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白鹿原》/白嘉轩

凌波仙子

　　读 陈忠实的巜白鹿原》，如同他笔下那片厚重的土地。它不仅是公认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小说被誉为一部 “民族的秘史” 。

小说通过白、鹿两家的恩怨，全景式展现了中国社会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的沧桑巨变。深刻探寻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灵魂。正如评论家所言，《白鹿原》是一部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伟大杰作。或许也正如陈忠实那句“到《白鹿原》中找我去”，它已然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原乡，一篇“活出来”的不朽的生命史诗。

白嘉轩无疑是《白鹿原》中浓抹重彩的人物。在中国文化中，轩辕就是古代的帝王名，“我以我血荐轩辕”表达的也是此意。白嘉轩的一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乡土版本的一生。

出生于清朝末年的他，接受了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的完整教育，并身体力行之，他是乡土文明的真正代表，他管理下的白鹿村则成了传统文化评价体系之下的“仁义”之村。

也许人们会说正是他的冷漠让田小娥成了儒家文化的陨葬品，也正是他的严苛他儿子白孝文被逼着一步步走向堕落，但理性地分析，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集聚了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的优秀品质。他作为乡村的管理者，无疑是个徳才兼备的人，行得正，端得平，在黑娃眼中就是腰杆子直的人。

如果说在巜白鹿原》中，朱先生是儒家思想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就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和执行者。是真正将“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完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典范行为为村民树起一个楷模，是一个腰杆子硬的人。他的腰杆不仅是生理上的挺直（即便被黑娃打折后趴着也要挺着），更是精神上的“不折”。他以身作则，不抽大烟、不纳妾、不贪不义之财。面对鹿子霖的阴损、田小娥的“诱惑”、黑娃的背叛，他始终以近乎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白嘉轩坚守儒家思想的“耕读传家”的古训，宗祠挂着的“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最好的诠释了这一思想。他则犹如立在原上的一棵大树，让村中的老老少少看见他就似看见大树一样有了安全感。他的一生都在实践着这一思想，在他的治理之下，白鹿原秩序井然，在大时代的裹挟之下，仍能生生不息。

一：制定规则，纲举目张

治理一方要有纲统领之，须有核心的价值理念，白嘉轩首先做的三件大事：修祠堂、制定乡约、兴建学校聘请先生，都体现着“耕读传家”的古训。

祠堂是宗族社会议事和执事的地方，相当于行使今天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关的职能，族长就是最高权力的执行者，也需在全族中选举产生，核心成员还有村中徳高望重的长者，祠堂中供奉着祖先的灵位。

人们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也不全对，只是中国人只供奉祖先，对逝去的先人有一种膜拜和敬仰，所以在祖先的灵位面前不敢造次，做了坏事须求得祖先的宽恕，碰到难处得求祖先保佑，所以祠堂就具有了西方国家教堂的某些功能，在村民心中是个圣地，敬畏之心也由此产生。所以修祠堂是全族上下的头等大事。作为一族之长，作为在农耕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白嘉轩运用手中的权威重修祠堂，强化了村民的宗法意识及其对道德伦理的情感与信念。

辛亥革命后，随着皇帝的下台和封建政体的崩溃，白嘉轩敏锐地感觉到传统文化正面临严峻的威胁。为此，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他满怀激情，用族长的权力，在白鹿村的祠堂中推行“乡约”，要求村民人人熟背村约，使之成为每个村民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而对违反村约者如白兴儿等赌徒的惩罚，尤其是面对白孝文的劣行也绝不手软实行鞭刑的惩戒，让村民们更实在地感受到了“乡约”的巨大威慑力，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这就是公正公平执法所产生的力量。

为了延续儒家命脉，他又积极倡办义学，聘请先生，使包括黑娃在内的下一代都能够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树立起做人的准则。

