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

笑弥勒

石门坎因此石壁得名。

从贵州威宁驱车来到大山里的石门乡，尽管只有100多公里，还有很大部分是高速公路，其余路况也很好，仍开了两个多小时，可见山路还是很崎岖的。

到了石门小学，车子不能再往前走了。因是周末，学校在开校会，门口停满接学生的汽车。校区非常漂亮，远超我们对深山老林之中小学的想象。

到石门坎我们首先要找的是一座百年前的足球场。但沿着石头铺成的山路走了很久，这里没有路标，没有说明，终不得要领。

偶遇两个女孩，其中一个还背着个孩子。问她们是否是当地人，答是，就是这里学校毕业的。但她们并不知道什么足球场，问道：为什么要找足球场？我一时愣住，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我正要离开，背孩子的女孩用电话不知向什么人问询后说我带你去吧。说实话，山路上上下下走起来挺累的，她们并不顺路，帶到后又折返回去，我感谢后想给她们拍个照，但她们害羞得婉拒了，非常纯朴。

这就是老足球场，是一片细长的场地，长满杂草，倒是没有改种庄稼。远处有一块碑，想近前看看，但没有路，滑下两个土阶，前面还有更高的土阶，再往下滑就上不来了，幸而手机长焦不错，照了一张回来看挺清楚。

至于为什么要找那个老足球场，这涉及到一位神奇的人物——英国传教士伯格里。1905年，他骑马翻越崇山峻岭，来到大花苗（苗族的一个分支）聚集地——石门坎。他靠帮人写诉状使当时处于曚昧的苗人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从而立住脚，并从头人那里买了一片土地，开展传教活动。

为了深入苗人生活，他穿苗服，学苗语（照片中吹笙的就是伯格理）。当时苗族人没有文字，他甚至组织编了一套苗语，翻译了苗文版"圣经”和"苗文基础”等，结束了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这套苗文至今还有人使用。

这是伯格理编制的苗文。

他开办了医院，照片中是为当地民众接种牛痘。他甚至筹办了麻疯病院，这在当地引起极大震动，因为当时对麻疯病人是驱赶甚至烧死。

他开办教育，创办了第一个双语学校（苗、汉文）和男女同校，这是石门坎光华学校旧址（石门小学前身）。他自编的教材《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中,第一课即 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因当时苗族人尚无中国的概念。 经过一片工地，工人说是维修当年的宿舍楼，上图是宿舍楼原貌（不知是学员还是教职员宿舍），不管怎样，100多年前大山沟里有这么一座楼也算奇景了。在伯格里和他继任者的努下，石门坎地区的教育得到很大发展，至1949年，该地区培养出4000多小学生、几百名中学生、三十几名大学生及两名博士生，万人大学生比例超全国水平，成为中国西南文化高地。

1928年，石门坎走出的吴性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苗族学生，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开办了平民医院，被当地民众称为神医。另一位苗族学生朱焕章于1935年毕业华西大学毕业后，蒋介石亲邀去政府任职被婉拒，回到石门坎任学校校长直至1955年。走出大山，学成后回哺大山，或是出于信仰，或是出于榜样的力量，总之伯格理的精神在这些苗族学子们身上得以传承。

伯格理积极推广文体活动，他带领员工花了几年时间平整出贵州第一个足球场，这里堪称贵州足球的摇篮，1936年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足球队中就有两名石门坎的队员。四川军阀带着他的足球队与石门坎踢了三场，输了两场。他当即赏1000大洋，并让自己队员把球鞋送给对方，因为石门坎的队员都是光脚踢球的，还带走了四名队员。光华学校每年召开运动会，有附近100多队参加，上图是当时运动会盛况，我怀疑是否在足球场开的，因为看起来场地要比现在足球场宽阔一些。现在贵州兴起村超，不知石门坎是否还有当年雄风。

伯格理修建了贵州第一个个露天游泳池，分为男女池和深浅池。上图是当年孩子们游泳的情况，下图是我所看见的游泳地旧址。

伯格理在回英国探亲时带回一颗树苗，如今已是枝繁叶茂。

伯格理还建了邮局，照片上的房子是那时的房子，但具体是不是邮局或什么别的，因无说明不得而知。但当时在欧州寄邮件，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即可顺利到达，可见知名度之高。

1915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伯格理在照料病人的时候，不幸染病，长眠于这片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土地上。上图是1920年拍摄的伯格理墓，文革中被毁，下图是照原样恢复的。

我们想看看伯格理所建的教堂，但石门坎的街道及狹窄，无法停车，再加上我们想象的教堂应是尖顶上有十字架，居然错过没有见到。

上图是教堂旧照，下图是现照，完全不是哥特式尖顶建筑，因为这是当时信众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捐助建成的。教堂现在仍在使用，每周日开放，信众多为中老年苗族人，年轻人很少了。

这张照片显然是摆拍。1950年后，石门坎地区被当成帝国主义基地、小台湾，当地人甚至不能参军。至1989年，石门坎恢复蛮荒隔绝，是全国最贫困地区，文盲率80%以上，再没出过一个大学生。直至胡锦涛、钱运录任贵州书记，重新重视石门坎，为教育投入巨资，终于重新走上上升途径。

离开石门坎去昭通的路上，公路两侧水泥护坡塌方，汽车完全不能通过，接送学生的汽车停在这里，孩子们从缝隙中穿过步行回家。而我们则要饶道山路。地质条件如此恶劣，可想100年前伯格理所面临的困难之大。

我想起伦敦西敏寺外墙上有一个中国殉道者王明志的塑像，他是云南一位牧师，文革中因反对教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而于1973年被错误处决。我个人觉得相对王明志，伯格理无论在基督教传播、对当地民众文化素养、身心健康、教育程度的贡献都不是一个挡次的，绝对当得圣人之称。当然这与建国后我们的宣传不利有关。

现在这里已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但无论石门小学介绍还是光华学校旧址标牌都设有关于伯格理的知言片语。中华民族应是一个知恩感恩的民族，无论信仰是否相同，为人民做了大量善事的人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