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春雨的选择

月光如雪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云转，云既然转，雨也就跟着转。

一滴水，蒸发成汽，汇入云中，便有了无限的可能。它可以在中国的北方停住，也可以飘到奥克兰的上空，还可以翻山越岭，落在北美的多伦多。云没有护照，风不问国籍，一滴雨的旅程，是这世上最自由的流浪。

如果我是这样一滴雨，在春天的时节降生，那我便是一滴春雨。我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地方，落下去。

如果落在中国，那我会听见，有人在说：“春雨贵如油。”

这句话，我从小就听妈妈念过，以为是儿歌，后来才知道，那是明朝解缙诗开头的第一句：”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解学士，笑坏一群牛。”

五岁的解缙摔倒在雨地里，随口一吟，就把窘境变成了趣谈。中国人对春雨的态度，从五岁就开始了——它是贵重的，是值得吟咏的，是摔倒也摔得有趣的。

我亦会听见杜甫在千年前吟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雨是好的，因为它知道什么时候该来；雨是温柔的，因为它悄悄来，不惊扰任何人的梦；雨是有德的，因为它润泽万物，却不说一句话。

中国人把雨拟人化，再人格化，最后升华为一种品德。这样的雨，怎么能不让人欢喜？

于是我还会看见，中国的春天里，人们撑着伞在雨中慢慢地走。“斜风细雨不须归”，不须归，是因为不想归。戴望舒的雨巷里，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不是因为怕淋湿，而是因为雨让整条巷子变成了诗。我在那里读到的是希望，是萌动，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生机。哪怕我下得大了一些，他们也会说“贵如油”——贵的东西，多一点也无妨。

如果落在中国，我会被一首一首的诗接住，每一滴，都落进了平仄里。

如果落在奥克兰。我会发现，这里的季节与中国相反。中国的春天，正是新西兰的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场秋雨一场愁。可新西兰人对秋雨的态度，不是愁，而是——无视。

我落在奥克兰的街头，看见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在雨里走。没有伞，没有雨衣，头发贴在额头上，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们偶尔抬手抹一下脸上的水，动作很随意，像是在抹掉一滴汗。然后继续走，慢慢走，不急不躁。我起初会想：这孩子是不是忘带伞了？但我继续看下去，发现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一个，两个，一群，一片。他们就这样湿漉漉地走过十字路口，好像下雨是一种天气，而淋雨只是一种状态，与“好不好”无关。

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更有意思的画面：路口站着个孩子，没打伞，手里却攥着一把叠得整整齐齐的伞。他不是忘了打，而是不想打。那把伞可能是为了应付妈妈的叮嘱才塞进书包的，但到了路上，“打不打伞”这件事，就完全交给了他的自由意志。而他的自由意志告诉他：淋一下，到了学校再说。

我还发现，人们的背包是防水的，电脑包是防水的，连文件袋都是防水的——他们对科技产物的态度是：你们别湿。但人自己呢？湿就湿吧。

如果落在奥克兰，我会觉得自己不太重要。不是因为被讨厌，而是因为被无所谓。这种无所谓，反倒让我有了一种自由——我不需要讨好谁，也不需要被谁赞美，我只是落着，像风吹过，像日落下去。

如果落在多伦多。我会有点委屈。因为多伦多的冬天又长又冷，雪从十一月下到四月，人们天天盼着太阳。好不容易熬到春天，雪还没化完，这时候我来了——哪怕我是最温柔的雨，他们也嫌弃。我让路变滑了，让刚刚露出来的草地变成了泥巴地，让出门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哪怕我变了相，从液态变成固态，把自己美成六角形的雪花，到了暮春时节也不再受欢迎。人们想看的不是雪花，是太阳。

在多伦多，我不管怎么表演，都讨不到一点好脸色。

所以，如果让我选，我会选落在中国。那里的人懂我，会为我写诗，会在雨巷里撑着伞慢慢走，会说我贵如油，会说我润物细无声。我在那里是被期待的、被歌颂的、被珍视的。

但我还有一个想去的地方。不是中国，不是新西兰，不是多伦多。是人的心里。

不一定是情人的心里。画家、诗人、音乐家，那些心里有山水的人，那些心里藏着春天的人——我想落在他们那里。

落在画家的心里，我会变成一滴墨。他用我调色，画一幅烟雨江南，或者泼墨山水。我不再是雨，我成了远山，成了近水，成了宣纸上慢慢洇开的那一笔。

落在诗人的心里，我会变成一个词。他把我放在某一行诗里，让我有了韵脚，有了平仄，有了呼吸。千百年后，还有人念出我，念出那个春天的午后，念出那场不期而遇的雨。

落在音乐家的心里，我会变成一个音符。他用我谱写一支曲子，缓慢的，轻柔的，像雨打在芭蕉叶上，滴滴答答，不急不躁。有人在深夜里听见，忽然想起了什么，眼眶就湿了。

那样的雨，不会蒸发，不会消失，不会被人无视，也不会被人嫌弃。它变成一首诗，一幅画，一支曲子，就永远地落在了那里。

诚邀美友聊聊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