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冰城》流逝的岁月——版画家张祯麒回忆录

文脉冰城

流逝的岁月——版画家张祯麒回忆录

　　命运总是颠扑迷离。1955年，在广州海军第一舰队，因为想学俄文，我给翻译家吕荧写信，被领导发现，在反胡风运动中，成了肃反对象，被开除了团籍，当年在海口市参军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满腔热情一扫而光，继之在南海舰队政治部美术组被划分为复员对象。我感到自己真是无脸回家乡，面对江东父老，只好横下一条心，报名到严寒蛮荒的北大荒，要在北疆默默度过残生。

初踏黑龙江的荒野，是1958年3月，面对的是极地的冰雪世界，艰苦的劳动生活，我被分配在金沙农场一分场四队，没住屋，队里百多号人都住在几个一下雨就漏水的大帐篷里。马架上的弹壳一敲响，就得列队下地劳动。在队里，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在副业组里养猪，夜间狼在猪圈外嚎叫。磨豆腐，上山伐木，准备盖房的木料。雪夜坐拖拉机到开荒队送粮。参加各队组建的到金沙河的野草甸上挖水渠会战。跑荒，在大草甸浓烟烈火里奋身扑灭野火。初夏在苞米地、大豆地上锄草，大坡地一望无崖，腰酸腿疼，像永无止境难休憩。八月麦收，尾随康拜因抢割机器漏割的的麦地。小秋收，随副业组坐拖拉机到深山野林，支起帐篷，分组背上麻袋，钻进荆棘丛林，采集山丁、山里红、野梨、野葡萄，随时都有碰到熊瞎野狼的凶险。在冰水冻得麻木的河沟上搭桥修路。三九寒冬，各农场组建副业队，我被划归副业队，拖拉机上人和行李堆得满满的，远赴永安农场的青山采石矿，那里在开采炼钢用的萤石。一大早，就得上山，抡起十二磅重的大铁锤或把持大铁钎，打炮眼，装火药，炸矿石。山上北风呼号，却一个个都汗流浃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架，钻入冰冷的被窝，蒙头而眠。一天，我队一个转业军官检查“假瞎炮”，不慎被炸身亡，开追悼会叫我画大遗像。不知怎的被副业总场知道我会画画，就把我调入宣传科。在宣传科，除应付业务工作外，还得参加各种劳动，如下煤坑、背煤、挖煤。

　　对于一个从南国一抹葱绿的家园，走入冰雪飞舞的北疆，这种视觉差异和感受是极其新颖的。尽管北大荒的岁月充满艰辛与血泪（不到一年间，我已经历两个战友的死亡：一个死于水渠会战，尸体冲入金沙河底冰冷的大树根中，一个在矿山上被炸矿的假瞎炮炸得血肉横飞），但北大荒豪壮的劳动生活，时代环境中人们昂扬的理想主义观念仍未泯灭，以及北国荒野大自然四季变幻莫测壮阔宏丽，对于我这个郁郁寡欢的南蛮，还是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它们似乎打开了我宿命观的心扉，令我既痛苦又激奋。早在广州黄埔岛（当年黄埔军校校址）海军172舰当文教、文书时我偷偷尝试刻木刻，作品《下棋》还发表在海军一刊物上。后来调入广州南海舰队政治部美术组，美术组里柯华等三个军官都是搞木刻的，陆续刻了些作品，如参加“第三届全国版画展”的《船坞一角》。

但好景不长，不久，我被动员复员，离开了舰队到北大荒当了农工。当农工干的是农活，可贼心不死，刚到金沙农场一分场四队，在雨天或假日，不是拿起速写本勾画，就是取出从广州带来的木板，在春雨滴嗒的帐篷中勾稿刻制起来。后来调到青山采炼厂宣传科，画画的条件比较好，陆续刻出《惊扰》《荒原来客》《晨钟》《林中小憩》《饮》《播》《应战》等作品，这些作品很幼稚，直观描绘多于构想，后投稿到《北大荒文艺》竟大多被发表了。

　　那时《北大荒文艺》负责美编组稿的是下放北大荒劳动的著名漫画作家右派分子丁聪。这就是张作良在我画集的序文中说的：“我是偶尔在《农垦报》上发现张祯麒的名字，这张小报经常不断发表他的黑白木刻、反映的都是开发建设之初的农场生活。”于是1959年9月底，我被调入北大荒画报社。当时设在虎林的农垦局画报社才有三人：张作良、晁楣和郝伯义。

张、晁都是党员，张是一把手，晁是副手。郝伯义是主动拿一批画找张作良，张发现是个画才就留下来的。正如张作良所说：“当组织上决定由我负责筹建《北大荒画报》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用绘画这一艺术形式赞美北大荒，歌颂开发北大荒的英雄们。”《北大荒画报》其实只出了第一期就寿终正寝，但为筹办进京的“北大荒美术作品展”，画报社的机构一直保留，在我之后又陆续调进右派张路、徐介城、张钦若、尹瘦石以及孙承武、贺全安、关剑痕，还有搞摄影的吕向全。

