易地、要塞、商队旅馆和农业发展必要的支持体系，例如，在极其干旱的吐鲁番盆地所修建的大型坎儿井地下水渠，其中部分至今仍在使用，它们将水资源传输至高昌城，并以雅尔城深水井作为补充；河西走廊沿线大规模的明渠和壕沟网络将河水引导至定居地，其中有90公里在锁阳城保存至今；在七河地区，河水通过运河和管道进行配水并存储在水库中。 路线不仅作为人员和物资流通的通道，同时也促进了思想、信仰和技术创新的广泛传播。比如，建筑和城镇规划等思想在许多基础方面塑造了城区空间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32. 大运河 (2014)

大运河位于中国中东部，是一个巨大的水路系统，北起北京市，南至浙江省。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5世纪，后陆续开凿完善。到公元7世纪时（隋代），大运河完成第一次全线贯通，成为贯通隋帝国的交通方式。

大运河的开凿和工程建设中产生了众多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具有代表性的工程实践，创造出工业革命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土木工程建设成就。通过运输粮食和战略性原材料，大运河成为帝国内陆交通系统的支柱。

到13世纪的时候，大运河由2000多公里的人工河道组成，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中国大运河在保障国家经济繁荣稳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中国大运河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功能。大运河是纵贯中国东北和中东部平原的巨型内陆水道系统，流经中国8个省、直辖市。北起首都北京，南至浙江省。大运河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持续建造，到公元7世纪（隋朝）首次成为帝国统一的水路交通系统。这之后一系列巨大的工程，创造了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大运河历经多个朝代修建和维护，是帝国内陆交通体系的主干道。

长期以来在漕运体系的管理下，大运河是帝王运输粮食及战略性原材料物资、征收赋税和控制交通的专用通道。大运河体系供应了百姓生存所需的粮食物资，实现了对领土的统一管辖和军队的运输。13世纪（元朝）大运河发展达到顶峰，形成了包含2000多公里人工河道的统一内陆航运网络，将黄河、长江等中国境内五大最重要的江河流域连接了起来。大运河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内陆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3. 土司遗址 (2015)

这片遗址位于中国西南山区，包括一系列部落领地。这些领地的首领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土司”，是这里十三至二十世纪世袭的统治者。土司制度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少数民族地区的王朝统治体系。其目的是为了既保证国家统一的集权管理，又保留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湖南老司城，湖北唐崖和贵州海龙屯均属于这片遗址，它是中华文明在元、明两代发展出的这种统治制度的特殊见证。土司遗址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山区，“土司”指公元13世纪至20世纪早期由中央王朝任命的区域首领。设立土司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允许当地少数民族保护传统风俗及生活习惯。

老司城遗址、崖土司城遗址和海龙屯遗址三个组成部分所构成的系列遗产，正是这一管理制度的重要反映。老司城和海龙屯的考古遗址和地上遗存反映了最高级别的土司治所；唐崖土司城的牌坊、官署区、城墙、排水沟渠和土司墓葬群反映了较低级别的土司治所。当地民族风俗与中央官式特征的有机结合反映了不同价值的融合，见证了中国古代王朝的行政管理方式。

同时与之关联的少数族群的活态文化传统也因老司城当地土家族社区的文化传统和实践得以呈现。当地少数民族群体（如老司城遗址的土家族社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得以保留。

34. 云岗石窟 (2001)

云岗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现存洞窟254座、石像59000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期中国杰出的佛教艺术成就。“昙曜五窟”整体布局严整，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的经典代表作。

云冈石窟是公元5世纪中叶至6世纪初开凿的大型佛教石窟群，由254个大小窟龛组成，雕像59000余躯，雕刻面积达18000平米，代表了中国佛教石刻艺术的杰出成就。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作为从北魏时期开始的皇家授意兴建的佛教石窟群，它显示了该时代中国佛教信仰的国家意志。在承袭来自南亚和中亚地区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同时，云冈石窟赋予佛教石窟艺术以明确的中国特征和地方精神。因此，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佛教石窟艺术有着深远影响。

35.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2016)

