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栖千佛，心晤尘痕

春风二月

昨夜沉醉于鸣沙山的晚风与月牙泉的清辉，黄沙漫卷，泉映皓月，大漠的苍茫与温柔早已刻入心底。一夜休整，告别沙海静泉，我循着丝路文脉，赴一场戈壁深处的千年之约，走进沉睡于宕泉河畔、三危山麓的莫高窟。沙声渐远，佛音渐近，流沙镌刻岁月，崖壁封存尘痕，这便是跨越山海，我终要奔赴的千佛圣地。

两年前的夏天，我曾路过敦煌，只隔着茫茫戈壁，远远望了一眼三危山的方向。那时我对莫高窟的全部认知，不过是画册里惊鸿一瞥的飞天，还有藏经洞那段沉重的往事。正因深知自己的“不懂”，终究没敢贸然踏入这片被时光封存的圣地。

之后两年，我翻遍了樊锦诗、柴剑虹、赵声良等先生的著作。从十六国北凉的开窟缘起，到元代之后的沉寂；从中心塔柱窟的建筑逻辑，到“吴带当风”的线描奥义；从藏经洞文物流散的百年唏嘘，到三代敦煌人扎根戈壁的坚守。那些散落在纸页间的文字与图像，在我心里一点点拼凑出莫高窟的轮廓，也攒了满到溢出来的朝圣执念。

终于，我再次踏上了敦煌的土地。

球幕影院的灯光暗下，《梦幻佛宫》的画面在穹顶亮起。镜头从三危山的落日缓缓推向宕泉河畔的崖壁，735个洞窟如同镶嵌在戈壁上的蜂巢，在光影里次第展开。仿佛有衣袂翩跹的飞天从崖壁间破壁而出，携着千年的风，落进我早已满溢的期待里。

二十分钟的光影流转，我们在穹顶之下，赴了一场不被洞窟门扉阻隔的邀约。西魏的清隽禅意、盛唐的雍容气象，纤毫毕现。壁画上的经变故事在眼前铺展成完整的天地，彩塑的衣袂仿佛正随戈壁的风微动，那些平日里无缘得见的洞窟细节，就这样越过现实里的围栏，真切地铺陈在面前。

当所有洞窟的盛景缓缓收束，镜头慢慢向崖壁之外抽离，深邃无垠的戈壁夜空漫过整个穹顶，越过荧幕边界，冲破影院桎梏，仿佛我瞬间就站在了宕泉河畔的旷野之上。抬眼便是横亘天幕的银河，垂落的星子触手可及，三危山与鸣沙山的轮廓在月色里静默成黛色，天地间只剩风穿过崖壁的轻响。就在这片浩瀚星空之下，那尊端坐了一千三百余年的大佛缓缓显现，安住于天地，微微垂首，双目低阖。没有喧嚣的音效，没有华丽的转场，一切都归于沉寂，唯有那道跨越了千年风沙的慈悲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仰头凝望他的人。它安静、厚重，带着穿越时空的力量，直直撞进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一刻，我忽然懂得，莫高窟从不是封存于过往的标本，那束不曾熄灭的目光，那笔未曾褪色的丹青，始终在这里，等我们抬眼相望，便与跨越千年的文明，完成一场灵魂深处的相逢。

乘车驶过宕泉河，来到莫高窟的崖壁之下。最先撞入视野的，便是96窟“九层楼”。45米高的全木构楼阁依山而起，飞檐翘角刺破戈壁的蓝天，历经近百年风雨依旧巍然屹立。

进入洞窟，一抬眼，便与那尊35.5米高的弥勒大佛撞个正着。石胎泥塑的造像在昏暗的光线下，带着扑面而来的震慑人心的力量——这是莫高窟最大的造像，也是中国现存第三大坐佛。武周证圣元年，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主持开凿它时，把武则天“弥勒下生”的政治愿景，藏进了这尊贯通崖顶的大佛之中。

大像窟垂直贯通的空间设计，让每一个踏入这里的人，都只能以仰视的姿态凝望。在从下往上、一步步抬升的目光里，我们自然而然完成了从喧嚣世俗到庄严佛国的心理过渡。建筑的巧思、造像的庄严、宗教的共情，在这里完成了天衣无缝的统一。

