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烽火二十九，刘子久忆1937年河南工委

骆驼

刘子久回忆1937年中共河南省工委成立前后的情况

我从北平草岚子胡同的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不久，北方局的彭真同志找我谈话，派我和王其梅、刘聚奎、张漫萍、邱少山等人去河南工作，任务是恢复、建立河南党组织。行前，北方局柯庆施同志交给我3个河南党的关系，即辉县师范教员韩达生、沁阳师范教员王毅之和河南地下党负责人沈东平。那时，沈东平同志到北方局汇报工作，并要求派干部，住在天津日租界某旅馆。11月下旬，我去津和沈接上关系后，又一同返北平，并带领王其梅、刘聚奎、张漫萍，邱少山一行6人来河南。途中，王等4人分别暂时回家探望。沈将我带到许昌，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汉昌旅馆。

沈东平向我谈了许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地下党员的关系，他们是：许昌县立师范的教员周之焕(担任该校党支部书记，后到洛阳复旦中学任教)、左正谊，校长蒋介民，许昌私立霸陵中学的校长贺仲莲、校工栗在山(勤工俭学的学生.当时叫栗元恒)等，我同他们见面并接上联系。几天后，沈东平外出活动，并约定一周返回。因沈逾期未回，又与他联系不上，我便由许昌乘车北上。途中听说“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发生了。到北平后.因为12月16日是一年前“一二·九”运动中爱一国学生抬棺游行示威的日子，敌人检查旅馆，住宿不便，所以北方局的交通让我去天津住。我向北方局简单汇报了河南情况，于12月下旬再次回到许昌。见到沈东平后.他让我去开封一趟，与开封女子师范学生赵玉亭(赵剑歧)、河南大学女生张意茹（张乃一)接上了党的关系

12月底.沈东平派栗在山带我到西华县陵头岗。此时，王其梅已从湖南探家回来，并由沈东平介绍到陵头岗胡晓初那里办学任教，我和王、胡在学校见了面。时值寒冬大雪.王其梅为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带领学生们赤足踏雪，跑步锻炼。

1937年1月间，根据北方局介绍的关系，我到确山县城徐子荣同志家接头，他和我是一起在北平出狱的，还同他哥哥徐中和同志见面认识。徐中和在县城东关开了个“中和”油店，以卖油作掩护，使该店成为党的一个文通联络站。一天，徐子荣带我去看演戏，在戏台前他介绍我认识了欧阳景荣(以后欧阳景荣随徐子荣到山西杭日决死队，19“年又随徐到豫西某杭日专署当专员)。

接着，徐又带我到驻马店商会办的小学里，认识了徐以前的同学申用东同志。我给申恢复了党的关系。申又向我介绍他教过的一位进步学生苗清国(苗树棠)。苗已考入开封初中上学.恰值放寒似回了家，与我见面认识。另外，徐中和给我谈仗西乡(确山、泌阳一带)有红色游击队的活动。

我返回许昌后，1月底.沈东平介绍我去洛阳.同复旦中学教员郭晓棠及其爱人陈秀琴(齐欣)同志接上头。途中先到荥阳县西关的五龙沟张漫萍家接头，我俩曾到县城南门里董天知同志的家里探望。董与我一起在北平出狱，但他没回家探望，就往太原去工作了。到洛阳后，经郭晓棠介绍.我认识了洛阳中学教员吴芝圃和复旦中学教员赵文甫同志(原名赵文渊，当时化名为赵漪全)。尚未入党的张丹臣也在复旦中学任教，张是焦作人，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昊芝圃介绍我认识了张汉英等同志，还讲了他和郭晓棠等同志组织“国防教育社”及其活动的情况。我到河南前.郭晓桌有党的关系并到洛阳恢复了吴芝圃同志的党籍，成立了“国防教育社”和党组织—中共豫西工委。吴芝圃曾在偃师县教书和进行党的活动。他介绍我去很师县接党的关系.但没有见到杨德成(杨毅)，仅见到了武宪周，并在他家住了一夜。

2月初.我从孟津渡黄河，乘坐汽车到博爱县柏山刘聚奎家里接头，刘家开了烧瓷缸的窑厂。过了春节我们又去沁阳师范找王毅之未见着，也没有与邱少山见面。据说邱回到修武县家里后，因病去世了。然后又同到辉县师范，因已放假，没见着韩达生，此后韩到豫西洛宁县工作去了。