花山岩画是国内外规模最大的古代岩画之一，其融整体（左江岩画）的规模宏大、单体（自身）的气势雄伟、个体人物（岩画中）体形硕大之“三大”特征于一体，从而形成的雄阔气势为其他岩画所不能比拟；花山岩画的图像大多采取平面塑造即投影单色平涂的创作方法，用特制的软笔在岩壁上涂抹图像轮廓，形成“剪影”般的艺术效果，造就了花山岩画粗犷的外貌及活跃的动感，具有极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壮民族先民绘画艺术的不朽杰作及传承。

左江花山岩画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共包括38处岩画点及与岩画密切相关的喀斯特地貌、河岸和台地景观，生动地展示出在中国南方曾盛极一时的铜鼓文化及其仪式特征。蜿蜒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将喀斯特地貌削切出无数陡峭的岩壁，左江花山岩画便是由古骆越人绘制在这些沿江的岩壁上，展示了骆越人的生活场景及仪式特征。

36.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2017)

鼓浪屿位于中国厦门市的九龙江出海口，是一座面积仅1.88平方公里的海岛，与厦门市区隔着600余米宽的鹭江海峡遥遥相望。随着1843年厦门开埠和1903年鼓浪屿公共地界的确立，这个位于帝国南部海疆的小岛突变为一扇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见证了清王朝晚期的中国在全球化早期浪潮冲击下步入近代化的曲折历程。

在特殊的管理模式作用下，通过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还乡华侨群体的共同营建，鼓浪屿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化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成为活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侨民、各界精英的理想居所，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地区体现现代人居环境理念的独特范例。

鼓浪屿岛位于九龙江出海口，与厦门市区隔着600余米宽的鹭江海峡遥遥相望。随着1843年厦门开埠和1903年鼓浪屿国际社区的确立，这个位于中国南部海疆的岛突变为一扇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该遗产反映了一个复合的现代社区，这个社区由具有多样化的本土和国际建筑风格的931组历史建筑、自然景观、历史道路、历史花园等构成。 通过本土居民、还乡华侨和外来多国侨民的共同营建，鼓浪屿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现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

它成为活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海外华人、各界精英的理想居所，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地区体现现代人居环境理念的独特范例。 鼓浪屿作为文化融合的独特例证，是多年来文化交流的产物，清晰地反映了几十年间不断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所形成的有机城市结构。其中，诞生于鼓浪屿的一种新建筑运动——厦门装饰风格，是多种风格影响和融合最为独特的见证。

37. 良渚古城遗址 (2019)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城址区。

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良渚古城遗址是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权力和信仰中心，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天目山以东河网纵横的平原上。

该遗产共分四片区域：瑶山遗址区（01）、谷口高坝区（02）、平原低坝-山前长堤（03）和城址区（04）。良渚古城遗址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较早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明显社会分化、具有统一信仰体系的区域性国家。

该遗产由一系列遗址构成，包括公元前3300-2300年建造的城市遗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反映社会等级的墓葬（包括一处祭坛）、以具有信仰和制度象征意义的玉石文物为代表的各类考古文物、以及遗产所处的年代，反映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首都城市的模式、功能区划、良渚文化定居点的独特特征，以及带有平台的外城，都充分支持了遗产的价值特征。

38.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2021)

中国的系列提名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了一种空间结构，该结构融合了生产、交通和经营、以及主要的制度、社会和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促使泉州在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期间，逐渐崛起并繁荣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

宋元时期的泉州商贸体系以江海交汇处的城市为中心和动力，东南部的海洋将它与世界相连，西北部的山脉为其生产提供了条件，水陆运输网则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该遗产组成部分和主要要素包括行政建筑及其结构、宗教建筑和雕像、文化遗址和古迹、陶瓷和铁器生产场所，以及由桥梁、码头和为航海人员引路的灯塔所构成的交通网络，它们综合反映了宋元时期泉州独特的海洋地域、社会文化和贸易结构状况。

39.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2023)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普洱市惠民镇。这一有机演进的文化景观是一处由景迈山的古茶林、茶园、森林和传统村寨构成的茶产区。