复制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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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窟（复制窟）是北凉遗存，也是莫高窟现存时代最早的洞窟之一。窟顶为纵向长方形，顶面平整、四边斜收，像古代盛放珍宝的盝匣。西壁正中，是3.35米高的交脚弥勒菩萨，头戴宝冠，上身袒露，饰璎珞臂钏，下着羊肠大裙，交脚坐于双狮座上。造像面相丰圆，神情庄严，犍陀罗艺术的印记清晰可见——那是源自古希腊罗马的雕塑技法，与印度佛教造像融合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经中亚、西域一路东传，最终落在了这片戈壁崖壁上。南北壁佛龛之上，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飞天，正托着供养花束翩然而至。它们还带着西域传来的稚拙厚重，身形短壮，裹着厚重的大裙，虽没有后世飞天的灵动飘逸，却凭着遒劲的线条，在戈壁的崖壁上，完成了第一次从地面到天空的飞翔，把信众对佛国的向往，画在了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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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7窟（开放窟）是隋代遗存，满窟都是北朝厚重风骨褪去、向着盛唐飞扬气韵过渡的鲜活气息。

这座洞窟是标准隋代覆斗顶形制，敞亮通透，视野干净规整，和北凉洞窟的压抑局促截然不同。整体色调温润古雅，褪去了北朝造像的冷峻疏离，艺术审美开始浸润柔和的人间烟火，为后世盛唐的雍容华美，铺下了关键的艺术伏笔。

洞窟最惊艳的核心，是窟顶正中央方寸之间、传世闻名的三兔共耳藻井。三只兔子首尾相接、循环奔跃，巧妙共用三只耳朵，无论从哪个角度凝望，每只野兔都双耳俱全、形态完整，构思奇绝、巧夺天工。藻井井心莲花层层盛放，四角八身隋代飞天环绕翩跹环舞，身姿已然舒展修长，挣脱了北凉飞天的稚拙笨重；修长披帛顺着虚空风势肆意延展，衣褶翻卷、流云漫动，或手托莲华，或散撒飞花，灵动的线条裹挟满窟清风，随三兔轮回的轨迹周流不息，隐喻三世轮回、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

更动人的是这方方寸纹样的文明重量：在埃及古陶碎片、伊朗的托盘、科威特的瓷砖画、德国教堂的钟表、英国教堂的玻璃上都有三兔共耳的艺术符号，它跨越万里山海与千年时光，游走在欧亚大陆诸多文明之间，一路交融、演变、共生。小小的藻井丹青，无声镌刻着丝路之上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互鉴，一场隐秘又深刻的文明相逢，藏于笔墨纹样之中，静默千年，直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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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第320窟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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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窟（特窟），是把盛唐彩塑艺术写到极致的殿堂级洞窟。

洞窟是方方正正的殿堂样式，西壁佛龛上的一铺七尊彩塑，全是盛唐时期的原作，在昏暗的洞窟光影里，带着穿越千年的生命力，直直撞进眼里。

此前看了北凉、隋代的造像，我总觉得佛窟里的神像，总带着几分遥不可及的庄严。可45窟里的这组造像，却把佛国的神圣和人间的温情，揉得恰到好处。正中央端坐的释迦牟尼佛，神情庄重静穆，垂眸下视的目光里，没有半分疏离，满是包容众生的慈悲；左手边的迦叶，身形清瘦，满脸的褶皱里藏着一生的风霜与笃定；右手边的阿难，身着锦绣僧裙，外披紫色袈裟，双手交叠在腹前，眉眼清亮，活脱脱一个温润明朗的世家少年。

两侧的观音、大势至菩萨，身姿微微侧成柔和的曲线，头戴宝冠，身披璎珞，眉眼温婉，华贵又亲和，完全是盛唐时雍容大气的女子模样；最外侧的两尊天王，身披鎏金铠甲，一手叉腰，一手攥着兵器，怒目圆睁，肌肉紧绷，脚下还踩着恶鬼，刚健威武的气势扑面而来，和温和的佛、菩萨形成了极妙的动静对比。一整组造像站在一起，有静有动，有文有武，每一个形象都有自己的性格与故事，再也不是刻板的神像，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佛龛顶壁上，两身盛唐飞天正绕着龛顶翩跹环舞，俯身向下散着漫天飞花。这是莫高窟最舒展灵动的飞天——和北凉裹着厚重大裙的稚拙不同，和隋代初展羽翼的灵动也不同，它们彻底挣脱了所有束缚，身形轻盈，长长的披帛顺着风势拉得悠远，裙摆翻飞如流云，眉眼弯弯带着笑意，仅凭画师笔下的几笔线条，就带起了满窟的风，把佛国的庄严慈悲，都化作了触手可及的温柔。

