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很冷·3

知了-读书会

这个春很冷‍文/李知了这都三月底了，倒春寒却像一头不肯离去的困兽，死死盘踞在这座北方小城的上空。风从街巷的每一个缝隙里钻进来，冷得不像话。我缩着脖子，把手揣进袖子里，快步走在城南那片棚户区的土路上。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低矮平房，屋檐上的冰溜子还没化干净，阳光照在上面，闪着刺眼的寒光。棚户区的最深处，有一间用青瓦和红砖搭起来的小屋，门口歪歪斜斜地挂着一块牌子——“老王烧饼”。老王是个瘸子，右腿小儿麻痹，走路一摇一晃的。他在这个地方做了八年烧饼，算是这个棚户区最老的住户之一了。我到的时候，老王正在和面。他那间屋子不到十平米，一半是案板和炉子，一半是张行军床。案板上堆着面粉、油桶和各种调料，油腻腻的，分不清原来的颜色。炉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屋子里还算暖和，可那股混合了油烟和霉味的气息，让人胸口发闷。“你这烧饼多少钱一个？”我问。老王抬起头，擦了擦脸上的面粉，憨厚地笑笑：“一块五。刚出锅的，你要几个？”我要了两个，坐在他床边的小板凳上等着。他手脚很麻利，虽然瘸，却不影响他干活。揉面、擀饼、撒芝麻、贴炉，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两个外焦里嫩的烧饼就递到了我手里。“好吃！”我咬了一口，真心实意地夸了一句。老王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当然了，我这手艺，在这片儿是头一份。”他说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丝自豪。可这种自豪，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迅速地碎了一地。“您一个月能挣多少？”我随口问。老王的笑容僵了一下，叹了口气：“能挣什么钱？一天能卖一百个就算烧高香了。一块五一个，除去成本，一个饼也就挣两三毛钱。一个月下来，能剩个千把块就不错了。房租三百，水电一百，吃吃饭，也就够活命。”“那您一个人在这儿，家里人呢？”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老婆跑了五六年了。一个儿子在读高中，住校，每个月我得给他寄五百块生活费。”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老王倒是看得开，又笑了笑：“没事，习惯了。我就盼着街上人多，烧饼卖得快些。”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衣服。一件灰蓝色的工装棉袄，不知道穿了多少年，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白了，里面的棉絮结成一块一块的，看起来一点都不保暖。他的手因为没有手套，冻得通红，关节处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我心里忽然冒出那两句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他现在不就是那个卖炭翁么？穿得这么单薄，却盼着天再冷一些。因为天越冷，街上的人越愿意买热气腾腾的烧饼，他的生意才能好一些。可冷的是他自己啊！他用单薄的身体对抗严寒，只为了多卖几个烧饼，多挣几块钱。这种矛盾和悲凉，像一根针，扎得人心口发疼。后来的事情，是我第三天去他那儿的时候知道的。那天我去得早，老王的烧饼还没出炉。他正站在门口，和一个姓刘的瘸子吵得不可开交。老刘是这片儿的另一个小贩，卖油炸糕的，摊位就在老王隔壁。两个人的铺子挨着，中间只隔了一条水沟。“你凭什么把桌子摆到这边来？这地方是我的！”老王的嗓门很大，脖子上的青筋暴起。“你的？你写名字了？公共地方，谁先占着是谁的！”老刘也不甘示弱，他的腿比老王还要瘸得厉害，撑着拐杖站在那里，身子歪着，嗓门却不小。两个人越吵越凶，最后动起手来。老王一拳打在老刘脸上，老刘用拐杖朝老王腿上砸去。周围几个居民赶紧上去拉架，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分开。老刘的嘴角破了，流着血；老王腿上挨了一拐杖，本来就不利索的腿更是站不住了，靠在墙上直喘粗气。“你们这是何苦呢？都是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拉架的大妈叹着气。“他就是欺负人！”老王红着眼，指着老刘，“他在那儿摆桌子，我的案板都没地方放了！”“你那案板占了多少地方了？你自己心里没数？”老刘吐了一口血沫子，恨恨地说。两个人又吵了几句，最后在老住户们的调解下，用卷尺量了地方，重新划了界限，这事才算暂时平息。我站在一旁，从头看到尾，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两个都是残疾人，两个都在社会的夹缝里艰难求食，本该互相扶持、互相取暖的，却为了一尺半寸的地方大打出手。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可怜，可正是因为太可怜了，才更加锱铢必较、寸土必争。