这三项举措为白鹿村制定了管理的细则、为人准则，并提供了教而化之的场所－～学校，使得儒家思想得以深入民心并自觉而为之。

二：以诚待人，仁义处事，勇于承担

作为传统文化的自觉维护者，白嘉轩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虽然罂粟曾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在村民因此致富而导致聚赌成风甚至有人家破人亡时，在朱先生的劝说下，他还是带头犁毁罂苗，并周济李家寡妇。他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没有丝毫的矫情，也不图有任何回报。随着他这一系列以“仁义”为核心的行为的展开，他的名声也随之不朽。

在遭遇天灾无粮的情况下甚至独自进山向土匪借粮而在来年丰收的时候又如约加倍偿还了粮食给土匪，兑现了借粮时的承诺。

为了村民的利益，他可以率民抗税交农，甚至为此被官府抓去坐牢，在大旱天率领村民乞雨，他一惜自残身体，为了村民度灾荒不惜生命危险闯土匪窝，在灾荒之后的瘟疫蔓延之时，他的家人也身先士卒在祠堂为民服务，妻子仙草为此不幸染上恶疾而亡他也没有任何怨言怪罪于别人，而是想尽办法控制瘟疫蔓延。 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

“仁政”作为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基本的思想就是宽厚待民，施以恩惠，这有利于争取民心，用今天的话说就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以民为本”。他的德行成就了他的威望。铁肩担道义，“打铁还需自身硬”，他的正直、他的担当、他的诚信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为了白鹿原上的精神支柱，也使他成为了农耕文明的真正代表。

白嘉轩在本族内部极力推行朱先生的《乡约》，以礼教仁义束人治族，使白鹿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仁义村”。自然，这里面有作为一个族长的职责。但即便不对全族而只是对自己，无论时局如何变幻，白嘉轩对于礼教仁义都是身体力行者。闹革命时，他保护祠堂；交农具时，他带头抗争；瘟疫来时，他坚持不请神驱鬼。他深知“族长”二字的分量——不是权力，而是牺牲与责任。他无数次在混乱中维持着原上的“规矩”。

三、宽厚

小说中白嘉轩与鹿三的主仆关系的描述，使白嘉轩这一人物更加丰满而又富有立体感。他并非那种贪婪、自私的地主绅士，对待长工鹿三的态度是重之并携之，而且还常常教育子女要尊重鹿三，并让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认鹿三当干大，而在鹿三身上也丝毫没有一般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被剥削者深受苦难的痕迹，他也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反而把白嘉轩当作自己的恩人，虔诚地信奉和捍卫着白家执掌的宗祠文化。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友谊，始终兄弟相待至死不渝，成为一种极富道德意味的主仆关系。他们两人的“义交”是小说中描写得尤为感人，他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可见白嘉轩的勤劳俭朴、重义轻利，达观宽容。作家一再描写两人一起劳动的场景，那份默契、那份和谐，宛如一幅动人的田园画。而鹿三死后，白嘉轩的那句评价“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则表现出了白嘉轩对鹿三的丰富情感。可见，在创作这一主仆关系时，作家将笔触伸入到民族文化心理，从而使得这一关系更复杂更隐秘，也更具真实性和时代感。

白嘉轩对黑娃和鹿子霖的态度在更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白嘉轩的敬仰。他对长工鹿三之子黑娃一视同仁，让他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儒家思想；当他不愿学习而要去外面闯荡时，亦表现出族长应有的宽容和大度；黑娃派土匪打断了他的腰，他仍采取不追究的态度，以德报怨，在黑娃“学为好人”之后亲自迎接黑娃回家祭祖；在黑娃被关押，他可以不记前嫌，全心全意地为救黑娃而四处求情。至于鹿子霖入狱后的相救，更是以德抱怨、仁义之至，更让人看到了受传统儒家思想熏染极深的一位族长“仁义”的高峰，他让每个人为之震惊，为之感叹！正如朱先生说：“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