南壁还有一幅小小的“胡商遇盗”图。画面里，几个高鼻深目的胡商牵着满载货物的骆驼，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险峻的山谷里，突然就被一群持刀的强盗团团围住。商人们脸上的惊恐、无助，下意识护住货物的动作，骆驼不安的神态，甚至连山谷里的怪石嶙峋，都被画师画得纤毫毕现。

这不是什么宏大的佛国传说，是千年前丝绸之路上最寻常的一幕。那些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把旅途里的生死考验，把对平安的祈愿，一笔一划画在了这面佛窟的墙壁上。原来敦煌从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圣殿，它藏着佛国的庄严，更藏着人间的烟火，藏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期盼与向往。而这份跨越千年的鲜活与真诚，恰恰就是它最动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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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胡商们刻在墙上的忐忑与祈愿，我忽然发觉，这满壁的丹青与造像里，藏着的不只是对佛国的向往，还有人间最真实的阶级分野。对丝路之上的寻常商旅、守着戈壁的普通百姓而言，佛菩萨是危难时的慰藉，是对平安最朴素的期盼。他们把心愿画在公共佛窟的墙壁上，求的是一份众生平等的庇佑。可当这份信仰遇上手握权柄的豪门大族，便有了全然不同的模样——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公共洞窟里添一笔供养，而是直接凿开崖壁，建起专属的家族功德窟，把对家族绵延、权位永固、世代富贵的期许，尽数封存在这方只属于自己的佛国天地里。在敦煌延续了百余年的曹氏家族窟，便是其中最极致的代表。

第61窟，是五代时期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主持开凿的曹氏家族功德窟。

一踏入洞窟，就会感受到和其他洞窟全然不同的气场。这里多了一份世家大族的规整与庄重，洞窟宽敞开阔，四壁与窟顶的壁画铺满了每一寸空间，没有半分留白，哪怕隔着千年时光，依旧能从鲜亮的色彩里，感受到当年开凿时的财力与底气。

洞窟中央是一座二层台式的中心方坛，原本供奉着文殊菩萨的造像，如今只余下文殊坐骑青狮的残痕，默默守着这方家族佛窟的过往。

西壁上通壁绘着《五台山图》巨幅壁画，是莫高窟现存最大的佛教史迹画，也是一幅留存千年的实景交通地图。画师以鸟瞰视角，把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圆五百里的山川城池、寺院村落，全都浓缩在了这面墙壁上。画面里的五台山峰峦层叠，一百七十多处寺院、桥梁、客栈错落其间，参礼的僧侣、赶路的商队、山间的百姓穿行其中，连沿途的酒肆店铺都画得纤毫毕现。曹氏家族把千里之外的文殊菩萨道场，完整搬进了自家的佛窟里，既是对佛法的供奉，更是无声的权势宣告——哪怕远在河西戈壁，他们也能将中原的圣境，复刻进自家的佛国天地。

东壁上是一整排曹氏家族的女供养人画像。不同于其他洞窟里零星、谦卑的供养人形象，全窟的曹氏供养人多达52身，一个个身形高大，甚至比壁画里的菩萨弟子还要醒目，完全是这方洞窟里的主角。回鹘公主、甘州回鹘可汗夫人，身着回鹘装、头戴嵌满美玉的高耸凤冠，满身珠光宝气；曹元忠的生母广平宋氏、夫人浔阳翟氏，身着中原命妇的礼服，头戴花钗，面容端庄，神情从容。更耐人寻味的是，画像的排序并未完全遵循辈分，身为长辈的生母宋氏，反而排在了身为晚辈的于阗皇后之后，一笔一画里，藏着曹氏家族靠联姻睦邻、维系政权的政治智慧，也道破了这家族窟的本质——它从来不只是供奉佛像的佛堂，更是曹氏家族的祠堂，是他们绑定世俗权力与宗教庇佑的载体。

