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牛首山游览

空谷幽兰

牛首山的第一眼，是塔。不是远眺的剪影，也不是画册里的定格，而是真真切切立在眼前的一座多层宝塔，檐角层层叠叠，像一叠被时光压得微弯却始终挺立的经书。灰云低垂，山色沉静，塔身不张扬，却自有分量——它不争高地，却让整座山有了脊梁。我仰头看时，风穿过飞檐，仿佛有隐约的铃音，不是听见的，是心里浮起来的。

拾级而上，山道旁忽见一座石拱门，门额上雕着衣袂飘举的人物，眉目温润，似在雨里也含着笑意。伞面滴水成串，游客三三两两穿行其间，有人驻足读门楣小字，有人踮脚拍塔影。远处宝塔隐在薄雾里，半截金顶浮在青黛山色中，像一句没说完的偈子。拱门一侧立着木牌，墨字清朗：“次第花开 数字艺术展”——原来古意与新声，早在这山径上悄然相认。

塔身是深色木构，沉稳如老僧的袈裟，每层檐角都翘向天空，托着细雨，也托着光。金瓦在阴天里不刺眼，只泛着温润的哑光，像被岁月摩挲过千百遍。我站在塔前石栏边，看游客们撑伞仰望，伞面红的、蓝的、灰的，在湿漉漉的青石地上投下晃动的影。雨丝斜织，塔影微漾，忽然觉得，这塔不是立在山上，是立在人心里——只要抬头，它就在。

再近一些，塔窗封闭，令人遐想内壁可有众多彩绘的飞天衣带？我数了数，九层塔，修道最高境界！每层窗格都朝向不同山势，仿佛塔自己也在静静观山。树影婆娑，雨声轻响，一位穿灰衫的老人缓步走过，伞沿微倾，没打搅谁，也没被谁打搅。我忽然明白，所谓“第一次来”，不是地图上的抵达，而是心忽然慢下来，听见了山的呼吸，带着雨后的清香。

转过一道弯，石碑静立，碑前系满红绸带，随风轻颤，像无数未出口的愿。绸带上墨迹未干，有“平安”，有“顺遂”，也有稚拙的“妈妈快好”。一位小姑娘踮脚把新系的带子捋平，雨珠从她伞沿滚落，砸在碑座青苔上，洇开一小片深绿。我驻足片刻，没系带，只把伞往她那边偏了偏——有些心意，不必写在绸上，已在雨里落了根。

此建筑物名穹顶，外披粉色“迦逤”， 镂空钢结构件。

广场开阔，雨歇未久，水光浮在石面，把穹顶、塔影、人影都收进同一面镜子里。那穹顶是新造的，网格细密如经络，却偏偏托着一座古塔的倒影。有人蹲下拍照，镜头里，现代钢构与飞檐翘角在水里融成一幅画。我站在边沿，看倒影晃动又聚拢——原来新与旧，从不需要谁让位，它们只是彼此映照，就足够庄严。

进殿前，先见一面浮雕墙。菩萨低眉，手结印契，周遭小佛或立或坐，姿态如风中枝桠，各不相同，却同承一脉静气。没有金粉堆砌的炫目，只有石面温润的起伏，像被无数双手摩挲过、凝望过、祈愿过。我停步良久，不是为参拜，是为确认：有些慈悲，不必开口，已在眉目之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穹顶

殿内中央，佛塔巍然。不是供人远观的圣物，而是被灯火、壁画、低语与香息温柔围拢的中心。穹顶垂落暖光，照见塔身每一寸雕纹，也照见仰头凝望的侧脸。有人合十，有人静立，有人悄悄擦去镜面水汽，只为看清一尊小佛的指尖。我站在人群边缘，没合掌，只把湿伞收拢，靠在墙边——那一刻忽然懂了，所谓“第一次”，不是来朝圣，是来认出自己心里，也有一座未题名的塔。

塔身缀满小佛，千面千相，却无一雷同。壁画在侧墙铺展，讲的是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故事沉重，笔意却轻盈，飞天衣带如雨丝垂落。一位穿校服的女孩举着手机，镜头对准壁画一角——那里一只小鹿正仰头饮水，水纹细如发丝。她没拍佛，只拍鹿。我笑了一下，原来年轻的心，自有它虔诚的方式：不叩首，也知敬意；不诵经，亦懂温柔。

