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马扩•五马山寨》 第十九辑 “三千言上疏”

潞邑

第十九辑“三千言” 上书

马扩在看到朝廷颁发的“诏求直言”后，应诏上书。

建炎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丁丑，诏求直言。(《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三）

上既黜黄潜善、汪伯彦，召马伸，思得直言之士，乃降诏求直言，其略曰："自今政事阙违，民俗利病或有关于国体，或有益于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于是，马扩在罪责中，方仓惶自泰州渡江趋行在，乃应诏上书。(《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三）

三月二日庚辰，马扩应诏上书。(《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三）。

在马扩递交的三千言应诏奏书中提到的“四误”“六失”：

“臣伏读二月二十七日诏书曰："自今政事阙违，民俗利病或有关于国体，或有益于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臣以是知陛下责躬行事，忧国爱民，真尧舜汤武之用心也。是以四方之士愿竭衷诚、采急务，为陛下献。臣一介武臣，不达政事，臣之所业，盖本于兵。臣尝观古人论兵，谓譬如对弈，两敢均焉，一著失误，终莫能救。是以古今胜败，率由一失一误，而况多失而多误者乎？臣观金贼眉、獗，连年犯顺，劫迁二圣，几危宗社。斯非金贼精强固无敢于天下也，待我国家急难之际用非其人，凡所以为失误者多，臣试摭而言之，其误有四，其失有六。

其始用人非才，不能乘机拓境，全示懦弱，取侮夷狄，其误一也。当既退师，略不修备而禁止，莫敢言金人再来，其误二也。陛下应天顺人。乘时御极，不能导陛下西据蜀险，就陆路形胜以争天下，反使翠华毫处准甸，重为贼困，其误三也。不能乘人心愤贼之时，激使忠义，力治兵战，以谋恢复，甘蹈覆辙，泥于请和，使势力日益穷蹙，其误四也。

初欲复燕，既自招金人之侮，彼既长驱入寇，是时，张孝纯帅太原，童贯当移司真定，两镇助势，以遏燕山、雁门入寇之师，邀掩晋、绛，挫其锐于坚城之下，然后整兵论和，事无不济。奈何贯乃惑幕下鳃生偷安之计，拥众奔还，遂使金人长驱渡河，其失一也。金贼既犯京阙，时已初春，彼若修攻具，填壕堑，无虑一月，彼能坚围，不过两旬，在我则宜严备守御，专任将帅，善守雁门，遣使人啖以厚利，画以白沟，彼势不可留，必欣然听命。是时，河北诸军方敛兵自守，陕西等勤王之师相继而至。万一贼不从议，则密檄河北诸镇，潜喻勤王之师，待其意懈，前邀后击，可立大功。奈何浅识之士急割三镇以求和，遣贵近以为质，自是之后，虏益悉我底蕴，安其奸谋，其失二也。割三镇既为失矣，且宜坚守信誓。示以无能，以懈虏心，亟增备御，以图后举。倘三镇不屈，即当遣使通义，声言以岁币赎之，因成敛兵之计。奈何轻易之论，遽隳信誓，骤欲樱战，其实无能，使敌骑复来，了不能支，为我太蹙，其失三也。金贼既立张楚，自界大河而守，我当以黄河自为新边，亟修堡寨，倚河为固，修葺战具，帅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治民合为一事，进攻退守得以自专，人无掣肘之患，则其才得以自尽，多方措虑，虏骑岂能轻渡？奈何不达事机，泥于循常，一切不为防闭，儒冠侈袂，高谈阔视，略不介怀，于是上疑下惧，众力不齐，贼骑复来，如拉枯朽，其失四也。皇弟信王脱于因虏，集兵山谷，结约河外忠义，所得壮勇，不啻数十万，顺候王师渡河，相为策应。时方金人欲剃南民顶发，人人怨愤，日思南归。又燕地汉儿苦其陵虐，心生离贰，或逃叛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传布蜡檄、皆约内应。故王彦、王仔、翟进、马温、靳赛、刘展、樊清、王江、郑立、耿进、耿洪等义兵，杨进、马皋、张用、王善等群党，俱奋渡河讨贼之志。是时若王师得济，则诸路山寨接势兴举，见签军、汉儿变于内，契丹、夏国图于后，两河州县一旦可复，金贼势自瓦解。奈何群言语泪，禁止渡河，使金人反乘机便，驱新剃签军南渡深侵，胁降郡县，土地人民，器甲财粮，凡我有者，悉成彼用，转利为害，其失五也。贼既连陷大名、东平二帅府，势必选骑潜袭行在，我当分遣锐师，列屯淮口，设营于近郊，预为捍御，不惟乘贼远来，可以掩击，兼彼探知有备，则莫敢易进。奈何轻议寡谋者，料彼不来，略不为备，遂使虏人大肆猖獗，几犯清跸，陷生灵于仓卒之际，清笔旅于窘乱之间，其失六也。”

