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后真是一坨屎

郑

那几年，新走路的时候，下巴是微微上扬的。

不是他刻意端着，是习惯了。国企规划发展处处长，正处级实职，手里攥着每年几个亿的项目审批权。他去下属单位调研，对方一把手得站在大门口等，隔着五十米就堆起笑脸小跑过来握手。新不急不慢地伸出手，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既不轻飘飘显得没分量，也不用力过猛露了急切。他穿深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胸口偏下两公分，既不失稳重，又比穿西装多了几分“自己人”的随意。头发常年保持两厘米左右的长度，三七分，每一根都朝着该倒的方向倒，像他经手的每一笔钱，都有该去的去处。

饭局上，新坐在主位，筷子动一下，满桌人跟着动；他搁下筷子，没人敢再夹菜。他不怎么劝酒，但举杯的时候眼风一扫，那意思全在了。底下的人背地里说他“城府深”，传到耳朵里，新笑笑，心想你们要是坐我这个位置，城府比我还深。他有本没皮的黑色笔记本，记着各个领导的生日、爱好、子女去向，记着谁提拔了谁被边缘了，记着哪些话能说哪些话打死也不能说。这本子从不离身，连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是他十年宦海沉浮攒下的命根子。

新投包那三百万的时候，眉头都没皱一下。

包的公司做新能源电池管理系统，坐在包那间一百八十平的办公室里，满墙专利证书，镀铬的桌面上摆着两台苹果大屏显示器，身后书架上的技术白皮书全是英文的，咬合得很齐整。包穿一件深蓝色立领polo衫，袖口卷到小臂中间，露出手腕上一块不怎么张扬的万国表，款式不新，懂行的人知道那是限量款。

包讲话语速快，但每句话之间留半拍停顿，像是在给你消化理解的时间，又像是在等你自己想明白他话里藏着的那层意思。他喜欢用“生态”“闭环”“底层逻辑”这类词，搭配上他说几句就习惯性推一下眼镜的动作，显得既专业又理性。新问他技术路线，包从BMS拓扑结构讲到电池热失控预警，从ASIL-D功能安全等级讲到车规级芯片现在有多缺货，讲得新频频点头。其实新没全听懂，但他不打算承认。处级干部的好处就是，没必要什么都懂，只需要在关键的时候说“这个事我原则上同意”，下面自然会有人去把细节填满。

三百万打过去那天，包在微信上发来一条消息：“新处，定不负重托，干出成绩回报您的信任。”末尾跟了个双手合十的表情。新看了两遍，锁屏，手机倒扣在桌上，仰头靠进椅背，眯着眼睛笑了。桌上那杯金骏眉还冒着热气，琥珀色的茶汤映着天花板上那盏水晶吊灯，碎碎的光斑落在他的虎口上。

他向包里间的那三百万，成为他后来人生中最大的一根刺。

时间转到新被留置的那个秋天。市纪委的人来得很早，天刚蒙蒙亮，物业说是有两个穿深色衣服的人敲了门。新当时正在刷牙，满嘴泡沫，听到门铃响还以为是快递。开门的一瞬间，他看到两张没有表情的脸，其中一位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工作证，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耳膜：“我们是市纪委监委的，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新后来反复回想那一刻的感觉。他说不上是害怕，第一反应竟然是松了一口气，像是悬在头顶十年的那把刀终于落了地，不管砍得多深，都比悬着让人好受。他甚至还有心思把牙刷完，把嘴角的牙膏沫擦干净，对着玄关镜子看了一眼自己——还是那张端正的脸，头发依然朝着该倒的方向倒，只是嘴角不知什么时候歪了一点，像挂在墙上的相框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明明还在原处，看着总觉得不对劲。

