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邻屋的美篇

远邻屋

世 道 王泰祥

世 道

王泰祥编写

（1）怎么看起经济学来了？

在校读书时，对各门学科都不排斥，唯独经济学除外；离开学校后，大致搞专业，也看文史哲地科艺之类书籍，但不碰经济学。为什么嫌弃它呢？也许是因为它的深奥、沉闷和枯燥而望而却步，也许是受传统影响：孟子的“何必曰利”， “好货，如其私藏，士之贱者也。”苏轼的“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 以及明代进士林时对的“士若爱钱，便不值一钱。”所以对经济学有点鄙视。

现在上了年纪，闲着无事，又想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母亲教子要“逆水而上”的故事，觉得人生在世，就要做一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不要固步自封。于是心一坚，找来经济学入门书，一看就上了瘾，因为书中引人入胜的案例、出人意外的故事，鲜为人知的天然规律、不期而然的经世之道，给人的印象极具有现实性、深度性、独特性和新鲜感。读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集65本经济学之精彩与新奇，分享于你们。——你若能花点时间，看完这则美篇，也许会搞懂一门学科，明白不少事理，解开昔日困惑，灵活固化意识，提升一种认知。

（说明：本文素材来自65本经济书籍，不一一列出，谨表谢忱。）

（2）经济学重要吗？

有两件事可以看出经济学的重要性。

在美国，总统连任是需要老百姓投票，得花九牛二虎之力的。奥巴马靠行为经济学，保住了总统的宝座。

原来奥巴马竞选团队邀请经济学家大卫·尼克森加盟，并准备用行为经济学来争取选票。

竞选的关键是保住“浮动选票”——“我支持民主党，所以我想投票给奥巴马；但我也有可能不去投票”——人们都会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因此会有很多人本来打算去投票，却因临时有事而放弃投票权。而这恰恰是在“要不要去投票”的问题上摇摆的“浮动选民”，左右了最终的选举结果。能否争取到他们的选票，就决定了整个政党的命运走向。奥巴马是民主党人，因此他的支持者主要是“自由派”选民。大卫·尼克森等人首先是利用数据，科学地确定了许多自由派“浮动选民”的居住地，利用行为经济学制定了相关策略，来排除促使他们不去投票的因素。策略极简单，向“浮动选民”询问三个问题：

选举当天，你打算几点去投票？（时间）

选举当天，你从哪里出发去投票？（地点）

在去投票之前，你还准备做其他事情吗？（事前计划）

重要的是，只要“聆听”到这些问题，就能促使他们在脑海中描绘当天去投票的过程。这样一种小招，就能打消他们心中导致不去投票的种种缘由。

正是这种基于行为经济学制定的策略，在帮助奥巴马实现连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时间，也在行为经济学界广为人知，传为美谈。

另一件事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这本书摔在桌上的故事。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他的思想被世界关注，而且哈耶克逐渐被视为，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领导下，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提出者。撒切尔在一位左派政客的演讲到一半时，从口袋中掏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一书，将它摔在桌上，并且高呼：“我们相信的是这个！”这成了一个著名的时刻。

《赢家的诅咒·序言二》中有句话可以概括经济学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向来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3）经济学讲什么？

凡是涉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观点、观念，都不可能形成一种共识，得出统一的标准或定义。譬如，经济学的定义，我就见到过至少18种：

1）古希腊最早出现“经济”一词，指的是“家庭管理”——如何管理奴隶主庄园或家庭的财产。

2）1890年，[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事务的学问。”又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一般事物的学问。” 还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关于人类社会”。

3） [加]罗德·希尔《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根据常识，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金钱、市场、行业以及人们的谋生方式的学问。

4）[英]蒂姆·哈福德：“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个人和厂商的决策。”那么宏观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总体。

5）薛兆丰：“经济学者的工作是解释经济运行的规律”。

6） [美]列维特、都伯纳的《魔鬼经济学》：“如果说道德是在人类心目中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的则是其实际的运转方式。”“如果说道德代表理想世界，经济学则代表现实世界。”

7）东方定义：经世济民之道。

8）百度教育网：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社会如何管理稀缺资源的一门社会科学。

9）[英]萧伯纳：“经济是充分利用生活的艺术。”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人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10）美国经济学会的网站：“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如何利用资源的一门科学。”

11）经济学在中国相当于“治生之学”，“富国之学”。

12）[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

13）[英]乔治·拉姆塞：“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科学。”

14）[英]凯尔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方法》中，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分类的一门独特科学。

15）[英]西尼尔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讨论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的科学”。

16）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学是一门把人类行为作为目的，研究用途不同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的科学。”

17）《出乎意料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人类如何在稀缺的环境中做出决策。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选择的独特视角。

18）鄙人对经济学的定义是“世道”，即指世态人心，社会状况；人间道理，规律规则。

（4）经济学有多少种？

既然经济学没有统一和标准的定义，便会出现各种经济学分支，如：

1、秩序经济学

2、解释经济学

3、司法经济学

4、行为经济学

5、企业经济学

6、福利经济学

7、发展经济学

8、民族经济学

9、短缺经济学

10、幸福经济学

11、产业经济学

12、数理经济学

13、地理经济学

14、现代数学经济学

15、信息经济学

16、社会经济学

17、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18、标准经济学

19、理论经济学

20、计量经济学

21、进化经济学

22、制度经济学

23、旧制度经济学

24、新制度经济学

25、可耗竭资源经济学

26、政治经济学

27、美国黑奴制经济学

28、环境经济学

29、信息不对称经济学

30、现代经济学

31、实证经济学

32、微观经济学

33、宏观经济学

34、帝国主义经济学

35、歧视经济学

36、犯罪经济学

37、法律经济学/法制经济学

38、女性经济学

39、困局经济学

40、应用经济学

41、西方经济学

42、高级经济学

43、反主流经济学

44、超经济学

45、草根经济学

46、甜甜圈经济学

47、幸福经济学

48、叙事经济学

49、人类经济学

50、新经济学

51、共同利益经济学

52、新政治经济学

53、拼图经济学

54、极简新经济学

55、量子经济学

56、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

57、大众经济学

58、百辩经济学

59、傻瓜经济学

60、魔鬼经济学

61、重商主义经济学

62、纯粹经济学

63、新古典经济学

64、生态经济学

65、女奴经济学

66、经院经济学

67、种族歧视经济学

68、佛教经济学

69、发展经济学

70、 后我向思维经济学

71、生存经济学

72、非正统经济学

73、神经经济学

74、传统经济学

75、实验经济学

76、公共经济学

77、货币经济学

78、法律经济学

79、农业经济学

80、劳动经济学

81、爱情经济学

82、街头经济学

83、火星人经济学

84、漫画经济学

85、医疗经济学

86、规范经济学

87、合伙经济学

88、国际经济学

89、生物经济学

90、财税经济学

91、消费经济学

92、过剩经济学

93、休闲经济学

94、网络经济学

95、数字经济学

96、穷人经济学

97、注意力经济学

98、心理经济学

99、卧底经济学

100、海盗经济学

101、街头慈善经济学

102、中级微观经济学

103、反套路经济学

104、魔鬼经济学

（5）以《魔鬼经济学》为例

该书源自现实、思维新奇。略举两例。

A.魔鬼式思维：

1）“当被问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取舍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承认更倾向于个人利益。不过历史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不论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因素所致，都会把个人利益摆在最前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坏人，我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已。

“不过当你的野心不止于获得小恩小惠时，那些利己行为就会变得碍事。”

2）人们似乎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存在对错之分，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争论。所以我们想要抹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对与错、聪明与愚蠢、红与蓝之分的观念。我们需要更有效、更具创造力、更理智、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思考时需要抛却好恶、刻薄的怀疑，像魔鬼一样的去思考。

3）没有什么比数据的纯粹力量更有效地拨开迷雾、化解矛盾。

4）传统观念常常是錯的。

5）调查显示，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更快乐。但这是否证明婚姻能带来快乐呢？不见得。还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本就更有可能结婚。一名研究者说得好：“你若脾气暴躁，谁愿意和你结婚呢？”

6）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即便最聪明的人也习惯于寻找能肯定自己观点的证据，而不是去发现能使自己看清事实的新信息。

7）人们还习惯于从众。我们通常会采纳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意见。从众行为意味着人们会快速接受现状，不愿改变想法，又过于依赖别人思考，以至于无暇重新思考自己的思维方式。

8）据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曾说：“人们一年最多思考两三次，而我每周思考一两次便享誉世界。”

9）魔鬼式思维也有负面效应，你会发现自己与主流渐行渐远。

10）“经验告诉人们：当人们，尤其是政治家，开始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做决定时，首先牺牲的便是真相。”

11）学习的关键是反馈，没有反馈是很难学到任何东西的。譬如烘焙面包，若不实际烘焙并品尝，怎么知道你的配方比例是否合适呢？

B.如何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

每个想出头露面的人都会被推到风口浪尖。或许你说出了令人不适的问题，挑战了传统，或者只是碰到了不该碰到的话题，或许人们对你颇有微词，或许你面临一场恶战。我们能提供给你的最佳建议其实很简单：微笑并转换话题。经验告诉我们：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难上加难。

但如果你已下决心想说服某人，或者当你身处绝境只能奋力一搏时，又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尽量避免争端，但偶然也有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候。方法是：

首先，你要明白是多么困难，以及这背后的原因。

其次，要与我无关，都是为了你（对方）。

其次，别以为自己的论点是完美的。

其次，要肯定对方论点中的合理之处。

其次，把那些辱骂留在自己心里吧。

其次，用讲事实、讲数据、讲故事的方式。最好是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因为它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能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

仅举两例，精彩故事、新奇妙思不可胜数。

（6）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认为：“当市场机制正当发挥作用，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时，也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这就是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为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

譬如农民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干活，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吃上米饭，而是为了自己赚钱、生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样描述：

“我们之所以能安享晚餐，不是因为肉店老板、面包师傅及酿制油酒酱醋者的好意恩惠，而是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劳动的结果。其实，个人既无意增进大众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增进大众的利益，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只是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无心而更有效地增进了社会的公益。

“上世纪90年代”，韩国李荣植说，“为了学习市场经济而访问韩国的苏联官员们，曾在首尔的可乐洞农贸水产市场参观。天还没亮，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数车辆便满载着货物云集市场。看到这一幕景象的苏联官员非常惊讶，问道：‘天亮以后出发也不迟啊，为什么非得连夜赶这么远的路呢？’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僵化的他们，哪里会明白‘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

（7）幸福密码

1850-186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测量出幸福感。

1881年，埃奇沃思提出测量即时快乐的机器，未成功。

1947年起，美全国民意调查中心进行幸福感调查；

1984年起，德国SOEP组织进行幸福感追踪调查；

1990年代，有人用电脑发信，询问被调查者每天幸福感如何；

2004年，诺奖得主卡尼曼提出每天写前一天的幸福如何。

看见经济学家对幸福的调查一直没有断过。

U型模式。 调查结果出乎意外：当人们有了孩子后，他们报告的幸福感往往会下降；当孩子们离开家时，他们报告的幸福感往往会上升。家有十几个孩子的，似乎更不幸福。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是

：你可能以为，老年人不那么幸福，毕竟他们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的幸福感遵循U型模式：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感觉很幸福，在三四十岁时感受不那么幸福，然后又变得更加幸福。

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有两个：

1）幸福星球指数法 ：HPI国民幸福感、平均寿命、生态足迹——2024年冠军瓦努阿图。

B、目前主流法——《世界幸福报告》：基于大规模调查，直接询问民众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及人均GDP、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慷慨度、腐败感知等。——2025年冠军依然是芬兰。

