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来】我与律师证擦肩而过

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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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个人存照

考场上，静得出奇，掉一根针甚至都可以听得到。除了考生们用笔书写答卷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外，就是前后左右座位的考生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

这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二次大考”。第一次是在1977年参加全国刚刚恢复的高考，那一次我幸运地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厉史系，由部队的一名排长摇身一变成了大学校园的天之娇子；而这一次不同，和文凭学历没有任何关系，只发给一个毕业或肄业证书。

这次是国家司法部委托法制日报社举办的“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首届招生的毕业考试。考试前我们被告知，闭卷和开卷考试任选，分成不同的考场，闭卷考试合格的发毕业证书；开卷考试合格的发肄业证书。

我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因为我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国家即将恢复和建立完备的律师制度，我要作好法律知识储备，择机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将来做一名律师。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为了检验我两年函授学习的成果，我毅然选择了闭卷考试。彼时，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还相当不完备，只有十几部法律法规，所以答起题来相对比较简单。

正当我聚精会神答题的时候，我左侧过道考桌的考生突然悄悄碰了一下我的胳膊，从他乞求的眼神儿中我读懂了他的意思，他要和我打小抄。我鄙视地回了他一个眼神儿，意思是要遵守考场纪律！我一边答题一边暗想，这个老兄自己都不懂得遵纪守法，不适合做法律工作者呢！

由于我学习刻苦且知识掌握的扎实，我的毕业考试获得了总评92.5分的好成绩。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书，被评为品学兼优学员，并获得了中心颁发的“推荐品学兼优学员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推荐书》。在还没建立律师制度的年代，法律顾问可以被看作是律师的前身。

1986年，我们国家举行了第一届律师资格考试，这给我实现律师梦提供了绝佳的前提。但我深感自己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跃跃欲试，但始终未敢前去赶考。

彼时，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开展普法教育，我作为政治处的宣传干事，一边凭借自己在函授中心所学的法律知识为部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开展法律咨询；一边进一步深入学习法律知识。国家一旦有新的法律法规颁布，我立即先学一步，然后向部队进行宣讲。

那些年，政策允许部队搞“生产经营”，这项政策在提高部队自给能力，减轻国家和社会负担的同时，也避免不了会引起一些法律纠纷。我们部队也因木材经营和社会上的木材经营机构引起了法律纠纷。团首长委托我去处理这起纠纷，我依据《民法》、《经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打赢了这场官司，为部队挽回经济损失20多万元。那年，我不仅被沈阳军区评为了“普法先进个人”，还荣立了三等功。

1991年，我由某部营教导员调任沈阳军区司令部综合秘书。全新的领域，繁重的文字工作并没有泯灭我的律师情愫。我在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仍然坚持学习法律。

根据历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题型和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我自己拟题，自问自答。当我觉得万事具备时，1993年10月，我终于鼓起勇气，申请到了当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准考证，准备放手一搏。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即将走上考场的前两天，沈阳军区新任参谋长到职，要听我们直属政治部的工作汇报，准备汇报材料的事综合秘书责无旁贷。我不可能向部领导请假；更没有资格要求参谋长等我考完试再来听我们部的汇报。

我默默地把准考证放进抽屉里，律师资格考试就这样和我说拜拜了！

与律师考试说拜拜，与我梦寐以求的律师资格证擦肩而过，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心结，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有时候我在想，假如那个节骨眼上新参谋长不到任或者他稍后几天听我们部里的汇报，我有绝对的信心赢得那次考试，拿到律师资格证，也许我现在就是一位名律师。

但是，我们历史学科有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既“历史不能假设”。假如让我重回那个时代，结局仍然还是那样，把准考证收藏起来，专心准备汇报材料。因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后记

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再没有获得过律师资格考试的机会，我到某部任政治处主任，又先后在两个团级单任6年政治委员，直至退休。期间，只获得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

律师资格证与我擦肩而过，成为我的一个无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