当地的布朗族和傣族利用可追溯至公元10世纪的传统实践，历经千年形成了这一土地利用系统。传统的林下种植古茶树是应对山地生态系统和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的方式，同时结合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世居社群所维系的独特治理体系。与茶祖信仰相关的传统仪式和节日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这一信仰认为神灵居住在茶园和本地动植物群落之中。

40.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2024)

北京中轴线从北到南纵贯北京老城中心，包含曾经的皇家宫苑、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礼仪和公共建筑以及中轴线道路遗存。中轴线见证了北京城市的演变，展现了中国的王朝制度和城市规划传统，其选址、格局、城市形态和设计体现了古代典籍《考工记》所记载的理想都城范式。北京中轴线始建于元代（1271年-1368年），当时的元大都位于今中轴线的北段。该遗产还包括之后明代（1368年-1644年）营建和清代（1636年-1912年）完善的古代建筑。

41. 宁夏西夏陵 (2025)

西夏陵位于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南段东麓，是西夏王朝的皇室陵园，包括9座帝王陵墓、271座陪葬墓、5.7公顷北端建筑群以及32处防洪工程遗址。西夏王朝于1032年由党项人建立，一直延续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王朝扼守古丝绸之路要道，其效法中原王朝制度，形成以佛教信仰为核心、多元文化并存的文明。该遗址生动展现了西夏王朝的宗教与社会政治传统。

西夏陵是西夏王朝的帝王陵寝，位于中国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始建于11世纪至13世纪。这片陵区由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1处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组成，是存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的独特见证。西夏王朝由定居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游牧民族党项族建立，融合了党项、汉、藏、回鹘、契丹和女真等多民族人口。通过与商旅、僧侣和游牧民族的交流，党项族在以佛教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原王朝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独特文明。陵区现存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及出土文物（含西夏文字碑刻残片）充分印证了这一文明特征。

自然遗产（15项）

1. 黄龙风景名胜区 (1992)

黄龙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岷山主峰雪宝顶下，面临涪江源流，似中国人心目中“龙”的形象，因而历来被喻为“中华象征”。黄龙是中国唯一保护完好的高原湿地，海拔1700～5588米，山顶终年积雪，是中国最东部的冰川。景区占地面积60000公顷，以规模宏大、结构奇巧、色彩丰艳的地表钙华景观为主景，以罕见的岩溶地貌蜚声中外。

彩池、雪山、峡谷、森林称为“四绝”，再加上滩流、古寺、民俗称为“七绝”。沟中彩池会随着周围景色变化和阳光照射角度变化变幻出五彩的颜色，被誉为“人间瑶池”。黄龙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为大熊猫和四川金仰鼻猴等濒临灭绝的动植物提供栖息地。

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199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是中国第一个以保护自然风景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距离成都市400多千米，是一条纵深50余千米的山沟谷地，总面积64297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80%。因沟内有树正寨、荷叶寨、则查洼寨等九个藏族村寨坐落在这片高山湖泊群中而得名。区内长海、剑岩、诺日朗、树正、扎如、黑海六大景观，呈“Y”字形分布。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蓝冰，被称为九寨沟“六绝”。泉、瀑、河、滩以及108个海子，随着周围景色变化和阳光照射角度变化变幻出五彩的颜色，构成一个个的瑶池玉盆。神奇的九寨，被世人誉为“童话世界”，号称“水景之王”。

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74种国家保护珍稀植物，有18种国家保护动物，还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九寨沟还是以地质遗迹钙化湖泊、滩流、瀑布景观、岩溶水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地质公园。在四川岷山山脉南部达到4752米的高度,还包含一个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3.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1992)

武陵源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农业区内的自然岛，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西北部，总面积26400公顷，由张家界市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慈利县的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和桑植县的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后又发现了杨家界新景区。

遗产区内有张家界地貌、构造溶蚀地貌、石英砂岩、剥蚀构造地貌、河谷地貌、地质遗迹景观等多种地貌类型。张家界地貌是砂岩地貌的一种独特类型，它是由石英砂岩为成景母岩，以流水侵蚀、重力崩塌、风化等作用力形成的以棱角平直的、高大石柱林为主的地貌景观，以及深切嶂谷、石墙、天生桥、方山、平台等造型地貌。