离山时回望，塔尖挑着云，檐角悬着水珠。一位老僧立在塔下石阶，没打伞，任雨沾衣。他望塔，塔望山，山望云，云望天。我没上前，只把伞收进包里，任微凉雨丝落在额上——原来所谓“第一次”，不是终点，是心门被山风轻轻一推，就开了条缝，漏进光来。

五层电梯下到底部地宫，再往上游览。

周边使用大量名贵木材，乘梯时可闻到空气中散发的阵阵木香。

栖霞寺！

据说这个寺庙在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收留了数万难民，单新生儿就有两百多个，破例杀生给产妇补充蛋白质等营养！寺院随后收到了我国寺庙有史以来第一件“百纳衣”。

栖霞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著名的救助难民故事。以下是栖霞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故事：打开山门收容难民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开始实施南京大屠杀。大量难民为躲避战火，涌向城东北郊外的栖霞寺。寺内监院寂然法师在僧众讨论后，毅然打开山门，接纳了数千名难民，随后难民人数迅速增至2万多人。

解决粮食与生存问题

面对大量难民，栖霞寺粮食和住所极度短缺。寂然法师下令动用寺院1000亩良田的存粮，僧侣们也减少用餐频次，改为“一天两餐”，以保证难民每日能喝到稀粥。同时，僧侣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山筹粮，部分法师在运粮途中遭遇日军袭击，仅两人返回。

抵御日军侵扰

日军频繁侵扰栖霞寺，抢粮、强奸、杀害难民，甚至闯入寺庙施暴。寂然法师与日军周旋，试图保护难民安全，并在1938年1月将日军在寺内的暴行记录于《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书，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转交国际社会，成为揭露日军罪行的铁证。

掩护抗日将领

在难民中，有200多名抗日官兵，包括国民党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寂然法师将官兵们藏于寺内千佛洞中，并秘密用小船将他们送达长江北岸，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结束与后续

1938年3月，南京大屠杀基本结束，栖霞寺的难民收容所也停止运作，难民陆续返回家园。寂然法师因积劳成疾，于1939年10月12日圆寂，年仅41岁。

栖霞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助行动，展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人性光辉，被后人誉为“南京的辛德勒”！

长江之恋客轮6点半启航，坐长江轮穿越南京长江大桥！

小丑送一波礼物→飞汽球棒

川剧变脸表演

第三天早起游览紫金山一钟山一中山陵，也需换乘景交。这里是江苏省第二高的山，海拔约480米，最高的是花果山。

九点，薄雾散尽，雨后初霁，走进中山陵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博爱坊”，牌坊上“博爱”二字笔力遒劲，那是孙中山先生手书，彰显他“天下为公”的理念。

仔细看，第二根石柱蓝色部分曾经遭切割破坏，听导游说是文革时期，后来修复的。

沿墓道前行，两侧松柏苍翠，仿佛守护着先生的英灵。先生破旧迎新，不喜古代人陵寝前陈列镇墓兽。

天下为公

墓道尽头是陵门，门额“天下为公”四字苍劲有力，尽显先生的博大胸襟。穿过陵门，碑亭内矗立着巨大的花岗岩碑石，碑上刻着“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

接着是392级台阶，台阶从下往上看不见平台，仿佛没有尽头，正如先生革命之路的艰难。我一步一印，终于登顶祭堂。祭堂内，汉白玉坐像庄严肃穆，先生目光远眺，似在凝望民族复兴的未来。站在祭堂前，俯瞰南京城，平川如练，楼宇参差，心中涌起对先生的无限敬仰。中山陵不仅是陵寝，更是精神的丰碑，它让我深刻体会到先生“振兴中华”的初心，也激励我为民族复兴努力前行。