2月中旬，我和刘聚奎分手后经郑州又到荣阳县张漫萍家，同张的侄子张水涛见面认识。他在一个火车站上当小职员。张漫萍向他宜传革命道理，他们叔侄开展一些抗日救亡活动。

接着，我从荥阳又去洛阳，住在桑园街路北3号院吴芝圃家里。吴将其教过的几个进步学生，如王玉屏(王伯彦)、赵慧敏、傅大章、马光亭等同志，给我介绍认识。他们已考到开封上学，因放寒假回洛阳。为了加强豫西各县工作，派郭晓案、陈秀琴去僵师县，曲乃生等同志去洛宁县，进行党的活动。昊芝圃在洛阳负贵豫酉党的全面工作，刚由北平来洛中任教的王志杰和复旦学的赵文甫等同志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格阳中学是我党活动的中心阵地，该校女校长周勤学(周筱沛)支持掩护地下党的活动，系党的同情分子。其妹周静学(爱人为韩秩吾)在开封私立任时女中(在北仓附近的三圣庙街)担任校长。我让吴芝圃通过周家姐妹的关系，安排地下党员胡锡奎到开封任时女中任教。胡与我同从北平出狱，他回湖北省探家.并托我帮他找个教书民职业，以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党的活动，还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在洛阳住了20天左右，时已春季开学.虽已通知胡锡奎来开封任时女中任教.但他仍未到校报到。该校催人，吴芝圃没有法子。为了周全此事，也为了我有个职业掩护，以利到汴开展党的工作，就让我顶着“胡锡奎”的名字去任时女中任教。我初中没毕业，又没教过书，便去找赵文甫帮忙，仅买了幅地图，离洛赴汴

3月上旬，我到开封任时女中报到，该校有3个年级共3个班。

让我担任3个班的语文、历史、地理三门课程.每星期上24个钟头的课。该校一位女生时钟剑，思想进步，常将其在北平读书的未婚夫杨庆生(杨章武的弟弟)的来信，拿给我看。根据她的条件和入党要求，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钟剑和杨庆生结婚，以后到洛阳关林教书去了。我还介绍苗清国加入了党的组织。我在开封教书期间，经常联系的地下党员.除时钟剑、苗清国外，还有吴芝圃及陈秀琴介绍给我的一些关系，如女师的赵慧敏、赵玉亭，女中的王云屏、马光亭，河大的张惠茹。济汁中学的傅大章，两苑女中的杜宁远(袁青)及其哥哥杜孟模(祀县人)等同志。

3月间，我根据吴芝圃介绍的关系，曾到杞县与地下党员杜省吾、张海峰(张萃中)和段佩明等同志接头，该县党的活动以大同中学为阵地逐步开展起来。在此期间，西北军杨虎城部队的一个团由西安开到祀县傅集一带驻扎，团长王劲斋(外号王老虎)，该团内部有我一个地下党的秘密党支部。北方局与我有通讯联系，并把这个党支部的关系交给我。我曾前去傅集(吴芝圃的家乡)接过头。

至4月初，我在开封任时女中教书已有25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我刚上完一节课，学校传达来告诉我:一位胡先生来找你，我马上意识到是我顶名的胡锡奎同志来校报到了。同他见面略谈后，他当即决定离汴去太原薄一波同志处工作，我送他上了火车后，返回学校，毅然写了辞职信。因我的身份已暴露，怕出问题，当晚住在校外马道街群贤旅馆。学校批准了我的辞呈，并给了50块钱的薪水。有了路费，我便离汴赴北平去了。

1937年4月上旬，我到了北平，与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接头。他刚结婚不久，与其爱人刘竞雄同志住在北海附近。我在北平住约20天，向北友局汇报了河南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及工作情况。另外经常到中国大学去，该校有地下党的组织，我碰见了1928年在山东省张店工作时发展的党员高升。清明节那天，我和中国大学的一些同学乘卡车(每人交两角钱)到西山郊游。在香山下的空场子，正好碰上崔冤、张瑞芳同志演出《放下你的却子》这场抗日救亡的话剧。我们观看后，爱国激情油然而生.接着又兴致勃勃地登“鬼见愁”(一个山头的名称)。下午返回时，我因没赶上汽车，便从香山步行回去，回到城里已是夜半时分。经安子文介绍，我曾到北平医院病房探望原河北省委书记殷鉴，他因被捕入狱后摔断了腿。出狱就医未效，以后去世了。

4月上旬的一天，安子文通知我，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由刘子久、吴芝圃、我担任省工委书记。省工委既没开成立会，也没固定的机关、地址。我以开封为中心，经常到各地去巡视、指导工作。从1936年南、豫北、像东跑了一圈。有些地方去过二、三次。另外曾两次到北平及天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情况。沈东平主要在豫东开展党的工作，以许昌、西华为主，包括临颇、那陇、扶沟、周口.另外也到洛阳、开封、豫北等地活动。他在河南的关系很多，除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还在国民党部队(如西北军)中有关系，在西华等地的地方武装势力中也有关系，同时与北方局也有关系。吴芝圃主要在洛阳，负责豫西党的工作，并给我介绍了开封、杞县等地党的关系。省工委没有集中一块开过会，但是三个成员分头负贵，互相联系，共同努力开展河南党的活动。