武陵源构造溶蚀地貌主要形态有溶纹、溶痕、溶斗、溶沟、石芽、石林、穿洞、洼地、落水洞、竖井、天窗、伏流、地下河、岩溶泉、溶窝、溶槽、石膜、埋藏石芽、漏斗等，堪称为“湘西型”岩溶景观的典型代表。溶洞主要集中于索溪峪河谷北侧及天子山东南缘，总数达数十个。以黄龙洞最为典型，被称为“洞穴学研究的宝库”，在洞穴学上具有游览和探险方面特殊的价值。除了美丽惊人的风景，包括壮观的锯齿状石柱林，华丽的植被和清澈的湖泊和溪流，该地区还拥有许多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物种。

4. 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 (2003)

“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其间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 澜沧江与怒江的最短直线距离不到19公里。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云南省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 穿越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等崇山峻岭之间，涵盖范围达170万公顷。途经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9个自然保护区和10个风景名胜区。它地处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三江并流”地区是世界上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4000万年前，印度次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大碰撞，引发了横断山脉的急剧挤压、隆升、切割，高山与大江交替展布，形成世界上独有的三江并行奔流170千米的自然奇观。遗产区内高山雪峰横亘，海拔变化呈垂直分布，从760米的怒江干热河谷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汇集了高山峡谷、雪峰冰川、高原湿地、森林草甸、淡水湖泊、稀有动物、珍贵植物等奇观异景。景区有118座海拔5000米以上、造型迥异的雪山。与雪山相伴的是静立的原始森林和星罗棋布的数百个冰蚀湖泊。这一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不到0.4％，却拥有全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和全国25％的动物种类。

目前，这一区域内栖息着珍稀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羚羊、雪豹、孟加拉虎、黑颈鹤等77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和秃杉、桫楞、红豆杉等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同时，该地区还是16个民族的聚居地，是世界上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种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存的地区。长期以来，“三江并流”区域一直是科学家、探险家和旅游者的向往之地， 他们对此区域显著的科学价值、美学意义和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

5. 梵净山 (2018)

梵净山位于武陵山脉的贵州省境内部分，海拔高度介于500-2570米之间，有着极度丰富的植被和地貌。这处遗产地就像是喀斯特海洋中的一个变质岩岛屿，从第三纪（6500-200万年前）开始起源于这里的诸多动植物以这里为家园。其隔离特性带来了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特有物种梵净山冷杉和贵州仰鼻猴，以及濒危物种如中国大鲵、林麝和白冠长尾雉。梵净山拥有亚热带地区最大、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山毛榉林。

6.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 (2006)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包括卧龙、四姑娘山、夹金山脉，面积9245平方公里，缓冲区5271平方公里，涵盖成都、阿坝、雅安、甘孜4个市州12个县，包括7个自然保护区、11个风景名胜区。这里生活着全世界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也是人工繁殖大熊猫的重要来源。除了大熊猫的属性特征，栖息地保护了大量的特有濒危植物和动物物种，包括其他109种哺乳动物（超过中国所有哺乳动物的20%）中标志性哺乳动物物种如红熊猫、雪豹、云豹。栖息地有365种鸟类特别记录，其中300种为本地繁殖。栖息地是全球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有5000–6000种记录。

许多物种是古代遗存，如珙桐，显著多样的植物群体，如玉兰，竹子，杜鹃，和兰花。栖息地是数百濒危传统药用植物主要来源和基因库。它曾被自然保护国际选定为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被全球环境保护组织确定为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

7. 中国南方喀斯特 (2007, 2014)

“喀斯特”即岩溶，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等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是一种地貌特征。中国南方喀斯特由云南石林的剑状、柱状和塔状喀斯特、贵州荔波的森林喀斯特、重庆武隆的以天生桥、地缝、天洞为代表的立体喀斯特共同组成，形成于50万年至3亿年间，总面积达1460平方公里，其中提名地（核心区）面积480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98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热带至亚热带喀斯特地貌样本之一。

