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毕业证书 半生法治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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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电视柜左侧的抽屉里，压着一本吉林大学毕业证书——长15厘米、宽10.5厘米的红色硬质外壳，红底烫金的模样与鲜红的校名与印章褪去了当年的鲜亮，内页纸张也在四十年的时光里晕开了旧黄，唯有证书编号860893，仍像一枚精准的时间戳，钉住了1986年那个盛夏的终点。翻开时，照片上的陕西青年撞入眼帘：白衬衫挺括，领带系得一丝不苟，眼神里的倔强像黄土地里刚破土的苗，又藏着对未来的憧憬，亮得像北国雪夜的星。

我生在陕西乾县的黄土沟畔，童年的记忆是背负青天的劳作、沟壑纵横的丘陵，还有母亲的体弱多病。我们兄弟四个挤在南胡同一孔窑洞里，父亲在乡里拖拉机站每月六元的补贴，再加上几亩薄地里的收成，就是全家的生计。供我这个长子读书，既是压在父母肩上最沉的担子，却又是持之以恒、最坚定的选择。高中几年，我总在晚自习后蹲在路灯下背书，昏黄的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承载着未来的梦想与希望。

1982年夏，当吉林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送到窑洞时，卧病在床的母亲竟猛地坐了起来，粗糙的手摸着通知书许久，虽不识几个字却看的很专注，眼睛亮得像燃着了火，多日的伤风感冒也在那一瞬间痊愈。

临行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蹲在灶火前煮鸡蛋，二十几个鸡蛋装在黄布挎包里，还塞了满满一布袋炒干馍豆豆——那是她熬夜用铁锅慢慢焙的，嚼起来嘎嘣响。难以忘记的是她还从窑洞崖背上掰下一块蛋黄大的黄土，用手帕包了又包，塞进我的衣兜：叮嘱道：“出门在外，离家千里，要是水土不服，就用家乡的土冲水喝。”我背着铺盖卷走出窑洞，回头时，母亲正扶着门框站在晨光里，她的头发像撒了一层碎金，每一根都牵着我心底最柔软的弦。那画面像一帧被时光定格的旧照片，“慈母倚门情”几个字不再是书上面的诗句，而是此刻刻进我骨子里的滚烫实景。车行在关中平原上，家乡的尖山、方山、石牛山渐行渐远，我忽然懂了：“走出大山”不是逃离，是带着一家人的指望，去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差不多晃了三天两夜，我时不时把那块黄土攥在手心，仿佛握着母亲无声的牵挂，心中弥漫的暖意融融。那是个人人都为梦想拼搏的年代，吉大的校园里，清晨的松树下总飘着朗读《法学基础理论》的声音，文科楼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我也丝毫不敢懈怠，宿舍、教室、图书馆来回穿梭，手不释卷，如饥似渴。从法理学到民商法，从宪法学到诉讼法，每一个法条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世界的认知。“雏凤清于老凤声”的任振铎老师，讲诉讼法时说法律的生命不在条文，而在传承；“砺智润心育青禾”的苏惠祥老师，用“知行合一”讲经济法，点醒了我书本与现实的距离。那些在宿舍里和同学辩论到深夜的夜晚，那些在图书馆抄录资料的午后，那些为了一个案例翻遍多本专著的日子，都成了我法治信仰的基石——我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更要用法律，为黄土地上的乡亲们撑起一片天。

1985年暑假，我到哈尔滨南岗区人民法院实习，跟着民庭的管老师审理民事纠纷。第一次坐在法庭里，看着原告被告红着眼眶争执，看着管老师用温和却坚定的语气调解，看着一纸判决书让破碎的家庭重归平静，我突然懂了法律的温度。它不是冰冷的条文，是能让受委屈的人讨回公道，让迷茫的人找到方向的力量。那天晚上，我坐在管老师办公晚上供我们休息的办公桌上，在日记本里写下：“法者，平之如水，触不直者去之。我要做这样的人。”

除了紧张的专业学习，我的校园生活更藏着许多质朴而鲜活的快乐。我们112宿舍里挤着八省十三人，上下铺挨得密不透风，可每一寸空间都浸透着暖烘烘的情谊。冬日里，大家像是约好了似的，个个裹得严严实实一同挤着出门去；夏夜的南湖边，是我们的“故事会现场”——东北同学讲起林海雪原的壮阔，冰天雪地里的奇闻轶事让我们听得入迷；南方同学聊起梅雨季的趣事，潮湿空气里的烟火气仿佛飘到了眼前。伴着晚风，我们还会一起哼起王洁实、谢莉斯的二重唱，《校园的早晨》的轻快，《外婆的澎湖湾》的温柔，歌声裹着湖水的涟漪，飘向很远的地方。