19世纪的经济学家[英]约翰·密尔曾提出了一个扩展的论点，即仅有快乐是不够的。例如，他说我们不会单纯因为狗很快乐就愿意做一只狗，也不会愿意做一个纯粹是因为没有良知而感到快乐的人。密尔写道：“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头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好。”

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批判。[美]哲学家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一书中，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说法作了批判。正是因为主张并且促进为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多利益的想法，有可能导致损害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因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试图推出一个能更好地考虑人类整体正义感的方案。罗尔斯的公正社会理论核心原则是，它要求每位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决策，即使他还不了解自身的社会地位。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同样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权利和机会。导致社会不公的措施，只有在最终能够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地位时才是公平的。在这方面，罗尔斯的观念是一种自由的观念，改善弱者的处境是中心任务之一。

最近数据表明，基本需求满足前，幸福感与收入呈几何级数增长；基本需求满足后，幸福感就很难增长了。理查德·伊斯特兰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调查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在1958年至1987年间没有上升，尽管那段时期日本经济呈爆炸式增长。在那30年间，日本人的收入增长了5倍。

经济学发现了一条近乎普世的真理：追求财富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旧金山湾海岸一位医生发现，自己的病人“买了宝马，有价值300百万美元的豪宅，可他们醒来还是说，‘我对自己的感觉不怎么好。’”。有人做过一次纵向研究，1976年，全美21家大学的12000名新生接受调查，问卷中涉及的问题包括他们的财务目标，以及诸多领域的生活满意度。1995年，他们再次接受调查。结果发现，那些1976时更看重金钱的人，1995年满意度较低。还有一个调查，对象是266名商学院学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人越是看重经济，调查报告里的幸福水平就越低。

（8）儿童受谁父母影响最大吗？

《魔鬼经济学》一书说，几十年来，已经对儿童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对自出生起便分开长大的双胞胎所进行的研究——证明，儿童的性格与能力约有50%是由基因决定的。

儿童的性格与养父母无关。但另有一项著名研究——科罗拉多州领养项目——跟踪了245名被收养儿童的生活，发现儿童的性格特征与养父母之间几乎毫无关联。还有研究表明，孩子是否是单亲家庭、母亲工作与否对儿童性格并无太大影响。

一般认为，父母的影响力大于其他任何人，事实是：父母的影响力不如同龄人大：1998年出的一本《教养的假说》探讨了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教材作家朱迪思·李奇·哈里斯指出：“父母的作用比你所知的要小，而同龄人的影响更大”。哈里思指出，父母自以为对子女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文化迷思”——被广泛相信但缺乏事实依据的观念/观点。父母这种自上而下的影响不及儿童每天与朋友和同学相处所受到的耳濡目染的影响。

父母究竟有多重要？《魔鬼经济学》说：“假设有两个男孩一名白人，一名黑人。白人在芝加哥郊区长大，父母博学多识，经常参与学校改革。他的父亲在制造业工作，待遇不错，经常带他去野外远足。母亲是家庭主妇，打算以后重回大学校园，攻读教育学学士学位。这名男孩生活幸福，在学校也表现不错，老师认为他可能是个真正的数学天才。父母经常给予他鼓励，他跳级升学时，他们倍感骄傲。他还有个手足情深的弟弟，同样天资聪颖。平时一家人还会在家里办文化沙龙。

“黑人男孩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比奇市，两岁就被母亲遗弃，父亲有份不错的销售工作，但酗酒成性，经常有家庭暴力行为。在学校，他在各方面都不用功，不久之后，便开始携枪贩毒、抢劫。他父亲最终因强奸罪锒铛入狱，他也不得不在年仅12岁时便自食其力。

“黑人男孩就是现年28岁、研究黑人成绩不佳现象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小罗·G·弗赖尔。

“白人男孩也考入了哈佛大学，但不久，他情况便急转直下，最后锒铛入狱。他的名字叫作特德·卡钦斯基。” （特德·卡钦斯基，即西奥多·卡钦斯基，16岁便考入哈佛大学，曾任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

（9）“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教育部作出一项“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意在测算22000名儿童从幼儿园到五年级期间的学业状况，研究对象分布全美各地，包括1000所学校，每所学校抽取20名学生作为样本。研究数据表明，“家中藏书多的儿童成绩要优于家中没有藏书的儿童。”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会买大量童书的父母多数本身便聪明睿智、学历很高。抑或他们本身便很注重教育，也关怀子女的总体发展。

“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大量数据表明，儿童的个人情况与学校成绩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令人信服的相关关系。例如，对其他因素进行控制之后，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成绩显然低于平均水平。与之相反，郊区学生的成绩处于中游水平，而城市学生的成绩则高于平均水平。平均而言，女生的考试分数要高于男生，亚裔学生的考试分数要高于白人。前文已经证明，来自相似背景和学校的黑人与白人学生分数不相上下。

“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学校成绩跟有些因素有关，跟有些因素无关：

正相关：父母学历高。

无关：家庭完整。这并不是说好好的家庭应该说散就散，而是说美国约2000万单亲家庭儿童应该感到些许欣慰。

正相关：父母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

无关：父母最近搬入条件较好的小区。这可能是因为搬家本身存在负面作用。更有可能是因为如同换了好鞋不会跳得更高一样，好房子也无法提高数学和阅读成绩。

正相关：母亲生第一胎时的年龄为30岁及以上，因为在学历、事业上有所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未成年妈妈，即便等到30岁之后再要第二胎，也不具备这种条件。“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他们的第二胎并未优于第一胎。）与此同时，母亲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都辞职在家，似乎毫无帮助。

无关：母亲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儿园之前不工作

负相关：出生体重轻。体重轻儿往往在学校成绩不佳。这是因为早产对儿童的整体健康有害。

无关：参加过启智计划（即美国政府推行的学前教育计划，也就是3-5岁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早期教育）

正相关：父母在家讲英语。（美国移民人口占15%以上。不过他们往往在高年级时迎头赶上）

无关：经常被打。

正相关：父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因为只有与教育行业息息相关的父母才会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

无关：经常看电视。“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儿童的考试成绩与看电视的时间并不相关。这虽与传统观念相悖，但看电视显然不会让儿童的大脑变成一团糨糊。不过，在家里用电脑也不会让孩子成为爱因斯坦。“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使用电脑与学校考试成绩并不相关。

正相关：家中藏书多。“童年早期的纵向研究”的数据表明，家中藏书多的儿童确实在学校考试中能取得好成绩，可能的原因之一：会买大量童书的父母多数本身便聪明睿智、学历很高。抑或他们本身便很注重教育，也关怀子女的总体发展。（他们创造了鼓励学习、学有所获的环境。）

无关：几乎每天都听父母读书给孩子听。

（10）股票规律预测

塞勒在《赢家的诅咒》一书中，记述了美国《股票经纪人年鉴》（每年12月出版）对未来一年的预测，华尔街什么时候会有好行情。对来年每个交易日都标记了金钱符号，从1美元到5美元不等。这份杂志声名远播，因为它在1987年10月19日那天只标记了1美元，而那天股市大跌500点。证券公司里的许多人开始注意这份杂志，这引起公司里做研究的人的兴趣。其中 有位专家搜集了过去几年出版的该杂志，研究年鉴上的记录。他很惊讶地发现，这本杂志每天的美元数字标记与实际的获利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他在周末花了很多时间，尝试找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发现相当有意思。年鉴上的预测有很明显的特定模式。通常，星期五都被预测有好行情，而星期一是坏行情。1月份通常有较多的美元标记，尤其是每个月月初的那几天。事实上，所有月份平均来看，每个月的最初几天和最后几天都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预测。最后，在法定节日前几天会出现最高的预测。他们每年都使用相同的模式。尤其是，他们预测的全部解释能力都来自这些“特殊日子”。他们对其他日子的预测与实际上的结果并无相关性。

有效市场假说的预测告诉我们，股价是“随机漫步”的，不可能根据过去的事件预测未来的收益。然而在罗泽夫和金尼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他们发现1904-1974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等权重指数（即不论公司大小，每家公司“一人一票”，占比相同）有季节模式存在，尤其是，1月份的获利较其他月份要高出许多。1月份的平均获利几乎有约为3.5%，而其他月份的平均获利约为0.5。整年度的获利几乎有1/3发生在1月份。有趣的是，在只包含大型公司的股价指数中，研究者却观察不到1月份的高收益情况，例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这表明1月份效应主要是小型公司效应。事实的确如此。

在一份对小型公司效应的研究中，唐纳德·凯姆发现，小型公司的超额收益在时间上是集中的。小型公司的超额收益有一半来自1月份，而一月份获利的一半发生在前五天交易日。因此，纽约证券交易所等权重指数一月份的高收益，主要是小型公司一月份的高收益所推升的。马克·雷根进一步指出，一月份获利较高的小型公司，是那些在上一年遭受价值损失的公司；而那些上一年的“小赢家”，则未观察到其在一月份的前五天交易日有超额收益。

戈尔特金（1983年）研究了16个国家的季节性模式，发现其中的15个国家一月份的收益都非常高。

凯姆（1986）发现了两个反常的结果，在发放股息的那些公司中，收益确实会随着股息收益而增加。然而，最高的收益却是发生在那些没有配发股息的公司股票上。同时，在高股息和零股息的两种股票中，超额收益也都集中在一月份。

周末效应：

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菲尔茨（1931）研究了1915-1930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他研究的717个周末，星期六股价比星期五及星期一股价高0.1以上的占52%，而星期六股价比星期五和星期一股价低的只有36%。

过了40年，弗兰克·克罗斯研究了1953-1970年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益。他发现，62%的星期五是上涨的，但是只有39.5%的星期一指数是上涨的。星期五的平均收益为0.12，而星期一的平均收益为-0.18%。恰如克罗斯所说的：“这么大的差异，要说是偶然发生的，其可能性小于百万分之一。”

假期效应。菲尔茨（1934）发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假期前一天上涨幅度很高。直到50年后，罗伯特·阿里尔（1985）研究了1963-1982年160个假日前一天的情形。等权重指数假期前的平均收益为0.529%，而其他时间为0.056%，二者比例高于9：1“平均股价”指数在假期前的平均收益为0.365%，而其他时间为0.026%，二者比例高于14：1。拉克尼索克和斯米特（1987）以90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研究对象，再次得到同样结果。他们得出，假期前的平均收益为0.219%，平常的平均收益为0.0094%，二者比例高于23：1。在过去90年间的收益变化中，有51%是发生在每年大约10天的假期前几天。

月度转换效应（每个月把投资资金从一种产品转换另一种产品）：阿里尔（1987）研究了每个月内的收益模式。他将1963年-1981年中的每个月分为上半月和下半月两部分，上半月是从前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开始。然后，他比较了这两部分的累积收益，其方法是使用等权重指数和加权指数。其结果相当令人惊讶。下半月的收益是负的，这段时期所有的收益都发生在上半月。拉克尼索克和斯米特的研究结果与此相同，且更戏剧化。他们分析了90年的道琼斯系列数据，发现月度转换的四天（从前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开始），股票收益为0.473%（一般四天作为一个周期的平均收益为0.0612%）。同时，这四天的平均收益也大于每月平均收益的0.35%。

盘中效应：最常见的三种盘中效应：

[ 1. 开盘效应（开盘波动大）：开盘后第一小时，股价波动剧烈，成交量巨大。

2. 午间效应（午后疲软）：

中午11：00-1：30，交易清淡。

3. 尾盘效应（收盘前异动）：最后半小时，特别是最后几分钟，常出现突升或砸盘。]

