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殊（明楼的原型）

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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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视剧伪装者吧，

还记得主人公明楼吧！

您知道他的历史原型吗？

——编者



袁  殊  简  介

袁 殊

中共情报史上五重间谍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词条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审核

袁殊（1911年3月29日－1987年11月26日），学名袁学易，曾用名曾达斋，出生于湖北黄冈，被誉为“东方佐尔格”。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文界、政界，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五重身份；特工身份活动期间，曾提供德、苏开战部署及日军二战期间的准确战略情报；1945年10月秘密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被李克农调到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55年，因“潘汉年案”牵连，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2年平反，1987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

人物生平

1911年出生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原名袁学易，又名袁学艺，曾用名或笔名、化名很多，主要使用碧泉、袁逍逸、严军光、曾达斋等。袁殊才华横溢，办过报纸、杂志，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做过社长。袁殊先是新闻人员，再去从事情报工作。褪去中统、军统、日伪、青洪帮等掩护色，袁殊最出色和最本色的角色还是中共情报人员，被誉为“东方佐尔格”。

父亲袁晓岚托友人将袁学易介绍进上海立达学院，免费入读。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学易加入“黑色青年”团体，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社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改名袁殊 。袁晓岚之友胡抱一，时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他任命袁殊为其秘书，携其北上南京，加入国民党。“四一二”事变之后，北伐失败，袁殊被蒋介石清党，返回上海。

1928年，回到上海的袁殊以文艺青年身份加入高长虹主持的崇尚无政府状态的“狂飚社”。

1929年留学日本，主攻新闻学。

1931年初回国，参加了“联合剧社”的演出，左倾思想日渐显露。1931年3月16日，袁殊主持创办了周刊《文艺新闻》，成为左翼文学发刊时间最长的刊物。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报导了“五君子遇害”事件的新闻。

1931年10月，袁殊经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成为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王子春为其单线联系人。

1932年春，袁殊经由表兄贾伯涛（黄埔一期生）的介绍，成功打入中统，时年21岁。成为中统特工的袁殊，进入新声通讯社担任记者，并得以出席南京政府记者招待会。会间结识驻沪日本副领事岩井英一。当时，精通日语的记者屈指可数，岩井英一更有意拉拢袁殊，不久之后，这位日本驻中国的特工头目即每月支付其200元“交际费”，袁殊遂成为一名日方情报人员，时年22岁。

1933年~1934年两年间，袁殊不断将日本人的情况分送给中共与中统，由于其消息准确、及时，令中统头目吴醒亚对其刮目相看，袁殊至此奠定了其在中统情报部门的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由于袁殊特殊的家庭背景，令中共对其产生了不信任感，至1934年底，袁殊已被私下剔除在中共党员名单之外。

1934年5月，袁殊正式成为青洪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与黄金荣和杜月笙平辈，身上多了一层帮派保护色，获取情报就更有利了。

1935年初，袁殊两次来到约定地点与中共上线联络，却二次不见王子春。“断线”对于特工人员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情急之下，袁殊不得不联系夏衍，请其为他转一封信给中共特工科。夏衍原先并不同意转信，因为作为当时中共驻沪的核心党员，他已知袁殊被剔除身份一事，之后勉为其难地将袁殊的亲笔信交给特工科负责人蔡叔厚。蔡叔厚当时正由中共特工科负责人转调入第三共产国际特工组织任职，他便顺手将袁殊的亲笔信带入了新组织，再次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袁殊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了第三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

1935年，爆发“怪西人案”。军统特工抓获中共党员关兆南，再顺藤摸瓜抓获第三共产国际的陆海防及其白人上司华尔敦。陆海防供出其下线人员，袁殊及上海当时著名影星王莹被捕。袁晓岚得知儿子被捕，病重之时仍去向陈立夫求情。碍于陈立夫的面子，戴笠对袁殊未予深究。判刑后发还原籍湖北省反省院服刑，袁殊在狱中的日子竟比狱外还要逍遥舒适。其间，袁晓岚病逝，作为长子的袁殊还特意回家扶灵，过后再回到狱中服刑。在狱中，军统亦对袁殊伸出橄榄枝。袁殊否认与陆海防及白人华尔敦有过联系，但承认自己为中共服务，亦希望蒋先生（蒋介石）正视抗日事实，能以民族大业为重。以上诸言，袁殊亲笔立下字据。中统情报部门与日本驻沪领事馆均为营救袁殊出了大力，同年，以“文化罪”被判刑二年的袁殊提前释放。出狱后，军统交待袁殊即刻前去与陈立夫会面，袁殊拒绝，直奔上海。而此时，上海中共再无一人与其联络。1935年年底，袁殊通过党外人士通络到冯雪峰。冯雪峰劝其先去中学任教，休养生息。袁殊决定再次赴日留学。一年后回国。在日本与岩井英一重新建立联系。岩井认为袁殊虽与“怪西人案”有关，但人才难得，因此资助袁殊求学，还为他提供各种关照。

1937年年初，回国后袁殊重新归入中统阵营。在与冯雪峰取得联络后，以非中共党员的特工身份继续向潘汉年提供情报。同年4月，为加强自身保护色，袁殊加入青洪帮，成为与黄金荣、杜月笙同辈的“通”字辈兄弟。同年6月，戴笠亲自上门会见袁殊，将其正式纳入军统名下。至此，袁殊的五重身份“齐全”，时年26岁。

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登门。袁殊敏锐感知到此事不寻常，报告潘汉年。潘汉年要求袁殊趁机打入军统，并让军统释放“怪西人”罗伦斯。戴笠认为袁殊只是“情报贩子”，再加上苏联方面的压力，就爽快地释放了“怪西人”，并答应每月给300元活动经费。袁殊正式打入军统，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织少将组长。

“八一三”抗战期间，袁殊化妆成日本学生，孤身进入日军营地，为中国军队取得大量军事情报。

1937年11月5日，上海沦陷。袁殊被戴笠授以“少将”军衔，留守上海，成立特别行动组，专门惩办汉奸及侵略者。成功捣毁日军在上海虹口的海关仓库，行动组受到军统局嘉奖，袁殊因此被记大功。同年，袁殊将在日本获取的日本军事地图撕成一页一页，夹在旧书报中带回上海，第一时间交给潘汉年，并恢复了组织关系。

1938年，岩井英一统领的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在上海成立。经请示潘汉年，袁殊以“军统”身份与岩井合作。当袁殊针对李士群的“锄奸行动”因叛徒告密失败被捕时，家人直接向岩井英一求救，果真被释放。袁殊“为日本人做事”的身份因此由地下转为公开。

后因表现出色，袁殊获得赴日访问和面见日本裕仁天皇的嘉奖。此事引起汪精卫的紧张和不满，向日方抗议。最后，岩井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但将袁殊顺利安插进了汪精卫政府，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袁殊因此可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局委员会。

1939年初，日本特工头目岩井英一回到上海，再次将袁殊招入麾下。同年6月，袁殊与潘汉年在香港会面，袁殊询问党籍一事，潘汉年不置可否。同年11月，由袁殊建议成立的“兴亚建国运动”方案正式在岩井公馆启动，袁殊利用这一机构掩护中共驻沪电台，向延安发回大量情报。

1941年3月，袁殊接军统秘令接受日伪“清乡团团长”一职，“清乡团”主要职责是肃清长江三角洲的国、共游击部队，“大汉奸袁殊”正式粉墨登场。在充当“汉奸”的几年中，袁殊利用职权保护中共党员，将他们平安送返延安，使镇江成为中共情报人员转移要道；为潘汉年办理了特别通行证，保证其往来行走安全。同年，派助手叶德铭（潘汉年副手）利用日军直升机将驻港中共情报人员送返上海。期间，由于当时形势严峻，有几次袁殊对中共安排的任务不甚尽力，对中共情报人员避而不见，直接指挥“清乡团”扫荡“中共江南抗日根据地”等再次引起中共怀疑。同年，根据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亚建国运动”代表出访日本。在日期间通过与日本外相吉野三郎及其他诸位内阁成员谈话，分析出二战期间日军的战略动向：1、直接南进东南亚，暂时放弃北进苏联。2、日美谈判破裂，日本欲对美宣战。

1941年7月10日，潘汉年将袁殊发来的情报直接转送延安，延安再将情报拍送苏联。据此情报，苏联红军东撤西援，从根本上保证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击退德军，扭转了二战局势。为此，苏联红军特意致电中共表示感谢。潘汉年也因此情报的准确及时而倍受中共情报部门肯定。

1941年，实为多事之年。潘汉年突然要求亲晤岩井英一，要求袁殊为其联线。袁殊认为此举极其危险，极力劝阻，但潘汉年执意要与日本人会面，袁殊执行任务。潘汉年化名胡越明，此后数年一直与岩井英一保持联系，而这些情况潘汉年并未向中共情报部门进行报备，也为日后“潘汉年杨帆案”定下了注脚。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潘汉年接到周恩来急电，要求紧急转移滞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袁殊接受这一重大任务，以“想调回在香港的同事来增加上海的力量”为由，向岩井英一提出申请。岩井英一很高兴地开出了大量的通行证。袁殊和潘汉年就用这些通行证，从日军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进步人士800余人，其中就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殊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命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而袁殊却在私下变卖家资，全部所得尽归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1946年年初，袁殊及其几位部下（同属中共地下党）回到解放区，至此，军统才真正发现其中共党员身份，为此发下全国通缉令。来到延安后的袁殊，因其特殊的政治经历，组织建议其改名为“曾达斋”，定级为旅级。

1947年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1948年调入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工作，专攻日美情报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转入研究对港贸易问题，定居北京。同年，曾达斋与第二任妻子王端离婚，王端回到上海定居。此后，曾达斋每次出差去上海，都会前去探望王端。

1954年底，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来到北京。曾达斋赶往北京饭店与之会面。潘汉年直言自己要出大事了，并感叹：“干我们情报工作的人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1955年初，曾达斋最后一次出差前往上海，在前妻王端的住处，预言自己将要出事。王端力劝其迅速转往香港，被曾达斋拒绝，只说须即刻返京，前途未卜。

1955年3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捕，拉开了“潘汉年—杨帆案”序幕。同年4月3日，潘汉年以“内奸”身份被捕。4月26日，李克农以开会为由，将曾达斋请上包车，车子直接开到监狱门口。曾达斋长达27年的牢狱之灾上演了。

1965年，曾达斋被收押10年之后被定罪，判刑12年。之后又不断被加刑。

1968年，曾达斋第三任妻子端木因受恐吓而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1980年，69岁的曾达斋被释放，却仍无自由之身，行动亦受限制。他曾向组织提出前往日本或香港安度晚年，却未被允许。

1982年8月2日，潘汉年被平反，9月6日，曾达斋亦被宣判无罪，折价归还其所有财产，承认其1931年入党之事实，在北京西苑新增配住房一套，享受原定级别待遇。曾达斋向组织提出恢复原名“袁殊”，理由为：“用袁殊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此后，年迈的袁殊曾回到潘汉年家乡前去悼念早逝的故友，与逝者共同缅怀过往的峥嵘岁月，写下了《履痕重印江南路》的文章。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号陶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家庭生活

袁学易（袁殊本名）的父亲袁晓岚秀才出身，精于算学，热衷排满运动，年轻时即为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活动几乎倾尽家资。母亲贾氏出身于前清盐官巨贾之家，夫家没落之后，她曾带着学易、学礼兄弟两人依靠娘家资助及典当家什生活。袁学易的童年生活甚为贫苦艰辛。

袁殊儿子曾虎。

人物著作

袁殊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袁殊的部分作品汇集在199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该书由夏衍题写书名，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拙子）为责任编辑，直接参加文集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的有梅丹馨、高润民、成翼康、曾龙、曾虎、曾曜、周祖培、胡肇枫，他们中有的是袁殊的子女、有的是袁殊的学生。

人物贡献

据我党情报人员刘人寿等人回忆，袁殊在岩井公馆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苏开战部署，日军“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动向等情报。