　　马扩在该应诏奏书开篇第一段落中提到“斯非金贼精强固无敢于天下也，待我国家急难之际用非其人，凡所以为失误者多”。明确指出导致大宋政局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非是金人的强大，而是本国自身失误过多。

第二段落中提出朝廷在对金方面上存在的“四误”即：从"海上之盟"联金灭辽时的示弱于金、"靖康之变"时城守军备的自废于金，建炎以来逗留扬州的坐困于金和求和于金，及“不能乘人心愤贼之时，激使忠义，力治兵战，以谋恢复”。寥寥数笔，点到即止。指出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施政之大误。

第三段落提出朝廷除存在的“四误”外，还存在有“六失”即：

第一，在金人毁盟南侵，第一次宋金交战中，做为宋军主帅童贯，不肯移师真定亲自坐镇指挥抵敌，以“挫其锐于坚城之下”，“奈何贯乃惑幕下鲰生偷安之计，拥众奔还，遂使金人长驱渡河”。

第二，在金兵进犯到京阙开封城下时，朝廷不是坚持抗战，积报组织严备守御，而是由“奈何浅识之士急割三镇以求和”，奉送人质，割地求和。

第三，在“割三镇既为失矣，且宜坚守信誓”，对金应表面采取“示以无能，以懈虏心，亟增备御，以图后举。”而不该“奈何轻易之论，遽隳信誓，骤欲樱战”违约败盟，结果招致金兵再次进犯。

第四，金朝既然己利用了张楚另立伪政权，自界大河而守。“我当以黄河自为新边，亟修堡塞，倚河为固，修茸战具，帅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治民为一事”。但是朝廷“奈何不达事机，泥于循常，一切不为防闭，儒冠侈袂，高谈阔视”，以致国防战备松懈，众力不齐，将无雄心，兵无战意。

第五，指出朝廷没能充分利用皇弟信王赵臻领导的河北五马山义军及各地义军风起云涌抗金之势，借机壮大抗金武装组织力量，使朝廷大军与河北义军形成合力，相为策应，收复失地。但是朝廷“ 奈何群言语泪，禁止渡河，使金人反乘机便，驱新剃签军南渡深侵”，以致北征坐失良机，招致失败。在此马扩还列举当时河北抗金武装组织有“王彦、王仔、翟进、马温、靳赛、刘展、樊清、王江、郑立、耿进、耿洪等义兵，杨进、马皋、张用、王善等群党，俱奋渡河讨贼之志。”其实，马扩内心里对高宗疑忌其皇弟信王赵臻，不诚心支持河北抗金武装组织，导致华北义军被瓦解，极为不满。

第六，认为五百金军长途奔袭扬州，其完全为本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贼既连陷大名、东平二帅府，势必选骑潜袭行在，我当分遣锐师，列屯淮口，设营于近郊，预为捍御，不惟乘贼远来，可以掩击，兼彼探知有备，则莫敢易进。”但是朝廷“奈何轻议寡谋者，料彼不来，略不为备，遂使虏人大肆猖獗，几犯清跸，陷生灵于仓卒之际”， 以致造成了扬州大溃逃，军民巨大的牺牲和惨重损失。

　　马扩在上递朝廷应诏书中，除了其"四误"、"六失"的分析外，还依据当下局势，提出了“观敌事势，预备迁徙”的"三策论"方略。

“臣于二月初三日据闻御舟已渡大江，人马继至，江口拥并。时臣已罢兵职，初八日自泰州渡江，则审銮舆已过平江。臣窃料金贼远来，马疲人乏，既知陛下已渡，难以追及，方且自争子女玉帛，饱其负载，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顾前无利，计后有害，是以暂止不进；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与诸军溃卒，往往夺路，会合于范琼；敌睥睨镇江、金陵，守把舟船．继而天雨连降，平地水发，道途泥淤，马步俱不能进，以是贼心顿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驾，遂使江南民土得以安静，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许陛下得以图回。今陛下大悟前失，赫然震怒，愤敌雠之暴恣，躬尝胆之焦劳，斥逐宰辅，痛下诏音，革心易虑，欲与天下英杰亟图中兴之事，此臣所以踊跃鼓舞，知陛下戡除贼虏，肃清寰海，将有日矣。然臣更愿陛下守之不易，行之不倦，来四方才能，激天下忠义，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先贼未来，早为之计，处车驾于险固可保之所，萃军马于壮勇可用之人，即经营耕战，数年之间，殄扫雠贼，再隆王室，复已陷之境土，邀播迁之父兄，中兴之功，决见成就。