中外有别，时代一直在变。

随机游走，股市没有记忆。

股票价格是否可以预测？尤金·法玛在60页的文字之后得出结论：“这篇论文论述了很多有力的证据，能够支持随机游走的假说。”然而，在法玛和弗伦奇的论文中，有一句开场白：“有更多证据证明股票收益是可以预测的。”塞勒也是：“的确，股票价格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如果有人研究了一只长期的股票（3-7年），或是观察了那些经历过极大价格变动的个别股票，那么股票收益表现出的显著的序列负向相关（就是“前后相反、来回摇摆”的模式） ，换言之，价格是均值回归（意思与“序列负向相关”同）的。”

这里说的是美国股市，与中国股市风马牛，仅供参考。

（11） 伦敦交通拥堵的解决办法

1900年，伦敦主要交通工具靠马拉，街道拥挤不堪，地上马粪很难落脚，有研究显示，伦敦中心区马车平均时速为12英里（19.3公里）。

一个世纪之后，在欧洲各国首都交通速度的调查中，伦敦排在最后，市内平均时速约为18.9公里，比马车慢了0.4公里左右。

在平常工作日，大约100万人会进入伦敦市中心。到了21世纪初，伦敦市中心平均车速降到了8英里/小时，比100年前乘坐马车穿过伦敦市中心还要慢。

于是，伦敦市决定考虑对造成交通拥堵的人直接收费。但人们通常认为难以将其付诸实践。譬如，到底收取多高的费用才合适？应该如何制定对城市周边所有人收费的政策？这些费用要随着时间变化而上涨或下降吗？要根据不同地点变化吗？费用如何收取？设法在每天早上阻止每一位开车者进城，这对于开车者和政府而言似乎都是一件耗资巨大的事。此外，如何确保这笔费用顺利收取？这样的做法似乎根本不太可能成功施行。最后终于在2003年伦敦城开始实施这种拥堵收费。具体实施方式如下：如果在工作日的早7点到晚6点半之间开车进入“内伦敦”——占大伦敦面积的1%，就需要支付一笔费用。居住在内伦敦区的个人如果开车，可以享受一折的收费优惠。如果他们把车停在了远离主街道的某个地方，他们就根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此外还有一些不需要付费的例子，比如摩托车、自行车、应急车辆、公共汽车，这些都不需要付费。

开始对每辆车每天收取5英镑的拥堵费。2005年，这笔费用涨到了每天8英镑（约12美元）。如果每年在250个工作日进入内伦敦区域，那就要交3000美元的拥堵费。伦敦市选择在收费时段内按统一的费率支付，主要为了简化收费办法。你可以在零售店或售货亭，或通过电话或互联网支付，甚至可以以手机短信形式来缴费。你可以按天、按周或按年预付费用，在付款时只需要输入车辆牌子即可。

摄像头会跟踪进入收费区域的所有车牌，由软件识别车牌并匹配已经缴费的人。大多数车辆进出这片区域时都会经过多个摄像头。摄像头检测技术的有效性可能只有85%-90%，如果被抓到未缴费，车主会立即收到通知。你可以赌一把不缴费并寄希望于能够逃过抓拍，但如果被抓拍后再缴费，罚款金额将按正常费率的6倍以上计算，如果罚款没在一个月内支付，则金额还会再乘3倍。

总的来说，这个做法施行后，进入伦敦市中心区域的汽车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交通延误现象也大幅减少。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是许多人转换了出行方式，尤其是转而乘坐公共汽车，公共交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还有一些人会改变出行时间，有些人每天早上在区域开始收费之前进入，或是在晚上区域收费时段结束之后才离开。从财务角度讲，在设立初期，系统的总体成本高于收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同时收费也带来了合理的额外收入。这些额外收入被用于公共交通的建设，其中的80%用于公共汽车。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似乎也是一个胜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强烈要求取消拥堵收费，而该法案的提议和负责人——时任伦敦市长、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眼中钉”肯·利文斯通，因为他关于将收取的钱用于公共交通的承诺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人们相信，这不仅是因为增税或敛财的手段。

伦敦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实施拥堵收费的城市。1875年，新加坡成为首个施行拥堵收费政策的国家，这被认为是一个证明拥堵收费规则可行的特例。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还出现了其他例子。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挪威的卑尔根也开始实施拥堵收费，针对早高峰时段进入市中心的汽车收取一定费用。

美国也有一些城市试行了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南加州奥兰治县和圣迭戈的几条道路上开始收取可变通行费。

（12）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

（英）拉吉·帕特尔在《经济学的缺陷》中讲了三故事。

第一个故事。一天，明尼苏达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布朗利和豪斯，在回家路过市场时，看见一列买牛排的队伍，也想买点做晚餐。于是他们取了个号20。但他们想早点回家，于是来到队伍前面，提出要给那个人一点钱，是否可以交换一下位置。可那个人没有理解他们的提议。他们提高了出价。这时队伍里的其他人纷纷发表意见，表示极为不满，甚至充满敌意。这时经济学家只好向排队里的人解释，他们只是在尝试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换方法，用钱来换点时间。归根到底，这笔交易不会影响其他人，因为如果成功，1号排到了20号。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交易是合理的。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

第二个故事。你到了机场后会发现，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比座位多。座位不够，怎么办？航空公司会说：“如果有哪位乘客愿意坐下一班，可以送一种免费机票，或送一张300美元的机票优惠券。”于是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大约在1978年以前，如果飞机已经坐满，你会被简单粗暴地推到下一班飞机，没有选择，没有补偿。是一位名叫西蒙的经济学家，在1960年代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解决航空公司超售问题的实用方案》的文章后，经过十来年的反对、商讨、试行，最后才开始实施。它不仅有利于乘客，也更有利于航空公司，因为总能找到一个自愿让出座位的人，航空公司也可以放心超员了。

第三个故事。有一天，三位朋友牧师、社工和经济学家去高尔夫球场打球，排在他们前面的那群人打得很慢很慢，到一天结束时，三位气得火冒三丈，因为他们一直在没完没了地等待。

他们去找经理投诉：“我们前面的那群人打得实在太慢了，他们毁了我们打球的兴致！”经理说，“很抱歉，可你们知道他们是一群盲人。他们使用的是那种会发出声响的球，而他们是靠听声音来打球的。这次对不起，以后我们会尽量弥补你们。”

牧师听了后说：“哦，我总是告诫人们要宽容，而现在我发现，我自己对他人也不宽容。我对自己实在是太失望了。”社工说：“哦，你们知道，我一直致力于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但现在我本人遇到了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时候，却似乎背叛了自己真正的职业使命。”

经济学家静静地听完了整场对话，停顿了一分钟，然后抬起头说：“你们为什么不让盲人们在晚上打球呢？”……

当然，在上面的故事里，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可能不够深思熟虑或稍显缺乏同情心，所以它被当作了笑话，但经济学家愿意沿着这种思路思考，直到达成目的。

（13）人为什么会捐款、做好事？

[美]蒂莫西·泰勒在《出乎意料的经济学》中研究了这样的问题：人们向他人施与，到底出于利他目的，还是期待获得回报？还是希望获得社会影响力？还是因为不施与会感到内疚？

A、如果你向红十字会捐款，以帮助日本海啸灾民，这几乎就是纯粹的利他。你这样做只是为了获得温情感，只是单纯的给予。

B、随机的善举。即随机地做一些好事，并多多少少的希望，即使别人没有直接给予你回报，他们也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希望你的善行产生放大效应，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也许不是完全纯粹的利他，因为你希望得到的不只是温情，但这种行为已经非常接近纯粹的利他。

C、在某些情况下赠送礼物是为了收礼者觉得有义务回赠礼物。在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一本关于IK部落的著作中说到，IK部落的人极度贫困，并且非常自私，甚至到了为了生存而不顾孩子和家庭关系的地步。但与此同时，这个部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道德观念，即如果你收到了礼物，就需要还礼。所以这个部落的人会这样做：一方面，他们非常努力地互相赠送礼物来使得未来有更多的礼尚往来；另一方面，又非常努力地避免接受别人的礼物，因为那样一来你又要不得不还礼了。在这个社会中，送礼行为使得收礼者承担了还礼的义务，因此这种行为有一种潜在的侵犯。

向艺术机构、大学或慈善机构捐赠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也常会得到一些回报。如列出你的名字，提供大型活动的黄金座位，你的孩子也许更有机会被大学录取，VIP入场券、小礼品等等。

E、有些利他行为会带来社会地位或声望的提升。如建立一个以自己家族名字命名的个人基金会，大楼冠名，这种行为显然也有社会地位的考量。许多体育馆都以企业冠名——如果公司宣称“这是一笔慈善捐款”，我们一定会笑话他。

F、最后，羞耻感和内疚也可以引发看似利他的行为。一些好心人，可能是你邻居的孩子，出现在你家门口为某项事业募捐。如果你给那个人捐了一些钱，那到底是出于利他目的，还是出于内疚和羞耻感？

三位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李斯特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拉维尼亚和马尔门迪尔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安排了一场为两个不同机构上门募捐的活动。其中一个机构是当地一家著名的儿童医院，另一个是芝加哥地区几乎没人听说过的州外慈善机构。

他们让劝捐人敲门拜访7000多户人家，这些家庭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机分配的。有些劝捐人为当地医院募款，有些为州外的那家慈善机构募款。有些劝捐人一次性上门募捐，有些劝捐人提前一天上门留张告示，注上第二天X时再上门，这样一来，那家人就有可能在他们上门的时候选择不开门。还有一些劝捐人会留下一张告示，上面既注上会在什么时候回来，还包括一个“请勿打扰”的选项，房东可以根据需要勾选。由于他们在大量家庭中随机采取了所有这些行动，因此可以对结果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以各种方式将捐赠数据收集齐后，他们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如当人们拿到第二天要上门的劝募告示后，第二天真正开门的人减少了15%；当告示上给出“请勿打扰”的选项时，募款金额最终减少了约30%，这主要是因为做出小额捐款的人数减少了（小额捐款的金额一般少于10美元）。

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这些数据，提出相当有力的论点：平均而论，面对敲门的劝捐者，那些因感受到社会压力而捐款的捐款者，其社会压力的成本，大于那些心甘情愿的捐款者因助人为乐而获得的收益。这项研究显示，上门劝捐导致所有参与家庭的总幸福感下降。

根据全球慈善捐赠的统计，如果比较年度捐赠总款额，迄今为止，美国是全球捐款最多的国家。根据2024年的最新数据，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为约578亿美元。调查数据显示，在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每年大约1/4的人参加志愿活动，时间约为50小时。

其主要驱动力是捐赠传统、税收优惠、社区文化。

与上述蒂莫西·泰勒的研究有点类似，塞勒对人为什么要做好事提出了三点想法：

A.互惠式的利他主义是由阿克塞尔罗德1984年提出来的，它的产生基于观察到人们有互惠的倾向——仁慈对待仁慈，合作对待合作，敌意对待敌意，以及背叛对待背叛。——礼尚往来，一报还一报。

B.利他主义，即受到“以他人之乐为乐”的驱使而行动，也就是安德烈奥义命名的纯粹的利他主义。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对此有生动的叙述：“无论假定人类有多自私，在人的天性中有一些明显的原则，会让他对其他人的命运感兴趣，并认为给予别人幸福是必要的，虽然他除了在看到别人幸福而觉得快乐之外别无所得。”

C、不纯粹的利他主义：即做对的事（好事、有荣誉的事……）是许多人的动机。这种行为被称为“不纯粹的利他主义”，它常被描述为良心的满足，或满足非工具性的道德命令。

1986年，罗宾·道斯等人做了一组实验，是要研究搭便车（揩油）的。这些实验有以下规则：给7个陌生人每人5美元，如果有足够的人（3或5人，依实验而定）将其资本投资给公共产品（如教育、医院等），则这一组人中的每个人无论是否做了投资，都会各得10美元的奖金，而没投钱者会有15美元。如果投钱者太少，结束时，没投钱者会拥有5美元，投钱者则0美元。受试者不能彼此交谈。在这个实验中，可以找出两个不做捐赠的理由。第一，受试者可能怕他们投了钱，但没足够的其他人投钱，那么他们的投钱是无效的。第二，受试者可能希望有足够的其他人做贡献，并希望最后拥有15美元，而非10美元。后来又经过多次这样的实验得出， 投钱者（贡献者）平均为51%。