后世纪念

袁殊是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也是《隐形守护者》中肖途的原型。

五  重  间  谍

五重间谍

历史上真实的“伪装者”袁殊

2020-06-22

来源：北京日报杨丽娟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加传奇的“伪装者”，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被人们关注。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单纯的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也经历了一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抗战结束回归解放区时，就有人说他是“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就连他的子女，都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自武汉北上的列车里，只剩下一位老者还没下车，他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站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等得有点着急，他猛然看到了老者，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被叫作曾龙的中年男子，看着眼前阔别22年之久的父亲袁殊，甚至叫不出“爸爸”两个字。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回京探亲的父亲，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中写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他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子女身边消失了22年的袁殊，终于归来了。曾龙却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殊的身份是一个长达20多年未能解开的谜。他回来了，“谜”还未得解。

在曾龙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家，却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当年不满11岁的曾龙对此似懂非懂，茫然无措。此后很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

这样的家庭变故，给曾龙带来的直接麻烦是填表问题。小学毕业时，他托词父亲出差把登记表交给班主任处理。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出身问题无法再回避。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母亲的回信非常简单。就是从这封仅一页的回信中，曾龙才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这份履历，让曾龙眼中的父亲更加神秘：解放后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父亲曾达斋，与当过“汉奸”“特务”的袁殊，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年岁渐长，曾龙逐渐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的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他悲愤不已，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乱世之中，几经周折，袁殊最终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后，便是曾龙看到的履历表上的一串经历。

曾龙后来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而逐渐勾勒出父亲人生轨迹的曾龙，当年更是无法理解，袁殊到底是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他到底是“落水”的“汉奸文人”，还是不惜个人荣辱的地下革命战士？

父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20多年，曾龙本以为，这样的疑惑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没想到，1977年，袁殊突然回京探亲了。

原来，1955年袁殊被捕后，拘留审查了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北京的子女通信联系、回京探亲。

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就先让子女们传阅了1965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而后，他才开始解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曾龙回忆，在以后的几年中，袁殊逐条对他解释了判决书的内容，谈了许多往事。但无论谈什么，凡涉及到现实仍有保密性的人和事，他都绝口不提。尽管如此，曾龙“对父亲的问题始终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曾龙心中关于父亲身份的谜团才终于解开。

《文艺新闻》

在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眼中，袁殊同样是一个打满了问号的历史人物。与曾龙不同的是，丁淦林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因为其新闻学研究。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丁淦林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学子。读到袁殊的《记者道》一书时，丁淦林记住了这个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主义”的作者“袁殊”。后来，他知道了袁殊曾“转行”做地下情报工作，但他搞不明白这个从新闻事业“转行”的人最后为什么成了“汉奸”。几十年后的1984年5月14日，丁淦林偶然看到《解放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知道袁殊尚健在。随后，丁淦林很快打听到袁殊在北京工作，并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天半的访谈中，袁殊谈得最多的，不是他堪称传奇的情报工作，而是1931年创办的四开周刊小报《文艺新闻》。他告诉丁淦林，当年上海的报纸很多都被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报界情况更糟，记者要么与青帮有染，要么是为资本家办事儿。他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自己的报纸，当一名职业记者，既作为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于是，妻子马景星回娘家筹集了500块钱创刊经费，袁殊自己当总编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就这样，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了。

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茅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直接称它为“‘左联’领导的一个外围刊物”。其中最为左翼文化界称道的，莫过于袁殊策划的关于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以及其他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国民党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批杀害青年作家和革命志士，但由于消息被封锁，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五作家蒙难的情况。

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直接找到袁殊问：“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袁殊慨然应允。不过，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和《文艺新闻》，还是提供消息的冯雪峰，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再三斟酌后，袁殊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

果然，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赫然见报。随后，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第六期登载了五位作家的遗照，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则分别发表了回忆胡也频、殷夫等人的纪念文章。这些照片和文章，自然都是由冯雪峰提供。系列文章登出后，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

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坚持出版了60期，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而据袁殊对丁淦林的回忆，《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高达10000份，经济方面已完全独立。

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当初那种形势下，他（袁殊）虽然没有向我表示他的政治身份，却明白地表示，他愿为左联效力……他就用这口号‘客观’地报道了‘左联’关于五烈士牺牲的宣言……”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事实上，当时的《文艺新闻》编辑部，私下已经成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去约见进步人士。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他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在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此外，他留下的新闻学著作还包括《记者道》等。他的剧作《工厂夜景》，则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谈话，袁殊的名字或许将留在中国文学或新闻学的历史中。

“灰色小市民”

改变袁殊命运的这场谈话，发生在1931年10月的一天。那天，按照潘梓年的通知，袁殊准时到达了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中午时分的咖啡店很安静，除了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另一人袁殊从未见过。

寒暄过后，潘汉年对袁殊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潘汉年接下来的话，无意中成了袁殊一生的命运转折点。他告诉袁殊，“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

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原来，在办《文艺新闻》的过程中，袁殊的思想越来越左倾，此前他已经向夏衍表示过“希望在政治上提高一步”。而当年的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由于原中央特科的很多骨干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新上任的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这时，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潘汉年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就是在座的袁殊从未见过的那个人。

因为《文艺新闻》的左倾色彩很浓，袁殊的政治立场也很容易被人猜到。为了隐蔽身份，他被要求慢慢褪掉红色，褪掉“左的颜色”，变成一个“灰色小市民”。他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党获取战略情报。

为此，借着上海一些流氓小报和御用文人不断攻击的“东风”，出版了60期的《文艺新闻》于1932年6月20日停刊。此时的袁殊，最重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新闻活动，他为自己改了个颇有鸳鸯蝴蝶派味道的新名字“袁逍逸”。曾龙曾经看过父亲的一张旧照，拍的就是“灰色小市民”时期的袁殊和家人吃饭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照片中有一幅挂在堂屋墙上的对联——“书生本当奴才用，好汉原为酒食谋”，问了父亲才知道，对联是郁达夫所书，挂在堂屋也有“改换颜色”的用意。

“左的颜色”逐渐褪去，可对于如何搞情报工作，袁殊一开始真摸不着门道。晚年时，他曾告诉儿子曾龙，初做情报工作时，几乎手足无措，甚至怀疑自己不是搞情报工作的材料。

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秘密工作训练。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教他的老师说，传递消息时要在数字上有规律地加一减二，有所变化。比如，说“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实指周四；说“中午12点见”，实指午后两点。

训练结束后，袁殊正式投入了地下情报工作。王子春让他想想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起初袁殊想到几个人，试探一番后都没能打开工作局面。1932年春，他忽然想到自己的表兄贾伯涛就在上海，不过公开职务并不显山露水。王子春听后便指示他给贾伯涛写信请求代为谋职，甚至帮他修改信的内容。袁殊原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贾伯涛很快把他介绍给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他由此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后来又成为中统的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

为了在工作上有所突破，王子春指示袁殊发挥特长，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公开职位，以便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曾因《文艺新闻》小有名气的记者袁殊，再次回到了上海新闻界，只不过，这一次，他供职的是政治色彩不十分强烈的新声通讯社。有了记者职业的掩护，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从而及时获取内部消息。

不久，他又在王子春的策划下，带着一本日文杂志去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开会前，他装作漫不经心地翻阅日文杂志，此举果然引起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的注意。一来二去，袁殊和岩井英一成了私人朋友，有时也聊一些人事消息。大约半年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袁殊将此事汇报给王子春，并在王子春的指导下报告给吴醒亚，吴醒亚认为袁殊打通日本人的关系对获取情报有利，果然鼓励他与岩井英一交往。至此，年轻的袁殊成为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而隐藏最深的身份，自然是王子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在王子春几乎手把手地具体指导下，三重身份的袁殊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顺利地“伪装”了3年。然而，1935年，上海突然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袁殊也因此被军统逮捕。“怪西人”其实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故被称为“怪西人”。奇怪的是，审讯人员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他也被卷入“怪西人案”。

隶属于中央特科的袁殊，什么时候跟远东情报局有了联系？

原来，1935年春，王子春突然不露面了，袁殊急于与组织取得联系，便请夏衍帮忙转一封信给中央特科领导。按规定，中央特科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一般党员不能和中央特科联系。但因袁殊说情况紧急，夏衍便将信转给了蔡叔厚。当时蔡叔厚已从中央特科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工作，且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殊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关系被转到了远东情报局。他并不知道，此次“怪西人案”案发其实是因陆海防叛变，而陆海防就是华尔顿的下线，也是他只见其信未见其人的上线。

上线已叛变，作为下线被捕的袁殊，情报生涯似乎就要画上句号。谁也没料到，1937年下半年，袁殊居然又以“军统潜伏人员”的身份在风云变幻的上海滩再次活跃了起来。

爆破“76号”

由于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戴笠的军统也有意拉拢袁殊，再加上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在“怪西人案”中，袁殊最后只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1936年，出狱后的袁殊为避风头，再次赴日本留学。将近一年后回国，已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那时起，他成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上海的政治舞台愈发纷繁复杂，情报工作也更加困难。就在这时，曾经拉拢过袁殊的戴笠居然亲自登门，表示要委以重任。经过向潘汉年汇报请示，袁殊“迎合”了戴笠的要求。很快，袁殊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而公开的掩护身份依然是记者，他也因此继续与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联系。

电视剧《伪装者》中，既是军统特工情报科科长又是中共地下党上海站站长的明楼，坐镇幕后，成功爆破了汪伪政府运送日军高官的专列“樱花号”。真实的历史中，“军统潜伏人员”袁殊至少策划了两起爆破事件，其中一件是爆破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

虹口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袁殊的学生胡肇枫根据其留下的“申诉材料”和日记完成的传记中这样讲述：日本海军仓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的后院，袁殊和“抗日秘密行动小组”的王铁民化装成纱厂职员侦察后发现，卫兵对进出仓库的人盘查很严，能凭着特别通行证进入仓库的几乎都是日本人，仅有一个伙夫是中国人，这个伙夫每天踏一辆“黄鱼车”（上海话里对三轮车的别称）为日军买菜送菜。袁殊便让王铁民跟这个伙夫套近乎，接近一段时间后，趁机将定时炸弹藏进了“黄鱼车”上整只的南瓜和冬瓜内……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并没有更多的确切史料。但袁殊本人因策划了虹口大火而被军统局记了大功。军火仓库爆炸后，日军到处搜查却找不到作案者，最后只好“哑巴吃黄连”，尽可能抹去事件的政治色彩，对外发布消息称“系内部人员不慎点燃汽油……纯系偶然事故。”

不过，另一个“爆破76号”的计划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伪装者》中被上海市民称为“杀人魔窟”的76号是真实存在的。1938年，上海的汉奸和日本人不断被刺杀，日寇扶植的汪伪势力委任丁默邨、李士群负责筹建特工总部，地点就设在极斯菲尔路76号。76号成立后，疯狂镇压抗日运动，残害人民，杀害了多名爱国人士。此时，袁殊接到了军统的命令——“干掉李士群”。

李士群自己常搞暗杀活动，自己也防着被暗杀，因此居无定所，出没无常。袁殊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法，直接将76号特工总部“一锅端”。他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计划也得到了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袁殊随即被捕。

袁殊过去跟李士群其实也有交往。但这次袁殊要暗杀李士群，李士群十分恼怒，袁殊危在旦夕。

此时的袁殊已经具备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即在自己的几重身份中找到了最能给李士群施加压力的一个，也就是日本领事馆情报员。于是，他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传递给了岩井英一。

不谋而合的是，潘汉年在得知袁殊被捕后，想到的办法也是利用他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请袁殊妻子马景星给岩井英一打电话求援。果然，袁殊被76号关押了一个月之后，已经是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

岩井英一为何愿意从76号特工总部“营救”中国人袁殊？一方面，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闹派系闹得厉害，互相有竞争有矛盾；另一方面，深谙“以华制华”之道的岩井英一还想在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这个懂日语、能写文章、能搞活动的中国人。

“严军光”

从76号脱险后，袁殊住在岩井英一为其安排的百老汇大厦，身边还有岩井英一的两个部下明为“保护”实则监控。没过多久，岩井英一便要求袁殊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这其实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幕后的情报人员变成公众面前的“落水汉奸”——这可是事关民族气节的大事，袁殊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设法向潘汉年汇报。在潘汉年的授意下，他将计就计，走上了一生中最扑朔迷离、最艰难的一段历程。