中国南方喀斯特经历了长期的地质年代，是地球重要而典型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喀斯特地貌形态，既保留了地质历史时期古喀斯特遗迹，又代表了重要的和正在进行的喀斯特过程。受青藏高原隆起等影响，演化至今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已完整形成了一个热带、亚热带喀斯特上升发育区的结构系统和演化序列，对研究现代区域水文网及长江三峡的形成等都提供了宝贵的地貌证据，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云南石林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海拔1500m-1900m之间，属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约16度，是世界唯一位于亚热带高原地区的喀斯特地貌风景区，素有“天下第一奇观”、“石林博物馆”的美誉。云南石林形成于2.7亿年前，经漫长地质演化和复杂的古地理环境变迁，石柱彼此分离，无数的石峰、石柱、石笋、石芽、形成了集奇石、瀑布、湖泊、溶洞、峰丛和丘陵于一身而显得千姿百态的石林。

云南石林喀斯特无论是类型分布的多样性、溶岩发育的独特性、地质演化的复杂性、岩石机理的美学性还是人文风情的融合性、入内观赏的通达性等等方面，在世界同类型喀斯特地区都名列前茅，尤其是石林有部分区域是石灰岩与玄武岩交叠覆盖演化成的地质地貌，更是世界罕见。在世界各地发现的为数有限的石林中，云南石林不但以其面积广袤、类型多样、形态奇特、成因复杂、发育历史久远而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惟一性，而且具有较高的科研科普价值，是世界惟一能以石林发育遗迹和石林景观系列展现地球演化历史的喀斯特地貌区。

贵州荔波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荔波县，荔波县归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与广西接壤。茂兰国家级喀斯特森林自然保护区就位于荔波县的东南部，它由东南部的喀斯特森林区、甲良镇洞庭五针松保证点及小七孔喀斯特森林科学游览区三部分组成，总面积21285公顷。其中核心区5827公顷，缓冲区8910公顷，实验区4588公顷。荔波喀斯特最醒目的景观是锥状喀斯特，最典型的类型是峰丛喀斯特和峰林喀斯特。峰丛景观与峰林景观呈有序排列，展示了相互地貌演化与递变；具有特殊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与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包含众多特有和濒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代表了大陆型热带-亚热带锥状喀斯特的地质演化和生物生态过程，是研究裸露型锥状喀斯特发育区喀斯特森林植被的自然“本底”及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平衡的理想地和天然试验场所；区内9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丰富，其中主要是水族、瑶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

重庆武隆武隆县隶属重庆市，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大娄山、武陵山与贵州高原的过渡地带，长江右岸支流乌江下游峡谷区，由于受碳酸盐岩与砂页岩不同岩性分布的影响，产生了喀斯特地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数亿年来孕育出了鬼斧神工般独特具有独特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

重庆武隆包含三个独立喀斯特系统，即芙蓉洞洞穴系统、天生三桥喀斯特系统和后坪冲蚀型天坑喀斯特系统，三者均是在长江三峡地区新近纪以来地壳大幅抬升的机制下发育形成。它以洞穴系统、天生桥及峡谷系统和喀斯特天坑系统等不同的表现形式，生动地记录和表现出地球发展这一阶段地壳抬升的特性。芙蓉洞系统中洞道，说明地壳抬升运动由直升转换为震荡上升性质；后坪天坑喀斯特系统洞穴通道说明整个喀斯特系统是在地壳抬升过程中形成的。喀斯特孕育出的三个自然景观，不仅演示着正在进行的地球内外引力地质作用，而且蕴藏着不同地质条件下喀斯特发育、演化的秘密，甚至是解读长江三峡形成机理的一把钥匙。

8. 三清山国家公园 (2008)

三清山又名少华山、丫山，位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与德兴市交界处。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为最高，海拔1819.9米，是江西第五高峰和怀玉山脉的最高峰，也是信江的源头。三清山是道教名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欧亚板块东南部的扬子古板块与华夏古板块结合带的怀玉山构造块体单元内，属花岗岩构造侵蚀为主的中山地形。不同成因的花岗岩微地貌密集分布，展示了世界上已知花岗岩地貌中分布最密集、形态最多样的峰林；2373种高等植物、1728种野生动物，构成了东亚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环境；1600余年的道教历史孕育了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国务院文物考证专家组评价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三清山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特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与多种植被、远近变化的景观及震撼人心的气候奇观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效果，呈现了引人入胜的自然美。