（14）消费欲望从何而来？

它来自每个人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依照凡勃伦的观点，人们并不是通过理性的计算决定购买行为和选择消费方式的。你必须了解人们由社会塑造的本能和习惯，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选择。凡勃伦还说，“我们并非像一个完全理性的人那样出于需求购物，而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消费。”设想一下你最近买的新款T恤衫：即使你是出于喜欢而购买它，但在购买的过程中难道没有考虑朋友们对它的评价吗？你会购买自己喜欢但是会被别人嘲笑的衣服吗？凡勃伦将富人购买豪宅、皮草和去法国里维埃拉度假的行为称作“炫耀性消费”，并称获得特权的少数人为“有闲阶级”。

而斯密认为，经济活动背后的一个主要激励原则是虚荣。人们工作是为了有钱购买赢得同侪尊重的东西。这种人人都加倍苦干、以便保持自己在他人眼中社会地位的“跟邻居看齐”的做法，就是如今的“快乐水车”（即“‌享乐跑步机‌”）。

（15） 百吉饼——人心的测试

保罗·费尔德曼早年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教育，1984年，他辞去研究工作卖百吉饼（环形中空、表面有芝麻等）。每天一早，他开车绕遍华盛顿的办公园区，将百吉饼和一只贴有价签的投币篮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中午回来收走钱和剩余的百吉饼。这是一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而且确实行得通，仅仅几年，费尔德曼的周送量就达到8400块百吉饼，业务涵盖140家公司，成本收回率约为95%，他认为，没给钱的人是因为一时疏忽，而不是有意占他便宜，收入恢复到了他做研究员的水平，他摆脱了方寸隔间的拘束生活，可以活得逍遥自在了。

费尔德曼从一开始就在一丝不苟地记录百吉饼生意的数据。因此，通过对比回收所得与百吉饼缺失的数据，他发现他可以衡量客户的诚信度，且精确到分。他们是否占了他的便宜？如果存在此种行为，和占便宜的公司相比，不占便宜的公司有何特点？什么情况会助长人们小偷小摸的行为？什么又会减少此类行为？

费尔德曼这次并非有意为之的研究恰好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欺诈形式的奥秘：白领犯罪。白领犯罪者何其多，我们听说的骗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多数侵占公款之徒不为人所知，事实上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因为盗用公司财产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费尔德曼在他原单位的付款率为95%，在其他公司的付款率不到95%。他逐渐总结出，付款率只要超过90%，就算是“诚实守信”的公司了；80%∽90%的付款率“可气但还过得去”；如果一家公司的付款率长期低于80%，费尔德曼张贴警告语，如：

今年以来，百吉饼成本大幅上涨。遗憾的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百吉饼无辜消失却无人付款。切勿继续此种行为，我猜想，你不会教自己的孩子行偷窃之事，那自己为何却明知故犯呢？

最初，费尔德曼留下一个无盖的篮子用来收钱，但钱却经常不翼而飞，然后他换成了一个塑料盖上嵌有投币孔的咖啡罐，但事实证明，这也容易让人心生非分之想。最终，他不得不自制顶部有切口的夹板箱。木箱效果最好，他每年送7000次钱箱到各个公司，平均只被偷过一次。（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数据：同一群人，每天偷走他10%的百吉饼，却从未堕落到偷钱箱的地步）从1984年至1991年，总体付款率为90%，1992年起至2001年夏，已经下滑至87%左右，但当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付款率上涨至89%。由于费尔德曼的不少客户均在国安部门工作，这种“9·11”效应或许有些许爱国主义色彩，这也有可能表明公众的同情心有了普遍提高。

他同时还发现，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办公室付款率要比几百人的办公室高出3%∽5%，农村地区的人均街头犯罪率远低于城市，因为被抓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规模较小的社群，预防犯罪的社会因素更加强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耻心。

个人情绪对守信程度也有影响。例如，反常的好天气能提高人们的付款率；反之，反常的寒冷天会降低付款率，圣诞周、感恩节、情人节付款率下降。

费尔德曼还逐渐相信，守信与工作士气有关——如果员工爱戴自己的老板、热爱本职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时还相信，在公司内地位较高的员工欺诈率要高于底层员工。他多年来一直在为一家办公室占用三层楼的公司送百吉饼——顶层为主管，较低的两层为销售服务和行政员工的办公室。费尔德曼猜测，这些主观有欺诈行为是因为特权思想膨胀。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是，欺诈或许原本就是他们坐上主管之位的手段。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说：“无论人类被描写得有多么自私，其本性之中显然有某些原则，令其关注他人的命运，让他们的幸福成为对其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尽管除了眼见此种情景（他人的幸福）所获得的满足，他从中一无所获。”

费尔德曼和苏格拉底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即使没有外力强制，人类一般而言也是生性善良的。尽管在无人目睹情况下，会有人抵不住诱惑去作恶，因为费尔德曼知道，至少在87%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

（16）屡败屡战的肯德基爷爷

站在肯德基门前的肯德基爷爷，是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山德士。其屡败屡战的人生值得我们学习。

哈兰·山德士6岁丧父，为了照顾弟弟、妹妹，他从10岁起开始在农场打工，母亲再婚那年他12岁，不得不从小学辍学。后来，他做过保险业务员，经营过加油站等，但经济大恐慌使他再度一贫如洗。

但他没有屈服于命运，租了临近加油站的一小块地皮向旅行者提供饮食。餐馆从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起步，得益于口碑相传而闻名遐迩。肯德基州为表彰哈兰·山德士为家乡做出贡献，授予他肯德基州上校的荣誉称号。从此，他被人们称为山德士上校。

他用赚来的钱盖了汽车旅馆，但被一场火灾烧成灰烬。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失去了妻子和儿子，60岁时，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并决意自杀。就在为寻找自杀方法而徘徊于午夜街头时候，他顺着赞美诗传来的声音走进了教会。当时，一个妇人正在教会独自唱赞美诗，他和夫人一起唱着赞美诗并做了祷告。然后，他决心东山再起。

依靠每月105美元救济金勉强度日的65岁老人依旧雄心勃勃，打算向别人传授自己的炸鸡秘方。他带着一个压力锅巡回全国，兜售炸鸡秘方，却遭到1009次拒绝，直到第1010次他才获得成功，第一家被授权经营的肯德基餐厅终告诞生，到2010年之前，已传遍了全世界80多个国家。

年龄对于不屈不挠、不断挑战的人来说，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只要拥有梦想和希望，一切皆有可能。

（17）精工舍是怎样超越瑞士表的？

日本钟表精工舍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占全球市场15%份额、日销40万只，跃居世界第一。近年年销售额突破12亿美元并持续增长，其成就主要归功于第三任总经理腹部次正的放弃战略。

1945年，腹部次正就任精工舍第三任总经理。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精工舍的元气大伤，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腹部次正针对这一状况，制定了“不着急、不停步”的战略，着重从质量上下手，开始了赶超钟表王国瑞士的步伐。

可是10多年过去了，腹部次正带领的精工舍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却仍然无法与瑞士表分庭抗礼。腹部次正看到，要想在质量上超过有深厚制表传统的瑞士，恐怕是“此路不通”。他认为精工舍应该另辟蹊径，转换经营策略。

经过慎重的思考，腹部次正决定放弃传统的机械表制造，转而生产新产品——石英电子表。与机械表相比，石英表的最大优势就是走时准确。号称“表中之王”的劳力士月误差在100秒左右，而石英表的月误差却不超过15秒。1970年，石英电子表开始投放市场，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到70年代后期，精工表销售量跃居世界首位。

企业对于自己的产品精益求精是应该的，但若是走进了“敝帚自珍”的误区，就只会固步自封，看不到新的变化，感受不到新的方向，只能在别人的进步中逐渐被超越。精工舍正是通过放弃和创新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8）沃尔玛极致的薄利多销

沃尔玛是怎样从1962年的阿肯色州乡村第一家连锁店起步，发展到1997年销售收入高达1198亿美元，高居世界零售业榜首，并成功跻身世界500强第八位的？

在早期的经营生涯中，创始人山姆·沃尔玛发现，如果每件商品进货价格是80美分，标价1美元的话，那么卖出的数量会是标价1.2美元的3倍。虽然每件商品的利润少了，但卖出数量多，整体利润却高得多。

在沃尔玛进入商界之前，人们早已知道薄利多销，但像沃尔玛公司这样实行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运用之成功的，却很难找出第二家。

公司高管人士回忆说：“沃尔顿非常迷恋这种经营原则，并要求将这一原则作为公司的基本经营原则之一加以认真贯彻执行。”他们举例说：“对于拟定价格为1.98美元的商品，他说50分就可成交，我们建议，既然拟定价格为1.98美元，我们就标1.25美元吧，他说不，我们就标50美分。这种令人不敢相信的优惠价格使得公众普遍认为去沃尔玛公司购物是物有所值。”

这一“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走得更远”的薄利多销原则并没有使沃尔玛公司遭受损失，反而使公司赚得了更多的利润。

发展到21世纪初，沃尔玛旗下在美国拥有连锁店约3500家，在其他国家拥有1100家，全球雇员1200万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企业帝国。但不管你走进哪里的沃尔玛，“天天低价”仍然是最为醒目的标志。沃尔玛有一句名言：“不管我们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我们赚了很多，就应当转送给顾客。”

为了实现低价，沃尔玛想尽了招数，其中重要的一招，就是大力节约开支，绕开中间商，直接从工厂进货。统一订购的商品送到配送中心后，配送中心根据每个分店的需求，对商品进行就地筛选、重新打包。这种类似网络零售商“零库存”的做法，使沃尔玛每年都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仓储费用。

当然，除了“薄利多销”这一招，同步措施还有不少，这里不再赘述‌。

（19）从富豪到瘪三

曾经排名世界第一的网球名将鲍里斯·贝克尔（1999年退役），2017年6月21日被伦敦高等法院宣布破产。据说，因为贝克尔未能偿还2015年就积欠的长期债务（累计债务估计高达5000万英镑。英国私人银行阿巴斯诺特-莱瑟姆向法院提出了针对贝克尔的破产申请。2019年6月24日，贝克尔被迫拍卖他的82件藏品，包括奖杯，以偿还债务。2019年6月24日，又拍卖了他的纪念品，这次共筹集了68.7万英镑。但是2019年11月5日，贝克尔被判定藏匿价值450万英镑的资产后，破产限制又延长了12年，直到2031年10月16日才能解除。（‌破产后，他本人将受到消费限制‌、‌职业资格限制‌、‌信用记录影响‌、 ‌‌申请与程序限制‌等）

贝克尔是世界上罕见的非常成功的网球运动员之一。他总共赢得49场单打和15次双打冠军，6个大满贯，奖金超过2500万美元，代言或广告费数百万美元，一度身价超过1亿美元。如今，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贝克尔绝非例外。几乎每个星期，媒体都会报道名人、运动员和流行歌星的故事，他们赚了很多钱，最后却失去了一切。“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时欠下了4亿债务；传奇歌手狄昂·华微克不得不宣布破产，世界著名“灵魂天后”惠特尼·休斯顿在2012年去世时欠债高达400万美元。尽管NBA职业球员平均年收入为500万美元，但职业生涯结束后的5年里，5个人当中有3个破产。拳王迈克·泰森铺张浪费和滥用毒品，以财务破产告终，截至2012年，他欠下债务估计达至3000美元。