面对岩井英一，袁殊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其合作。没过几天，他就写成了《兴亚建国论》一文，概括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谈”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1939年11月，文章在中日各大报刊发表。这篇文章的署名本是袁殊的假名“严军光”，但后来李士群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张扬开来，再加上报纸上印刷的签名手迹是许多人都熟悉的，从此，大家都知道袁殊“落水”了。

面对军统，袁殊则悄悄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拘押，由于岩井英一的营救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将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为抗日做贡献。戴笠果然回信慰勉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此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就一直保持联系。

如此，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以及日本人的多方关系。而这一切的幕后，是潘汉年和袁殊串的“一回戏”。这出戏，袁殊一直演到抗战胜利。

《兴亚建国论》发表后，岩井英一扶持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作为掣肘汪精卫的另一汉奸派系；随后又让袁殊负责“岩井公馆”，作为日本特工机关。后来，袁殊还曾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教育学院院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伪职。

袁殊在1984年的回忆文章《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中，特意解释了“严军光”的含义：“‘严’与‘年’谐音……这个化名的含义，就是表示我受潘汉年同志的委托打入敌伪，为河山重光而努力。”但是在当年的上海，人们只知道袁殊“落水”了。

他和潘汉年一起，将地下党员陈孚木、恽逸群、翁从六等安插进“岩井公馆”，获得了多个重大的军事战略情报。潘汉年甚至在“岩井公馆”设立了一个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一次有人向袁殊报告说电台可疑，结果被训斥了一顿。电台设立了10个月，最终因敌方盘查过严而转移。

在担任“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期间，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及时向党组织提供了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据袁殊的回忆文章，他将日军开始清乡的情报告诉潘汉年后，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一支部队，随即在群众的协助之下，准备了大量的方桌和门板，在夜里从桌板上跳过竹篱笆撤离了。”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孙宝根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袁殊，为查阅一手资料，他曾到北京、南京、重庆、台北等多个城市查找档案，还翻阅了日文版的岩井英一回忆录。孙宝根告诉记者，据岩井英一回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成为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孙宝根在《中共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袁殊》一文中写道：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元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这些情报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军决定放弃“北进”计划而改为“南进”战略。所谓“南进”，即向东南亚扩张，以便独霸西太平洋；所谓“北进”，是北攻苏联，以霸占整个亚洲。1940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通过访日期间的见闻，加上对日本间谍的活动加以分析，袁殊判断日本即将南进，他将这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日本东京获得同样的战略情报。当时，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在西线布置兵力的同时，为防止日军“北进”，不得不抽调兵力到远东。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至于孙宝根提到的活动经费，袁殊晚年也回忆道：“几年中我供给潘大量经费（由翁从六经手）……我一次就给翁廿五万元老法币，作《救亡日报》购买印刷器材的费用，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深知内幕。”

新的黎明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保留了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名头。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王新衡告诉袁殊，戴笠认为他“对日本人应付得很好”，很看重他，安排他10月10日去见戴笠。袁殊满口答应，可是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由党组织安排投奔了解放区。直到第二年的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袁殊”，军统则对袁殊下了通缉令。

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因为“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建议他改名字。于是，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苏北、胶东、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

当时，上海地下党时期外号叫“老太爷”的张唯一对袁殊说：“袁殊这个名字今后就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但是，袁殊的新生活始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与过去的历史彻底隔断。

虽然改了名字，但熟悉袁殊的人并不少，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袁殊总免不了遇到一些文化界熟人。1954年，身穿解放军军服的袁殊在前门附近与老熟人聂绀弩不期而遇，袁殊热情地打招呼，不想聂绀弩却投来鄙视的眼光，冷冷地说：“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面对类似的异样目光，袁殊无法解释。多年后，还有人以袁殊一米五多一点的身高和熟练的日语污蔑他，“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

1955年，更大的打击降临。潘汉年于这年4月3日蒙冤被捕，作为潘汉年得力助手的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之后，便是20多年的牢狱之灾、劳动改造和上诉。

直到袁殊获得平反后，还有不了解内情的人认为他是“汉奸”。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开始准备写潘汉年传记，为了收集资料，他在1987年3月7日采访了晚年的袁殊。谭元亨告诉记者，当时找到袁殊颇不容易，很少人知道袁殊已平反，不愿告诉他袁殊的住址，有人甚至根本不愿意提起袁殊这个名字。直至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适夷，谭元亨才得到确认，当年是潘汉年让袁殊主动打入日伪机关。楼适夷还帮他找到了袁殊。

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偶尔也有“诉苦”。解放后有一次在大连遇到丁玲等一批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的回答是：“我们了解你。”

更多时候，他都沉默着。晚年回忆起在前门偶遇聂绀弩的往事，他只是淡淡地对曾龙说：“我不怪绀弩，他不了解我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复杂性质。”

“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这是袁殊于1971年在秦城监狱写下的诗句。

1982年8月29日，潘汉年获得平反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对袁殊案也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改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一切都成了历史，经过向组织申请，袁殊恢复使用他的原名，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谭元亨至今记得，他去拜访袁殊时，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言语不清，行动不便，但袁殊仍坚持翻箱倒柜找出平反的文件给他看。谭元亨说：“平反文件只有一页纸，有点皱，他显然很执着于这一点，生怕别人不相信他已经平反了……”很多年后，谭元亨才想明白袁殊心中的执着，那是经历特殊年代风风雨雨的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定论。

就在谭元亨拜访袁殊的同一年11月，袁殊在北京病故。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他的儿子曾虎在发表的挽文中写道：“他死于今年第一场大雪降临之时，当我推着他的遗体穿过庭院去太平间时，风停雪住了，满地白雪、满树银花，在庭院灯辉映下分外肃穆……那是1987年11月26日清晨，一个新的黎明正在降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

曾龙《我的父亲袁殊》一书，

特此感谢！



▲1929年冬在日本东京与

留日同学合影

（后排右一为袁殊）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

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

叶文津、司徒慧敏。

这张左翼文化名人的合影中，

很多人和袁殊有交集。





▲1939年秋，袁殊摄于上海。



1984年袁殊（右二）游江南时与当年的学生胡肇楓、梅丹馨及儿子曾虎（左一）合影。

杨丽娟是《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于2015年12月29日

与党史专家合作发表题为

《五重间谍——

历史上真实的“伪装者”袁殊》

的报道，

该文发布于新华网和人民网党史频道。

视 频

《袁殊的五重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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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  复  名  誉

1982年袁殊恢复名誉后，

向组织申请恢复使用原名，

并表示：

“我过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燕使史记

2026年4月17日

1982年袁殊恢复名誉后，向组织申请恢复使用原名，并表示：“我过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站台上，一个中年男人曾龙在来往的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他想找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人流渐渐散去，站台上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个旅客。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还没有下车。两人视线碰撞，曾龙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的父亲。只不过，这位父亲并不是普通人，他的名字曾达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名字——袁殊。

说起来，两人虽是父子，但几十年里聚少离多，曾龙心里对父亲其实一直很疏远。多年以后，曾龙在回忆文章《我的父亲袁殊》中写到，站在他面前的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和他记忆中那个父亲简直判若两人。更让曾龙困惑的是，父亲身上总有一层神秘的迷雾，这层迷雾直到五年后才算是彻底揭开。

父亲的身份之谜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多年以前。曾龙小时候，父亲在他心里一直是个革命军人的形象。1955年一个普通的周六下午，曾龙放学回家，家人告诉他，父亲因“特嫌”被捕。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直到1977年北京火车站这次重逢。

曾龙真正开始系统了解父亲的生平，是在六十年代。那时候，他上大学，学校要调查他的家庭情况，他不得不面对父亲的身份问题。他给母亲写信，母亲回信只写了一页纸，但内容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父亲本名并不是曾达斋，而是袁殊，抗战时期参加过军统，还在汪伪政权当过“汉奸”，抗战胜利后回到了解放区。曾龙怎么也想不明白，父亲怎么能把这么多身份都汇聚到一身？

袁殊的一生，简单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一个书香世家。家里经济困难，他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12岁在印刷厂做学徒，后来机缘巧合进了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在学校时，他加入了一个叫“黑色青年”的团体，主张无政府状态。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袁殊参加了游行。这一年，他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袁殊的父亲好友胡饱一当上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袁殊被任命为秘书，随军北上，加入国民党。北伐时期，他经历了大革命的繁华。但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袁殊被清党，离开南京回上海。有种说法，袁殊是因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主动离开了队伍。

1928年，袁殊以文艺青年的身份参加了高长虹主持的“狂飚社”。不久，他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一起赴日留学，学习新闻学。袁殊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会了日语，也接触了新闻学，更重要的是，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1年回国后，袁殊和左翼文学界建立了深厚联系。这段经历相对公开透明，曾龙很容易从奶奶口中了解。但袁殊之后的经历，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袁殊思想进步，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尤其是潘汉年。1931年10月，两人在上海静安寺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也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这次见面，潘汉年介绍袁殊加入中共，并告诉他加入的是秘密部门——中央特科。从此，袁殊开始了地下任务。

因为袁殊左翼作家的身份太显眼，不利于秘密工作，党组织要求他“褪色”，变成一个灰色人物，目的是打入国民党高层。袁殊晚年对儿子说，刚做情报工作时，简直手足无措，甚至怀疑自己适不适合这行。他最初要利用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但身边一圈人都没有头绪。后来想到表兄贾伯涛是黄埔一期毕业，在上海创办肇和中学，袁殊经组织批准去投靠，贾伯涛把他引荐给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袁殊就此打入中统，年仅21岁。

表面上，袁殊是新闻记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统负责对日情报，袁殊利用记者身份出入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获取内部消息。因为会说日语，他引起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的注意，被拉拢为日本领事馆情报员。袁殊至此已经拥有三重身份。但也因为身份太复杂，上海地下党组织私下将他剔除党员名单，他成了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1935年，上海“怪西人案”发生，袁殊被军统逮捕。但他关系深厚，军统也拿他没办法，还想拉拢他。袁殊趁机打入了军统。出狱后，他赴日留学，与岩井英一取得联系，抗战时期打入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大量情报。

从日本回国后，袁殊以非党员身份通过冯雪峰的关系与组织恢复联系。为了加强自身保护色，他加入了青洪帮，成为与黄金荣、杜月笙同辈的“通”字辈兄弟。袁殊这时已是五重身份齐全，游走于各方势力，接触高层。凭借与日本人的关系，他打入汪伪政权，在高层任职，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殊因功晋升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被授中将军衔。那时袁殊变卖家产捐到解放区，准备与过去告别，彻底投奔光明。1946年，他与几位地下党员部下辗转来到解放区，军统才发现他是中共党员，发出通缉令，但已无力追捕。因经历特殊，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袁殊改名，他更名为曾达斋，级别定为旅级。1946年他以“曾达斋”重新登记入党。

袁殊换了名字，人生却没有重启。因为过去从事秘密工作，经历不为人知，很多熟悉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投机分子，有人甚至骂他“侏儒其形，诡计满腹”。1954年，袁殊穿着解放军军装在北京前门遇到老友聂绀弩，热情打招呼，却换来冷言冷语：“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袁殊受委屈，也没办法解释。多年后回忆，只能淡然一笑：“我不怪绀弩，他不了解我工作的复杂性质。”

更糟的是，1955年袁殊卷入“潘汉年案”，身陷囹圄二十年，直到1982年潘汉年平反，袁殊才获得平反，恢复党籍，并在北京西苑得配住房一套，享受原定级别待遇。袁殊平反后只提出一个要求：恢复本名。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但对于过去的往事，他仍然守口如瓶。组织给他平反，没有让他说出当年的秘密，所以袁殊的很多经历，至他平反多年以后仍然是谜。

不少老朋友至今都不知道袁殊已经平反。晚年，袁殊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也很差，这和他早年承受太多精神压力有关。有人整理潘汉年经历时才意外发现袁殊的情况。尽管袁殊已平反，但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仍然认为他是“内奸”，拒绝透露他的住处。袁殊晚年精神极差，行动不便，语言也紊乱，但他把组织发给的平反文件当做珍宝一样保存。这是他一生的执念。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因病逝世，享年76岁，骨灰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骨灰盒上盖着党旗，证明了他曾做出的伟大贡献。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生平事迹，称他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无名英雄。