交代问题的那几天，新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件一件往外倒，像从一口深井里打水，绳子很长，桶很沉，每提上来一桶都觉得井底还有。受贿一千三百万，金额是他自己签了认的，每一笔都有来路，有转账记录，有微信截图，有在场人证。他看着那些材料，感觉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那个在酒桌上不动声色收下银行卡的自己，那个在洗浴中心包厢里把装满现金的茶叶袋放进后备箱的自己，那个在澳门赌场贵宾厅里筹码堆得小山一样的自己——像一帧帧电影画面，和他隔着银幕的距离。

办案人员态度不算差，该倒的水给倒，该给烟的时候递一根。但有个细节新一直记得：他们从来不叫他的职务，第一次谈话的时候直呼其名，后面就只叫“你”。没有前缀，没有后缀，干干净净的一个“你”字，像一把铲子，把他头上那堆虚土一层层铲干净，露出底下潮湿的、灰败的地面。

取保候审出来那天，天也是灰的。新站在办案中心门口，掏出手机，通讯录里一千二百多个联系人，他竟然不知道第一个电话该打给谁。以前处理这个问题的流程很熟练——先请示分管领导，再通知办公室主任，再安排局里饭局做汇报。现在这套流程像一台上满发条的钟，突然被人一把扯掉了指针，齿轮空转，咔咔作响，却指不出一个方向。

他开始筹钱。一千三百万，一分不能少。这是争取从轻处理的硬条件，退赃退得越早越干净，法官的量刑空间就越大。

变卖房产、车子，找亲戚拆借，翻出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老朋友挨个打电话。那些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说“新处有事您尽管开口”的人，电话接通之后客气得像客服，听他说完来意，沉默三五秒，然后是一套高度雷同的说辞——“新处，实在不好意思，我刚买房”“最近家里出了点状况”“钱都压在项目上了，周转不开”。有些人甚至懒得编理由，直接不接电话，微信消息发过去石沉大海，像往枯井里投石子，半天听不到回响。

新最后凑到一千万，差三百万。他坐在只剩下白墙的客厅里，地上散落着搬家后留下的泡沫纸和胶带，手机屏幕亮着，通讯录滑到了B开头的那个名字——包。

他们多久没联系了？新想了想，自从他出事，包的电话就打不通了。不是关机，是通了没人接，嘟嘟嘟响到自动挂断，像一扇敲了很久没人应的大门。新发过消息，大意是我这边出了点状况，需要三百万周转，你之前那三百万的事我以后会想办法。消息发出去了，显示“已读”，没有回复。

他犹豫了很久该不该再打。那三百万的投资款，在他收受的一千三百万里根本不算什么，但此刻，这三百零一万——新自己出了三百万，包差他一万还没还——成了他跨不过去的坎。他想起包当初在办公室里意气风发的样子，想起那些英文技术白皮书和限量款万国表，想起那句“定不负重托”。他拿起手机，拨了过去。

三声盲音之后，电话被挂断了。

新又拨了一遍。这次直接进了语音信箱，提示音冷冰冰地响着，像手术室里心电监护仪拉直的那条线。他没有留言，把手机放在地上，仰头靠着墙，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白得像一张没写过的纸。

开庭那天，新在被告席上看到了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的爱人。她穿了一件深色的棉袄，头发好像白了很多，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整个庭审过程中她一直攥着那件棉袄的衣角，手指关节发白。法官宣判的时候，声音平淡得像在念一份会议纪要，新听到“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这些词汇，耳朵里嗡嗡响，像老旧收音机没调准频道。

审判长最后补了一句：若全额退赃，可在十年以下量刑。就差那三百万，多了两年。加上受贿罪本身的刑期，十二年变成了十七年。从四十三岁到六十岁，人生最称得上年富力强的十七年，铁窗内外两重天。

新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回了一下头，看到爱人终于趴在前排椅背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抖。他喉咙里哽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涌上来，又被他生生咽了回去。

服刑的头几年，新把日子过成了一台精密仪器。每天早起叠豆腐块，吃饭，劳动，学习，熄灯，日复一日，像复印机吐出来的一沓白纸，张张一样。他学会了沉默，学会了不抬头，学会了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不碍任何人的事。以前那个下巴微扬的新，那个在酒桌上用眼风就能镇住全场的新，像一个被戳破的气球，只剩下一张皱巴巴的皮，风一吹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第六年，他在狱中看到了包。