不管奖金数额多大，许多买彩票中奖的人会在几年之内将中奖所得的钱全部花光。2001年8月，46岁的失业者、美国肯德基州人戴维·李·爱德华兹因买“强力球彩票中了4100万美元，仅仅12年后在家乡去世。”

这位彩票大王爱德华兹中奖纳税后，剩下2700万美元，用150万美元为自己和27岁未婚妻购置1栋6000英尺²的别墅，别墅前停了好几辆轿车，没多久，又在加利福尼亚州买了第二栋别墅。并向电视台炫耀，买了3万美元的电视机，7.8万美元的钻戒，15万美元的200把剑、中世纪盔甲和其他兵器，后来他又在赛马、私人飞机和毒品上花了很多钱。12个月后，他就花掉了1200万美元，几乎是那笔奖金税后的一半。这笔钱彻底花光后，银行没收了爱德华兹的房产，他只好搬到仓库去住。他去世后，他的女儿在脸书上发帖说：“他分文不剩，把钱花光了。”当初，爱德华兹可是承诺要让女儿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德国汉诺威的失业地毯工人洛塔尔·库兹德洛夫斯基在1994年中了大奖。报纸喜欢称他为“乐透”·洛塔尔。他也买了一辆兰博基尼轿车，还大把花钱，花天酒地。洛塔尔中彩票5年后，因肝硬化去世。他的遗孀和他生前情人为获得他的遗产争斗了多年。

（20）破案概率与惩罚力度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贝克尔在获奖演讲中，谈到了自己19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件事情。当时他正要去给一位经济系申博生面试。“我快要迟到了，不得不考虑自己该怎么做。我正沿着道路边开车 ，边寻找停车位。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一直找下去，直到找到一个可以使用我的大学停车证合法停车的停车场为止，还是应该非法停在街上。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你会怎么做？你会计算收到罚单的可能性、罚款的数额、以及把车停在停车场的成本。”贝克尔说：“好吧，我决定冒一次险，把车停在街上。”他告诉大家，最后的结果是，他实际上并没有收到罚单。

随后，贝克尔在走向申博面试场所的途中，想到了市政府也应该像他一样思考一下。估计政府已经思考过，需要每隔多久核查一次非法停车，违规者应该受到什么力度的惩罚。当然，贝克尔还必须从人们会如何应对政府措施的角度去思考所有这些因素。贝克尔说，他向那位申博生面试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请对方帮他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违法停车者和警察的最佳行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贝克尔在去考场的途中临时想到的。

到了1968年，贝克尔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犯罪与惩罚：一种经济学方法》。自此以后，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犯罪与惩罚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该研究的基本结构是：一方面，可能的犯罪分子会考虑被抓获的概率，以及被抓获后面临的惩罚；另一方面，政府则会考虑执法力度，以及抓获罪犯后应施加何种惩罚。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成了一种分析犯罪的经济学方法。

这种针对犯罪进行分析的经济学方法带来了什么启迪？首先，它确实有助于超越犯罪出于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经济学家从本质上解决了这个争论，他们认为两者都很重要，诸多因数决定了一个人是否会犯罪。有些人可能具有与其他人不同的道德观念，而这些观念或多或少是与生俱来的。与此同时，不同的执法会带来不同的刺激，针对不同罪行，需要派出的警力和惩罚成本有所不同，人们拥有的合法就业机会也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因素会共同发生作用。

（用经济学视角分析犯罪问题，要考虑被抓获的确定性程度（概率）和惩罚的严重程度（力度））

例如，你因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即使你实际上没有发生事故或伤害任何人，也可能受到相当严厉的处罚。这不是因为你发生了车祸，也不是因为平均而言某个人因为一次酒后驾车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是因为人们知道，警察只会拦下和抓到小部分酒后驾车的人，而警察不想让你赌自己不会被抓到，所以他们会把处罚措施定得非常严厉。

一般来说，非经济学家在谈论犯罪原因时，往往归结于先天与后天。道德缺陷，成长环境、缺乏教育或缺乏其他经济机会……而经济学家们对犯罪的看法却略有不同。

（21）三个小孩与一支长笛

请思考一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三个小孩与一支长笛》的故事：究竟哪个小孩--安妮、鲍勃还是卡拉应该得到那支他们争来抢去的长笛。

　　安妮说，她应该得到长笛，因为三个人中只有她会吹奏（其他人对此并未否认），而唯一会吹奏的人却得不到长笛是非常不公正的。如果只听到这里，那么将长笛给安妮无疑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鲍勃认为，他是三个人中最贫穷的，没有自己的玩具，而长笛恰能成为他玩的东西（其他两位承认自己更富裕，且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如果你只听到鲍勃的这番话，那么将长笛给鲍勃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

　　卡拉开口了。她争辩说，自己一个人辛苦了好几个月才制作了这管长笛（其他两人承认这一点）。

安妮：唯一会吹奏长笛的人，理由是效用最大化（长笛在她手中能发挥最大价值）。

鲍勃：三人中最贫穷的孩子，没有玩具，理由是平等与扶贫（长笛能最大程度改善他最差的处境）。

卡拉：花费数月亲手制作长笛的人，理由是劳动与所有权（她对自己创造的物品拥有正当权利）。

　　但她刚刚制作完就抱怨道："就在那时，这些掠夺者就要从我手里抢走它。"如果只听到卡拉的这番话，你极有可能认为，长笛这件由她自己制作的物件，给她才是合情合理的。

　　听完上述三个人各不相同的理由，要作出决定真是一件难事。各种学派的理论家，如功利主义者、经济平等主义者，以及务实的自由主义者，可能都会认为公正的解决方案一目了然，但是他们各自认为正确的方案几乎肯定是各不相同的。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对于基于追求自我实现、消除贫困，或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诉求，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其中哪一种是没有根据的，每种观点都有严肃的支持理由。

　　如果对其认真考量，我们的确很难确定应采用哪种观点。正如伯纳德·威廉斯所言："未必一定要去消除分歧。”

（22）劫富济贫有好结果吗？

[美]史蒂夫·兰兹伯格在一本《游乐场上的经济学家》的书中说： “每当一个政客提出一个更激进的税收方案时，我们听到的都是各种关于富人获得太多，而穷人得到太少的言论，以及让财富分配得更均匀等。对我来说，这个措辞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没人会相信它。我对此非常肯定，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带女儿去游乐场玩，我从没听一个家长说如果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玩具多，从他那里分拿走一些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没听过一个家长说，如果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的玩具多，这些孩子可以组成一个政府，然后可以通过投票，把他们的一些玩具分走。

“我们当然是鼓励分享的，而且我们试图让孩子们为他们的自私行为感到羞愧。但同时，我们也告诉他们，就算其他孩子们想自私自利，你也必须接受他们这样做，而不是强行分走他们的玩具。你可以用诱导、谈判或排斥等方式对待他们，但你就不能偷窃。这世上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府，可以替你行使偷窃的权力。”

此外，[韩]李荣植也在《每天学点街头经济学》中问了一个问题：劫富济贫有好结果吗？剥夺富人的财富并平均分给所有的人，人们都会过上人人平等、美好的生活吗？当然不会。即使富人的钱再多，平均分给所有的人后，也会分成小钱并被消费掉。也许劫富济贫后，所有人都能过上一段短暂的富裕生活，但没有了投资工厂就会关门大吉，导致所有的人都失业。

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全部财产平均分给全世界的人，那么，每人将分到8600韩元（约合50元人民币）。这个数目还不够全球人口维持一天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些钱集于一人之手，才得以作为资本发挥全球性的强大影响力。

平等主义会伴随劫富济贫。

平等有两种：一种是所有人的绝对平等，这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一种是见不得比自己好，就下绊子。流行于现实中的平均主义就是第二种。

世上不可能有向上的平等化。要让高个子和矮个子一样高，只能让高个子低头。要让学霸和差生成绩一样好，也只能拉低前者的成绩，因为这比让差生赶上学霸容易。

平等化将导致社会停滞。有能力的人即使努力工作也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所以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力。而没有能力的人也不会付出努力，因为反正要和有能力的人平分劳动成果。

所以，所有的平等化都是向下的平等化。

（23）隧道效应与不平等的解决法

1973年，一位名叫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美国经济学家写过一篇《隧道效应》的文章：想象你驾车开进一条隧道，你的方向有两条车道。突然遭遇了大堵车。你的车在左侧车道，车子一点不动，但你看到右侧车道的车开始向前行驶，你会感觉怎么样？赫希曼说：“即使你的车一点没动，你还是会很高兴看到其他车道上的车在动，原因是当你看到其他车开动时，你也会有机会开动。但如果时间很长很长，你右手边的车在不停地移动，你却没有，在某些时候你会变得不高兴或生气，你感觉被遗弃了，你希望开始动却没动 ，即使规定不允许在隧道里换车道，也许为了往前走，你也开始試着换车道了。当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时，就会出现类似的状况。”在不平等加剧的时候，即使不太介意不平等加剧的人，时间长了，也会心生怨气，口出怨言。总之，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它产生的期望值，取决于人们觉得自己最终能否前行，以及这些期望如何实现，或是否能够实现。隧道里的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对你有所启发。

人们的收入为什么不一样呢？譬如两个工人在工厂干活，可能因为工作年限、工作经验、文凭学历、技术高低、职责大小、职位高低等原因而出现酬劳不公平的现象，中国有这种现象，外国也有这种现象。

怎么解决呢？首先是对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然后作为福利用来支持低收入人群。这里不仅是现金资助，还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在大多数国家，对富人征税的通常方式是征收个人所得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只占税收的5%，而高收入国家大概是25%。

（24）送礼

2019年，我去母校参加百年校庆，打算顺便看望一下我的老师。但一直不知道买什么礼物好，总不能空着双手去见老师，最后还是没有去成。直到几年以后，做了一件类似还礼的事，才了了心中的歉意——我不知道中国人送礼这个习惯是好是坏？！

其实，外国人也对送礼早有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乔尔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礼物对接受者的价值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写过一篇《圣诞节的无谓损失》的论文。乔尔调查了一群学生收到的礼物，包括这些礼物的价格，以及这些礼物对学生的实际价值。

如你所料，这些祖母寄来的奇形怪状的毛衣，远方表亲送来的压花皮革记事本，父母送的大字典等等，对你来说，这些礼物的价值远远低于送礼者支付的价格。调查数据显示，平均而言，对收礼者来说，礼物的实用价值，通常要比售价低于15%左右。经济学家称其为无谓损失。

考虑到每年花在礼物上的钱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礼物的无谓损失金额可达数百亿美元。是否有什么替代方案？一种替代方案是直接给现金。当然，现金作为礼物似乎稍显冷漠和不用心一些，但有一种中间选择，近年来变得相当流行，那就是预存一定金额的礼品卡。这种礼物能解决无谓损失的问题吗？

现在，美国人每年存在礼品卡上的钱大约为1000亿美元。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卡似乎比直接给现金更有人情味和更能被社会接受，同时可以让收卡人挑选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因此无谓损失问题不会那么严重。但礼品卡在很多方面也并不完美。它们经常被放在抽屉里，最终被闲置未用。据估计，礼品卡的总值中，至少有10-20%从未被使用过，对卖家来说，这些礼品卡就成了净利，当然，这也是你以低价出售礼品卡的原因之一。

此外，赠人礼品卡会延误到货时机——大约1/3的礼品卡，会在送之日后的一个月内使用，余者则会拖延更久使用。这对礼品店来说是件好事，他们已从礼品卡中赚到了钱，但它总算不上是一件有人情味或很有心的礼物，尤其是特大超市的礼品卡。