讲到后果和影响，其实袁殊的一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为党获取了大量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成功掩护了潘汉年和情报班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贡献。他历经艰险，几次濒临不测，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只不过，因为他的身份太复杂，许多秘密至今仍未公开，导致他晚年寂寞，甚至被误解。但他的贡献，随着历史的清晰和时间的推移，终于被肯定和铭记。

袁殊的人生其实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他的多重身份、复杂经历和坚守秘密，是中国革命情报战线的真实写照。他牺牲了个人名誉，隐忍多年，最终等到历史的正义。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的伟大并不是立刻被看见，而是在漫长岁月后才被发现。袁殊用一生证明了什么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英 雄 暮 年

袁殊晚年：英雄暮年

令荪年历史事

2026-04-23 河南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内，一列火车缓缓驶至停歇。站台上，32岁的曾龙心中充满紧张，目光紧紧地锁定着从车门两侧步出的旅客，急切地想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已经阔别22年的父亲。

他的父亲，就是解放前曾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汪伪政权、日本特务机关，有“五重间谍”之称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袁殊。这是袁殊自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入狱后第一次回家探亲。

或许，往日的职业习惯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在信中，他特意叮嘱曾龙：手持《红旗》杂志，并携同8岁的女儿一同前来接站，便于辨认。然而，曾龙却信心十足，坚信自己能够辨认出父亲的面容，因而并未遵从这番叮嘱。

车厢内人烟稀少，忽地，曾龙的目光落在车窗边，发现那里坐着一位老者，他的面容似乎在曾龙的脑海中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您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这位老人，面容已显苍老，身躯消瘦，其矮小的身形更显得格外孱弱。两颊深陷，面色苍白而憔悴，左腿微跛。这些特征，与幼时曾龙记忆中那个健壮矮实、眼神锐利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自二十二年未曾谋面，提及“爸爸”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已变得异常艰难。自那以后，曾龙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便习惯以“老头儿”这一称呼来唤他。

归来

1975年6月，曾龙的长姐马元曦突然收到了父亲袁殊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仅占用了一张信纸，内容简练，提到自5月起，他已被转移至湖北武汉的大军山少管所，且获得了通信的自由。在信中，他恳切地请求子女们给予回复，并希望他们能寄送几本《毛主席语录》。

马元曦固执地拒绝回复。尽管曾龙在一个月的犹豫后，寄去了三本《毛主席语录》，但他并未附上任何只言片语。

不日，袁殊寄来一封饱含深情的回信，急切地探询家人的近况。对此，曾龙给予了及时的回应，随后便迅速收到了袁殊洋洋洒洒的万言家书。

信中字句，读来喜悦满怀，不禁泪眼朦胧。对于未能尽善尽美地履行父亲的责任，心中深感愧疚，实在是世间最为遗憾之事。庆幸的是，五个孩子均已踏入职场，成家立业，更有三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不仅没有沦落街头，反而各自有所成就。因此，他不禁感慨万千，称之为“祸兮福所倚”。

曾龙与父通信4年。

1976年7月，袁殊在信中意外地宣布他将请假出行，并即将重返京城探望亲人。此消息一出，立即让曾龙及其兄弟姐妹们的心情变得纷繁复杂。

袁殊膝下有五名子女。自1940年与首任妻子马景星结束婚姻生活后，长女袁曦更名马元曦。抗战胜利之际，袁殊告别了上海，迁往解放区，并改名为曾达斋。昔日背负“汉奸袁殊”恶名的他，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端（原名端木文琳）所诞下的四个子女，亦随父亲更名，分别命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

1955年，袁殊遭逮捕之时，王端与他早已终止了婚姻，那时她正身处上海。当时，年方22岁的长女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次女曾昭年仅12岁，而三女曾曜则是11岁。长子曾龙刚好10岁，次子曾虎尚在9岁的幼龄。这些年幼的孩子生活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的院落里，他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中央调部每月发放的20元津贴来维持，四周几乎无人照应。

“事实上，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始终难以抹去。自那以后，我与他始终形影不离，即便在他入狱的数年间，我对他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然而，岁月如梭，这份思念逐渐变得淡薄。”曾龙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如是说。

曾龙时常深思，不解父亲为何不专注于新闻行业。即便不成为记者，若投身于印刷厂，或许能终成师傅，亦能算作经验丰富的工匠。既然已走上这条路，为何还要繁衍众多子孙？“你真的有能力担负起这份责任吗？难道你不想让我们陷入政治的漩涡？”他这样反问。

袁殊重返京城不久，便迎来了首个周末。在这一天，全家人欢聚在曾昭的宅邸。他手持一份自带的军事法庭判决书，那份文件连同附件共计八页，颇为厚重。

1965年，袁殊被判定为国民党CC系特务、军统局特务，以及日本间谍与汉奸，最终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原定于1967年服满刑期，重获自由，但遗憾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他再次被拘押，长达八年之久。

细读判决书后，曾龙与曾虎均面色凝重，失色不已。他们未曾料到，父亲竟然是一位名实相符的反革命分子。

在众人的热议中，角落里的袁殊终于打破沉默：“这不过是整个事件的冰山一角，而我的所有行为，都是遵循党的指导，切实执行的。”

大军山农场慷慨地赋予了袁殊25日的休假时光。在这与子女及亲人短暂的相聚中，他仅三四次相聚，便已精准地勾勒出每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特色。此等洞察力令曾龙由衷地敬佩，不禁赞叹：“真乃经验丰富的特务行家。”

1978年那酷热的夏日，曾虎莅临大军山农场，拜访了袁殊，并在那里逗留了长达三天。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他透露，袁殊日常主要负责打理菜园，居住在一间简朴的平房内，屋内摆放着整齐的他订阅的各种报刊。袁殊向曾虎详细叙述，他坚信四人帮的覆灭可能会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带来新的解读。

曾虎坦言，他对父亲早年加入国民党的经历尚能予以谅解。但若涉及为日本人效力，那便被视为汉奸，作为子女，他亦坚信这是不可原谅的行径。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袁殊提出了一个问题：“李队长，在您军旅生涯中，若连长下令发起进攻，您是否会违抗军令行事？”

居无立足之处

1980年1月，袁殊第三次请假回京。

如今，他正忍受着半身不遂的痛苦，然而经过治疗，病情已显著改善。在1月3日的日记中，他不禁感慨万分：“对于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来说，长寿竟被贬为‘老而不死是为贼’的罪愆！”

袁殊在返回京城的前两次，均向组织递交了申请，希望重新审视其案件，但遗憾的是，两次尝试均未取得预期的结果。这一次，他带着查明真相不返京的坚定信念，准备全力以赴，誓要揭开真相的面纱。

袁殊陆续与那些二十余年前结识的老友们重逢，并向夏衍、李一氓、熊向晖等昔日的隐蔽战线战友们寄出了求助信函。

当袁殊此行回归京城，他并未事先告知家中子女。无奈，曾龙只得仓促间将他安排在永安里一处仅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

彼时正值凛冽寒冬。袁殊不幸在秦城监狱中患上脑血栓，行动受限，四肢乏力，即便耗尽极大精力，也难以生起一炉温暖之火。每当曾龙前来探望，袁殊往往卧床不起，咳喘声不断。他在日记中多次感叹，自己无依无靠，“纵然身处辽阔天地，却仿佛即将沦落街头”。

记者眼前的这本日记，其黑色皮革封面巧妙地镶嵌着一红一白两朵雏菊，显得格外雅致。扉页之内，深蓝色的钢笔字迹书写工整，清晰可辨，所记录的日期未曾有丝毫间断。每条记录之间都留有适当的行距，而日期则被特别加粗并加深处理，便于一目了然地识别。

一日，袁殊不慎将钥匙遗失室内。他在日记中抒发感慨：“今日之境，恰如我当下的政治处境：家门紧闭，钥匙被囚禁于屋内，我却被困于门外，进退维谷！”

“在国内，我似乎已失去原有的价值，或许外出走走，换换环境，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曾龙注意到，自那之后的两周，父亲的情绪显得格外亢奋。他深知，父亲内心深处渴望着重返那曾经熟悉的旧业。

2月29日，袁殊向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发出了一封求助信，旨在寻求对个人困境的解困之道。经过漫长的等待，直至9月28日，他终于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正式函件，其中明确要求他对于某些特定情况提供更为详尽的说明和阐述。

“日复一日，竟只是为了生计而奔波不息！”

五重间谍

1980年7月，得益于袁殊与关露均所熟识的梅益的推荐，袁殊得以入住香山东宫二号，即关露所居住的住所。该地曾是潘汉年案涉案人员的居所，关露也刚刚从牢狱的阴影中走出不久。

在这段时日，袁殊的三女儿曾曜的丈夫，长春光学与精密机械学院的赵如宝先生，与袁殊初次相逢。赵如宝对袁殊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岳父，其形象并非特工那般神秘，反而更似一位大学教授，散发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1981年8月，关露作出决议，将自家的房产收回。不久，袁殊便搬入了香山南营。为积极响应相关政策，机关落实办公室特地提前支付了一年的租金。

袁殊常孤身一人于家中，身旁仅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作伴。那时，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正当热播，他却对此嗤之以鼻，对曾龙言道：“若是地下工作在白区的真实情况果真如此行事，恐怕连半日也难以坚持下去。”

袁殊曾对曾龙坦陈，自己堪称“名留青史”之流。1946年，戴笠赋予他重任，任命其为国民党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并授予他中将军衔。然而，袁殊不为所动，毅然投身于解放区的怀抱。

曾龙问：“你榜上有名，怎么没像别的战犯一样在六七十年代被特赦、安排工作呢？”袁殊说：“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共产党的人。”

1931年，在时任中共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的介绍下，20岁的袁殊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特科工作。

1932年，得益于表兄、蒋介石的亲信贾伯涛的推荐，袁殊成功潜入国民党中统机构。不久之后，他更是在中统要员吴醒亚的麾下，晋升为“干社”情报科的股长。

1934年的深秋时节，正当王子春这位单线联系人突然神秘失踪，其失踪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袁殊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却意外地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产生了联系，进而成为了该局的秘密情报员。

随着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得益于杜月笙的举荐，拥有日本留学背景的袁殊脱颖而出，被国民党军统局的首脑戴笠亲自选拔。在潘汉年的鼎力支持下，他顺利地接任了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之职。

1938年，岩井公馆初露端倪，此一标志象征着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的正式成立。该班由副领事岩井英一担任领队，成员约十余位，均为日本籍人士。袁殊，这位与岩井长期以记者身份进行情报交流的知情者，不久后也被吸纳进情报队伍。

至此，袁殊已完全蜕变为当之无愧的“五重间谍”，而那时他年仅27岁。

曾龙曾问过袁殊，中共、国民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的各自特点，袁殊说，共产党组织纪律最严明，日本人行事很精细，国民党讲究同乡等人情关系，最容易对付。袁殊凡事讲究“留有余地”，行走于各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1982年8月，潘汉年平反。

10月7日，袁殊终于迎来了他期盼已久的平反之刻。当天，中调部和公安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递至他的手中。判决书中明确载明：一、撤销了1965年度刑字第15号判决；二、正式宣布袁殊无罪；三、针对之前被没收的财物，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折算，总计人民币3764.49元，将全额返还。

在获得平反之际，袁殊以一名离休干部的身份光荣退休，并享受到正局级干部的优厚待遇。他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得了一座四室一厅的温馨住宅。他坚决要求他人不再以“曾达斋”称呼他，而是恢复他本来的名字“袁殊”。他语气坚定地说，回顾自己的一生，袁殊这个名字并无任何隐晦之处。

平反结论明确肯定了袁殊的杰出贡献：他曾向党组织输送过至关重要的战术情报。

1940年，袁殊受命以“兴亚建国”代表的身份赴日本进行访问。凭借其丰富的信息渠道，以及对日本间谍活动的深入了解，他归国后向潘汉年汇报了“日本意图南进，意图在东南亚确立霸权”的重要情报。1941年6月，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中苏两国对日本是否北进，意图在东线对苏联实施夹击，表现出极高的关注。袁殊与日本众多军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频繁往来，最终得出“日本不会放弃南进计划”的结论，并将这一判断报告给了潘汉年。延安方面随即将这一信息转达给了苏联。苏联据此果断决策，将东线的40万兵力全部调往西线。这一情报对苏联而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苏联对中共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袁殊平反，党龄从1946年起算。

