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被裁，署名被换：谁才是《千米长卷万马图》的画者？——一场持续十年的署名权之争与文化追问

中国商棋：了不起的新棋种

款识被裁，署名被换：谁才是《千米长卷万马图》的画者？

——一场持续十年的署名权之争与文化追问

文/雨南一村 微信号：xlx032239

佘汉武是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先锋人物，以画马、画虾及诗词创作闻名，其艺术成就与文化传承实践在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然而，2016年他创作的《千米长卷万马图》款识被裁、署名遭侵权的风波经媒体报道后，一度沸沸扬扬。此事须从头说起。

——题记

十年前的2016年，画家佘汉武在乡下的案头铺开长卷皮纸，笔下的骏马在墨色中奔腾。为了儿子上高中的费用，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酒为伴，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了一幅《千米长卷万马图》。这是一场孤独而漫长的创作，万千骏马从他笔下走出的背后，是三十年的功底与坚守。

画马之于佘汉武，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生命的投射——他十岁时曾帮父亲拖板车，那匹与他并肩劳作的伙伴，才是他笔下万马的真正原型。苏轼论文与可画竹曰“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佘汉武画马，亦可谓“身与马化”：他笔下的马不是战场上的神骏，不是画谱中的名驹，而是有体温、有性情的生命，骨子里透着一股温良恭俭的“厚道”之气。

与此同时，在江苏江阴，一位名叫沈小洪的农民企业家（后被媒体包装为“农民画家”）正酝酿着一个宏大计划。他出钱买下佘汉武的作品，却将画作上佘汉武的款识裁掉，换上自己的名字，又请来名家题额。随后，一个“江阴农民八年绘就万马图”的动人故事通过官方媒体广为流传。

这两条叙事线在2022年的某一天交汇，碰撞出令人深思的火花。当真相浮出水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侵权案例，更是一面折射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镜子。这便是本文所要省思的核心问题：在一个看似繁荣的文化生产场域中，谁在真正创造？谁在占有命名？而我们的媒体与公众，又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偷梁换柱：一起被“包装”的侵权事件

在《无锡宣传》那篇绘声绘色的报道中，沈小洪被塑造成一个在病痛与磨难中坚守艺术的农民形象：“他当年曾经先后到新疆、甘肃、广东等地打工”，“在新疆生过伤寒，在洛阳生过黄胆肝炎”。这些苦难叙事为“八年绘就万马图”增添了传奇色彩，也更容易打动人心。报道甚至细致描绘了沈小洪的创作过程：“先构思好整幅图的主题和框架，然后用铅笔勾勒出各匹马的位置和形态，接着用毛笔进行着色，最后画上花木山水。”

这些细节如此具体，以至于读者很难怀疑其真实性。然而，当佘汉武站出来说“这画是我画的”时，整个叙事便出现了裂痕。更耐人寻味的是沈小洪的回应：“我承认这幅画是你画的，时下侵犯知识产权的事还少吗？”这句话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一个侵权常态化的环境中，侵权者反而显得理直气壮。

这起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盗版翻印，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身份置换”：买家将卖家的款识裁掉，换上自己的名字，再请名家题额加持，最后借助官方媒体完成身份的确立。从法律上看，这是侵犯署名权；从文化上看，这是对创作主体性的彻底抹除。

二、沉默的铁证：另一幅万马图的证词

事实上，要验证真相并不困难。2017年，佘汉武应广东阳江市大垌山万佛净业寺弘隆方丈之请，创作了另一幅气势恢宏的万马图，以万马奔腾的意象寄托国泰民安的祈愿。这幅作品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沈小洪真有创作千米长卷的能力，为何在佘汉武停止供货之后，再无第二幅“沈氏万马图”问世？答案不言自明。

画可以偷，名可以换，但笔墨间三十年修炼而成的功力，是任何投机取巧都无法复制的。佘汉武能够一而再地创作出千米长卷，是因为那万马千军早已在他的血脉中奔腾；而沈小洪的“创作生涯”随着这一幅画的完成便戛然而止，这本身就是最诚实的证词。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7年的那幅万马图，不仅是佘汉武艺术生涯的又一力作，更是这场文化产权公案中一份沉默而有力的证言。

三、叙事置换：当“作品”让位于“故事”

沈小洪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侵吞了一幅画，更侵吞了一个故事。在当代文化生产机制中，作品的价值往往不取决于艺术本身，而取决于附着其上的叙事。一个默默无闻的湖南画家画了一幅马，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事件；但一个“身患重病的江阴农民八年坚持画万马”，这便成了一个可以传播的“好故事”。前者卖画为生，后者制造传奇。