窟顶藻井四周，同样绕着一圈五代时期的飞天。它们依旧身姿舒展，披帛翻飞，却少了盛唐飞天的随性灵动，多了几分规整与庄重，和整座家族窟的气场完美契合。它们绕着藻井循环飞舞，散下的漫天飞花，不再是给所有众生的温柔，而是只属于这个豪门大族的专属祥瑞。

站在洞窟中，望着满壁的繁华与庄重，我才彻底读懂这份信仰的分野：寻常百姓求的是佛菩萨的垂怜，而曹氏这样的豪门，从来不是匍匐在佛前的信众，而是这方佛国天地的主人。他们把家族的荣耀、政权的安稳、世代的荣光都凿进了洞窟的每一处细节，要的从来不是个体的平等庇佑，而是佛法对整个家族权势与血脉的专属加持。佛国经卷里的众生平等，终究还是在戈壁崖壁上照见了世俗的阶级鸿沟，而这烟火与庄严共生、祈愿与权谋同在的模样，正是敦煌最鲜活、最本真的人间底色。

1907年斯坦因拍

如果说豪门窟的壁画，镌刻的是权势与阶层的叙事，那隐匿在第16窟侧畔的第17窟——闻名世界的藏经洞，封存的便是中古时代最鲜活的底层众生相。这方寸密室，封存了近九百年的尘缘，不仅藏着封存缘由的千古谜题，更承载着后世众说纷纭的学术评议。

光绪二十六年，道士王圆箓偶然拨开千年积沙，尘封近九百年的藏经洞豁然现世。五万余件中古时期的经卷、画幡、世俗文书堆叠其间，从恢弘的佛教大典、官府牒文，到市井百姓的买卖契约、民间药方，包罗万象。还有那些细碎平凡的遗存：童生习字的草稿、随性涂鸦的笔迹、普通人的家书随笔，皆是古人随手留存、甚至摒弃的日常字迹。它们没有精雕细琢的创作匠心，只是散落世间的平凡碎片，却被密室温柔收纳，定格了中古河西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藏经洞的封闭成因，始终未有定论，主流有两种核心猜想。其一为避难说：西夏战火将至，敦煌寺院僧侣为躲避兵祸，将全寺珍贵典籍、法器文书集中藏匿于此；其二为废弃说：洞内大多是残破褪色的佛经、废旧归档的文书、磨损无用的抄本，古人敬畏文字不肯随意焚毁，便将这些“神圣废弃物”统一封存收纳。两种猜想各有佐证，至今相持不下，为这座小小密室又添一层朦胧的神秘。

也正因洞内多是废旧抄本、零散残稿、民间杂记，并非传世正统的经典艺文，衍生出尖锐又独特的学术讨论。香港大学周锡瑞教授曾在《告别“废纸文化”》一文中直言，世间存在两类废纸文化，一类是制造废纸的，一类是钻研废纸的，敦煌学就是研究废纸的文化。他认为，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大多是当时随手扔弃的东西，不是什么认真的文化创造，最多只有古董的价值——比如说纸是唐宋的纸，墨是唐宋的墨，而没有文艺、文献的价值，或这方面价值甚低。这番观点颠覆固有认知，在敦煌学界引发巨大争议。的确，初见这些潦草的草稿、缺失的残卷、琐碎的俗用文书，很难将其与传世瑰宝挂钩。但千年之后再回望才懂得，宏大的正史只会书写帝王权贵、世家大族，而这些被视作“废纸”的零散遗存，补全了历史缺失的肌理。豪门窟壁画镌刻着权势的荣光，而藏经洞的残纸笔墨，记录的是底层众生的悲欢。那些被遗弃的细碎文字，拼凑出鲜活、真实、有温度的中古社会，这便是跨越时光，无可替代的文明重量。

斯坦因拍摄

走出洞窟，沿着宕泉河往前走，便看到了那座道士塔。很多人对王圆箓的认知，来自于“敦煌罪人”的标签，我最初也是如此。可随着读的史料越来越多，我才慢慢读懂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他只是清末乱世里，从湖北逃荒来的普通道士，却守着敦煌的佛教洞窟。他没读过多少书，不懂这些经卷背后无可估量的文物价值，却凭着一份出家人守护道场的本心，在发现藏经洞之后，一次次骑着毛驴，拿着经卷奔走于敦煌、酒泉、张掖的官府，甚至曾向京城朝廷寄送密信上报，只为让这个惊人的发现得到官方的重视与保护。