袁殊于1931年通过潘汉年的引荐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1934年，他的组织关系转入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之后，潘汉年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一职。袁殊向其汇报了自己数年间的经历，并表达了自己希望从远东情报局“回归队伍”的愿望。潘汉年对此表示赞同，并重新启用了他。自此，袁殊便与潘汉年保持单线联系，共同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直至抗战的胜利。

潘汉年答道：“一切均遵从你的规划，未曾料到你会这样提问。我正想探究，我的团队归属是如何确立的？”他接着解释：“这取决于你未来的表现，目前尚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回应。”

袁殊未曾料想，即便是在获得平反之后，他的党龄也只得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的那一刻起重新计算。在与他人交谈时，他不禁泪眼朦胧，感慨地说：“他们竟然如此欺辱我，竟将我15年的党龄一笔勾销。”

尽管平反的结论已尘埃落定，但其中仍依稀留有一丝余波：认定其曾犯下严重的政治失误。

1939年，袁殊肩负着国民党军统的使命，秘密策划挖掘地道，意图炸毁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以铲除那位疯狂打压抗日运动的李士群。然而，随着计划的一步步推进，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不幸落网，且最终选择了背叛。这导致了袁殊也遭到了逮捕，被投入了牢狱。岩井英一成功地说服了日本“梅机关”的最高领导者影佐贞昭，声称袁殊是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据此，76号特工总部将袁殊引渡给了岩井英一。

1939年11月，遵照岩井英一的指令，袁殊亲自执笔，完成了《兴亚建国论》的撰写，并使之在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此举标志着其与日本人合作的公开化。为了进一步牵制汪精卫，岩井英一进而任命袁殊全权负责创立“岩井公馆”，也就是“兴亚建国运动”的总部。此后，袁殊投身于汪精卫的政府，由昔日的“落水者”摇身一变，成为赫赫有名的“汉奸”。

因此，数位资深同志与袁殊一同获得平反之际，联名致信中央。他们认为，袁殊被捕后，竟背叛信仰，投靠日本人，实属汉奸，不宜获得平反。但袁殊却矢口否认，坚称其一切行动均系遵从潘汉年的命令行事。

最为关键的一环，无疑是潘汉年与岩井英一的握手之约。

1941年5月，在袁殊的引荐下，潘汉年假扮成对国家事务充满热忱的“胡越明”，与岩井英一进行了接触。疑问是，岩井英一是否洞悉了“胡越明”背后的真实身份？

袁殊透露，在潘汉年未曾向他下达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他擅自采取行动，先行向岩井英一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自此，岩井英一与化名“胡越明”的潘汉年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密切联系。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中，他亦坦陈，自己早已知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即系潘汉年本人。

主管老干部事务的局长朱玉琳向曾龙透露，袁殊平反结论中所指的“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实则指的是该事件。这一表述成为了袁殊平反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有人曾试图暗示他更改说法，声称其他人对此事一无所知，但袁殊仍坚定地拒绝作出调整。

朱玉琳向曾龙透露，在潘汉年遭受囚禁的漫长岁月中，文革爆发之前，他对袁殊始终未曾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然而，文革一旦爆发，有关岩井英一是否知晓自己真实身份的疑问，便频频成为热议的焦点，反复出现。

楼适夷，昔日任职于中共特科，曾向曾龙透露了此事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王天木的背叛行径，令李士群不得不将关注焦点转移至袁殊。袁殊对此事浑然不觉，他依照约定前往上海静安路的一间小巧的咖啡馆，却意外地与旧友楼适夷重逢。在向楼适夷透露了这一信息后，他补充道，若次日他如约而至，将有机会一睹潘汉年的风采。

次日，楼适夷按照约定步入了那家小巧的咖啡馆，恰巧遇到了袁殊的妻子马景星。这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得知，袁殊就在前一天遭遇了拘禁。潘汉年出现后，神色泰然地回应道：“无碍”，随即向马景星提供了一串电话号码，并指示她与岩井英一取得联系。

至此，曾龙方才深信不疑，“五重间谍”这一身份不过是袁殊的外在伪装，而其真正的身份，乃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曾龙问过袁殊，把潘汉年真实身份告诉岩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袁殊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不说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见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曾龙向袁殊探询：“潘汉年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爱好？”袁殊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特别钟爱策划所谓的‘暗箱操作’。”在晚年的一次欢畅饮酒之际，袁殊感慨万分：“若非潘汉年示意我采取那样的行动，我又怎会陷入那样的困境呢？”

在1982年12月，关露在自家宅邸不幸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就此画上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句号。

“我懂了。”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她已陷入绝境，无路可寻。”

“难言的春秋”

袁殊欲复出。

机关频繁邀请袁殊，与他探讨地下情报工作的丰富经验。在连续数日的授课中，袁殊毫无倦色，精神反而愈发昂扬。

他向组织提出，期望能够深入考察长江，并计划前往香港与日本继续从事其熟悉的领域工作。他迫切地请求单位为他配备一名秘书，以便协助进行口述记录。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满足。面对困境，他只得依靠颤抖的双手独立完成了回忆潘汉年与冯雪峰的文章，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并未得以发表。后来，一篇名为《红色小开》的纪念潘汉年的万余字文章，在被人借阅后便音讯全无。

在1983年，他开始着手翻译一部篇幅达百万字的日文小说《细雪》，然而，由于手抖症状愈发严重，他最终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这项工作。

在曾龙眼中，袁殊胸中燃烧着澎湃的野心，热衷于攀登常人难以企及的挑战高峰。袁殊曾向曾龙坦言，在上海滩，像他这样白手起家的人屈指可数。从事特工工作既充满危险又极富刺激，他却乐在其中。他常常说：“人的一生，务必在有限的时间里有所建树，方能不负此生。”

1984年，在袁殊老战友、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的关照下，曾曜及其家人成功迁至北京。曾曜的配偶赵如宝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陈丕显的批示要点在于：面对一位饱受二十多年冤屈的老同志，提出如此微小的请求，我们怎能拒绝批准呢？

每逢周日的午后，我们全家三口便会骑上自行车，一同前往袁殊的家中拜访。在这段温馨的时光里，赵如宝尤其沉醉于聆听袁殊述说往日的趣闻轶事。每当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片段浮现，袁殊便会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袁殊曾和赵如宝说起在汪伪政权清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好多共产党抓来了后，我就假装出一副司令的腔调，教训一顿就放了，特别是女的。”

在抗战胜利的欢庆时刻，岩井公馆不幸被国民党接管并封闭。袁殊向赵如宝透露了先前的风声，于是他们便开始秘密地将岩井公馆的资产分批转移，于深夜时分陆续交付给了苏北的新四军。这些资产的价值一度累计超过一亿美元。

袁殊与赵如宝曾如此交谈：“我们这些人的命运，犹如悬于一线，生死攸关，随时可能遭遇不测。而我，算是幸运者，侥幸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之手。”

他常对子女们说道：“我的一生始终紧随潘汉年同志的脚步，所有取得的成就与荣誉，都源于党的悉心培育。尽管我如今并未富足，但我的心灵深处，始终对党的事业怀有深深的敬意与自豪。”

在岁末年初，袁殊伴随着曾虎等同仁，再度踏上上海等地的土地，重温那段过往的记忆。

坐落于上海宝山路与天通庵交汇处的938号旧址，便是岩井公馆的残存痕迹。袁殊在此地稍作停留。自潘汉年案件爆发之后，当年与袁殊并肩作战的众多同僚，许多人因被牵连而蒙受不白之冤，最终含冤而终。此次回访，他得以重逢曾协助他开展情报工作的刘人寿，以及昔日的密友吴君。

途经无锡，袁殊特地拜访了潘汉年案中的“主犯”之一扬帆。追溯至1946年，袁殊从上海踏入苏北解放区，迎接他的首位便是扬帆。彼时的扬帆风采依旧，然而今日，他却双目失明，生活难以自理，这一幕让袁殊心中不禁泛起一股酸楚之情。

挥别之际，袁殊特地绕道至潘汉年的故乡宜兴，专程探访了潘汉年的亲妹妹潘玉琴。

1955年，袁殊最后一次造访了潘汉年。彼时，潘汉年正驻足于北京饭店，情绪沉郁，不禁感慨道：“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命运往往坎坷，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短短数日之后，潘汉年便遭遇了逮捕。紧接着的一个月，袁殊也步入了囹圄。令人遗憾的是，潘汉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能得到平反。他在1977年4月，于湖南的劳改农场不幸因病离世。

重逢袁殊，潘玉琴心中涌动澎湃情感，泪水不禁涌上眼眶。她心中感慨万千，提及潘汉年青年时期离家出走，自此便未曾重返故土。消息传回，家人得知他在上海事业有成，然而，他却从未对家乡有所资助，反而在他遭遇变故之后，家人也因此遭受牵连。在分别之际，潘玉琴亲自烹煮鸡蛋，坚持要袁殊与曾虎带上，以此表达她的深情厚谊。

漫步在归途之上，夜幕愈发深沉。袁殊事后回忆起自潘玉琴府邸离去的情景，感慨道：“心头涌动着无尽的孤寂。”

袁殊偶然踏上了归航之船，重返湖北蕲春的故里，并在那里逗留了数日。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他在这片土地诞生，时值一个日渐衰微的官宦家族。

在那个秋风送爽的1984年，袁殊不幸再次遭受了脑血栓的侵袭。然而，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历经近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杰作——《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

“数十载岁月如梭，每个人皆沐浴在难以言说的风霜雨雪之中。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再热衷于述说那些往昔的艰辛。”他如是记载。

文人做派

在曾龙的印象中，他的父亲始终维持着那个时代上海文人特有的风范。

“财富滚滚，财富滚滚”，但他对这一切始终淡然处之。

往昔，袁殊曾投身于为吴亚醒、岩井英一等人物执行情报任务，其月薪一度高达600元以上。他每月将收入过半上交于王子春作为党费。然而，袁殊在后来向曾龙透露，他发现王子春无论季节更迭，始终身着华服，心中难免滋生了一些微妙的抱怨。

在抗战胜利的欢声之中，袁殊悄然转赴大连，化身为博古堂的经理，以此身份为掩护，秘密地开展了对香港的贸易往来。在那段岁月里，他广为搜集古玩珍宝，其中陶瓷与字画尤为引人注目。然而，1955年他的被捕，使得他大部分的财产惨遭查封没收。而在文革期间，剩余的物品又不幸遭受了曾龙的严重毁损，几乎丧失殆尽。在南长街的那座四合院里，往日四间房屋内堆积的书籍，也在袁殊入狱后多数被其捐出。待到他平反归来，被抄走的物品终于得以归还，其中不乏诸多名家的墨宝与画作。

既内敛含蓄，又坚韧不拔，既易显脆弱，又略显轻狂，性格中交织着种种特质。曾龙不禁心想，这样的形容与袁殊的内心世界颇为贴切。

顾雪雍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缅怀袁殊的散文。顾雪雍的舅父，恽逸群，曾作为中共的隐蔽战士，受潘汉年之命，前往岩井公馆协助袁殊完成使命。恽逸群回忆道，在汪伪政权笼罩下的一个春节佳节，袁殊照例邀请众多旧友至家中欢聚一堂，共度新春。众人聚集在客厅中静候，袁殊从楼上卧室缓缓走下，行至楼梯中途，突然情绪失控，失声痛哭。片刻之后，他重新振作，谈笑风生，仿佛那哭泣的一幕未曾发生。“众人也未对他过多询问，他们心中清楚，袁殊性情多变，喜怒无常，已然成为他的常态。”

袁殊曾向曾龙倾诉衷肠，深情回顾并表达了对往昔在赵家楼度过的日子的深切眷恋。

那一年，1949年，李克农将袁殊从大连调入北京，委以重任，担任中共情报总署亚洲处的负责人。其办公之所选在了南小街的“赵家楼”，这里曾是五四运动时期曹汝霖遭受焚毁的故居。袁殊每日骑乘自行车穿梭于住所与办公室之间，在与王端的婚姻关系破裂后，他决定将居所设于赵家楼，日以继夜地投身于工作之中。在那个无需再隐藏身份与周旋的时期，他如同地下的鼹鼠般低调生活，得以沉浸在人生中那份难得的宁静之中。