从上往下看，看到的是一个平面，看不到台阶。这是设计师精妙之处。

中山陵的设计者与监造者

中山陵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每天，中山陵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在感叹中山陵雄伟壮阔的同时，有几位知道它的设计师与监造者吕彦直先生？吕彦直不仅给南京留下了一份世界级的宝藏，也给中国建筑界留下了一座永久的丰碑。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是中国古典建筑向现代建筑转型的里程碑。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南京人“陌生的老朋友”的辉煌业绩与非凡人生。 出 身 名 门 吕彦直（1894年7月28日—1929年3月18日），字仲宜、古愚。籍贯滁县（现滁州），出生地天津。 其父亲吕增祥，1879年考中举人，第二年进入天津北洋水师李鸿章幕中任文案幕僚，从此步入仕途。在此期间，吕增祥结识了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并成为至交密友。吕增祥凭借着深厚的国学修养，助力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为铭记吕增祥对《天演论》中译本的贡献，1901年富文书局出版该著修订版时，在《赫胥黎天演论》的封面，自右往左依次竖排印刷着“侯官严几道先生述赫胥黎天演论吕增祥署检”字样，这也成为两人珍贵友情的永久纪念。

正因严、吕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双方结成秦晋之好——严复长子严璩娶吕增祥长女为妻。而这样的关系也对吕彦直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吕增祥去世后，8岁的吕彦直跟随严璩夫妇旅法。1902—1907年吕彦直在巴黎接受了小学教育，并在那里读了四年书。法国丰富的艺术宝藏激发了他绘画的兴趣，吕彦直自幼即受到中西灿烂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长期和吕增祥生活在一起的妹妹终身未嫁。吕增祥去世后吕家经济拮据，度日艰难。严复劝她“南去，勿在京、津之间”，因为其时正处在辛亥革命前三年，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京、津之间不安宁。再加上吕增祥已去世多年，家属旅居外地多有不便，因而劝其南下到家乡滁县，也可省些开销。吕家接受了严复的建议，路费是严复提供的一百大洋。因此，吕彦直随大姑妈在1908年底至1909年南归，时年十四五岁。 民国时期，滁县的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江宁（现南京）读书。这时，吕彦直进入汇文书院（现金陵中学）上中学。这也是吕彦直曾说南京是“弟之桑梓”的原因之一。 曾在汇文书院读书的校友洪润庠、王子定在回忆文章《清末民初之毕业生及学校生活》的“学生生活一斑”一章中记载：“文学会最盛时代，系由民初应尚德初由美国应聘来校之时。应先生将大学以下同学分为Alpha与Beta二组，前者取名木铎会，后者为醒石会。二会之中，以木铎会人才鼎盛，如陈宗熙及傅宝诚诸先辈、国父陵园建筑设计人吕彦直先生、德国教育博士罗良铸、奚伦、洪润庠诸先生（其时皆为在校学生）多人均属之。” 1909年，吕彦直投奔严璩夫妇一家来到北京，入读北京五城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国文老师是著名翻译家林纾（字琴南，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其人品与才气不仅得到严复肯定，更被康有为评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林纾同样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可谓通晓东西文化。师从名师，加上严复等人的特殊关系，姐夫严璩更是与林纾同舍居住，并合作翻译《伊索寓言》，吕彦直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与教益。 1911年，吕彦直考入清华学堂，直接进入第二年级学习。入学两年后，吕彦直于1913年7月从清华学校毕业。1914年以庚款公费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先攻读电气专业，后改学建筑。该年度清华赴美留学生，还有关颂声（入麻省理工学院学建筑）、金岳霖（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商科）和戴恩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国际法，孙中山女婿）。在当时康奈尔大学的同学中，有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教育家任鸿隽、桥梁专家茅以升等，吕彦直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吕彦直留美时，正是美国布扎艺术（Beaux-Arts）建筑教育发展的巅峰时期。布扎艺术是由巴黎美术学院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晚期流派，流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建筑形式融合古罗马、希腊风格，强调宏伟、对称与秩序感，多用于大型纪念性建筑及公共空间设计。康奈尔大学是最早执行布扎艺术教育的院校之一，因此吕彦直的学习训练与设计实践深受布扎艺术建筑教育的影响。康奈尔大学的建筑教育兼顾艺术与工程，不仅注重学生在人文艺术方面的熏陶与训练，还传授学生工程技术专业方面的知识，以求培养和提高学生建筑设计的综合素质。 除了建筑专业学习之外，吕彦直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中国科学社的原名科学社，由留学康奈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过探先、任鸿隽等9人于1914年6月10日创设。吕彦直于1914年11月10日加入科学社，认筹1股，交股10美金，成为创始股东之一，社员号为33号。