我和昊芝圃、沈东平、郭晓棠等同志把散落各地、失掉关系和获释出狱的同志，经过一个一个地考察，或接上了关系.或恢复了党籍，并分配了工作，逐步恢复了各地党的组织。一些地方党的工作有了发展。有党的组织和活动的地方是开封的女师、女中、河大、济作和两苑等校及邮政局，祀县(以大同中学为党的阵地)，西华(以普理学校为中心)，尉氏师范(张漫萍在此任教)，许昌师范，辉县师范，沁阳师范，焦作矿区和博爱(刘聚奎等同志)，洛阳中学和复旦中学等校(王志杰、赵文甫等同志)，惬师(级氏中学和农村的党支部及县委)，洛宁的县中和县师，周口，驻马店和确山等地。上述地区也是省工委活动的范围，党的组织大都在学校和县城、城市中，党员和干部大多为教员及学生，共有60余名党员，后来逐渐增加。北方局领导河南省工委的工作，并出有《火线》刊物。

我们在河南恢复党的组织，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的:一方面是由于日军的加紧进攻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杭政策，《何梅协定》、“冀东伪自治政府成立”、“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捷，另一方面，红军北上执日，长征到达映北及红军东征，党的抗日救国号召的鼓舞.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河南各地声援“一二.九，运动也出现了高翻。

1936年春，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和北方局有关的沈东平及郭晓棠、吴芝圃等同志.在河南开始恢复党的组织。11月，北方局派我和王其梅等5位同志来河南后，形势的发展更快了。这时，缓远军民和傅作义将军奋起抗战，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上海爱国领袖，“西安事变”等相继发生。在党的领导下.河南各地抗日救亡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在洛阳.郭晓棠、吴芝圃等先后成立了“国防教育社”和豫西工委，在开封，共产党员赵玉亭及朱文昭、姚兆平等成立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民先组织得到发展，在西华，沈东平等同志以普理小学为阵地进行党的活动，对地方武装势力的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等开展统战工作。各地抗日救亡的活动主要是组织读书会、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进行抗日宣传，开展声援绥东抗战，营救“七君子”出狱，拥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另外，1937年春，许昌、开封等地的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到太原去，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国民师范军训团。在陕西省三原县由我党开办的女吴青训班(冯文彬同志任主任，刘瑞龙同志任教育长)，曾派人(甘永光的弟弟)来郑州豫丰纱厂招工，招走了一部分工人，这些也是在河南党组织的支持下进行的。

1937年4月.我在北平.北方局交通安子文同志通知我:让我代表河南党组织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本月下句，我从北平出发，经西安红军办事处，先到兰原县与该县中学任教的魏文伯同志接头.然后坐汽车于二十六七号到了延安。5月初，党的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首先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杭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以后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杭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接着，我又参加了白区党代表会议。我记得北方局所属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的有.河北省的高文华(省委书记)、吴德、李霄峰、李菁玉，北平市委及民先的黄敬(市委书记)、李昌、杨学诚，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河南工委书记刘子久~·…。刘少奇同志到会并作了报告，我见到并认识了刘少奇同志。会议内容主要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白区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

5月间.在延安开会的后期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共河南省委，并指定朱理治同志任筹备组组长。因我是代表河南地下党来参加会议的，所以朱理治找到我，让我汇报了河南情况。另外，朱理恰还找了鄂豫边省委在延安参加会议的代表周骏鸣同志汇报了那里的情况，但我和周骏鸣没有相识。

会议结束后.仍派我回河南，传达白区党代表会议精神。6月中旬，我由延安出发，先到洛阳停了一下，后到开封，住在女师对面的清丰旅社。我去女师找赵玉亭，她不在校.我便留个条子。接着去找着王玉屏、马光亭，才得知我在延安期间，开封“民先”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负责同志赵玉亭、朱文昭、姚兆平三人被捕后，在河南《民国日报》上登了一个脱离“民先”的启事，就被释放了。另外，我还见到了苗清国。次日，赵玉亭来旅馆找我。她因“民先”遭破坏、被捕及出狱的问题，心情十分沉重.我告诉她:“这个时候你什么也不要活动，在家不要出来.”安慰一番并打发她走后，我怕有盯梢的，为防备出问题，我就立即搬到土街路东共和旅社，以“刘希尧”的化名登记住下。下午王玉屏、马光亭前来找我谈话.接着跟来了个身穿西装查旅馆的人，我就对他讲.我是她们的老师，来开封见面谈话，她俩是我的学生。将那人应付走后，我觉得情况不妙，就装着出来送她们。那时旅馆有个规矩，出馆得叫帐房锁房门。我没告知锁门，东西也役带，送她俩走到街上离去.我即到土街南头叫了辆洋车拉到南关禹王合，又换乘一辆洋车到陈留，暂住一夜。次日，赶到杞县，住在地下党员仕省吾家里，还在杜孟棋家住过，时已6月下旬.

6月底.由杞县来到西华县，住在陵头岗胡晓初家里，还到屈申亭家住过一天。然后又经课河乘车北上。7月初，到了豫北进行党的活动。先住在博爱县刘聚奎家，后又住在焦作矿区程明升同志家里。此间得知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坑战开始了。然后我从新乡经郑州，返回开封。此时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在开封演武厅开办中小学教员军训班，吴芝圃、郭晓棠、王志杰等同志在那参加学习，我曾前去同他们接头、见面。还和北仓女中党支部负责人李炳之同志等接过头。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期间，开封、洛阳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河南地下党的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