那是劳动改造的车间，新正在流水线上装配电子元件，听到狱警点了一个名字，他抬起头，看到一张熟悉却又陌生的脸。包胖了不少，也老了不少，曾经利落的短发变成灰白的板寸，眼袋重得像挂了两颗核桃，嘴唇干裂起皮，脊背微微佝偻，像是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东西。当年的万国表和立领polo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囚服，左胸前印着编号，和他背上那串数字之间隔了一个叫做“自由”的距离。

新当时手里拿着一个还没拧紧的螺丝，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包从门口走进来，被领到斜对面那张工位上。包没注意到他，低着头，动作迟缓地坐下，像一台用旧了还在勉强运转的机器，每个关节都缺了润滑油。

收工后放风的时间，新慢慢走过去，在包旁边站定。包正靠着墙根晒太阳，半眯着眼睛，像一个被掏空的皮囊，只剩下喘气的功能。

“包总。”新叫了一声。

包睁开眼，愣怔了足有五六秒钟，瞳孔里那层茫然像雾气一样慢慢散去，然后是近乎本能的反应——嘴角扯开一个笑，那笑里没有内容，只是一个被抽走了所有脂肪和肌肉的笑容的骨架，干巴巴地挂在脸上，随时会塌。

两人之间沉默了很久。先开口的是包，声音沙哑得不像从人嘴里发出来的，像砂纸磨铁皮：“新处……你瘦了。”

新没接这句话，在包旁边的水泥台阶上坐下来，屁股底下冰凉。头顶的天空灰蒙蒙的，铁丝网把院子切成了几块不规则的几何形，视觉上像监狱版的蒙德里安。远处有几个犯人蹲在地上拍球，球砸在水泥地上，砰砰砰的，像心脏在胸腔里挣扎着要出去。

“你怎么进来的？”新问。

包仰起头，后脑勺抵着墙，闭着眼说：“非法集资，十个亿，判了十年。”

十年。新在心里默算了一下，包的年龄和自己的刑期重叠，两个人要在同一个监狱里待上好几年。这世上有些缘分真的很奇怪，好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不好的时候倒是凑齐了。

“你知道我多判了五年的事吧？”新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包没说话，眼皮颤了一下。

“我找过你，让你把三百万还回来。”新继续说，目光落在地上两条细细的裂缝上，它们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两条干涸的河流，“你不接电话，消息读了不回。后来我才知道，你那时候已经在拆东墙补西墙了，哪还有三百万给我。”

包依然没说话，嘴唇抿成一条线，薄得像刀片。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有惭愧，有难堪，有委屈，又好像什么情绪都没有，只是皱在一起，皱成了一张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摆的脸。

“你在我身上投了三百万，后来我也出事了。”包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那三百万……其实也没有全用在做技术上，我去补了另一个窟窿，窟窿越补越大，最后把自己也填进去了。新处，咱们俩，像不像两个连环套，你套我，我套你，套来套去，套成了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在监狱的第四年，新开始认真观察包。包不再像刚进来时那么木讷了，但也没恢复当年的精明。他的眼神里少了一种东西，新想了很久才想明白，少的是“算计”。就是那种在生意场上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劲。那种劲像一层油膜，曾经让包在任何场合都滑溜得像条泥鳅，现在油膜被时间的砂纸打磨干净了，露出底下粗糙的真实质地——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头发白了，手上有茧，眼神涣散，笑起来像个孩子。

包偶尔会聊起以前的事。他说起他的公司最风光的时候，估值三十个亿，投资人堵在办公室门口排队，他一天要见三拨投资人，讲八遍商业计划书，口干舌燥但心里像灌了蜜。他说起他坐头等舱去深圳谈项目，住一晚上万块的酒店，红酒一瓶一瓶地开，合同一摞一摞地签。他说起那些年在企业家年会上坐主桌，和省里的领导称兄道弟，合影的时候总能站在C位。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淡，像在复述一本很久以前看过的小说，情节都还记得，只是不再觉得动人了。

