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与暖

湘江青流

如今提起饿，身边人大多一脸茫然。肠胃被充足的食物养得迟钝，饿的滋味，早被岁月冲淡。可于我，饥饿从不是模糊的感受，它像水底缠人的水草，扎根在记忆深处，风一吹，便顺着时光的纹路，悄悄浮上来。

四十九年前，我刚满十七岁，背着简单的铺盖，徒步二十华里，踏进一所铁路半工半读学校。说是上学，大半日子都泡在实习车间里。抡铁锤、练锤刀、锯毛胚，超出年纪的体力活，压得年少的臂膀发酸发疼。

那个年代，粮食按定量供应。我们学生，每月定额三十一斤粮食，平摊下来，一天刚够一斤。每个月初，学校下发像邮票一样油印的饭菜票几大版，每张小票管一顿，每天早中晚各三张，不多不少。食堂的菜，清汤寡水，飘着几点零星油花，下肚后撑不了片刻。上文化课坐着不动，尚且能勉强扛住，一到劳动日，浑身气力耗得飞快，那一斤粮食，根本填不饱空空的肚子。

饥饿感来得又快又凶。中午刚放下碗筷，下午干着活，肚子就开始咕咕叫，肠胃空落落的，绞着不舒服。手里攥着工具，动作慢一分，饿意就浓一分，浑身发软，脚步发飘，脑子里总忍不住快一点到吃饭的时候。

男女同学干一样的活，发一样的饭菜票，大部分女同学饭量小，总能省下几口粮。她们默默把多余的饭菜票，塞到我们男同学手里。当年送我饭菜票最多的，是杨跃进同学。

她总是安安静静，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们满口乡音截然不同。每天早自习，她坐在课座上，拿起报纸，一字一句朗读，声音清亮。我后来才知道，她父母是文革时从外交部下放到茶陵虎踞镇五七干校的，当年分几批陆续有干部家属共约1200余人来株洲茶陵。文革结束后，大部分都返京了。只有少数人留在当地。她父母当年均被分配到株洲二中教书，她父亲，曾是国民政府驻丹麦的外交官，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性子温和，待人宽厚。

“拿着，我吃不完呢。”她每次递过我饭菜票，都轻描淡写说一句，不等我推辞，转身就走。

我手里攥着一版薄薄的油印票子，纸张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软，心里又暖又涩。那一版饭菜票，相当于一个学生每月的四分之一定量，让我每餐能多盛半勺米饭，也让我饥饿的肠胃，多撑过一段难熬的劳动时光。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在校生可以参加考试。消息传遍校园，大家都铆着劲复习。杨跃进本就聪慧，日夜苦读，最终和少数几个同学一起，考上了大学。她收拾行李离校那天，我们去送她，她笑着挥手，叮嘱我们好好吃饭，好好读书。

她走后，接济我饭菜票的，换成了小个子沈秋红。沈秋红每次都是悄悄把票塞进我课桌抽屉，留一张纸条，或是干脆拍一拍我的肩膀，示意我收好。再后来，我记得唐自敏、杨志刚，也时不时帮衬过我。

那些年，她们细心的善意，凑成了我对抗饥饿的底气。每周放假，我一路着急坐车回家，进门就扑向饭桌。母亲总会提前攒下粗粮、细粮，煮上满满一锅饭菜，我埋头猛吃，狼吞虎咽，想把一周的亏空都补回来。在家的一整天，我拼命填饱肚子，攒下力气，再赶回学校，熬过日复一日的半工半读日子。

靠着同学递来的那些带着暖意的饭菜票，周末回家的一顿饱饭，我扛着饥荒的日子，直到顺利毕业，彻底告别了那段粮荒岁月。

时光一晃就是几十年，同学聚会时，大家围坐一桌，吃着丰盛的饭菜，聊着过往，无意间提起杨跃进，才得知她早已离世。有人说，她的儿子，远赴美国留学，可她，没能等到儿孙绕膝的日子。

我端着酒杯，半天说不出话，喉咙发紧。当年她递来饭菜票的模样，早自习读报的身影，离校时的笑容，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时间一去不复返，那些饥饿的影子，那些雪中送炭的温情，留在我脑海的数据远端。虽然如今再也不用为一口饭发愁，可每当肠胃泛起空落的感觉，我总会想起那段艰难校园生活，想起那张递给我饭菜票年轻的笑脸，想起早早离去的杨跃进。

多年来，我身上一直保留着一种习惯，想来，该是年少挨饿刻下的阴影。我自己在家做饭菜，总会不自觉做多，饭菜次次超量。总是吃不完，又舍不得随手倒掉，便常常热着剩饭剩菜慢慢吃完。

如今大半生已过，我始终记着从前的饥与暖。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每一口粮食，都不敢轻慢、不敢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