虽然送礼是件费心的事，但是利他、赠礼和慈善是人类体验的核心，不能被当作某种奇怪的异常现象来对待。

（25）小岗村为何要“包田到户”？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对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但是，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锅饭制度，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大锅饭制度养育了越来越多的“懒人”。

那时，农民在生产队里干活，干多干少都一样，大家吃大锅饭，人人都不用对生产负责。当时安徽小岗村也和别处一样，粮食产量很低，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天9两粮食，一天收入0.11元，最差的一年每天2.8两粮食，收入0.04。小岗村当时共有20户人家，115人，除1户外，其他户每年都要外出讨饭。

1978末，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单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1979秋天，小岗村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1970年的（15年）粮食产量总和。

小岗村的“包田到户”，掀开了中国改革的新气象。

（26）苏联解体之前的三则故事

《赤裸裸的经济学》 一书的作者查尔斯·惠伦讲了三则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故事：

第一则是苏联解体之前的老故事。一个苏联官员参观美国药房的经历。在灯火通明的过道两旁，陈列着成千上万种治疗口臭、脚气等各种疾病的药物。他说：“真令人惊叹！但你们如何确保每家药店都能备全所有这些药品呢？”这个故事饶有趣味，因为它说明这个苏联官员完全不了解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

第二则是作者查尔斯·惠伦讲他自己的经历。“我曾作为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一员访问古巴。由于这次访问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许可，代表团的每位成员都可以带回价值100美元的古巴商品，包括雪茄。我和其他成员都是在折扣店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为了充分发挥100美元的效用，我和其他成员开始寻找性价比最高的高希霸雪茄。然而，历经数小时徒劳无果的寻找后，我和其他成员发现了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全部意义：不管在哪个地方，雪茄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商店之间没有竞争，因为我和其他成员熟悉的利润并不存在。每家商店都按照规定出售雪茄和其他任何产品。每个售卖雪茄的店主都从政府领取工资，其工资水平与他们卖出多少雪茄无关。”

第三则是一名苏联女士想买一辆拉达，拉达是苏联生产的一种廉价汽车。经销商告诉她，这款汽车目前缺货——尽管它的品质和口碑不怎么样。然而，这位女士还是坚持订购了一辆。经销商拿出一本积满灰尘的厚账本，在长长的预订人名单上加上了她的名字，并告诉她：“两年后的3月17日再来吧。”

这名女士看了看自己的日程安排表，问道：“上午还是下午来？”

“有什么区别吗？”粗鲁的经销商说，“离现在还有两年时间呢！”

“那天水管工也会来。”

如果说过度监管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垄断会扼杀创新精神、以及对客户需求迅速反应的动力。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垄断实体。从这三则故事和笑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经济的一个大概了。

（27）为什么农民不喜欢大丰收？

有一则 “小麦农场主的故事”：某一年，风调雨顺，加上农业科技又有突破，全国小麦总产量比往年高出 20%。一般人以为，产量高，农民收入高 ，应该欢天喜地。但现实是农民总收入下降。

丰收前： 价格是 10 元/公斤，总销量 100 公斤，总收入 = 1000 元。

丰收后： 价格是 6 元/公斤，总销量 110 公斤（增加10%），总收入 = 6 × 110 = 660 元。

结果： 大丰收后，农民总收入从 1000 元减至660 元。这就是“丰产不丰收”。

我们语文课本里《多收了三五斗》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小说写江南农民在一亩田多收了三五斗之后，高兴地用船载着大米来到万盛米行，希望能卖个好价钱，可以透一口气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原来最高卖到十五块钱一担的大米，如今只有五块一担了。如果运到别处去卖，老板们“同行公议”，价格统一，而且沿途还要交税。农民们没办法，只得忍心贱卖。可白花花的大米换来的却不是白花花的现洋，而是一纸钞票。当农民们提出要现洋时，老板以“吃官司”相威胁。无奈，他们失望地来到街上。原计划除买生活必需品之外，还想扯布买水瓶之类，可现在，袋里的钱还须补一些才能还清别人的借款。

20世纪30年代 美国大萧条，使需求锐减，牛奶价格跌至成本以下。倾倒牛奶是为减少市场供给、稳定价格，防止整个行业崩溃。当时奶农也面临破产危机。

谁在倒牛奶？很多是濒临破产的个体奶农或小农场主，而不是大资本家。有时甚至是奶农合作社为抗议过低收购价而组织的集体行动。

为什么不免费送人？物流与成本：储存、运输、消毒和分发给分散的穷人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已亏损的奶农是沉重负担。

（28）海滩怎样设摊点？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是他所在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29年曾经在一篇专著《稳定性和竞争》中提出了一个很有用的海滩设摊的策略，即海滩上用售货车售卖食品的小贩怎样找摊位。他说，如果你的食品车是可以移动的，那你需要每天选择停放位置。你看着那片长长的海滩，想弄清楚在哪里停放你的售货车。由于大多数人只会从离他们最近的售货车上买食品，你会选择哪里呢？第一个来到海滩的小贩会选择海滩中间的位置，对不对？这个位置离海滩上的每一个人都最近。第二个来到海滩上的小贩会如何选择呢？他可能会选择靠近海滩中间的一个位置，因为这样做自然可以抢下海滩的所有生意，但海滩中间以及另一半的生意都会被竞争对手抢走。那么，第二个小贩最有可能选择的停放位置在哪里呢？实际上，他会选择在第一个竞争对手的隔壁。虽然从理论上讲你可以把流动售货车分散在海滩各处，但竞争压力会导致所有这些售货车都逐渐向中间位置移动。

这是著名的霍特林模型。现实中的例子很多，如快餐店、加油站经常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均匀分布。

不过现实中还要考虑多种因素，如游客分布不均：如果海滩入口、厕所、停车场在某处，人流会更集中，应选人流密集处。还有考虑产品差异：如果第二辆车卖冰淇淋，第一辆车卖饮料，可以合作而非竞争。还有先发优势问题：第一辆车可能已积累老顾客，第二辆车靠近它可能更方便拦截客流。另外还有管理规定问题等等。

（29）二八法则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了一个模式：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流向了少数人的手里，还观察到社会上约有20%的人口掌握了80%的财富。这就是现代应用很广的“二八法则”。

美国保险业巨头弗兰克·贝特格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我刚开始推销保险时，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后来，发生了一点事，让我觉得很气馁，开始看不起自己的职业，并打算辞职——但在辞职前，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我的业职不佳。我先问自己：“问题到底是什么？”我拜访过那么多人，成绩却一般。我和顾客谈得好好的，可是到最后成交时他们却对我说：“我再考虑一下吧！”于是我又得花时间找他，说不定他又改变了主意。这让我觉得很沮丧。

我接着问自己：“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在回答之前，我拿出过去12个月的工作记录进行详细的研究。上面的数字让我很吃惊：我所卖的保险有70%的成交单是在首次见面时成交的。”

另外23%是在第二次见面时成交的；只有7%是在第三、第四、第五次见面时才成交，而我，竟把一半的工作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这个发现让我激动不已，又燃起了创造佳绩的激情，把辞职的事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该怎么做呢？不言自明：我应该立刻停止第三、第四、第五次的拜访，把空出的时间用于寻找新顾客。

执行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业绩上升了一倍。

再说一些事实。蚂蚁观察者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蚂蚁都在辛勤地忙碌，而只有20%的蚂蚁在辛勤劳作，剩下的80%都在游手好闲。如果把辛勤劳作的蚂蚁聚集在一起，就会发现，依旧只有20%的蚂蚁在忙碌，剩下的80%在游手好闲。

社会中也是如此。20%的富人拥有80%的财富；20%的商品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80%，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生产10种商品，实现的每10亿销售额中，有2种商品的销售额就占了8亿；银行存款额80%来自20%的客户。

（30）赢家的诅咒

20世纪70年代，研究油田拍卖的几位工程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假设有个油田的开采权要拍卖，有很多家石油公司来竞拍。 谁也不知道这个油田在地下的储量到底有多大，只能靠自己猜。每个公司都会给这个油田一个估值，每个公司都按照自己对这个油田的估值报价。

一般来说，公司会按照比自己的估值低一些的价格报价，而报价最高的公司将获得油田的开采权。但在现实的拍卖中，结果如何呢？这三位工程师发现，一般来说，竞拍中的赢家往往会变成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糟糕的情况是，油田的实际价值没有竞拍成功的公司的报价高，这家公司花的钱越多，亏的也就越多。稍微好一点儿的情况是，这个油田的价值比公司的报价高，但没有公司当初的估值高，所以公司也会觉得吃亏了。这就叫“赢家的诅咒” 。

真的有“赢家的诅咒”吗？1983年，两位经济学家巴泽尔曼和萨尔森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课堂上拍卖一个存钱罐子，里面装了8美元硬币。让学生来猜。猜完就竞价拍卖。他们做了许多次实验。学生们的猜测各不相同，平均是5.13美元。大部分学生对罐子的估值都远低于真实价值。但赢家的出价平均是10.01美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个赢家要亏损2.01美元。

我们再来看看身边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央视广告“标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家企业争相在央视砸下重金，抢夺“标王”的桂冠。1995年孔府宴酒的中标金额是0.31亿，2015年网贷平台翼龙贷花了3.6915亿元，才拿下“标王”称号。拿下“标王”虽有成功的，如茅台，但大部分“标王”成了“倒王”：比如2002年，孔府宴酒宣告破产；秦池酒已无人知晓；2004年，爱多VCD掌门人胡志标被判有期徒刑8年；2005年，熊猫手机的前掌门人马志平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被批捕。有的虽然不倒，后来也不怎么样。

为什么会有“赢家的诅咒”呢？第一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靠主观猜测，只会判断失误；第二是最直接的原因傲慢，过于自负，求胜心切，志在必得。所以中标人常常是输家。

（31）羊群行为

在高原地区，有时羊群会奔向草原尽头的山崖绝壁，奋不顾身地集体跳崖而死。为什么呢？因为甩在群队后面的动物只能吃先来者剩下的草。因此，尾随的动物为了抢先吃到草而追赶前面的动物。前面的动物以为后面有猛兽追来，便更加拼命地跑。最终，这个群队不明就里的狂奔，都冤死崖下。

1997年，阿尔巴尼亚涌现了16家大型传销公司。这些传销组织诈称开发油田可以获得数百兆元的收益，以保证会有250%的高额回报为诱饵吸引大批投资者。

这些传销组织还虚构敛财用途，向政治人物和艺人支付高额利息，有些传销头目还购买房地产，设立旅行社、加油站、超市、电视台等，以示发了大财。集资款还被存入银行，16家传销公司的银行存款额达12亿美元，逼近阿尔巴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50%。

初期的投资者连本带息再投一次后就全身而退了。因为向政界提供了巨额现金，传销网络并未受到任何阻扰或打击。

无力继续集资的传销系统最终土崩瓦解，尤其是政界收取巨额游说金的事实公之于众后，怒不可遏的群众起来暴动，占领海军基地，并劫得海军舰艇，而政府动员空军轰炸示威群众，一场传销骗局由此发展成内战。尽管腐败的政府下台后，事态终于告一段落，但疯狂追逐海市蜃楼的阿尔巴尼亚传销事件给世人带来了不少冲击。