四：刚正不阿，讲求原则，坚持己见，不为旁人所动

以“仁义”之礼行事，以仁立身并不等于凡事谦和、忍让，在遇到触犯宗族的伦理规矩的人和事时，白嘉轩却表现出绝对的冷酷与倔拗：他拒绝让携田小娥回家的黑娃入祠堂，并非只认为田小娥“不是居家过日子的货”，更在于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与其说田小娥的悲剧是白嘉轩的冷漠无情导致的，不如说田小娥是被儒家文化所杀害的，甚至死后她的灵魂还要被镇妖塔镇住，白嘉轩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内心深处他丝毫不会有那怕一丝丝的纠结挣扎和愧疚，而恰好相反，他认为他是在遵从巜村约》执行公正的处罚和为民除害。

面对白孝文的堕落，他不顾妻子母亲的苦苦哀求和族内老者、鹿子霖的跪谏，痛打通奸的的孝文，并不会因为白孝文是自己的儿子而循私情，甚至执行得更为严厉。因为他违背了族规，辱没了先人。

如果以冷先生说的“你比我还冷”来解读白嘉轩的话那未免有些肤浅，我更倾向于把他理解为讲求原则、坚持己见而不为旁人所动。如果我们退一步的话，假若白嘉轩不是族长，白孝文之事又当如何处理呢？

从痛打之后的分家可以看出，白嘉轩绝非作秀。之所以将此“家族大害”扫地出门，是因为白孝文违背了白家的立身纲纪，白嘉轩视其为败家之子。这个“限制着家业的洪暴，也防止了家业的破败”的立身纲纪，简言之就是“耕读传家”、“学为好人”。事耕以维系生存与家族的威望，事学在于知书达理、宽仁厚德，也正因此，白家的前代人一直“家业发时没有发得田连阡陌屋瓦连片，家业衰时也没有弄到无立锥之地”。这是一种中庸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缘于一种中庸的处世哲学。作为朱先生的崇拜者以及其精神的践行者，白嘉轩将其精力集中于修身齐家上。腰断了，他“强盛凛然”；眼瞎了，却显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

　　白嘉轩最大的悲剧，在于他用一生坚守的“仁义道德”，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变得一文不值。

他无法阻挡儿女的背离：最器重的长子白孝文，被他亲手赶出家门后堕落成阴险的县长；女儿白灵投身革命，与他决裂；次子白孝武平庸守成，谈不上继承精神。

他无法理解革命的逻辑：黑娃砸断他的腰，他不恨黑娃这个人，却恨“乱世坏了规矩”。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辈子没做亏心事，却要落得子女离散、腰杆尽断的下场。

他的“仁义”内含冷酷：对田小娥，他不许她进祠堂，甚至在她死后修塔镇压，展现了宗法制度对“失贞女性”的无情。对长工鹿三，他既仁厚又保持主仆界限。他的道德是有等级的、有代价的——维护的是整个宗法秩序，而非个体的人道。

白嘉轩的结局意味深长，他在土改、合作化等运动中彻底失语，双目失明，却依然顽强地活着，时常抚摸那块刻着“仁义白鹿村”的石碑。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批判对象，陈忠实对他怀有深沉的敬意与悲悯。他代表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那种朴素、坚韧、自律的人格理想。他的失败，不是个人品德的失败，而是整个农耕文明宗法秩序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必然瓦解。

如果说鹿子霖的疯死代表了“功利主义”的彻底破产，那么白嘉轩的“瞎活”则代表“道德理想主义”的落日余晖。鹿子霖在算计中毁灭，白嘉轩在坚守中孤独。两者共同构成了《白鹿原》对旧时代既眷恋又批判的复杂立场。

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给中国文学的一个不朽形象。他是宗法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个体意志的“苦行僧”。品读他，你会发现：真正的悲剧，不是坏人打败好人，而是一个好人用自己最珍贵的原则，亲手推开了他无法理解的新世界，最终成为时代的“局外人”。他的腰挺了一辈子，却也无法挽回地，随着白鹿原上的那声叹息，缓缓沉入了历史的暮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