每个周六午后放学，亦或在漫长的寒暑假里，曾龙与曾虎这对兄弟便会来到赵家楼，与父亲共度温馨时光。尽管屋内安置着一只硕大的搪瓷炭火盆，用以抵御冬日的严寒，但室内仍不免透露出几分清寂。袁殊平日里大多投身于办公室的忙碌，或是与他人的交流，鲜少有时间陪伴孩子们嬉戏玩耍。唯有在周日，他才会带着他们外出，享受一顿丰盛的美食。

在记忆的深处，每当日出东方，我总能聆听到父亲煮咖啡时那此起彼伏的咕嘟声。

感情生活

曾龙称其父多情。

袁殊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审视我过往的人生，确实存在诸多值得指摘之处，尤其是在个人品德方面，这一点尤为突出。”曾龙透露，袁殊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深信不疑，他认为人的行为无不受到性欲的强大驱动力。

袁殊体型虽小巧却结实有力，其貌不扬，却能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他的母亲曾向曾龙提及，袁殊曾与上海名媛胡慧琪（即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老五”的原型）有过一段情愫。不仅如此，曾龙在翻阅社会主义青年学院教授陈琼对袁殊的访谈记录时，发现袁殊曾透露自己与蓝妮（孙科的第二任妻子）关系甚密。甚至连国民党特务英茵，也与袁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曾龙向袁殊发问：“你似乎与不少女性有所瓜葛，但组织似乎并未对此提出过责难？”袁殊淡然一笑，回答道：“每当这些话题被提起，他们总是专注聆听，并未给出任何评论。”

袁殊多次向曾龙提起与演员王莹那段青涩的初恋岁月。在文革的风雨中，王莹不幸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最终英年早逝，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香山的荒凉之地。当袁殊居于香山东宫二号时，他曾嘱咐曾龙和曾虎探寻王莹的安息之所，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达成所愿。

袁殊恋恋不舍王端。

“何其荒谬，若她侥幸得以生还，自当与我重拾旧日情谊。”那一晚，他整夜未曾合眼。

1977年，袁殊在首次返乡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向曾龙敞开心扉，倾诉了自己对于寻找一位伴侣携手共度晚年的深切渴望。

于1981年某日，香山南营的街坊邻居向曾龙透露，袁殊与家中那名年仅二十岁的女保姆关系暧昧，叮嘱他务必予以关注。听闻此事后，曾龙勃然大怒，对袁殊发泄了一通胸中的怒火。然而，袁殊却沉默不语，静坐如初，面无表情，对曾龙的指责一言不发。

赴约会，无需多问。

步入晚年的袁殊结识了众多英才，然而他却始终未能与他们共赴人生旅程。“在他心底，始终怀着对一家温馨和睦氛围的深切向往。”赵如宝这样评价道。

在1986年某日平凡的时刻，袁殊向曾龙透露：“我已决定不再踏入婚姻的殿堂。”曾龙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或许父亲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

健康恶化

步入了1985年，袁殊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

历经两次中风，他的脑部组织遭受了严重损伤，导致脑软化，情绪调节能力因此受损。他的情绪起伏不定，时而抱怨连连，时而出言不逊，有时又突然情绪失控，放声痛哭或大吵大闹。

1985年，夏衍所著的《懒寻旧梦录》中，隐约流露出袁殊于1935年因“怪西人案”被捕后，最终选择投案自首的微妙线索。

1935年5月，上海城内掀起了一场名为“怪西人”的悬疑事件。当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头目华尔敦被成功抓获，他却始终坚守沉默，因此获得了“怪西人”的别称。当时，军统并未掌握他的确切身份，仅在其身上搜得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袁殊的名字，袁殊因而身陷囹圄（八个月后获释）。此事件过后，夏衍深感自己险些遭遇诱捕的灾难，对袁殊的忠诚产生了疑虑。

1980年，袁殊第三次踏入京城，陪同他的曾虎一同拜访了夏衍。在告别时，袁殊坦陈，所有有待商榷的问题均已圆满解决。然而，当他翻阅至《懒寻旧梦录》一书，情绪顿时激荡起来。他手微微颤抖，竭力撰写了一篇书面材料，强烈要求组织对此事进行公开澄清。

老干部局局长朱玉琳诚挚地对曾龙陈述道：“本局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鉴于夏衍未曾遭受拘捕，其言论自然难以获得组织的认同。”

部门领导向曾龙透露，1954年对袁殊的政治定性，乃出自他的手笔。“1935年的被捕，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袁殊曾为国家立下显赫战功，纵然有过一些小过失，亦不过文人习性使然，诸如品茗赏乐，流连花柳之间罢了。”

老干部局在院内定期举办各式活动，包括弈棋与牌局，常常邀请袁殊加入，但他总是婉言谢绝。他固然偶尔感到孤独，但心中总有一份忧虑，认为他人的言语令人畏惧，一旦身处人群中，便会感到不安。曾龙曾这样评价他。

众多老同志对袁殊的案件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之情。一位资深的干部曾对曾龙感叹道：“袁殊所建立的功勋，远远超过了我们。”

自1986年起，袁殊的身心健康每况日下，脑血栓、白内障、高血压与糖尿病的频发让他屡次住入医院。视力逐渐模糊，使他无法继续阅读报纸，双手的颤抖让握笔变得异常艰难，他整日只能孤独地蜷缩在轮椅之中。往昔，他还能坚持书写日记，创作诗歌，他曾经说过，自己的诗作仅是自娱之用。然而，在那之后，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在沉思中度过。他曾对曾龙感慨道：“我现在的日子，与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并无二致。”

他时常感到意识朦胧。记得有一次，在拜访楼适夷之际，他如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陈琼之（那位采访我的记者）应当成为我们的一员。通过我的观察，她显然具备了加入的潜质。”

心怀广阔，堪容世间诸多难以宽恕之事；嘴角常悬笑意，笑迎世间形形色色的可笑之人。

“关 灯”

在那不平凡的1986年某日，袁殊召集了家中每一位成员，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公布了遗嘱的详情。

一、位于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的住宅，其所有权已由曾曜合法继承。二、屋内所有财物，亦由曾虎继承。三、而那些丰富的藏书，则慷慨地赠与了马元曦女士的千金张晓丹女士。

袁殊曾有这样的观点，即子女成年后，父母与子女间的联系实质上转变为一种社会关系。曾龙自幼便与袁殊同住，在袁殊初次返回北京时，他更是对曾龙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父子之间的距离却逐渐拉宽，甚至袁殊一度公开声称与曾龙断绝了父子关系。曾龙坦诚，自己性格散漫，而父亲则是一位事业心极重的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袁殊这样表达了他的感受。

“我人生的岁月已所剩无几，若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生活自会平添几分欢乐。”然而，他性情愈发无常，让子女们心生畏惧，加之各自忙碌的工作，最终无人愿意采纳他的提议。

继曾曜的慰藉之后，曾龙着手开始筹备搬迁的各项事务。而恰在此时，袁殊不幸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

那时，他驱逐了保姆，独自在床上躺了两天，却不幸从床上滚落，造成了大腿骨折。事后，曾龙推测，这一举动或许蕴含着自杀的动机。

闻知此事，曾曜即刻将袁殊送往了309医院治疗。与此同时，马元曦与曾昭已迁往美国定居。在袁殊住院的十二个日夜里，曾龙、曾曜、曾虎三兄弟轮番守护，悉心照料。

“请关上灯。”

在袁殊第二次回家省亲时，父子俩于永安里的一隅小屋内共度了温馨的一夜。这是曾龙成年后与父亲共度的唯一一个夜晚。拂晓四点，袁殊便提前醒来，他的动作惊扰了曾龙，使他难以安眠。曾龙不悦地抱怨：“你这么早起床，我还没睡够，能不能把灯关了？”袁殊立刻应声熄灭了灯光。

正当曾龙伸出手指准备触碰开关之际，袁殊却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在其指尖留下了一抹温柔的触碰。

翌日凌晨七点左右，曾虎接替了曾龙值班的重任。曾龙刚到家，稍作安顿，电话铃声便打破了家的宁静，曾虎那边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父亲病情危重，正处于紧急抢救之中。

夜幕低垂，直至午夜时分，袁殊溘然长逝，享年76岁。

11月26日，漫天飞雪。在袁殊的遗体从病房缓缓移向太平间的时刻，狂风忽止，雪花亦随之停止飘落。庭院内，树梢上挂满了晶莹的银色花朵，景象格外凄美。

袁殊先生仙逝之后，其七八本日记多已不翼而飞。据保姆曾龙所述，她亲见袁先生在临终前半年，曾将部分物品付之一炬。

“你们也无需动笔。”每当日虎偶然提起袁殊曾经的间谍经历，袁殊总是露出几分神秘的神情，答道：“这些都是党的机密，不可轻易透露。”

1987年12月2日，国家安全部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之后，袁殊的骨灰盒被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了八宝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墙上。

附1：潘汉年冤案

潘汉年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4个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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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1906年1月12日〔一说1906年2月〕[1]—1977年4月14日），男，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现宜兴市）[9][52]，中共党员[9]，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6]，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49]，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2]，中共上海市委原副书记，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9]。

1924年，潘汉年进入中华书局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7]。1929年，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参与上海各进步文化团体的组建工作。1930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7]。1931年，任中央局宣传部长；7月，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教育委员会委员[1]。1933年10月，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就反蒋抗日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1]。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2][1]。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9]。1938年10月，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7]。1942年11月，任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部长，负责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工作[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2]。1955年，遭逮捕审查[5]。1970年7月，被判为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10]。1977年4月14日，在湖南长沙逝世[9]。1982年8月，获得平反，恢复名誉[5][10]。

潘汉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

潘汉年冤案

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得到平反事件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词条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审核

1955年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1982年才得到平反。这桩冤案长达27载4个月零20天。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为什么突然被捕了呢？而被捕后当时很多人并不知情，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他的“罪证”是什么？这个案子涉及到多少人？他的妻子董慧的命运和他本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一 . 始末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乘上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上海市委代表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讨论会上，一些代表先后表态，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这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检讨自己的过失。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向高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并一起吃饭。饭后，潘汉年回到了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转眼间，小车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到过他。

被捕消息对外保密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为了防止张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对代表们说：潘汉年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中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汉年是由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事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显然，陈毅的话是留有余地的，他对潘的所谓“内奸”问题表示了怀疑，也希望与潘汉年有来往的各代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上海代表团定了一个统一口径：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相其珍则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潘汉年在这一直呆到1960年3月，度过了将近五年。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1963年2月，在秦城过了两个秋冬后，潘汉年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案的判决通告。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根据这些精神，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和爱妻相聚在团河农场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在农场他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

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让他们绝对隔离，所以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在潘汉年移至秦城监狱后，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被结案处理，并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待到潘汉年走出秦城，到了团河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团河农场，潘汉年虽说仍然是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假释犯，但他的境遇却得到了很大改善。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当年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不仅对团河农场上下都有所关照，还亲自与另外两个副部长到团河农场去看望过潘汉年。徐子荣还要潘汉年写些回忆资料，并指示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为潘汉年的写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对党和政府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甚至感激。

“文革”中再次入狱

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是在“文革”爆发将近一年后。本来，潘汉年一案早已了结，但“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汉年一案重新端了出来。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于是，一场更大的劫难又降临到了潘汉年、董慧的头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向原潘汉年专案组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包庇”潘汉年的“罪行”，与此同时，又给公安部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给潘汉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苦痛。他病倒了。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

对于江青的“指示”，专案小组不折不扣地执行了。19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

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

以萧叔安之名告别尘世

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到茶场后，他的生活尚能自理，还坚持每天打打太极拳，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到木工房买些碎木块引火，有时甚至亲自动手用泥和煤拌和着做藕煤。

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说话也有了力气，精神也比较正常了。后来，她弟弟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有时去看看电影。对此，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这一天，他被抬上救护车，临走前，他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汉年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被确诊为“多肿肝”，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当天19时45分，潘汉年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医院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二 . 蒙冤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与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很消沉，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大局出发，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许多书上写的都是“种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整风运动正值干部审查阶段，饶漱石利用整风反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把问题复杂化了，也对陈毅不利；二是他怕饶漱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务，成为第二个“杨帆”。作为1925年入党的革命者，他目睹过党在“左”的路线下的种种悲剧，他内心斗争过，痛苦过——他不是不想讲，而是有顾虑。但他不曾料到这一迟疑，将给他带来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1955年4月2日，经过反复考虑，潘汉年向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和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并将一份此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转报中央。毛泽东看过材料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三 . 罪名