1997年，阿国总共320万人中，约有80万至100万人参与了传销。

再举1例。路口有两家相邻的餐馆 A 和 B，你不知道哪家更好。

你看到第一位顾客随机选了 A，第二位看到第一位选了 A，于是也选了 A，尽管他自己心里隐约觉得 B 可能不错，但还是选择跟随。

后面的顾客看到前面很多人都去了 A，于是都选择去 A，即使他们自己的私人信息可能表明 B 更好。

最终，A 餐馆排起长队，B 空无一人，但这可能并不是因为 A 真的比 B 好很多，而仅仅是因为最开始一两个人偶然的选择引发了跟随。

怎样才能打破羊群效应？

方法有两个。一是听听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怎么说：我们都处于拥有许多强连接的社交环境中，这些强连接是我们熟悉并经常交谈的人。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强连接不仅经常与我们交谈，还经常彼此交谈。因此，在我们所有的强连接中都有可能形成羊群心理。你要意识到这种风险，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我们的弱链接，即那些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人，或者我们不太经常与之沟通的人，他们基本上或完全不在我们通常的强连接网络之内。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弱连接，并不时与他们保持联系，因为这些连接最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与强连接真正不同的信息视角。

二是著名人物发声。设想一下，由于羊群效应，房价和股市上涨。然后，市场上某个著名人物公开发声，比如沃伦·巴菲特、本·伯南克之类的人，他们的发声可以打破信息级联，使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同时在现实世界中，还可能会有新的公开信息出现。

（32）参照点、现状偏好和默认选项

因为这三个规律有些共同之处，所以合起来说。

参照点。

请设想一下那些可以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人。如出租车司机这几天生意很忙因为城里有大型会议，或者天气不好，在另一些时候生意很清淡，你可能以为理性的做法是，在有大量生意的日子里加班加点，在生意清淡的日子里好好休息。

但事实恰恰相反，至少根据纽约市所做的一项调查，出租车司机似乎对他们一天预计能赚多少钱有某种感觉。这成为他们的参照点。如果他们在生意兴隆的一天中很快就赚了这个钱数，他们就会停止接单或降低接单的速度。如果在某天他们迟迟无法赚到那个钱数，就会一直努力工作，直到挣到了预期的金额为止。他们会以自己的预期收入作为参照点，而不是参照人们在那一天打车的需求，并因此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事实上都略有这样的倾向。如股民买入成本10元，现在股价8元，他不卖（参照成本价，觉得亏了）。又如，设定“亏损10%就卖出”，这个10%就是参照点。商品标“原价199，现价99”，消费者觉得“省了100”，参照点是199。如果直接标99，感觉不到“省钱”。

现状偏好。

现状偏好是指以当前状态作为参照点的状况。问卷调查中的一些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假设你面临下面这种情况：你从叔叔那里继承了几百万美元，你会如何将这笔钱投资于股票、债券、现金、房地产等领域？现在再针对另一组人进行类似的调查。但这一次的情况是：假设你从叔叔那里继承了几百万美元，这笔钱目前已经投资于股票，现在你会怎样进行投资？或是你从叔叔那里继承了几百万美元，这笔钱已经投资房地产，你现在会进行怎样进行投资？

研究显示，你收到的这笔钱的现状，即你的叔叔原来是如何投资它们的，会对你的投资方式选择产生很大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的偏好和你叔叔的偏好相同？你为什么不选择自己喜欢的投资方式？这是因为我们根据参照点做出了调整在前面的情况中，人们存在对保持现状的偏好。

加利福尼亚曾做过一项研究，向消费者提供了电力服务可靠性及相应收费标准的不同组合。研究发现，如果在提供的问卷选项中将某个组合指定为现状，突然之间，这个特定的选项会变得大受欢迎。

默认选项：

参照点也可以作为默认选项。所谓默认选项，是指不做任何操作就默认为发生的情况。譬如来自为员工提供不同类型储蓄计划的雇主的一些有趣证据显示了默认选项的力量。将默认选项设定为参加退休储蓄计划或不参加退休储蓄计划会令员工最终参与计划的结果出现很大差异，即使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简单打一通电话更换选择而言。

一群经济学家研究了一家公司进行的如下实验。这家公司为员工提供了401（K）退休储蓄计划，员工可以通过打电话随时切换参加或不参加退休储蓄计划。员工被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员工如果不做如何操作将不会加入这个退休储蓄计划。一年后，49的员工根据规则打电话切换状态并加入了这个退休储蓄计划。

第二组员工的默认情况是，如果不做任何操作，则会自动加入该退休储蓄计划。一年后，这些员工中的86%加入了该退休储蓄计划。请记住，员工只需要一个电话切换是否参加计划。对员工而言，是否参加雇主提供的退休储蓄是一个最大的人生决定。还请记住，如果参加退休储蓄计划不是默认选项，最终大约只有一半人选择加入这个计划，而如果是默认选项，则有86%的人选择参与该计划。显然，被视为现状的默认选项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33）边际效用：满足感递减

什么叫边际效用？1944年3月25日，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先锋论坛报》的一位记者采访这位第32任总统，就他连任总统之事问他有何感想。罗斯福笑而不答，请记者吃三明治。记者觉得这是殊荣，很快就吃下去了。罗斯福又请他吃第二片，记者受宠若惊，虽然已不需要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吃下去了。这时，罗斯福微笑着说：“现在已经不用回答您的提问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亲身的感受。”

这就是 “边际效用”：每多消费一单位商品，其带来的额外满足感是递减的。

譬如月薪从 3000 → 5000：生活质量大幅提升（边际效用高），月薪从 5 万 → 5.2 万：几乎感觉不到变化（边际效用极低）。

又如玩游戏，第1小时：非常投入，乐趣满满；第3小时：还行，但没那么兴奋了；第8小时：眼睛酸痛，开始厌倦。

递减规律广泛存在于消费、生产、时间利用等各个方面。

这也是戈森第一定律递减法则：从一定消费数量起，每增加一个单位，也就是这种商品的效用就随之递减——因而我们要创新。

（34）凡勃伦效应

凡勃伦效应是指商品价格越高，反而越受消费者青睐的现象。这违背了“越便宜越好卖”的基本规律，——人们买的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所象征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炫耀性价值。

这个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在1899年的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也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如奢侈品爱马仕铂金包，劳力士手表，又如高端餐饮"8888元至尊套餐"，故意限量的酒，豪宅与豪车， 天价艺术品，价格极高的总裁班——买的是人脉圈子，而非课程内容本身等等。

为什么会产生凡勃伦效应？

1. 炫耀性动机：通过消费向他人展示财富和地位

2. 信号传递：高价=高品质=高身份（即使实际品质未必更好）

3. 稀缺性与排他性：贵=少=独特=我有而你没有

4. 自我认同：消费昂贵商品来确认自己的社会阶层。一句话，凡勃伦效应的本质是人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面子"。

（35）跳蚤效应

生物学家将一只跳蚤放入一个玻璃杯内，它立刻就能跳出来。紧接着，生物学家用一块玻璃片盖住杯子，于是，这只跳蚤每次往上跳时，都因撞到玻璃盖片而跳不出去。多次试跳失败后，跳蚤“学乖了”，开始调整跳跃高度，只跳到刚好不撞到玻璃片的位置。后来生物学家把玻璃片拿掉，跳蚤依然保持着那个较低的跳跃高度，再也跳不出杯子了。玻璃盖片已经不存在，但“心理上的盖子”已经形成。

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和管理学概念，它用来比喻人们在经历挫折后，对个人潜能的束缚和自我设限、不敢突破原有框架的心理现象。很多人不敢追求成功，不是追求不到成功，而是因为他们的心里已经默认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常常使他们暗示自己：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没办法做到的。只有突破心理障碍，才能获得成功。

譬如，运动员长期被告知"你只能跑到这个成绩"，久而久之即使体能提升，比赛中也突破不了心理预期。又如：在个人生活中，经历过一次感情打击后，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从此不敢再敞开心扉。再如，在一次向领导提意见，受到严重打击后，就再也不敢发表意见了等等。

（36）“螃蟹效应”

“螃蟹效应”：当一只螃蟹试图爬出竹篓时，其他螃蟹会把它拉下来，最终导致没有一只螃蟹能逃出去。

这个比喻深刻地揭示了互相拆台、见不得别人好的恶性竞争文化。下面为你详细拆解这个现象。

在人类社会中，“螃蟹效应”现象常有发生。譬如，同事A业绩突出，即将升职：同事B、C不是努力追赶，而是暗中散布谣言、抢功劳、向上司打小报告，最终A被拖垮，团队整体业绩也下滑。新人能力强：老员工不传授经验，反而故意设置障碍、孤立新人，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某学生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室友不但不请教，反而冷嘲热讽"书呆子""只会考试"，甚至在考前故意打扰他复习。考研群体中，有人藏资料、假分享，怕竞争对手考上。

再如某些家庭，子女因嫉妒父母偏心，自己不孝顺，还阻挠其他兄弟姐妹尽孝，导致家庭不和。

在市场方面，两家同行面对危机时不合作创新，而是发动恶性价格战，最后双双亏损。

识别并破除“螃蟹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共赢文化”和“成长型思维”——即相信成功不是有限的蛋糕，而是可以共同做大的事业；他人的进步不是威胁，而是可以激励自己、并可能带来新机会的信号。

（37）分粥规则与犯人船理论

分粥规则（自私不妨碍公平）：七个小矮人同住一室，想解决一个吃粥问题。

先拟定一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分给自己的粥最多，于是换了人，结果总是主持人自己分得最多。大家得出一个结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于是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一周只有一天能吃饱且有剩余，其余六天都是饥饿难耐。结论：资源浪费。

然后换成第三种方法，选出一位品德上乘的人。开始还能维持公道，但不久他就开始给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结论：毕竟人不是神。

随后想出了第四种方法：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多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粥分完，早就凉了。结论：类似的情况政府机构比比皆是。

最后第五种是，每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人最后一个领粥。结果，每次七只碗里的粥一样多。

所谓“分粥规则”，是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罗尔斯把社会财富比做一锅粥，七个小矮人，实际上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学体制下的广大人民。

犯人船理论（制度比人治更有效）

18世纪，英国政府为了开发新占领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决定将已经判刑的囚犯运往该地。其中船运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支付运输费用。据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记载，1790到1792年间，从英至澳的26艘私家船中共4082人，死亡498人。英国政府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而且道义上受到社会强烈谴责。

对此，英国政府实施一种新的制度，不再按上船犯人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而是以上船时实际抵澳犯人数付费。新制度立竿见影。据《犯人船》记载，1793年，3艘新制度船到澳洲后，422名罪犯只有一人死于途中。此后，英国政府对新制度继续改进，如果罪犯健康良好，还给船主发奖金。这样船上死亡率降至1%左右。

（38）200磅金子

对绝大多数加入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的人来说，这段苦不堪言的残酷经历带来的只有失望，而对极少数人来说，它却意味着大笔财富。其中就有一位幸运儿，他带着金子乘船回家，但船却沉在入太平洋海底，几年后，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把此人写入了他的警示故事中。

拉斯金写道，当船要被海浪吞没之时，这位带着200磅金子的乘客还是不愿抛下他那得来不易的财富。于是，他尽量把金子都捆到自己身上，然后跳到海里。结果一到海里，那些金子就拖着他沉到了海底。

拉斯金反问道：“那么，在他下沉的时候，是他得到了金子，还是金子得到了他？”

这个简单的故事通过牧师的口吻讲述了一则道德寓言，也许充其量只是告诉人们要在天堂积蓄财宝。然而在拉斯金看来，它不仅是一个心灵的故事，还是一只经济寓言。拉斯金曾在《蓓尔美尔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随笔，这些随笔于1860年结集成册，他特意把该故事放在那本颇有争议的随笔集的核心位置。拉斯金发起了辩论，攻击那些被视为专家的人，这些人认为短缺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并非如此，”拉斯金向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回击。……他的意思是说，经济学要以人为本，金钱有时会构成一种障碍。——他的书启发了圣雄甘地的政治斗争和E·F·舒马赫的佛教经济思想，后两位的经济理念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金钱持怀疑态度。它认为人类的快乐和幸福并非由财富多少来衡量，正如金钱要受道德、精神性和人性的制约。