新问他：“后悔吗？”

包想了很久，久到新以为他没听见。然后包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又摇了一下，说：“后悔，也不后悔。”这个回答和没回答一样，但新竟然觉得自己听懂了。

一个夏夜，闷热，牢房里只有一台摇头扇在咔咔地转，新和包分坐在上下铺。熄灯后，黑暗把一切棱角都磨圆了，窗外有蛐蛐在叫，声音细得像一根线，在闷热的空气里颤悠悠地飘着。

包忽然在黑暗里说了一句：“新处，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新没吭声。包继续说：“我小时候家里穷，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那时候我就想，这辈子一定要出人头地，让全家人顿顿吃肉。后来我真的做到了，顿顿吃肉不算什么，我请客一顿饭能吃出一头牛的钱。可是吃来吃去，到最后还是在这蹲着，吃食堂的大锅菜，菜叶子漂在汤上，寡淡得像刷锅水。你说我折腾那些年，到底图了个啥？”

新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皮有些潮湿，散发着水泥和铁锈混合的气味。他说：“图个啥？图个我曾经阔过。图个开会坐主桌。图个人前人后那声‘新处’。图我用眼风一扫，满桌子人就不敢动筷子。这些东西，说起来是虚的，但你真当上了，你就知道它比实的还实。因为它让你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你比别人高，比别人重要，全世界都得围着你转。”

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下去，低到几乎只剩下气息在流动：“直到有一天，全世界的围着你转的，变成了一堵墙。墙上连个窗户都没有，你睁眼是这堵墙，闭眼还是这堵墙，你就知道，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一坨屎而已，涂脂抹粉也改不了那个味道。”

沉默。蛐蛐叫得更响了，像在嘲笑，又像在安慰。

包的声音从黑暗中浮上来，轻得像一片落叶：“我以前看《红楼梦》，看到‘好了歌’，不明白解注那句‘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突然懂了。你说咱们那些年争的、抢的、算计的、藏着掖着的，最后归了谁？归了纪委，归了法院，归了监狱。咱们一件都没带走，连裤腰带都没能带进来。”

新忽然笑了，那笑声干涩沙哑，在空荡荡的牢房里回荡，听起来不像笑，倒像是什么东西碎了。

“人生最后真的是一坨屎。这话不好听，但话糙理不糙。”新说，“咱们俩当初要是老老实实当个普通人，不折腾那些有的没的，现在说不定正搂着孙子看电视。孩子们叫一声爸妈，锅里炖着排骨汤，阳台上晒着被子，有太阳的味道。多好。”

包也笑了，笑声和新的一样干，像两张砂纸互相磨。

“可不就是一坨屎嘛。”包说，“咱们还生怕它不够臭，拼命往上浇油，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这坨屎在这儿。结果呢？浇油烧起来的火烧到自个儿身上了，烫得皮开肉绽，才知道那坨屎就是那坨屎，变不成黄金。”

两人笑了一阵，笑声越来越低，低到后来变成了叹息，叹息又融进了黑暗里，和蛐蛐的叫声搅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人声，哪个是虫鸣。

远处传来狱警巡逻的脚步声，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踢踏踢踏，有节奏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时间本身，不快不慢地往前走，不因为谁在笑就停下，也不因为谁在哭就加快。就这样走着，走着，把这个夏夜走成昨天，把昨天走成再也不见的从前。

后记：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本命名《欲》，我写了很久，今天喝了点8+1，把最后故事完成，这是个预言性的故事，我相信恶有恶报，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屎系列就写完了，下一部将创作我们的十年，计划用十首歌写一下从1989年听到来之台湾的《潮》后，大陆的一些变化，一年一首歌一个故事暂定命《无声的所在》！

在ps:背景音乐，我还是选择的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我信人本恶，所以魔鬼和天使一对永远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