画报社设在党委办大楼一间大房间里，大房中间隔一堵大墙，过门里屋是寝室，用木板钉了一个够十多人睡觉的大通铺，外间是创作室，中央一张大桌，每周政治学习，讨论创造计划，审查观摩草图，大家都围坐大桌边。面窗的对过墙上挂满油画画稿，进门的一面墙是张钦若的大油画。搞木刻的最初只有晁楣、张路和我。我和张路找空在屋内各支一张小桌作刻印用。郝伯义是全才，既画油画，又画国画，末了，也刻起木刻。当时几幅大油画《向地球开战》就是他画的。徐介城的许多油画都摆在靠卧室的那面墙上。孙承武是搞宣传画的，也有自己工作空间。在这个国、油、版混合一起的创作集体里，既有早已成名、创作经验丰富的画家尹瘦石，张路，又有在部队从事美术工作多年的张作良、晁楣、徐介城、张钦若，还有我和郝伯义这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大家晚上共眠一大通铺，一起生活、一起创作、一起劳动，互相滋润，取长补短，受益者得以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提高造型水平和艺术表达能力。

　　张作良是“北大荒版画”这个群体的灵魂、主要缔造者和组织者。他原是北京解放军画报社的美术编辑。 人清癯高瘦，心怀坦荡通透，毫无城府，没有一些领导忌能妒才的狭窄心肠，故能包容万物，团结众人，又深受别人爱戴。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能大胆把这许多右派调入画报社是极具胆识又有很大风险的。难以想象，如没有这样的领导，能有“北大荒版画”的创建、发展与成就。我一生都得感谢他对我的关怀爱护，引为自己终身作人的楷模，视之为老兄长和挚友。

晁楣在到北大荒前已是版画界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他的作品多次出现在全国版展及军展上，他的创作构思慎密，画风雄健开阔，刀法奔放，正切合于表现开发北大荒的雄伟业迹和北国大自然的绚烂壮美这一大命题。版画家张路在反右前已是有版画论述专著的画家，在我们这一群中，他画风独创，审美视角和艺术观念都另辟蹊径，这体现出一个画家标新立异之可贵。油画家徐介城原是部队美术界的新秀，他的艺术造型心随意到，既结实又灵动，作品生活气息浓烈，构图变换多姿，勾画人物生动灵活，这是插图画家所独具的本领。我曾见过他调到哈尔滨艺术学院之后搞的几个雕塑，深叹其为奇才。张钦若反右前也是部队知名青年油画家，造型功力虽不如徐介城，但油画作品色度响亮，绚丽斑斓，以优美朦胧的大效果见长，据说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来华讲学，办进修班，他也参加过。郝伯义那时仅二十岁出头，小年青一个，我在《北大荒文艺》上多次见到他画的素描。据张作良说是见到他拿来的大批画作、发现很有才华而调入画报社的。他既画油画，又参加国画创作，末了还刻起木刻，是个通才，他小小年纪竟能驾驭大型油画的创作，令我惊异。在这群体中，他和我年龄相仿（他比我小四岁），志趣相投，所以知交甚密。

　　在画报社这群体里，每人为要完成自己制订的创作任务，往往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按照版画创作程序，总是先在纸上起草稿，经观摩讨论通过后就动刀。但为节省时间，晁楣和我就直接在木板上画草稿经观摩讨论后就动刀。这样，许多操作程序免了，加快了创作速度，往往只用一个星期，我们就能拿出一张新作。这种创作进度别人是难以理解的。画报社的作者，大多是半路出家，未进过专业学校，为提高创作质量，制定了业务学习计划。每周四晚上安排两、三小时的基本功训练，轮流当模特儿，大家围一圈画起来。水平难免良莠掺杂，画后在观摩中，自然能从别人的长处中学到己之所缺，补学从优。

我勾稿画人物时，总是力不从心，不是对镜自己摆姿势，先画速写，后上画稿，就是请人帮忙做模特。像《乌苏里江晚眺》木筏上的水兵，就是自己对镜画的（那时我总穿着一套白水兵服）。《到新荒地去》里行走的两个垦荒队员就是请徐介城做模特，摆动作画的。上板定稿后，他嘴角叼着香烟踱过来，看了一眼，似不大满意。但当刻出，他大感疑惑，说：“你这小子、怎么搞的，画时潦潦草草。怎么一刻起来，竟那么有把握！”我心里想：“我要是能做到你那样，画人物做到意达形随、多棒！”

