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于建洪

　我的父亲于军，曾用名于凤友，于佩君，出生于1933年6月，原籍石家庄，纯粹的土著居民。居住在新华路于家胡同。在他很小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的奶奶去世了，爷爷又续弦娶了一个奶奶（安克辛，娘家高柱村），之后有了叔叔、大姑、二姑。爷爷（于庆江）在邮局工作，负责邮件的押运。一家几口人全靠爷爷微薄的工资，过着拮据的日子。

在新华路路北的一个胡同里，有一个本家的亲戚（宋玉兰），娘家是西焦村的。丈夫去世之后无儿无女，一个人守着一个四合院十几间房子，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两家经人说合将我父亲过继给了路北的奶奶。两家隔着一条路，相距也就是一二百米，父亲虽然过继到路北的奶奶家了，但还是经常到路南的奶奶家走动，跟弟妹们的关系非常好，两家关系相处得很融洽，有事了都会互相帮衬一下。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了，本来已经在车辆大厂参加了工作的父亲，看到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对待百姓和蔼可亲，随即报名加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被编入到晋察冀军区（后改称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四旅警卫连，做了一名警卫战士。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战争规模急剧扩大，华北野战军各主力部队急需补充大量合格兵员。中央军委（朱德直接指示）决定建立统一、专业的大后方兵员训练基地。因此在石家庄组建了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目的就是为了将解放区翻身农民进行集中系统的军事基础训练（射击、投弹等）和政治教育，使其从“农民”快速转变为合格战士，同时对在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解放战士”）进行思想改造和“换脑”教育，使其转变为坚定的解放军战士，变“敌军”为“我军”的有效兵源。

因为父亲上过几年学堂，识字有文化，又是穷苦出身，所以很快就做了一名文化教员。主要负责部队战士文化教育、识字扫盲、政治理论宣传及文书的相关工作，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动员新兵与解放战士提高思想觉悟，为前线主力部队培训输送合格兵员。同时跟随部队担负着石家庄警备、驻地治安维护等任务，先后支援配合晋中、太原、平津等战役的后勤与兵员保障工作。因为工作努力积极上进，1949年6月，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父亲只有十六岁。后来又荣获“华北解放纪念章”。

右一为我的父亲

　　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追击阶段，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后方练兵”的历史使命完成，部队按建制进行了分流。父亲所在的四旅大部分人员并入到了北平纠察总队（后为北平市公安总队） ，成为北京公安部队、首都警备力量的重要前身之一。父亲家在本市，没有随部队去北京，于1950年3月转业到了成立不久的石家庄市公安局，在市局一科做了一名刑警队员。

参加工作有了收入，父亲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补贴路南奶奶家的生活，（爷爷这时已经去世，家里没有了经济收入）资助弟妹们的学习。父亲性格内向，平日不善言谈，但他心地善良，对待弟妹们关爱有加。经常会买一些点心、饼干、水果、零食给奶奶及弟妹们。买来好吃的放在桌子上，也不说话，打开包装自己先吃一个，然后就看着弟妹们开心地吃。

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十几年里，先后做过栗村派出所户籍警，长安分局刑警队民警，河东派出所副所长。我小的时候，记得家里有一张合影照片，父亲着便装坐在中间，周围是着白色警服上衣、戴大檐帽的民警，其中一位女警戴无檐帽，照片上部题字“裕华路派出所欢送于所长留念”，这张照片一直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下面压着，时间长了与玻璃板有点粘连。后来这张照片就不知去向了。

父亲警帽上的帽徽。

警服上的胸标。

父亲留下的工作手册。

前排左一为我父亲

　　1964年“四清”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运动由各地临时组成的工作队负责，工作队由各级党政机关、军队、公安、高校、文教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父亲被借调到了市委四清办公室，参加了田家庄四清工作组、范村社教工作组的四清工作任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各个行业陷入一片混乱，各级党政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公检法被砸烂瘫痪，人员被疏散，由军管会、造反派掌权。四清工作结束后父亲无法再回到公安机关，于1969年调入市黄磷厂任副厂长。1972年又调入到市环境卫生处，先后任政工组保卫干事、政工科副科长。1978年市检察院恢复重建，曾征询父亲意愿是否愿意调检察院系统工作，因已经离开公安系统多年，地方工作工资高，粮食定量也高（我们兄弟四个正是十几岁长身体的时候，饭量特别大，粮食总是不够吃），因此没有调去检察院工作。1979年调红卫区（桥西区）卫生二队任副队长，后调新华区卫生队任党支部书记。

二排右一为我父亲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在忙工作，在家的时候不多。在公安系统工作时几乎没有准时下班的时间，晚上还要经常在单位值班。在四清工作队时要下乡驻村，更没有时间回家。后来到地方工作以后好了很多，能够准时下班，经常与一家人团聚了。1983年11月份的一天中午，正要吃饭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省二院，因当时石家庄还没有CT检查的地方，母亲联系了在北京公安部工作的一个本家亲戚（我们称作大愣叔叔），父亲被担架抬上了去北京的卧铺车，在北京木樨地附近的宣武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稳定以后回到了石家庄。后又辗转省内外的多家医院治疗，还是造成了一侧肢体行动不便。无法再继续工作了，办理了离休手续，在家休养，享受离休干部的各项待遇。以后几年又复发了几次，情况越来越差，最后卧床不起，全凭母亲侍奉。1996年7月，辛勤工作了一生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

2026年4月30日 （初稿）

2026年5月1日 （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