因为那一寸地方，可能就是明天多卖出十个烧饼还是一无所有的区别。这让我想起书上说的“人吃人”。以前我觉得那是一种比喻，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真实的生活。只不过，现在的人吃人，不是富人吃穷人，也不是强者吃弱者——穷人和穷人之间，弱者与弱者之间，也在互相倾轧、互相吞噬。而且是那种最残忍、最不留余地的吞噬，因为大家都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那之后，老王的生意越来越差了。不是因为他的手艺不好，而是棚户区旁边开了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里卖各种面点，干净卫生还便宜。渐渐地，来这里买烧饼的人少了。有一天我路过，看见老王坐在门口发呆。他面前的炉子冷着，案板上盖着一块湿布，看来一天都没开张。“老王，今天不做了？”我走过去问。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做不动了。面粉又涨钱了，一斤涨了五毛。我算了算，一个烧饼卖一块五，连本钱都快收不回来了。”“那您涨涨价？”他苦笑着摇头：“不敢涨啊。一涨价，那几个老主顾也不来了。你不知道，他们比我过得还紧巴。有个老太太，七十多了，天天来买一个烧饼，那就是她一天的饭。我要涨价了，她吃啥？”我沉默了。老王自己都在温饱线上挣扎，心里居然还惦记着别人的难处。这让我想起他和老刘打架那天的丑态，和现在这个善良的老人，简直判若两人。也许，穷人的心里都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露出獠牙的野兽，另一个是明知自己卑微却还想给别人一点温暖的天使。最后一次见到老王，是一个星期前的事。那天风很大，我裹着大衣经过他的铺子，发现门口围了一群人。我问旁边的人怎么了，那人说老王昨天晚上发高烧，一个人躺在那间小破屋里，烧得迷迷糊糊的，还是隔壁的老刘发现的。“老刘？”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就是和他打架的那个老刘？”“对啊。”那人说，“老刘半夜听见他屋里哼哼，爬过去一看，人都烧糊涂了。赶紧叫了救护车，给送医院去了。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能把脑子烧坏。”那天晚上，我越想越不放心，去医院看了看老王。他躺在病床上，额头上敷着毛巾，脸色蜡黄，看见我来了，挣扎着要坐起来。“别动，您好好躺着。”他躺回去，忽然眼圈就红了：“姑娘，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别坏？”“怎么了？”“我那天跟老刘打架，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就是心里憋得慌。你说我们都这种人，还互相掐，我们还算人吗？”他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滴在枕头上，“我在医院躺了两天，是老刘给我送饭。一天三顿，热乎的。他那腿，比我还瘸，上下楼得多疼啊……”我握住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手很粗糙，树皮一样，烫得吓人。“姑娘，你说这天什么时候能暖和起来？”老王忽然问我，“暖和了，我就好了。我能多卖些烧饼，把看病欠的钱还上。我还想请老刘吃顿饭，跟他说声对不起。”窗外，风还在刮，呜呜地响着。我想告诉他，医生说他的肺炎很严重，需要住院至少一个星期。我想告诉他，他的烧饼铺子可能保不住了，房东说要把那间破房子收回去。我还想告诉他，他的儿子在学校跟人打架，被开除了，学校打不通他的电话，打到了居委会。可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只是用力地点点头：“快了，快了，春天就要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特别虚伪。明明窗外还是寒冬，明明老王能不能挺过这个春天都不知道，我却还在说着“春天就要来了”这种话。这不是安慰，这是欺骗。可我只能骗他，因为我们除了互相欺骗，还能做什么呢？春天的确是来了，可这个春，真的很冷。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讨生活。他们盼着天再冷一些，好让生意好做些；可天越冷，他们自己就越难熬。他们为了生存，不惜互相伤害；可当灾难真正降临时，又只有彼此能伸出援手。这种矛盾和挣扎，才是最令人心碎的地方。老王会好起来吗？我不知道。老刘的油炸糕摊子还能撑多久？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春天，还有很多很多个“老王”和“老刘”，在那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在那间破旧的屋子里，在那条冰冷的街道上，像蝼蚁一样活着——卑微地、艰难地、却又倔强地活着。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天气就会暖和起来了吧。但愿那时候，他们还能活着看到。‍丙午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