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文/杨定坤 </p><p class="ql-block">图/网络🙏十旧照片 </p><p class="ql-block">美篇号/102023885</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午后，妻陪几位邻居老太打“惯蛋”去了，我一人坐在书桌前，透过立地大玻璃窗看自家庭院里下起了毛毛雨，那雨连绵不断，拂拂扬扬。院中那一株地栽的月季前两天还一股脑儿开了几十朵鹅黄的大花，因受雨而萎下了头，有的开始散瓣，坠落了一地。我踱到院中，盆植的已着花的矢车菊也歪倒在一旁，淡蓝色的花朵也失去了精神，我摇落了那花苞里的蓄水，它才慢慢地昂起了头。此时此刻，我拿起笔写书，想写些什么，一时又摸不着头绪。</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就写外婆吧，蒙童前我可是她一手带大的。那时我与她住在仪征新集小关帝庙南杨庄老宅里，那是我的衣胞之地。也是这样的谷雨时节，我也五、六岁了。杨庄大塘滿是水，外婆一步一看，不准我去大塘边上皮水，由庄上大伢子带着也不行，她怕我淹死，他要我活下来，要知道我上面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因病大都活不到10岁就先后早早地去世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外婆缠过脚，走路时一摇一摆的，她不识字，会农活，会种菜，会针线活。她很惯我，好的都省给我吃，除了偶而呵斥、吓呼我外，从未打过我。</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外婆姓朱，解放后户口登记名子叫刘朱氏。她生育了5个女儿，我母亲是老二，后来因外公刘鹂生为了生儿娶小，她就搬到我家住了，结果我的那个小外婆又生了一个女儿叫“小秋子”，再后来“小秋子”嫁到安徽铜陵，还当上了国家干部。我弟杨定明在仪征物资局当经理时还到铜陵找过她办过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杨庄老宅很大，我曾有文字专篇记述。那时外婆在我家不养狗，只养一只大白鹅看家，大鹅很凶，见到外人就会叉过去，庄上小孩都怕它，夜里关在后院草棚里，一有动静就大声喊叫，它从不叉我。鹅会隔一天生一个蛋，我喜吃咸鹅蛋，所以鹅蛋大都下了我的肚。</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外婆在杨庄时人缘好，很会帮助人。50年代初杨庄人大都很穷，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父母在新集街上开杂货店，在当时算是富裕的了。记得那时庄上洗衣服都用皂角水、草木灰水，只有我家可以用上口碱了。也是到了这个谷雨时节，青黄不及，人饿晕的事经常发生，庄上人都会说:“到东头老婆婆家要点红糖去……”，外婆总是忙不迭地搬出糖罐挖些红糖递过去，这是救急，她总是有求必应。那时妇女做月子能吃上红糖的也没有几家。改革开放以后我回访杨庄童俦故旧，那里的老人还向我谈起当年我外婆助邻的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五八年大公社化时，杨庄祖屋被征用为大队部，只留下一间厢房给外婆住，斯时我在扬州琼花观读初中。再以后是大饥荒年代，我父母顶着四类分子帽子（地主）背负养育5个未成年子女的重担，被遣送到新集方桥大队开下伸点，早已自顾不暇，上海的四姨娘、五姨娘怕外婆在乡下饿死就将她接到上海去了。在那里她活到85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文革后期我与大妹定珍应父母之命到上海黄浦江边《永安公墓》祭奠外婆亡灵，当时由表兄蒋开华陪同前往，到彼一看，公墓里墓碑齐刷刷被红卫兵砸碎了，只留下石渣子一片，连表兄也辨识不出墓穴在哪里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今年84岁，过不了多久我会与先父母及外婆在地下重逢，还是在这个湿漉漉的谷雨天。</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