七舍食堂永远是校园里最暖的烟火聚集地。六分钱的油炸糕咬开是滚烫的甜香，二毛五的白菜炖肉片飘着肉香，三分钱的咸菜脆爽开胃，就着热气腾腾的豆浆、粗粮饭或稀粥，简单的饭菜总能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还有学校1985年推出的生日免费餐，更是让我们翘首以盼——那一碗加了鸡蛋的长寿面，藏着独属于青春的仪式感。周末时，我们会结伴去伪满皇宫旧址，斑驳的建筑里藏着沉甸甸的历史，也让我们第一次真切读懂了“法治”二字的分量。

1986年7月，我攥着吉林大学的毕业证书走出校门，被分配到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从此与地方立法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初入机关，面对纷繁复杂的立法工作，手足无措。但很快，吉大法律系四年养成的严谨学风和扎实功底，成了我最可靠的指南针。记得我参与制定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是《西安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办法》，为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摸清古城的“家底”，我们踏遍了西安的每一条街巷——从城墙根低矮的棚户区，到高新区拔地而起的新楼宇，许多地方都印着我们的足迹。

研究法规草案时，吉大法学院“明德笃行、隆法致公”的院训总在我耳边回响。我尽力把课堂上学到的法理知识揉进每一个措辞里，反复推敲每一条款的逻辑连贯性，反复论证每一项规范的合理适当性，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既要让法条契合上位法的严谨，又要贴合西安的城市脉搏，能够准确反映和体现所调整社会关系的内在要求，生怕有半分疏漏。

时代的浪潮推着法治建设不断向前，地方立法的重心也悄然转变——从社区治理的细微之处，到城市供热的民生温度；从历史文化名城的守护，到改革创新的制度支撑，每一个立法项目的背后，都是人民群众沉甸甸的期盼。我们与时俱进，紧跟城市发展的脚步，扎进基层、扑在一线，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努力让每一部立法满载民意、贴近民生，以实际行动把街头巷尾的实践智慧，一点点转化为守护城市的制度铠甲。

为了守护一城清水，我们出台《西安市城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城市节约用水条例》，让法治成为绿水青山的“保护伞”；制定《西安市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时，我们走遍大街小巷听意见，整理出几十条修改建议，字斟句酌、反复打磨，只为让每一条规定都既有法度的力度，又不失民生的温度。在一次次立法实践中我渐渐明白：地方立法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把群众的呼声写进条文里，让法治的阳光照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以高质量立法增强法规实施的内生动力。

三十多年里，我参与制定、修订了六十余部地方性法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到守护黑河引水系统的条例；从规范物业管理的服务，到已经废止的《西安市基层法律服务所条例》，每一部法规的背后，都藏着无数个伏案推敲的深夜，藏着无数次深入基层的奔波。我还担当了市人代会制定的《西安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西安市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起草工作，力求各项规定内涵清晰、逻辑严谨，可操作性强。参与制定的《西安市强制戒毒条例》《西安市国土开发整治管理条例》，也曾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每当看到这些法规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作用，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意义——原来冰冷的法条，也能成为连接法治与民生的温暖桥梁。

如今我虽已退休，却始终割舍不下这份事业。作为地方立法专家库的一员，我仍常受邀参与立法研讨。每次走进会议室，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看着他们手持前沿调研工具，于海量数据中精准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时代命题激烈交锋，让立法始终紧跟时代节拍。他们对立法规律的钻研、对立法质量的苛求，那份理论上的清醒与实践中的笃定，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的自己。他们眼中的光，和当年的我一样，闪着对法治的信仰，这让我真切感受到，法治的火种，正一辈辈传递下去。

四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岁月在脸上刻下皱纹，却在心里烙下了永恒的印记。那张吉林大学的毕业证书，是我半生的起点，也是我半生的坚守，像一座跨越时空的桥，一头连着北国春城的青春岁月，一头系着古城西安的法治征程。它藏着我对知识的渴求，对法治的坚守，对事业的热忱。每当我拿起它，那些在吉大的日子就会鲜活起来——林荫道上的晨读，宿舍里的笑声，南湖边的歌声，还有图书馆里灯光下的身影。

从西北黄土地的追梦少年，到北国校园的求学者，再到古城立法战线的老兵，四十年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法律”二字紧紧相依。闲暇时翻开那些亲手参与制定的法规，看着它们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烟火与秩序，我仿佛又回到了黄土地上，回到了母亲期盼的目光里。我深知，法治建设是一场接力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跑与付出。而我，何其有幸能成为其中一棒，用四十年的时光，守护着法律人的初心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