臣今辄以机速利害，画为三策，仰副陛下所求：愿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陕右之兵，留重臣以镇江南，委健吏以抚淮甸，破金贼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建都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是为中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战士，以幸一胜，观故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若贪顾江湖陂泽之险，纳探报之虚言，缓经营之实绩，倚长江为可恃，幸金贼之不来，犹豫迁延，倏至秋冬，使金贼再举，驱集舟楫，江淮千里，数道并进，方当此时，然后又悔，是为无策。

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天数为下，地形为中，人事为上也明矣。自古兴王建业，未有不得天时、据地形、藉人力而能成立者也。秦开关延六国之师，逡巡而去，不敢进攻，终为所并，此岂特天时然哉，地形之利有以致之也。汉高祖据蜀汉，用三杰，卒能定三秦、灭强楚，是岂地势然哉，得人力以为之助也。今陛下车驾播越在此，若不欲复雠争天下，则建都武昌，力办战守，仅保一隅可矣。若必欲见中兴恢复之功，则非处巴蜀、恃三峡之天险，用陆路之壮士，则不可也。

说者谓两浙陂湖水泽之地，所宜者舟楫，胡人以鞍马驰射为事，江南地利非其所长，况彼尽猎江淮，餍饮财宝，岂复甘心南渡，自取其败？臣应之日，逆胡猝然乘机而兴，吞灭诸国，意在力危宋祚，期无后患而后已，财宝地土非其所贪，若谓江湖之险，北马必不能侵，则往普开拓之兵何以能抵江渐哉？

说者又谓，圣驾所居，彼必睥睨，既能越长淮、经江浙，则又何惮而不能向蜀哉？臣应之曰，銮舆所在，不以返迩，贼固力图，然而江浙所恃者陂湖，岂足以比蜀道之天险？且驻跸江浙，又苟能暂安岁月？吴越之风懦而骄，日复一日，士民相习，安得复振？倘据蜀道，所邻者秦渭之野，百二之地，士勇马健，人乐战斗，加以抚练，士气百倍，岂与江浙之俗同日语哉！况处川陇、据上流，则江左自可保守安危，强弱利害，不啻万万也。

说者又谓，吴以周瑜水军二万，溃曹公数十万中原之兵；谢玄以步八千，破苻坚西来百万之众，乌在其为江南不可守也？臣复应之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其名则同而其事则异，殆不可以为常，且孙权以三世练简之众，辅以刘备、诸葛亮合应之谋，曹操内有马超、韩遂关中之忧，疲于远驰，遽舍鞍马以幸其胜，此周瑜所以能成伪降之功；晋帝任谢安之贤，修德备武，固非一日，苻坚不用王猛之言，不知天时、人事，竭国而来，略无善术，前轻后懈，谢玄得以成淝水之捷；古人常言之，非谢玄之善，乃苻坚之不善，若必欲以吴、晋之事方之于今日，真守株而待毙兔也！况今河北、河东为彼奄有，京西、陕华为彼废残，京畿、汉上为彼扰践，山东、淮甸为彼破荡，彼方徘徊江隅，求操舟之人，讲舟楫之利，彼势我力比之去岁，十倍不同，若止欲处大驾于金陵，一旦用溃兵与市井南民御大敢于长江之上，婴儿搏虎，不足于喻其危矣！

臣诚恐虏人今虽暂去，乘秋复来，分兵断绝荆襄之路，则秦陇之间，朝廷命令不通，当此之时，何所举措？臣所以愿陛下速谋幸蜀，据其形胜，用其壮勇，则恢复可图。或者患蜀道之艰难，惧百司之劳动，六官诸卫，所过州县，驿顿骚然，百寮将士，亦必有不愿远适者。臣以谓盘庚迁毫，民胥浮言，作诰安众，终享永逸，况陛下鉴前日之失，慨然欲据地利而图克服，皇天助顺，百灵效职，人谁不愿从哉？况将士之中，西人居半，使之入蜀，孰不欣然？至于宫卫小劳，驿馈小用，不有暂费，安得永宁？昔者，滕公负鲁元而奔光武，食麦饭而美。急难之时，非其惮也。