张路也像我那样，在大屋空挡中支起一小画桌，头上戴一顶浙江人冬天戴的棉帽，叼一支烟，不言不语专注刻他的画。许多杂务，像扫地、打水，他都默默承担起来。他是右派，这样做总给人有点负罪感之嫌疑。那时每周都有政治学习和传达报告等大会。张路最怕冷，大概有鼻炎，常流鼻涕，一听报道就先抢占靠有暖气包的座位，坐不久听着听着，就朦胧入睡，打起了呼噜，偶一碰到烫手的暖气包会猛然惊醒，鼻涕也吓了回去。有时我坐他身边，听到他呼噜打得太响，会用胳膊锤他一下，让他敛声屏息。是啊，那时的政治学习报告全是谎话连篇，都是钳制思想，扭曲人性的东西，有什么听头。

著名国画家尹瘦石，原是北京中国画院秘书长，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他是个地道文人画家，人很清瘦，老成持重，在这一堆里年纪最大，有长者之风。他画画之余手上老离不开一本古籍线装书，对我这种小辈爱称“小家伙”什么的。听说抗战时期，他和诗人柳亚子在重庆开过诗画展，毛泽东还为画展题词。对这样的知名前辈，我们自然敬重有加。“北大荒美术作品展”的国画创作郝伯义和徐介城都介入，在艺术表达与技法上，尹瘦石作了指导，功不可没。

　　这群体中，有一个原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孙承武，画展中的几幅宣传画是他的手笔。他为人随和开朗，极有人缘，善交际，给人有自来熟之感。困难时期我们饿得慌，常跑饭店，排长队，他会和饭店服务员唠嗑，混熟了不用排队，常领先我们揣来饭菜。

比张作良大两岁的贺全安是中央美院绘画系的毕业生。那时徐悲鸿任院长，齐白石在执教。他是1959年9月调入画报，管事务工作，外勤内差缠身，作了许多为画报社同仁服务的工作，少有时间动笔画画，有点怨气，有点怨言，不知何故成了批斗对象，成了“反党份子”，当然后果堪忧，下半生遭际很惨。那时的政治气候，动辄整人成风，时有仗权仗势者，颐指气使，更为激烈。

右派摄影家吕向全，原是人民画报社摄影记者，年纪轻轻就参加革命，见过大世面，给大人物拍过照，他也算画报社编制人员。我们创作情景，农垦局领导来审稿、作指示的场面，以及画报社同仁参加劳动等许多珍贵照片，都出自他的大手笔。我不知道当年张挂三面大墙上的油画及其他作品，他是否拍过照片？这批资料是否保存？如遗失，真是莫大损失。

画报社的同仁们除天天忙于创作任务，还得参加政治学习，每周还要劳动两天，不是播种就是开荒。当年三年灾荒，粮食紧张，对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说，光靠食堂的可怜定量伙食是吃不饱的。一到晚上加班加点，肚里就饿得发慌。我们就摸黑到地里捡收割后遗剩的苞米棒、萝卜或豆荚，挖漏收的土豆，刨田鼠洞里的豆子或到水里捉泥鳅、泥勒勾、哈兹马（青蛙）。丰收而归，掌厨就推小老弟郝伯义。他刷洗破膛去肚后都一窝粥装在一大脸盆里，在画报社室外点起一把火烧煮起来。晚餐做好，大家欢欢喜喜，你抢我夺，不一会就一扫而光。这一把火，这顿美餐引得近邻的《北大荒文艺》的作家们也口馋起来。《文艺》的美术评论家王观泉也是常客，因为我们每次活动，如订计划、审稿他都参加。从此郝伯义得了个外号“扑不灭的火焰”。有一回，晁楣从密山他家回虎林，带回一只野兔，郝伯义去毛破膛刷洗，竟忘了掏净兔子粪，烧煮好后，大家狼吞虎咽中发现了，一个个乐得笑不拢嘴。画报社的聚餐会美名远播，成了北大荒文人墨客鱼酒之会的场所。一次我们到农场体验生活，带回一些大马哈鱼，《北大荒文艺》的名作家聂绀弩、漫画家丁聪及电影表演艺术家李景波（他们三人均为发配到北大荒的右派）、王观泉都来了。大家开怀痛饮，举筷尝新，有说有笑。演员李景波的妙语笑谈引得人人捧腹叫绝，笑得不亦乐乎。聂老还咏诗作词答谢作良。又一次，大概是1960年底我们聚会，几个老右聂老（绀弩）、丁聪、吴祖光、李景波都来了。大家热热闹闹，欢声笑语，李景波典故笑话不绝。余兴未了，满面春风的大戏剧家吴祖光唱起京剧片段，李景波拉起京胡伴唱。此时此刻，这些耆宿名家都忘却自己遭际的不幸，在苦中作乐，我们也得以面睹他们的风采。