（39）“群体智慧”：预测

“群体的智慧”实际上是詹姆斯·索罗维基一本专著的名字。索罗维基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下面提到的就是他书中的例子。

1906年，英国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英格兰西部参加了食用家畜和家禽博览会。其时，博览会正举行“猜牛重”比赛。高尔顿观察一下后，说服组织者将全部800多位参与者的猜测数据提供给他。

这头牛的实际重量是1198磅，而所有人猜测的平均重是1197磅，非常接近实重。许多经济学老师也在课堂上做过一个经典实验：将一堆糖豆装入罐子，然后让学生们猜测糖豆的数量。事实证明，所有猜测数的平均值，不仅相当准确，而且还比房间里除了1或2%的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的猜测数都更接近事实（即比房间里99%或98的人猜测的数字还要准确。）

索罗维基还提到了另一个例子。1968年，一艘名为“天蝎号”的美国潜艇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失踪。人们无论如何都搜索不到这艘潜艇。打捞专家划定了一个搜救区，但这个区域宽达20英里，面积太大，同时深度达几千英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完成全面的海底搜索，人们对此感到束手无策。这时，一位名叫约翰·克雷文的海军军官召集了一群专家，让他们坐在一起，共同假设洋流情况，以及潜艇会以多快的速度下沉和艇长会做什么，如是等等。最后，他让这些专家针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做出最好的猜测，而在每个方面最接近小组猜测平均值的人将赢得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作为奖励。然后，人们综合这些猜测结果得出了一个估计的位置。5个月后，潜艇被发现了，距离专家小组平均估测的位置只有220英尺（67.056米）

为什么群体的智慧得出的结果更准确呢？在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知道一部分真相。如果你能把人们的看法整合在一起，就能得到一个相当正确的答案。如果参与者不是来自同一个群体则无疑会对预测市场更有帮助。因为这样人们的预测不会仅仅反映出一些业已存在的共识。相反，他们最好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借鉴不同的看法，这正是预测市场通常比公司内部委员会或某些组织表现更好的原因。

（40）两种民调，两种结果

塞勒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经济学家接到一个很有趣的任务：某个中东小国的交通部长，请他对该国的高速公路安全计划提些建议。该国每年大约有600人死于交通事故，他们正在考虑两个可以降低伤亡人数的计划。计划A预期可以将每年伤亡人数减少到570人，每年的预算成本为1200万美元。计划B预期每年可以将伤亡人数减少到500人，每年的预算成本为5500万美元。该国的交通部长问他哪个计划更有可能取悦选民。

那位经济学家雇用两家民意调查公司。第一家民调公司直接询问市民比较喜欢哪个计划。发现大约有2/3的受访者比较喜欢计划B，也就是能拯救更多生命的计划（虽然成本较高）。另一家民调公司告知受访者这两个计划的信息，但是没有告知计划B的成本。然后请这些受访者指出，要让两个计划具有同等吸引力，计划B的成本应该是多少。这家民调公司的推理是，受访者对这两个计划的喜爱程度，应该可以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中看得出来。也就是，如果受访者认为计划B的成本低于5500万美元，他应该偏好计划A；如果高于5500万，他就偏好计划B。然而这项调查的结果发现，超过90%的受访者提出成本价小于5500万美元，这表示实际上他们偏好A计划而不是B计划。

这就是说，前者民意喜欢B计划，后者喜欢A计划，不知道这位经济学家怎么向部长报告呢？他召集了一个内部会议。会上有人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两个调查都是可以信任的，因为最近有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在范围广泛的其他问题上（包括甄选应聘者、消费产品、储蓄计划等），他们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心理学家的结论是，构成现代决策理论的偏好观念，比起经济学家通常所假设的，更具不确定性，因为不同的诱导方法常常会引起系统性的不同偏好排序。这怎么办？部长先生还在等这位经济学家的回答呢。

（41）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与个体经济活动的动力

在索洛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贫困国家走向富裕的办法是建设大量的工厂、道路和港口。索洛告诉我们，投资更多的资本——工厂和设备——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推动增长，想要获得长期的增长，经济体需要更好的技术。

如果只有资本积累，没有技术进步，经济最终会到达一个人均收入不再增长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单靠资本积累无法实现长期人均增长。

但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动力又是一回事。斯密认为，经济活动背后的一个主要激励原则是虚荣。人们工作是为了有钱购买赢得同侪尊重的东西。这种人人都加倍苦干以保持自己在他人眼中社会地位的、“跟邻居看齐”的做法，就是如今的“快乐水车”。）

（42）人均产出是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准

索洛在《经济学通识课》中说：人均产出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假如一个由10人组成、并生产价值100英镑商品的社会，其富裕程度是生产同样价值产品、但人口为20人的社会的两倍：它的人民生活水准比20人的社会更高。

人均产出的高低是看生产率的高低。

什么叫生产率？生产率是指一个工人每小时工作时间所产生的物品与劳务的数量。譬如，鲁滨逊在孤岛上独自生活，自己捕鱼、种菜。但不擅长捕鱼种菜，他的生活就会很糟糕。相反，如果他提高了生产率，一小时内捕更多的鱼，种更多的菜，生活就更好了。又如，美国工人生产率约为墨西哥的5倍，人均GDP也高约4.8倍。‌

尽管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有着惊人的增长速度，但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事实上，中国还没有达到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例如，1950年，日本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5%。到1975年，就达到美国的80%。25年里是非常迅速的追赶式的增长。1965年，韩国的生产率是美国的40%。到1990年，它已经达到美国的65%，也是一个25年的高增长。但目前，中国的生产率仅有美国的20%左右。与韩国和日本起步时的增长水平相比，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表明，中国有很多增长的空间，中国不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43） 创新有好结果吗？

如果有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那么竞争会引起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吗？一般认为是肯定的，其实难说。譬如一家公司花很多钱投资一个项目开发新技术，投资项目失败了，于是该公司的回报率将低于竞争对手，这个失败甚至会让公司破产。

如果成功了，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竞争者就会窃取这个创意，他们会偷着放仿效这个创意。这样一来，创新公司不会获得明显的收益，或者获得收益的时间很短。

因此，即使一个成功的创新型公司，最终得到的回报率可能也比竞争对手更低，因为竞争者不用付出创新的成本，甚至开发新创意的公司还可能被挤出市场。所以问题来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如果一家公司大量投资新技术，要是失败，公司就更糟糕；要是创新成功，随后这项技术很快被竞争对手盗用，那么这家公司的结果也会很糟。

有一个例子，就是18世纪8、90年代的一位美国发明家，名叫伊莱·惠特曼，他曾发明过钉子机、拐杖机等等。他发现附近的棉花不值钱，因为棉花里的棉籽太多，把棉籽择出来要花很多时间。惠特曼投下资金，发明了一种轧棉机，工作效率很高，可抵40-50人手工择籽的速度。所以惠特尼将它申请了专利。其他人看到后，很快盗用仿制，有些做点小改动。当惠特尼走上法庭，控告专利窃取者们时，法官说：“我不认为每个人都应向惠特尼付钱，毕竟机器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之后，他再也没花时间申请别的专利了。

（44）专利难死人——黄金大米的故事。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缺乏维生素A，每年会导致25万-50万儿童失明。这些失明的孩子，半数以上活不到一年。基因研究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问题带来了一线希望：培养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大米。1999年，彼得·鲍尔和英高·伯特·里库斯教授带领的团队设计出了强化维生素A大米的原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可当这种黄金大米问世之后，项目却搁浅了。

为将这种大米推向市场，挽救患者的视力与生命，鲍尔和伯特里库斯不得不与多达70项的美国专利（美国以外的有效专利很少）协商授权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须用到其他15种技术产权。也就是说，他们一共要跟30多家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谈判。找出相关各方，与之进行磋商，是一件耗时耗力又费钱的事情，虽然所有专利持有人都明白，最终产品能够让百万人免于失明和丧命。黄金大米的人道福祉清清楚楚摆在眼前，但专利困局引发了人们强烈的道德义愤，伯特里库斯清楚地描述了反公有资源困局的复杂性：

“我感到相对烦乱。在我看来这真是不可接受，甚至非常邪恶。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公立机构进行，又完全由公共资金资助，意在为人类谋取福祉。结果，它的命运却落在少数人手里，只因为他们提前对技术申请了专利，或是在早先的实验中签下了MTA（材料使用转让协定）。这样一来，不管一个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公共研究，都逃不过企业（和一些大学）的左右。这时候，我真的很想跟那些激烈反对专利权的人站在同一战线。

“好在我又深入思考了一下，意识到“黄金大米”得以问世的唯一原因还在于有了专利保护。我用到的大多数技术能为公众所知，全因为投资者得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若非如此，人们恐怕会把它当成秘密牢牢地保守起来。如果我们想要利用所有的知识造福贫苦人民，反对专利并不合理。争取明智地使用知识产权，这才更有意义。”

经过多番的拉锯战，与黄金大米相关的知识产权持有者终于达成了协议，答应帮忙把这一救命大米推向市场。

2004年收割了第一批试种的黄金大米，现在，该项目终于迈入了执行阶段，开始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国推广。

《纽约时报》写道：“例如，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科学家用基因工程改良稻米，使之能够抵抗热带地区的一种流行性植物病毒。但大学要是想把种子卖给农民，必须获得34项专利持有人的许可。”

生物技术、电信行业反公有资源（公共资源被少数人非法占用、垄断或用于谋取私利的现象）目前依然是个很大的问题。

　　（45）创造性破坏

资本主义可能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制度。市场激发的创新对失败者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回顾过去，当时的大多数人对蒸汽机、缝纫机和电话等技术突破赞叹不已。然而，这些进步同时令当时手工行业人员、裁缝、电报员等等陷入了困境。20世纪初，50%的美国人从事种植或畜牧，到现在，这一比例已锐减至1%，而且还在下降。（艾奥瓦州每年仍有大约1500名农民转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没有饿死，美国没有49%的失业率。相反，美国农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以至于美国只需很少的农民就能满足全国的食物供应需求。90年前可能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现在可能在修车、设计电脑游戏、打职业橄榄球等。

从长远来看，创造性破坏是一种巨大的积极力量。坏消息是，这股力量会让一些人在很长时间内无法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当一家工厂倒闭或一个行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时，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可能需要数年乃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

竞争意味着会有失败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理论上强力拥护竞争，在实践中却常常与之激烈反对。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乡村的纺织工人为了抵制机械化而举行示威，向议会请愿，甚至烧毁纺织厂。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现在还都用手工制衣，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更好吗？

（46）贸易顺差好还是逆差好？

我们常常听到贸易战，其中有说美国老是贸易逆差，中国老是贸易顺差什么的。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贸易顺差和逆差：出口总额大于进口总额叫顺差；反之逆差。

那么贸易顺差好，还是逆差好？

通常有观点认为贸易顺差是好事，贸易平衡也是好事，因为顺差和平衡听起来像是好事。但经济学家通常选择忽视双边贸易差额，因为这并不意味着好与坏。请记住，贸易带来的好处与一个国家的顺差和逆差无关，一切取决于双方如何以各种方式从贸易中获益。

举个日本的例子。日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经常达到GDP的2%，3%，4%，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大。但同时，自1990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缓慢。贸易顺差并没有让日本的经济增长。相反，自大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几乎每年都有贸易逆差，至今已有30多年。这些贸易逆差，通常占到GDP的2%或3%，有时甚至更大，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生活水平非常高，保持了长时间不错的经济增长。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不是什么大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显然没有削弱美国的经济。对中国而言，近年来的贸易顺差约占GDP的1%至2%。现在从整体来看，贸易一直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所有的进出口合在一起，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贸易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