9. 中国丹霞 (2010)

中国丹霞是由中国南方六个典型丹霞地貌系列遗产构成的世界自然遗产，主要包括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龟峰）、浙江江郎山。

其主体要素是丹霞地貌，这种地貌由红色陆相砾岩和砂岩在内动力（包括隆起和断裂）和外动力（包括风化和侵蚀）等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地貌类型。这里跌宕起伏的地形，对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包括约400种珍稀濒危物种在内的丰富动植物资源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10. 澄江化石遗址 (2012)

澄江化石地位于我国云南澄江帽天山附近，产出地层为云南下寒武统筇竹寺组玉案山段黄绿色粉砂质页岩中，是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她生动地再现了5.3亿年前海洋生命壮丽景观和现生动物的原始特征，为研究地球早期延续时间为5370万年的生命起源、演化、生态等理论提供了珍贵证据，澄江生物群的研究和发现，不仅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一非线性突发性演化提供了科学事实，同时对达尔文渐变式进化理论产生了重大的挑战。澄江生物群至今已发现40多个“门”一级生物类别、200余种早寒武纪珍稀动植物化石，且80%属于新种。目前，几乎所有现生动物门在澄江都有代表，如多样性的藻类，海绵，星虫，刺胞动物，开腔骨动物，软体动物，栉水母，线形动物，鳃曳蠕虫，软舌螺，无铰纲腕足动物，奇虾类，缓步动物，节肢动物，棘皮动物，毛颚动物，尾索动物及早期脊索动物。

另外，还有大量化石不能分入已知的门类，如绝灭类群古虫类。澄江化石地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早寒武纪地球生命现象的纪录，是已知的著名古生物化石“模式标本”产地，被学术界誉为“世界古生物圣地”。

11. 新疆天山 (2013)

新疆天山，指天山山脉分布在中国境内的部分，由括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和博格达四个部分组成。又称中国天山或东天山，古名白山，又名雪山，因冬夏有雪，才有此名。

长达1760公里，占天山总长度的3/4以上，横亘新疆全境，跨越了新疆南疆的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等多个地州市。新疆天山拥有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平均宽度300公里，是中温带准噶尔盆地和暖温带塔里木盆地的天然地理分界，南北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环抱，是新疆地理的独特标志。

新疆天山是全球唯一由巨大沙漠夹持的大型山脉，以深居内陆的地理区位、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山盆相间的地貌格局、众多的冰川河流、绝妙的自然景色、特殊的生物区系和生态过程等诸多自然特征，成为全球温带干旱区大型山地生态系统的最典型代表。新疆天山拥有全球温带干旱区最为典型完整的山地垂直自然带谱，反映了温带干旱区山地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生态过程受海拔、坡向与坡度的水热空间变化影响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新疆天山地形复杂，土壤类型多样，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因而植物种类繁多，植被类型丰富，是很多物种最后的家园。新疆天山共有野生动植物3000余种，各类珍稀濒危动植物近500种，包括雪豹、暗腹雪鸡、高山兀鹫、小叶白蜡、新疆郁金香等。

12. 湖北神农架 (2016)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东与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接壤，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南依兴山、巴东而濒长江三峡，北倚十堰市房县、竹山县，辖6镇2乡和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个国有森工企业林业管理局、1个国家湿地公园，林地占85%以上。神农架于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面积73318公顷，分为西部的神农顶/巴东片区和东部的老君山片区，遗产地缓冲区面积为41536公顷。

当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保存有全球北纬30度带最为完好的北亚热带森林植被，被誉为北半球同纬度上的“绿色奇迹”，其自然资源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复制性全球少有。目前，神农架遗产地内有3767种维管束植物，已记录脊椎动物600多种，已发现昆虫4365种。其中，有205个本地特有种、2个特有属和1793个中国特有种，旗舰物种神农架金丝猴数量达1300多只。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具有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并因“野人”的传说等引人关注。1990年，神农架加入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2013年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2016年7月17日，中国湖北神农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荣膺“世界自然遗产地”称号。这是湖北省第1项、中国第11项世界自然遗产。自此神农架成为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三大保护制度共同录入的“三冠王”名录遗产地。