就在递交材料的当晚，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没有律师可以代他辩护，不能与外界及亲属联系。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冤沉大海。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1936年“秘密投靠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事实上，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年至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据此认定他投降没有任何证据；另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事实是，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和保护革命力量。应该说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成绩辉煌——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先生，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事后，斯大林曾发电报对中国共产党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态势未定的情况下，潘汉年得到日本即将南下的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因工作出色而屡受中央嘉奖的潘汉年，不料在50年代，也因此罹祸！

除了见汪精卫，潘汉年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身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与当时的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在一起包庇敌特3300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杨帆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利用他们深谙内情的特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杨案”发，却成了两人的弥天大罪。而“3300”这个数字原本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开的玩笑，说杨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说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杨帆手下超过三千，并随口诌两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当时不过引起一阵哄笑。到了1955年，“3300”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更为离奇的罪名是：“解放后向台湾供给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在解放前建造的，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发电厂在何处而需潘汉年“提供情报”的道理？

四 . 零落

8年幽禁，潘汉年一案迟迟未判。直到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期间，潘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在一次和朋友交谈中，他说：“我是冤枉的，杨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这次坐牢与上次不同，在无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岁的潘汉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直到1972年，以原来的罪名，报经当时党中央批准，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湖南省公安厅江茶场。1977年4月14日19时54分，潘因病在湖南长沙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去世，终年71岁。不久，董慧也含冤病故于江茶场，随潘汉年而去……

与传奇的潘汉年相比，董慧的生平极其简单。她原本是香港的富家之女，为了救国，十几岁来到延安，与潘汉年相遇结合后，一直随他奔波在生死线上。新中国成立后，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就受潘汉年一案株连被捕入狱，一起生活在另一种生死线上。当她的亲人从香港赶来要将她接回香港时，她拒绝了。她说：“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啦！老潘的问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

五 . 昭雪

对潘汉年的问题，“文革”之前，就有人向党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只是不了了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从1978年11月起，陈云同志曾多次要求复查潘汉年案；1980年11月3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廖承志在发言中提出：我和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与此同时，潘汉年的亲属也多次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希望能对潘汉年一案作重新调查、处理。

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写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潘汉年说过，“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只是这定论来得太迟太晚，潘汉年只能笑在九泉了。

六 . 平反内情

陈云给胡耀邦写条子：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

在四年内战时期，陈云和潘汉年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潘汉年出色的工作经历，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国解放后，潘汉年在上海任常务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在处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谨慎和稳妥表现，得到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的关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年逾70岁的陈云重新进入中央领导行列，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感到有责任把潘汉年的问题弄清楚。

陈云首先要求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写出报告，用材料说明潘汉年是为我党搞情报，还是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的问题。

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给复查潘汉年问题带来很大的阻力，陈云交代的任务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悄悄进行。刘晓、张毅夫妇联合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向中央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刘晓还找到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人寿夫妇，他们自费来到北京，表面上是探亲访友，实际上是为潘汉年问题提供材料。刘晓也抱病提供了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凡是潘汉年主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的有力证明。

与此同时，陈云还向廖承志、胡立教、夏衍等许多人了解潘汉年的情况，这是他向中央建议之前所采取的调查研究的一个步骤，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位老革命家稳妥细密的工作作风。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手术，手术前，陈云给当时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虽然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他还郑重提出，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去进行国共谈判，是由王明、康生和他3人决定的，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明了。

廖承志十分激动：哪有不出卖自己部下来染红帽顶子的汉奸

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时，廖承志首次公开对潘汉年表示疑问。他认为，纠正党内历史的冤假错案，就必须彻底。一向谦和的廖承志显得十分激动，他坚定地说：“我认为应当给潘汉年平反！”“我记得，1946年我从南京返回延安后，曾问过康生关于潘汉年所说中央批准了要情报工作打入敌伪的方针。此事，我记忆得很清楚，康生是肯定了的。因此，我后来一贯怀疑这件公案。如果潘汉年是汉奸，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完全可以将上海、香港的组织出卖干净。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了解的，潘所知道的香港电台、组织，一概毫无损失。如果潘汉年所进行的‘打入敌伪取得情报’这方针，是毛主席、康生所批准的话，那么执行这方针的潘汉年不能说是汉奸，应予平反。而且，潘汉年一案有关人员已差不多全部平反了，可见潘汉年不会是汉奸。如果潘汉年是当了汉奸，哪有不出卖自己部下来染红帽顶子的汉奸？潘汉年据说见过汪精卫，这详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曾听潘给我讲过。据说是潘向毛主席报告了，而毛就把潘逮捕了。当时康生为何不讲一句话？在什么情况下见的？情况怎样？都应分析。大概是康生内里墨黑，惯于落井下石，听到毛主席勃然大怒，就顺带地把他弄了一下，汉年就倒霉透了。这事如有，也无非是一个错误，够不上戴上汉奸、叛徒的帽子，何况有一连串事实证明，上海、香港组织纹丝不动，则哪来‘叛徒’罪名？”

不久，廖承志便把自己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字材料，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给潘汉年平反的意见。廖承志还说，我与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是个冤案，因此正式严肃地建议，请中央重新审查潘汉年案件。

潘汉年曾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但此时周总理已去世。邓颖超同志出来说话了，在一次谈话中说潘汉年已死多年，妻子也死了，没有孩子，没有拖累，倒来去空空，干净利落。从这段话可以了解邓颖超对潘案的态度。

胡立教在华中情报部时和潘汉年一起共事，也同样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道我们的这一机密。”

邓小平李先念赞成复查潘汉年案，公安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及潘汉年亲属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更加坚定了陈云弄清潘汉年一案的决心。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的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里去。在10天后，1981年的1月3日，陈云办公室的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梗概材料，送往中纪委。此外陈云又要求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夏衍、廖承志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1981年3月1日，陈云亲笔写信，送给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传阅，并把廖承志给他的信一并附上。他在信中写道：“我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很快，邓小平在传阅件自己名字上画圈后写道：“赞成。”李先念在自己名字上画圈后写上了“同意”两字。胡耀邦、赵紫阳也作了批示。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公安部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向中纪委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并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接触，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潘汉年曾向中央社会部报告过）以及1955年6月8日，李克农（中央情报部部长）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潘汉年案件提出的五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报告。正是这两份材料，为潘案的再次复查和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五条反证材料未被采纳，终酿成建国后党内一大冤案

1955年，李克农接到中央指示后，对潘案十分重视。他布置组成一个班子，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社部、中情部的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结合案情进行研究分析。

为了对党负责，为了对革命负责，为了对潘汉年负责，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发现潘汉年的七个疑点，潘汉年历史有可疑之处，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样写是表明李是同意对潘进行审查的，但提出的疑点，有些并非要害。如提出：1944年冬，晋察冀根据地派出的交通员到约定的北平一家旅馆与潘汉年联系，以便带潘经由晋察冀根据地转赴延安，但几次未找到，中间有数月，潘哪去了？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李克农根据中情部档案中整理出来的关于潘的大量材料，明确地提出五点反证，证明潘汉年不是内奸。这五点是针对指控潘汉年“反革命罪行”写的：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中情部均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批示（因之，潘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应成为罪行，而且潘的这些接触都向中央报告过）。2、潘利用某些人开展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是有正式报告的（这是指潘接触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事，不应当成为罪行）。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对上海租界控制不严，有空隙可以利用，潘的面目有所暴露，但仍有存在条件（潘在上海一直未被捕，成为潘与敌特有勾结的罪证。所以这点作了相反的解释）。4、在太平洋战争前，潘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特、伪军及日美谈判和苏德战争等是有价值的（充分肯定了潘在沪、港为中央进行情报活动的重大功绩，因此说明潘不是内奸）。5潘汉年系统重要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这份报告送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转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领导成员都圈阅了。1955年7月29日，李克农第二次向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辩护。可惜，这两份报告的这些反证材料，当时都未被采纳，终于酿成我党在建国后一大冤案。

1982年潘汉年被平反昭雪，中央认定：“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

1981年3月，中纪委开始对此案进行复查。中纪委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有关历史档察，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特别是李克农1955年向中央报告中列举有关潘案的五条反证，引起了人们重视，成为复查、平反的有力线索和重要依据。中纪委有关负责人在阅读李克农的报告后，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克农同志写出这样客观的报告是很不容易的。平反潘汉年的问题，李克农功不可没。

经过一年零5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也就是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前夕，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七 .历史教训

潘汉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悲剧。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

在这个背景下，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面，当时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有关，而且同潘汉年有牵连。而此时，我们国家内部肃反工作刚刚开始，由于潘汉年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两件事就成了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

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后的事。所以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其实，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造成了这个冤案。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罗青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他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罗青长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罗青长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

（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

（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

（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

（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

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

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后一代人可能不大体会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其实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例。我们都是有亲身体会的。

附2：佐尔格简介

理查德·佐尔格简介

共产主义间谍

影响二战战局的关键人物，

被称为苏联的“拯救者”竟然是个德国人

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年10月4日—1944年11月7日），德国人，共产主义间谍，生于俄国高加索巴库油田附近的阿基堪德（Sabunchi）镇，父亲阿道夫·佐尔格是德国石油钻探设备专家，母亲尼娜·西缅诺娃·科别列娃为俄罗斯人。1914年应征加入德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重伤致残并获铁十字勋章。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工作，经别尔津推荐加入苏军侦察机关，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0年代初期在德国开展情报活动，系统收集第三帝国政治军事动向。1933年以《法兰克福报》记者身份被派往日本，创建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组织，组建情报网络并准确预报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通过获取日本御前会议决议案，确认日军将南下太平洋而非进攻苏联，促成苏联抽调远东兵力投入莫斯科战役。1941年10月18日被捕，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处以绞刑。1964年获追授“苏联英雄”称号，东京多磨陵园现存其迁葬墓地。

人物生平

早年

1895年10月4日，理查德·佐尔格生于俄国高加索巴库油田附近的阿基堪德（Sabunchi）镇，父亲阿道夫·佐尔格是德国石油钻探设备专家，供职于瑞典诺贝尔兄弟公司，母亲尼娜·西缅诺娃·科别列娃是普通的俄国妇女。佐尔格3岁时，父亲与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约期满，全家迁往德国，定居柏林郊区。他回忆道：“使我的生活与常人稍有不同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清楚地知道以下事实：自己是出生在南高加索，但在非常年幼时我们就搬到了柏林。”

1912年，佐尔格进入柏林希特费尔德中学读书。他喜欢历史，爱好文学，能言善辩，政治上是个泛德主义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尔格应征入伍，加入德军炮兵野战部队，奔赴战场。

1916年3月，他在西线作战时身负重伤。榴霰弹切断了他的三根手指，伤害了他的双腿，致他终生微跛。他被提升为下士，并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佐尔格经历和目睹战争的惨状后说：“我陷入了极度的思想混乱之中。”1916年，佐尔格负伤住院时，与一位护士交往，受她父亲影响，开始接触一些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同年10月，他就学于柏林大学经济系，秘密接触了社会主义组织。他暗下决心：“除学习之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1918年1月，佐尔格正式退役转入基尔大学学习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8月，理查·佐尔格在汉堡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德国共产党，担任德共秘密交通员，初步显示他的组织鼓动才能。

1924年，德共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佐尔格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并负责会议的保卫工作过，由于他的政治观点，使他先后丢掉了教师工作和煤矿工作。他逃到莫斯科，加入了共产国际。1924年，佐尔格偕妻女来到苏联，定居莫斯科，加入苏联国籍和苏联共产党，供职于共产国际新闻处，后与其妻离婚。

1927年2月，佐尔格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驻斯堪纳亚半岛，“搜集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共产党、经济、政治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情报”。

1928年7月，佐尔格出席共产国际第6届世界代表大会。不久，苏军情报部部长别尔津招用佐尔格，在接受严格的特种训练后，1929年，佐尔格加入红军总司令部4局（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此后他终生服务于这一部门。同年，佐尔格前往英国旅行，“研究英国的工人运动、共产党的地位与政治、经济状况”。同年11月，佐尔格回到德国，他经介绍加入了纳粹党，不再从事左翼活动。为了掩藏他的间谍活动，在报社找到一份工作。