科学社的核心活动是创办《科学》杂志，该杂志于1915年1月1日出版发行，吕彦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作品。第一篇是《海底水雷》（1915年第1卷第4期），吕彦直翻译自美国世界报战争第二号上的文章；第二篇是《爱迭生年谱》（1915年第1卷第11期），吕彦直整理的以附录的形式发表。第三篇是《汉张衡候风地动仪》（1917年第3卷第9期第1页）。 执 业 建 筑 吕彦直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院派教育5年，1918年12月20日获得建筑学学位。大学毕业，吕彦直经建筑教授埃弗里特·米克思推荐进入墨菲（Shaun Murphy）建筑事务所实习。实际上，吕彦直在1918年的夏天已进入墨菲建筑事务所实习，担任绘图员，从此开始了他的建筑师职业生涯。也正是这一年，墨菲事务所接受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的委托设计该校校舍。在墨菲指导下，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吕彦直先后参与了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等校园建筑的设计工作。后来，“中西合璧”的金陵女子大学被世人誉为“东方最美校园”这其中就凝聚着吕彦直的智慧。 1925年5月，上海《申报》刊登的悬赏启事震动建筑界：以4000银元重奖征集中山陵设计方案，要求“融合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之精华，体现民主革命精神”这场中国历史上首次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吸引了来自中、美、德、日等国的40余份方案。

时年31岁的吕彦直在狭小的上海九江路办公室里，敏锐捕捉到评审委员会未曾言明的期待：这座陵墓必须超越单纯纪念功能，成为新生共和国的精神图腾。

在最终呈现的“自由钟”平面布局中，吕彦直完成双重突围：整体建筑群沿中轴线次第抬升，392级台阶暗合当时中国三亿九千二百万同胞；主体建筑摒弃传统帝王陵墓的封闭格局，祭堂采用西方石造建筑的框架结构，却以蓝色琉璃瓦重檐歇山顶覆盖——这是中国建筑史上首次实现传统形制与现代结构的完美融合。

导游说392还有两种说法。一是3指三民主义，9指九州大同，2指国共两党合作；二是先生留下有392句治国方略语录。

1925年9月21日，《申报》《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报纸均刊登消息，宣布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征选评比结果，吕彦直从海内外四十多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摘得首奖。翌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悬赏征求图案的竞赛中，吕彦直抱病应征，再获头名。一年之内，在两项世人瞩目的工程设计竞赛中相继夺魁，吕彦直一时名动中外。 1925年11月3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张静江、汪精卫、林森等12人）正式聘请吕彦直为中山陵建筑师，主持整个陵墓工程的建筑和监工事务。 从获奖方案到真正能够供工程施工的图纸，这中间还有大量繁琐的计算与绘制等深化、细化工作，而那时尚没有现代化的计算与绘图工具，工程所需的几百份图纸全凭建筑师一笔一画地手工绘就，工作量和难度可想而知。吕彦直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到12月底，终于绘制完成了中山陵的建筑详图，并拟定完成中山陵工程实施计划。 1926年3月12日，中山陵奠基礼在南京举行，吕彦直因身体违和无法出席，由黄檀甫代表参加，并在典礼上发言，代为阐释中山陵设计理念和思想。 在中山陵施工过程中，吕彦直常常抱病住在山上，与工人同吃同住。为了保证质量，吕彦直对每一张图纸大样都亲自审定；每一个工程施工前，都必须先根据建筑详图制成模型，由他对建筑模型反复琢磨修改；对施工用的水泥和大理石等建筑材料，他要求除必须按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由他进行反复试验和比较后才签字批准使用。 为确保中山陵工程质量和进度，吕彦直除了在中山陵工地驻守监工外，还多次往返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两地之间，研究和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中山陵建设过程中，吕彦直不仅是设计师、建筑师、绘图员，而且是经济师和审计师，他一个人几乎事无巨细地包揽了整个项目。不分昼夜的过度劳累，击垮了吕彦直，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得不卧病在床。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移来南京中山陵落葬，并隆重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奉安大典”让人倍感遗憾的是，吕彦直没能等到这一天。1929年3月18日凌晨，吕彦直在上海病逝，年仅35岁。 不 朽 之 作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构思巧妙、风格独特，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神，别具匠心，庄严俭朴。墓地全局造成一个警钟形，寓意深远。这一设计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1）聚散巧妙。设计中结合钟山的形势，把孤立的，尺度不大的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贯串于一条中轴线上，用大片的绿地和宽广的石阶，连成一个大尺度的整体，显得庄严雄伟。 （2）中西合璧。祭堂采用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基调，墓室则完全采用西洋建筑做法，同时运用牌坊、陵门、碑亭等，再饰以华表，石狮、铜鼎等，整个建筑群别具一格。 （3）雄伟磅礴。陵墓建筑在山坡上，石阶中缀以8个平台，坡度逐渐加大，视角不断变换，瞻仰者缘石阶拾级而上，庄严肃穆之感，景仰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到达大平台，再回首俯视，不见石阶，仅见平台连成一片，如同平地，令人啧啧称奇。