或者谓臣熙河人，所以劝陛下入蜀，便臣乡里。臣实无此，臣之母妻儿女悉陷河北，今之乡里更无一人，何所顾恋？

臣所以切切启陈、拳拳不倦者，诚冀圣心之一悟，断以不疑明告中外，即日西幸，则中原指日可复，中兴之功，上与周宣、光武等永为万世之美谈。倘空泥庸言，甘一隅之安，忘万世之利，日往月来，自就困蹙，臣窃为陛下危之！仰愿陛下藉祖宗累世积德之基，乘亿兆愤贼报君之志，奋然果断而蚤图之，实天下幸甚！”

建炎三年，扩上书言"四误"、"六失"，大约言：不能据险就形势以争天下，辄泥于请和，当防不防，当击不击，进退皆失其会；建都巴蜀为上策，武昌为中策，金陵为下策，幸金之不来，犹豫迁延，是为无策。（《南宋书》卷二十七）。

　　马扩的"三策论":

首推建都巴蜀为上策。以请高宗“幸巴蜀之地”为名，以“用陕右之兵”为实。除了巴蜀处于上游的地理形势之外，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北宋长期与辽朝和平相处，却与西夏征战多年，是以论军队战斗力，长期对抗西夏的"陕右之兵"即所谓的西军最为强悍。徽宗北伐辽朝，所用之兵即西军。

湖北武昌为为中策。“建都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武昌自古便是军事要地，其地理位置扼守长江中游，西临长江、北靠汉江，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形成独特的“武汉三镇”格局（武昌、汉口、汉阳）。这种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川、鄂、湘、赣等地的枢纽，军事防御上易守难攻，历史上多次成为政权据点。

金陵为下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战士，以幸一胜，观故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金陵也即现在的南京，该位于长江南岸，背靠紫金山，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形成天然防御屏障。这种地理优势使北方势力难以直接攻入江南，而南方政权可依托长江天险进行防守。

在此，马扩还提到关于建都巴蜀，或许朝中会有人提出质疑“或者谓臣熙河人，所以劝陛下入蜀，便臣乡里。”因此他解释道：“臣实无此，臣之母妻儿女悉陷河北，今之乡里更无一人，何所顾恋？”。实际上，在五马山被金兵攻陷时，马扩母妻儿女就便被金兵掳去，一直被关押在金兵所占领的北方境内，直到马扩去世，双方也未能再见上一面。

马扩在建都“三策论”中，为什么要首推建都巴蜀为上策呢？这是马扩当时从南宋高宗小朝廷的安全角度着想，为避免重蹈“靖康之耻”二帝被掳，及扬州高宗大溃逃之浩劫的惨痛教训。

　　马扩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枉自多虑，后来发生的事还果然应验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月，金军统帅完颜宗弼（也即小说《岳飞传》中的金兀术）率兵第三次南犯，攻势迅猛，仅用二十天就深入长江地区，攻破建康（今南京），直逼临安。宋高宗赵构南逃至海上避难。这是南宋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海上战略转移，宋高宗在海上航行近六个月，历经多次金军追击与内部叛乱，最终抵达明州。建炎四年正月，金军攻明州，赵构乘船入海逃向温州，金军尾追不舍，在海上追击三百余里，没有追上。幸赖南宋水军将领张公裕率部在台州附近海面阻击，使高宗得以幸免于难。此时江南各地军民到处集结于山寨、水寨，打击金军，使其金兵处处受到威胁。这时的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战线漫长，后方空虚，陷入困境。于是，金兵在大肆掳掠后，于二月，开始北撤。宋高宗赵构在获悉金兵北撤后，于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从温州启航北返，四月二日抵达明州（今宁波），十一日到达越州（今绍兴），最终于同年五月才返回临安（今杭州）。这是后话。

综上，马扩的应诏书是南宋初期主战派的重要文献。该应诏书，长达三千余言，观点鲜明，引证得当，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对时弊顽症之痛切，对救国方略之深思，情之切切，言之凿凿，兼具战术批判性与战略前瞻性。但因受于高宗朝的妥协倾向制限，其价值未被及时认可。

　　那么，对于马扩"四误"、"六失"的分析，以及"三策论"的谋划，当时高宗究竟抱以什么态度，赞同？嘉许？抑或反对？呵斥？

这种种问号均未得到回应。因为，这时朝廷中的一个突发事件“苗刘兵变”，一下子打乱了南宋政治的纲纪和秩序，马扩苦心孤诣，耗尽心血所撰写的应诏长书也一下子消弭于混乱之中，不由的把马扩也被卷入这场权力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