中国

1930年1月，佐尔格被派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搜集有关中国局势问题的情报。佐尔格取道柏林、从德国农业报编辑部里搞到一封介绍信，然后以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拜见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结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很快建立间谍网，其中就包括史沫特莱，广泛搜集各种情报。史沫特莱又将佐尔格介绍给日本的《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后来，尾崎秀实同意加入佐尔格的间谍网。佐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政府（1927～1949）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1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与此同时，佐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环游中国，向中国共产党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

1931年，佐尔格又成功地用金钱贿赂中国国民党政府内有关人员的办法，营救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国际革命者劳伦斯夫妇。

日本

1932年2月，佐尔格完成在中国的使命，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受到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1933年4月的一天，佐尔格奉命来到别尔津的办公室。别尔津问他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佐尔格激动地说：“在东京我也许能干点事。”这正中别尔律的下怀。自从20年代日本干涉苏俄革命起，苏联一直把日本当作东方最危险的敌人。“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决定在日本组建情报网，别尔津正打算把这个任务交给佐尔格，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具体的筹划，佐尔格决定取道德国到日本。柏林是佐尔格的第二故乡。佐尔格通过熟人和朋友从《法兰克福日报》编辑部弄到驻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证，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刊物《地缘政治》编辑部里搞到进见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先生和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的介绍信，从《每日展望》编辑部里搞到进见德国临时助理武官尤金·奥特的介绍信。他们都把佐尔格说成政治上完全可靠的人。

1933年5月，苏联决定派佐尔格建立在日本的间谍网。7月，佐尔格又到华盛顿拜见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先生，从他那里获得进见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9月6日，佐尔格怀揣各种高级介绍信，抵达横滨。他受到上级的警告，不要同处于地下状态的日本共产党或东京的苏联大使馆进行联系。

在东京，佐尔格首先拜访德国驻日大使馆的外交官奥特，他俩一见如故。临别之际，使馆的人员说要介绍佐尔格进见外务省的人员，佐尔格颇为得意地说：“我兜里揣着给天羽的信，因此不再需要给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了。”次日，佐尔格便去外务省拜见天羽荣二。天羽在他每周举行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佐尔格与日本记者和外国驻日记者见面。佐尔格抓住这个机会，广泛开展活动。

不久，一个潜伏在日本的苏联谍报组织“拉姆扎”小组成立了，成员有南斯拉夫籍的勃兰科·伏开利克（苏共党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苏共党员）、日本人宫木佑德（美共党员）、尾崎秀实（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等。到1941年11月，这个小组发展成为由39人组成的国际性组织。1933年10月，佐尔格又加入纳粹党，进一步获得工作的便利条件。1935年7月，佐尔格搞到一份关于日本陆军体制、领导人、内部派系等内容的情报，“拉姆扎”小组初战告捷，佐尔格兴高采烈地绕道美国、法国、波兰回莫斯科报告了工作情况。佐尔格在集中精力搞情报工作的同时，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是“记者”。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给《法兰克福日报》发回不少高质量的稿件，使自己在德国的声誉日增。

佐尔格的纳粹党员证

1936年，日本国内发生二·二六事件，1400名日本下层官兵举行叛乱。日本当局对政变内幕严加封锁。苏联指示“拉姆扎”小组摸清其中内情，掌握日本局势的动向。佐尔格驱车来到奥特武官的办公室。奥特把他拉入一间密室，说：柏林要求尽快摸清二·二六事件的内情和日本政局的发展动向。说罢，随手递了一些零散材料给他。佐尔格带着材料回到自己的卧室，与宫木、尾崎等收集的情报放在一起分析，然后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大意是：日本政局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变化。这份材料分别被送到柏林和莫斯科，双方都感到很满意。奥特因此受到柏林的嘉奖，佐尔格因此得到任何时候都可以阅读使馆所有文电材料的特权。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莫斯科指示佐尔格搜集有关情况，预测战争前途。同月，佐尔格以记者的身份到沈阳、张家口、南京等10多个中国城市及其附近乡村采访中日军人、老百姓和中国抗日组织的领导人，他访问南京时，正值侵华日军对南京进行大屠杀，于是他拍摄了大量关于日军罪行的照片并传回德国，我们2013年看到的很多照片都是他拍摄的。他综合有关情报，最后向苏联报告：战争将是长期的、日本难以取胜。斯大林参考佐尔格的报告，决定援华抗日，让中国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

1938年5月，苏联远东军区留希科夫少将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方面叛逃。叛逃者立即被押到东京。留希科夫是负责苏联远东情报事务的高级官员，除掌握大量苏军机密情报外，还掌握苏联谍报通信的密码，一旦被日本人获取，后果十分严重。由于佐尔格是单线与总部联系的，留希科夫没有掌握他的情况。因此，莫斯科致电佐尔格：尽一切可能得到“Y”（留希科夫的代号）的情况。佐尔格原打算在审讯他以前把他干掉，但由于日本军部对他严加保护而无法接近。怎么办？正当他百思不得其法的时候，奥特少将给他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佐尔格立即驱车前往。奥特开门见山地说：明天日本人要正式讯问留希科夫。为了表示德日友好关系，日本特高课同意柏林派特别调查组参加讯问，柏林指示他俩前去。佐尔格表面故作震惊，立即表示服从。审讯过后，佐尔格立即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密电：熊已被解剖，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莫斯科接到电文后，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情况和远东谍报密码交给日本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堵住缺口。

1938年，日苏关系十分紧张。佐尔格从日本社会的种种事件和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分析得出结论并报告莫斯科；关东军正在积极准备向苏联发动武装入侵。苏军为此加强了战备。诺门坎之战前夕，关于关东军部署、武器装备、战争物资的运输等详细情报，又及时送到了莫斯科。开战后，苏军获胜。日本被迫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停战协定。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几个月前，有关这个问题征兆的报告同样送到了莫斯科，遗憾的是没有引起苏联的重视。

1941年5月，德国新任驻泰国大使馆陆军武官肖尔中校来到东京。作为佐尔格的朋友，他向佐尔格透露了希特勒可能将于6月20日或推迟二三天进攻苏联的情报。佐尔格彻底摸清情况后，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兵力为170-190个师。

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开会，作出“不向苏联宣战”的决定。佐尔格立即向莫斯科报告了会议情况。斯大林从东线抽调准备用于对付日本进攻的11个步兵师约25万人到西线作战，将德军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约在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又向莫斯科报告：日美关系相当紧张，日本不可能几周内向苏联开战。

佐尔格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了日本宪兵和特高课的注意。但日本碍于日德友好而佐尔格是德国大使馆的贵宾，不敢轻易下手。东京警察厅曾将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叫去盘问。花子说这纯粹是信口雌黄，根本没有这回事。实际上，佐尔格从未跟她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佐尔格知道石井花子被传讯后十分震惊，但表面故作镇静，并大胆而礼貌地批评警察厅打扰了一位盟国朋友，弄得警察厅长十分尴尬，只好赔礼道歉。然而，警察厅并没有就此罢休，决心从打击日本共产党入手，警察厅首先拘留了曾于1939年被捕的日共党员伊东立的管家青柳喜久代，通过她供出了北林智子，北林智子在受审时无意中提到了宫木的名字。日本当局立即逮捕宫木，宫木受刑不过，于10月12日招出佐尔格及其他小组成员。于是，佐尔格“拉拇赛”小组的全体成员均被逮捕。

佐尔格与石井花子合墓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实被捕。佐尔格接到警告，秘密警察正在逼近他，他决定同他在当地酒吧结识的日本情人一道离开。不过，一个小错误使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没有烧毁警告他的纸条，而是将它扔在路旁。尾随他的警察迅速地拾起了这张作为他罪证的纸条。

逝世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的谍报网暴露，在东京他情人的家中被日本警察特高课逮捕。最初，由于他的德国侨民和纳粹党员身份，日本人相信佐尔格是一名阿勃维尔成员。不过，阿勃维尔组织否认佐尔格是其成员。虽然经受了严刑拷打，他还是否认所有与苏联的关系。由于苏联政府和佐尔格本人都否认苏联间谍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进行交换。他被监禁在巢鸭监狱。

1944年11月佐尔格于东京被秘密绞死，终年49岁。尾崎秀实也在同一天早些时候被绞死。最初，他被埋葬在巢鸭监狱的墓。1949年，他的情人石井花子将他的遗体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17区1种21侧16番，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经常前去扫墓，她在2000年死后与其合葬。

主要影响

佐尔格是1933年秋肩负前苏联情报机构的使命、以德国媒体记者的身份进入日本东京的。前苏联情报机构负责人别尔津给他的任务是摸清日本对前苏联的意图。佐尔格在日本住了8年，领导他的情报网获取了大量情报。他的最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预报了纳粹德国进攻前苏联的阴谋以及进攻的精确时间。他从1940年11月18日至1941年61941年6月22日月1日，在战争爆发前半年多时间里，先后6次向莫斯科发出了一系列密电，提出“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的警报，特别是1941年5月31日他向莫斯科急电：“战争将于6月22日凌晨爆发！”并再次密电莫斯科：“预计德国军队将采取侧翼机动和迂回机动，并企图包围和孤立某些集团军。”可惜的是斯大林没有相信佐尔格的情报，使前苏联在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会因这几封电报而重新改写。

二是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陷入德军的重重包围，德、意、日签著了军事同盟，德国要求日本从远东进攻前苏联，前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危急时刻，他于1941年9月6日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1941年10月4日又电告莫斯科：“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军将在几周内向美国开战。”正是由于这两封电报，使斯大林下决心将前苏联远东集团军中11个师25万人、近千辆坦克、一千多架飞机，西调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并于1941年的12月6日向德军发起大反攻，击溃德军50个师，毙伤德军38万多人，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第一个大胜利，从此宣告了德军进攻前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失败。佐尔格的情报不仅对保卫前苏联起了重要作用，对拯救全人类少遭法西斯蹂躏也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评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评价：理查德·佐尔格具有一个伟大人物的所有品格——精神力量、敏锐地评判事件的能、勇敢而不失谨慎、坚定不移的果断。他才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统帅和非凡的外交家。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驻日机构的报告评论谍报员佐尔格在道德上不稳定，酒精和女人在他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位置，经常在情色区看见他，他也经常吹嘘自己的艳遇。

康文久评价：理查德·佐尔格是反法西斯隐蔽战线上耀眼的明星，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敏锐的预见力和高超的信息搜集与分析才能，向莫斯科提供了有关苏德战争的大量重要情报，因而名垂青史。

学者雪霁在《间谍佐尔格》中提到，在间谍史上，佐尔格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既没更名改姓、乔装易容，也没为窃取文件撬过保险柜，更没有窃听过电话。他真正的职业是记者、时评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而这恰恰使他成为一个传奇。进攻。”1941年10月4日又电告莫斯科：“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军将在几周内向美国开战。”正是由于这两封电报，使斯大林下决心将前苏联远东集团军中11个师25万人、近千辆坦克、一千多架飞机，西调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并于1941年的12月6日向德军发起大反攻，击溃德军50个师，毙伤德军38万多人，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第一个大胜利，从此宣告了德军进攻前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失败。佐尔格的情报不仅对保卫前苏联起了重要作用，对拯救全人类少遭法西斯蹂躏也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评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评价：理查德·佐尔格具有一个伟大人物的所有品格——精神力量、敏锐地评判事件的才能、勇敢而不失谨慎、坚定不移的果断。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统帅和非凡的外交家。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驻日机构的报告评论谍报员佐尔格在道德上不稳定，酒精和女人在他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位置，经常在情色区看见他，他也经常吹嘘自己的艳遇。

康文久评价：理查德·佐尔格是反法西斯隐蔽战线上耀眼的明星，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敏锐的预见力和高超的信息搜集与分析才能，向莫斯科提供了有关苏德战争的大量重要情报，因而名垂青史。

学者雪霁在《间谍佐尔格》中提到，在间谍史上，佐尔格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既没更名改姓、乔装易容，也没为窃取文件撬过保险柜，更没有窃听过电话。他真正的职业是记者、时评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而这恰恰使他成为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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