13. 青海可可西里 (2017)

青海可可西里，位于青海高原的东北端，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高原。这片广阔的高山和草原系统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平均气温低于零度。该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就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超过三分之一的植物种类和所有草食性哺乳动物都是高原特有的。遗产地保护了藏羚羊的完整迁徙路线，藏羚羊是高原特有的濒危大型哺乳动物之一。

1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第二期） (2019, 202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通过了第一期（2019年）和第二期（2024年）的分期申报程序，由十二个组成部分构成，位于世界上最大的潮间带湿地系统中，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一自然遗产为400 多种鸟类提供了栖息地。它地处黄海生态区，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不可替代的枢纽，凭借其独特的生态功能成为了候鸟向北/向南迁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停歇地和中转站。

黄海和渤海湾是数百万水鸟迁徙的咽喉瓶颈地带，占东亚-澳大利西亚航道迁徙总量的10%以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是人与候鸟共享自然遗产案例中的全球典范。第一期率先列入江苏盐城的南部候鸟栖息地（YS-1）和北部候鸟栖息地（YS-2），第二期则包括了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地）、河北（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滦南南堡嘴东候鸟栖息地、秦皇岛七里海瀉湖候鸟栖息地、秦皇岛北戴河大潮坪候鸟栖息地、秦皇岛老龙头石河南岛候鸟栖息地）、辽宁（盘锦辽河口候鸟栖息地、大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长海县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四省市11个候鸟栖息地。

15.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2024)

巴丹吉林沙漠地处阿拉善高原，属中国西北极干旱的温带荒漠地区，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和第二大流动沙漠。该地区以连绵起伏的高大沙山和丘间众多湖泊而闻名，展示了沙漠景观不断变换的地质和地貌特征，令人叹为观止，全球少有沙漠可以比肩。

巴丹吉林沙漠的重要标志包括世界最高的固定沙山（相对高度达460米）、最密集的沙漠湖泊、最广阔的鸣沙区域，以及多样的风蚀地貌。如此多样化的景观展示了巴丹吉林沙漠非凡的自然美学价值，代表地球上重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发展过程，从而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生物栖息地。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

1. 泰山 (1987)

近两千年来，庄严神圣的泰山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圣山，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美学和科学价值。早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遗址就在附近）人类就开始在此定居。在过去的三千年里，人们对其崇拜不断。泰山是一块占地25000公顷，突起于高原1545米的巨大而壮观的岩体，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中国最美的风景名胜区之一，也是东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早在公元前219年，这座山就成为高山崇拜的重要对象。秦始皇在封禅祭祀中向此山致敬，告知众神他成功地统一了全国。据历史记载，泰山举办过12次封禅，有大约1800块石碑和铭文及22座寺庙。它们共同造就了泰山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古迹以及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宝库。 岱庙是泰山主要遗产点，内有作于公元1009年的道教名画“泰山神游”。有汉张迁碑、衡方碑和晋孙夫人碑；北齐经石峪摩崖石刻；唐玄宗对泰山的颂文，以及唐朝的平行碑文。还有许多古树名木，包括2100年前栽种的六棵汉柏、有着1300年历史的唐槐和约500年的迎宾松和五官松。所有建筑元素、绘画、雕塑、石刻和古树都与泰山的风景融为一体。

2. 黄山 (1990)

黄山被誉为“震旦国中第一奇山”。在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例如16世纪中叶的“山”、“水”风格）受到广泛的赞誉。今天，黄山以其壮丽的景色——生长在花岗岩石上的奇松和浮现在云海中的怪石而著称，对于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风景胜地的游客、诗人、画家和摄影家而言，黄山具有永恒的魅力。黄山，经常被称为“中国最可爱的山”，自公元8世纪左右的唐王朝开始在中国的艺术和文学史上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元747年，传说在黄山发现了苦寻已久的长生不老药的地方，黄山也因此得名，同时也奠定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历代的隐士、诗人和风景画家被其引人入胜的多山景观所吸引，为之神往。该山主要由众多的花岗岩山峰组成，其中有许多山峰都超过1000米，在缥缈的云海间若隐若现，甚为壮观。在公元16世纪左右的明朝，其壮美的景象及众多的奇松、怪石激发了一代代山水画家的创作灵感。在世界的想象艺术中，为东方的风景画派提供了范本。 黄山处于中国安徽省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面积为15400公顷，其中缓冲区为14200公顷。景区林木茂密，对当地或全国特有的植物物种以及濒危物种的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