他先是两次求见敦煌县令无果，再专门从洞中挑拣了两箱精品经卷，赶着毛驴在戈壁里风餐露宿，跋涉八百余里奔赴肃州，求见时任安肃兵备道道台廷栋——这也是他早年在肃州巡防营从军时的老上司，满心盼着能得到官府的重视与保护。可廷栋翻看过经卷后，只留下一句轻蔑至极的评语：这些经卷上的字，还没有我写的好。满腔热忱，只换得一场彻头彻尾的冷遇。而廷栋随手搁置的这批经卷，恰逢即将回国的比利时人林辅臣前来辞行，便被当作寻常礼品随手相赠。正是这次无心的馈赠，让藏经洞藏有珍宝的消息，第一次在西域的外国人圈子里流传开来，为日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接踵而至，埋下了最隐秘的伏笔。

从县令到道台，再到甘肃的藩台，他奔走了七年，始终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官府腐败麻木，国力衰微飘摇，没有人在乎这片戈壁上的千年洞窟，没有人在乎这些泛黄经卷的最终命运。后来，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来了，用极少的银两，从王圆箓手里换走了大量经卷，让数万件珍贵的敦煌遗书就此流散到了世界各地，酿成了中华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

王圆箓没有挥霍这些银两。他用这笔钱主持重修了16窟外早已残破的三层木构楼阁，也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三层楼”，这座建筑恰恰成了保护16窟窟体与藏经洞的核心屏障；余下的款项，也尽数投入到莫高窟大小佛洞的补葺、常年累月的流沙清理，以及太清宫、古汉桥的修复工程中。他与徒弟们自奉极俭，在戈壁的风沙里守了三十余年，直至去世都身无余财，从未为自己置办过一分私产。

道士塔上有一块墓志，是王圆箓死后其弟子立的，碑上曰：“功垂百世”。他当然配不上这赞誉。虽然他在戈壁风沙里守了三十年，其清廉也远非封建官员能比，但由于他的无知，他对文物价值的全然懵懂，他在官府屡屡漠视后对外国人的轻信，亲手开启了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序幕，给中华文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王圆箓不是一个贪婪自私的人，终其一生，只是清末乱世里，被时代裹挟的无知又可怜的人。我们终究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这个道士身上。那个时代的积贫积弱，那个时代举国上下对文脉的麻木不仁，才是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流散海外的根源。我们既不能用他守窟修窟的半生，抵消他造成文物流散的罪责，也不能用民族文化的旷世伤疤，全然否定一个小人物在乱世里，那份笨拙又充满局限的责任心。

在道士塔前，我曾想，假如没有王道士，假如王道士没有发现藏经洞，假如经卷没有流失海外，假如没有海外学者的早期传播，是否还会有我们今天熟知的敦煌学？假如藏经洞是在后世和平年代里才被发现，或许这些经卷会安稳入藏博物馆，成为被妥善保管的国宝，又能否必然形成今天这样一门横跨多领域、席卷全球的研究热潮？

但我们终究要承认，藏经洞文献本身有着跨越千年的、无可替代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无论它在何时被发现、以何种方式被世人发现，这束沉寂千年的文明之光，终会被点亮。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百年风雨过后，藏经洞的文物流散是我们民族永远的文化伤痛，而这份跨越国界的文脉传承与研究，也成了中华文明留给世界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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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藏经洞的发现，沉寂了近千年的莫高窟，终于被世界看见，也才有了一代代敦煌人的坚守。我想起了常书鸿先生，那个从巴黎塞纳河畔义无反顾回到戈壁敦煌的画家。1936年，他在巴黎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伯希和编的《敦煌石窟图录》，被里面的艺术深深震撼，毅然放弃了巴黎的优渥生活，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几经辗转来到了敦煌。那时的莫高窟，荒无人烟，盗匪横行，洞窟被风沙掩埋，壁画被偷盗、破坏。他带着第一批敦煌人，住土房，喝咸水，点油灯，在戈壁里扎下根来，清理积沙，修复壁画，和军阀、盗匪周旋，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这片崖壁，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先生之后，是段文杰先生。他从四川来到敦煌，一待就是一辈子，临摹了300多幅敦煌壁画，他对敦煌艺术的系统研究，奠定了中国敦煌学的基础。他在洞窟里临摹，夏天洞窟里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没有电灯，就借着镜子反射的自然光画画，一画就是一整天，眼睛都熬坏了。再后来，就是樊锦诗院长，那个上海姑娘，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一待就是六十多年。她一辈子扎根戈壁，被称为“敦煌的女儿”，她推动了莫高窟的保护立法，开创了“数字敦煌”，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生”。我们今天在数字中心看到的球幕电影，我们在网上就能浏览的高清洞窟壁画，都是她和她的团队，一点点做出来的。