中山陵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陵，其依山势而建，空中俯视，整个陵区恰好像一口大钟，寓意“暮鼓晨钟”“警钟长鸣”和体现陵墓主人“必须唤起民众”之精神等；从底下往祭堂上看，看到的全是台阶，看不到平台，而且越往上走越陡，寓意着革命道路的艰辛；当你登上祭堂往下看去却看不到一个台阶，看到的全是平台，寓意为胜利以后的平坦幸福。这就像许多传世之作的艺术效果超越原作者的意境一样，为吕彦直始料所不及。吕彦直很直率地说，他的设计主要考虑灵柩放于地穴之中，便于后人瞻仰；祭堂宽敞，符合中国传统习惯；不追求华丽，以节省费用等。至于呈“自由钟”形，不过是根据地形作出来的一种偶合罢了。 吕彦直所设计的中山陵，既是一座纯中国式的陵墓，又区别于以往所有中国的封建帝王陵墓。从颜色上看，他用孙中山首创共和的民国国旗蓝色为主色，以蓝色的琉璃瓦顶取代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顶。从使用功能上看，以祭奠活动的公共性取代了以往皇家祭奠活动的私人性。宽阔的广场、墓道、台阶，全都是为适应大型公共祭奠活动的需要而设计的。中山陵庄严肃穆的仪态和恢宏的气度，使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貌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都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此外，中山陵每一个建筑细节都在诉说那个时代的精神图景：

博爱坊：四柱三门的冲天式石坊，柱头简化了传统云纹雕饰，实现了传统牌坊的现代转型。

碑亭：重檐歇山顶下的花岗岩巨碑，象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却摒弃了帝王陵墓的龟趺碑座。

祭堂：内部四壁的黑色青岛花岗岩镶嵌着孙中山《建国大纲》全文，穹顶的青天白日图案由马赛克拼贴而成。 中山陵的落成，恰逢中国建筑学科建制化的关键时期。这座建筑见证了传统“匠人营造”向现代“建筑师负责制”的转变——吕彦直坚持在每块石材标注监造编号，开创了中国建筑质量追溯体系的先河。吕彦直用建筑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重檐歇山顶与科林斯柱式的相遇，汉白玉栏杆与钢筋混凝土的共生，中国的《营造法式》与西方的《建筑十书》的共鸣。 这位英年早逝的建筑师未曾留下任何理论著作，但他用一座陵墓表达出：不是对传统的拙劣模仿，亦非对西方的盲目追随，而是在深刻理解两种文明基因后，孕育出的第三种可能。 吕彦直是中国首次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设计方案的头奖获得者，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翘楚，中国最早的国家建筑项目主持人，中国近代建筑师中的第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吕彦直是中国建筑界的一颗启明星，照亮了中国现代建筑混沌的夜空，并留下永恒的印记。 在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群体中，有五位格外耀眼夺目，被誉为“五宗师”——吕彦直（1894-1929）、刘敦桢（1897-1968）、童寯（1900-1983）、梁思成（1901-1972）、杨廷宝（1901-1982）。吕彦直不仅英年早逝，且无子嗣，再加上没有学生（没有做过大学老师），虽然做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建筑作品（可能是“五宗师”的唯一），但吕彦直本人的经历与人生却很少为人知。 为中山陵而生，也为中山陵而死，这就是吕彦直的宿命！

空气清新，拿出折叠小凳小憩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