3. 峨眉山-乐山大佛 (1996)

公元1世纪，在四川省峨嵋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属乐山大佛，它是8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嵋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树龄已逾千年。作为佛教在中国的最早发源地，并由此广泛向东传播，峨眉山蕴含着特殊的文化意义。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于公元1世纪建于峨眉山金顶主峰，名曰广祥寺，于1614年改名为至今沿用的“华藏寺”。此外，山中建有寺庙30多座，使得峨眉山成为佛教圣地之一。其中包括建于公元4世纪的万年寺，寺中供奉着公元10世纪建造的高7.85米的普贤菩萨铜像；享有花园寺庙美称的清音阁，其亭台楼阁建筑群可追溯到6世纪早期；还有建于17世纪早期的报国寺和“离垢园”(现为伏虎寺)等。

最引人瞩目的还要数高71米的乐山大佛。公元8世纪，乐山大佛被雕刻在三江交汇的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壁，是世界上最大的坐佛像雕刻。建造佛像的经过被铭刻于石碑之上。乐山大佛景区内还有建于9世纪的灵宝塔和始建于唐、现存主体建筑为清朝初年的大佛寺（即凌云寺）。在景区乌尤寺内也有两座重要的雕像，一个是建于9世纪的乌尤大士青铜造像，另一个是建于11世纪的铜铸镀金的阿弥陀佛雕像群。而在景区麻浩河崖壁上，则汇集着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期间，因精湛的雕刻技法和精美的书法作品闻名的500余座汉代崖墓。

峨眉山拥有令人神往的秀丽景观。由于其在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地位，峨眉山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宗教文化意义。自然环境与众多文化遗迹，尤其是与传统建筑的有机结合更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自然景观。 峨眉山植被丰富，享誉盛名。植被种类可从亚热带常绿森林过渡到亚高山带松林。两个分散区域（峨眉山景区和乐山大佛景区）覆盖面积达15400公顷。人文因素与自然缔造之美巧妙融合，区域特征显著。

4. 武夷山 (1999)

武夷山脉是中国东南部最负盛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也是大量古代孑遗植物的避难所，其中许多生物为中国所特有。九曲溪两岸峡谷秀美，寺院庙宇众多，但其中也有不少早已成为废墟。该地区为唐宋理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自11世纪以来，理教对东亚地区文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公元1世纪时，汉朝统治者在程村附近建立了一处较大的行政首府，厚重坚实的围墙环绕四周，极具考古价值。

武夷山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是中国面积最大、最具代表性、极具中国亚热带森林和华南雨林的多样性的亚热带原始森林。武夷山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非常重要，是许多古代孑遗植物物种的庇护所，其中许多物种为中国所特有，并拥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群，包括大量的爬行类、两栖类和昆虫类等物种。 九曲溪沿岸的奇峰峭壁与清澈深邃的河水相映衬，呈现了其具有超凡脱俗之美的宁静峡谷。溪流两岸寺院庙宇众多，但多数现已成为废墟，这些庙院都曾为朱子理学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环境。自11世纪以来，朱子理学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北宋至清朝（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期间，儒院的数量更是高达35所。此外，这个地区还存有陵墓、碑文和可追溯到商朝（公元前2世纪）的悬棺以及60多座道教寺庙和寺院遗迹。公元前1世纪，汉代统治者在城村附近建立了一处规模庞大的行政首府，巨大的城墙将一处具有重大意义的考古遗址包围其中。 武夷山世界遗产由四个保护区组成：西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部九曲溪生态保护区以及在东部与之毗连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还有一个独立的古汉代遗迹保护区，该保护区位于东南约15公里处。武夷山世界遗产总面积达107044公顷，周边有40170公顷的缓冲区，因其文化、自然风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