我今天能安安心心地站在洞窟里，欣赏这些千年的艺术，能在球幕影院里沉浸式地看到洞窟里的细节，能在复制窟里近距离看清壁画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这三代敦煌人，和无数默默坚守的敦煌工作者，用一辈子的时间换来的。他们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一生，守护着这片戈壁上的文明火种，让千年的飞天依旧能翩跹起舞，让九色鹿依旧能在壁上熠熠生辉，让千年莫高窟，在今天依旧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夕阳西下，我站在宕泉河畔，望着三危山的落日把九层楼的剪影染成金色，心里一直在想，莫高窟的艺术，为什么能跨越千年，依旧有着如此动人心魄的力量？

季羡林先生曾有定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的千年璀璨，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单一的艺术体系独自生长的结果，而是四大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六大宗教在这里共存共生、十几个民族在这里共同书写的传奇。你看，这里的造像，有古希腊的雕塑技法，有印度的佛教造像范式，有中原的审美情趣；这里的壁画，有波斯的联珠纹，有中亚的乐舞，有中原的山水笔墨，就连洞窟里那只跨越三大文明、三耳相连的兔子，都在无声诉说着这场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这里的题记，有汉文、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西夏文等十几种文字，一笔一划都镌刻着丝绸之路上的互鉴与共生。它从来都不是排外的，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它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明养分，再把它们熔铸在一起，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璀璨艺术。

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莫高窟的千年历史，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它的伟大，从来不是靠单一文明的孤高自赏，更不是标榜“遥遥领先”的狭隘优越感，而是懂得尊重每一种文明的光芒，愿意接纳每一种文化的养分，在交融中新生，在共生中璀璨。

可站在这片崖壁前，我们也不得不直面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个驼铃声声、万邦往来的丝路时代早已落幕，洞窟里的壁画正在不可逆转地氧化褪色，藏经洞的万卷遗书散落天涯，那个集四大文明之大成的敦煌盛景，正在时光里慢慢远去。很多人站在这里，总爱抱着这份千年遗产，反复标榜我们的文明自古便遥遥领先。可我总在想，文明的先进性，不该向后看，不该躺在过往的荣光里固步自封；它永远要着眼于当下——谁能在当下的时代里，为人类文明创造新的价值，谁能以更包容的姿态推动文明的互鉴共生，谁能真正引领世界走向更开阔的未来，谁才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少一些夸耀我们过去的星空是多么璀璨的说辞，多做一些让我们今天的太阳更加耀眼的行动。

两年前，我因为不懂，与莫高窟擦肩而过；两年后，我带着一摞厚厚的书，终于站在了这里，与它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我终于懂了，莫高窟从来都不是一个冰冷的旅游景点，它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是一部文明交融的史诗，是九色鹿跨越千年依旧不变的慈悲与信义，是飞天挣脱束缚、永远向上的自由与浪漫，是无数人用信仰、用坚守、用热爱，守护了千年的文明火种，更是刻在中华文明骨子里的，海纳百川的胸怀与生生不息的底气。

敦煌会老去，丝路会落幕，但这份开放与包容的底色永远不会消失。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本就不在于固守旧日的丝路盛景，而在于永远开放接纳、历久弥新。我们回望莫高窟的千年，从来不是为了抱着过往的辉煌沾沾自喜，更不是为了抱着狭隘的民族优越感画地为牢；而是为了读懂，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年不曾断绝，从来不是靠封闭与排外，而是靠不断吸收、不断融合、不断新生的能力。

夕阳落下，宕泉河的风吹过，带着戈壁的砂砾，也带着千年的时光。我回头望了一眼崖壁上的洞窟，它们在暮色里安静地矗立着。这份从千年丝路里沉淀下来的包容与底气，终将带着我们，在全面发展的路上步履不停，去赶上世界，去拥抱世界，最终去引领世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美美与共”，也续写一场属于中华文明的，新的千年相遇。

2026年4月，游敦煌莫高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