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脚手架

稻谷米

那年夏天，蝉鸣声吵得人心慌。

我从市重点高中毕业，正猫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大奎是我的发小，住同一栋职工楼，他爸和我爸还是同事。他没走高考这条路，一毕业就去了城郊的建筑工地。

那是1981年，工地上还没见过钢管，也没什么塔吊。盖楼全靠人力：沙子用小推车推，水泥用肩膀扛，脚手架全是碗口粗的楠竹绑起来的，踩上去颤巍巍的，风一吹都在晃。

大奎出事，就是在楠竹架子上。

那天中午，他和几个工友要把一块几百斤重的预制板从楼下运到四楼。没有吊车，只能靠人抬。他们用两根粗麻绳兜着板子，喊着号子往上挪。大奎走在最后，负责扶着板子往后倒退，脚底下就是那层楠竹跳板。

天热，楠竹被晒得滚烫，上面还沾着汗水和泥浆，滑得很。

谁也说不清是哪一步出了问题。也许是麻绳勒得手一松，也许是脚底板打滑，大奎身子一歪，连人带板朝后仰去。工友们只来得及惊呼一声，他人就从四楼的架子上翻了下去。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楠竹脚手架，还有一堆乱石般的预制板。

如果是现在，从四楼摔下去，基本没救。但在那个夏天，命运似乎借用了几根楠竹的韧性。大奎砸断了三根用来支撑架子的楠竹，竹子猛地弯曲，像弹簧一样把他往旁边一拨，让他避开了尖锐的钢筋和坚硬的水泥板，最后滚进了楼体和材料堆之间那道窄得不能再窄的缝隙里。

他没死。但也差不多了。

我赶到医院时，走廊里全是浓烈的来苏水味。大奎妈坐在门口哭得直不起腰，大奎爸蹲在墙角抽烟，一根接一根。

病房里，大奎躺在床上，脑袋裹满了纱布，肿得像个西瓜，连五官都挤成了一团。他的呼吸很轻，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漏了气的风箱。

看见我进来，他费劲地动了动眼皮。

“……来了。”

这两个字，他说得极其艰难，嗓子像是被砂纸磨过。

我鼻子一酸，把攥得手心出汗的两瓶橘子罐头放在床头柜上。那是那个年代能拿出的最体面的慰问。

“嗯，我来了。”我坐到床边的椅子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常一点，“听说你从四楼掉下来了？”

他微微点了点头，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他想抬手示意我别担心，结果刚一动，眉头就皱了起来，显然牵动了伤处。

“没踩稳，”他喉咙里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竹架子……滑。”

我看着他那颗缠满纱布的脑袋，想起以前我们在楼底下玩泥巴，他总是护着我。如今，他在工地上靠着血肉之躯讨生活，我在教室里读书等通知书。同样是十八岁，命运的落差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刺眼，却又格外沉默。

“没事，”我吸了吸鼻子，对他说，“医生说你命大，捡回来一条命。以后别爬那么高了，换个活儿干吧。”

他眨了眨眼，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

我没提我的高考，也没提录取通知书的事。在那个满是药水味的病房里，在那颗肿得像西瓜的脑袋面前，那些所谓的“前程似锦”显得轻飘飘的，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临走时，我拍了拍他的胳膊，很小声地说：“大奎，好好养着。出院了，我请你吃顿好的。”

他喉咙里又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嗬”，这次，听着像是在笑。

后来，他出院了。

我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我要去外地读书。走得太匆忙，那顿“好的”，终究没能请成。就像很多年少时的约定一样，说完就散了，连再见都来不及好好说。

再后来听说他的消息，是他去了北方的油田，当了石油工人。

那活儿也不轻松，野外作业，风餐露宿。但好在工资高，而且一年休半年假。每次休假回来，他都会黑一圈，瘦一圈，但兜里揣着厚厚的一沓钞票，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已经是了不起的“高收入阶层”了。

只是每次看到他，我总会想起1981年那个夏天，想起那几根救命的楠竹，想起他脑袋肿得像西瓜的样子，也想起了那句没来得及兑现的——“出院了，我请你吃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