这种叙事置换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契合了某些潜在的社会心理。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这个故事被赋予“传统文化新亮点”的意义，沈小洪被赞誉为“马大叔”，甚至准备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当媒体、资本与地方宣传需求形成某种默契时，一个被精心包装的“假农民艺术家”便应运而生。

值得我们省思的是：媒体在报道这则“新闻”时，是否进行过基本的核实？一个从未有过画马作品面世的农民企业家，如何突然之间就能完成千米长卷？那些关于创作过程的生动描写，依据何在？当“讲好故事”的冲动压倒“报道事实”的本分，媒体便从真相的守护者偏离为未经核实的传声筒。

四、八无与八有：文化资本的结构性反差

佘汉武与沈小洪，一个是真实作画的人，一个是讲述“作画故事”的人。前者在乡间磨穿铁砚，后者在媒体上编织传奇。前者以为银货两讫就是交易的终点，后者早已将这幅画纳入了更复杂的文化生产与利益分配体系。

曾有编辑朋友评价佘汉武是“八无艺术家”——无金钱、无地位、无名气、无山头、无圈子、无码头、无人脉、无背景，但“先生的作品清逸可喜，与人一样，简单朴素而靠谱”。这“靠谱”二字，正是“厚道”的最好注脚。而沈小洪恰恰相反——他有资源、有人脉、有媒体渠道、有包装意识、有地方宣传支撑、有商业头脑、有侵权胆量、有话语权。唯独缺了这份“厚道”。

这种“八无”对“八有”的反差，折射出当下艺术生态中的阶层差异。沈小洪能够请动名家题额，能够借助媒体资源进行大规模宣传，能够将一幅画运作成“冲击吉尼斯”的文化事件，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画家所能企及的。在文化资本高度集中的今天，真正的创作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则可以轻易地将别人的劳动成果重新包装、定义、占有。

佘汉武的“天真”在于，他只看到了画的价值，却低估了“故事”的价值。他不知道自己卖出的不仅是一幅《千米长卷万马图》，更是一个可以被重新编码的文化符号。当这个符号被注入“底层奋斗”“文化坚守”等元素后，它在文化市场上的价值便呈几何级数增长。而这些增值部分，与真正的创作者无关。

五、赢了官司，输了什么？

佘汉武后来决定提起侵权诉讼，律师告诉他“这场官司不打，你也赢了”。这句话揭示了更深层的悲哀：在文化领域，真相往往缺乏强制力，只有法律判决才能让媒体更正。然而，即使佘汉武赢了官司，那些已经流传的故事、已经形成的认知、已经被消费的情感，又该如何收回？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这个谎言能够在数十家媒体的传播下安然无恙，说明我们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机制中存在着系统性的漏洞。媒体习惯于按照某种既定叙事模板来“塑造”人物，而不是去挖掘真实。当“农民画家”这个标签比“职业画家”更有新闻价值时，真相便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更令人深思的是，即便真相大白，那些曾经铺天盖地的报道又有几家会作出更正？那些被“马大叔”故事感动过的千万观众，又有多少人会知道真正的画者是湖南乡下的那位“八无艺术家”？文化产权的侵害，一旦完成叙事层面的置换，便具有了某种“不可逆性”——故事比事实跑得更快，也更难追回。

六、谁在画马？——一个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佘汉武在打油诗中写道：“人生就像打场牌，打好了，有权有势有美女；打烂了，无依无靠无保佑。”这幅千米长卷，原本可以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张好牌，却被别人拿去出了风头。在文化资本的牌局中，出牌的人往往不是真正拥有牌的人。

画如其人。佘汉武笔下的万马，纵然奔腾万里，却始终不失温良恭俭之态。这份“厚道”，是画家的性情，也是他无力对抗一个系统性谎言的根本原因。而沈小洪的万马图，不过是借来的皮毛、偷来的骨架，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2026年正值马年，朋友请佘汉武再画骏马图作为拜年礼物。这一次，他是否还会相信“银货两讫”就万事皆安？是否还会把自己的心血之作轻易交付他人？

谁在画马，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却成了一个需要反复追问的问题。当一匹又一匹墨色骏马从佘汉武笔下诞生，它们最终会奔向何方？会以谁的名义被世人观看？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比画作本身更能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

马还是那些马，但署名权早已不在画者手中。这才是这场款识被裁事件留给我们最值得警惕的文化省思：当创造与命名分离，当作品与故事脱钩，当真正的创作者在叙事中被隐身，我们面对的便不再是一起孤立的侵权案件，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异化现象。如何让“画马的人”能够署名，让“署名的人”必须画马——这或许才是我们从这起事件中应当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训。

2026年4月8日完稿于表里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