　　困难时期，虎林镇街上有一、两家高级饭店，为解饥饿，也常是我们光顾的地方。有点稿费时或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有时张作良领头，一大帮子拥向烟熏火燎的饭店。饭店里排长龙队，孙承武和张钦若别有窍门，总找机会挤到柜台和服务员们唠嗑，亲亲热热的，往往不用排队，先我们揣来饭菜。所谓高价饭菜只不过是真粮做的一碗米饭和粥。在这里能见到那些落难发配到北大荒的大老右们，连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共编《海燕》的大作家聂老（绀弩）也在长队中翘首长盼，他高人一头，显得鹤立鸡群。此情此景我曾在《饭店》一文中作了交待，这里不另赘言。

画报社的同仁们，除废寝忘食于手头的创作任务，还分头到各农场组织展品参展，各农场里有不少实力的作者，像杜鸿年、刘洛生、吴哲辉、廖有楷、杨凯生、陈士才、葛德夫、白仃、宋坚、姜铭恂等人。这既是征稿也是深入生活的良机。那时交通不便，为了到八五九农场（饶河）组稿，我和张路有两次从虎林长途跋涉到乌苏里江边的虎头（八五八农场），再从虎头坐佳木斯的航标检查小艇，沿乌苏里江北上，到饶河镇辅导业余作者赵立业等人的创作。宋坚和姜铭恂当时也是八五九农场搞版画的作者。又一次，我和张钦若到饶河，因不通车，我们爬荒山穿野林，提心吊胆步行两、三天抵达目的地时，狼狈不堪。下场下队，沿途三江平原的壮丽景色，多彩的民风民俗，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为往后的创作积累丰富的表现素材。这时期我创作了近二十幅作品，像《八月》《猎归》《到新荒地去》《垦荒队的傍晚》《烧荒》《乌苏里江上》《流动加油车》《晒麦场上》。

　　1960年底“北大荒美术作品展”在北京美协美术馆展出大获成功，引起美术界广泛的赞赏，尤其是版画部分。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发表画展的版画作品，其中不少是我的作品，我开始收到一点稿费，虽不多，但却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家子女九人，我是老大，我参军时十七岁，八个弟妹都年幼。父亲解放前在海口开一家糖果店，解放后公私合营，成了一个普通职工，月薪40元。母亲是家庭妇女，仅靠一点工资是难以维持一家十口生计的。母亲只好起早贪黑缝制些小孩衣服，在街上出售。弟妹们课余时在路边卖水、卖茶来补贴家用。八个弟妹有念中学，有念小学，有年幼待家的，都急需用钱。没钱时，只有辍学在家。我在海军是个水兵，发一点津贴全部寄回家里。1958年到北大荒，每月只有28元的农工待遇，家里弟妹嗷嗷待哺，父亲弟妹催我寄钱的信接连不断，我只能咬紧牙关，只留下6元伙食费，其余22元全部按月往家寄去。我自己穿的是从舰队带来的水兵服，盖的是一条绿军被，丝毫不敢添置衣物，真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总易产生自卑感，自顾不暇，臭鞋烂袜的，更不用奢望什么早日成家立业。画展后收到点稿费，不敢乱用，都分批寄回家。所以一拖再拖，直到将近不惑之年，待弟妹都成人，才敢谈论婚配。

1960年三年“灾害”，农垦局决定直属人员工薪实行自给，画报社成立美术服务部。靠一个美术服务部，肯定难以养活这一大帮人，亏得偶尔遇到一个良机解困。当时哈尔滨的高级宾馆北方大厦和花园邨急需进行装潢设计工程，《北大荒文艺》的作家张勤和北方大厦的某领导是亲戚，通过他的联系，北方大厦同意让我们承担宾馆装潢设计工程。经研究成立了七人小组：版画组是晁楣和我；油画组是徐介城、张钦若；设计组为张路、孙承武；还有木工张大爷（张作良父亲）。9月25日，张作良带张路、徐介城、张钦若第一批人马先到哈尔滨，晁楣和我29日第二批动身。因张作良得统领全局到北京主持垦区美展，得照顾留守虎林农垦局的美术服务部，北方大厦的装潢设计工作由晁楣领导主持。后来又陆续调入国画家尹瘦石、管财务的陈玉良（晁楣爱人）、搞雕塑的张家善和搞木刻的杜鸿年。承包大厦宾馆装潢设计工程，真是天赐良缘，一是解决了自负盈亏后北大荒画报社一大帮同仁的生计之虞；二是在大厦这个优越的环境下能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创作。高级宾馆需要的是优美的抒情性作品，这个切入点决定了这个时期我们创作的艺术内涵和艺术形式的取向。

　　此时，北京人民大会堂黑龙江厅的装潢美术工程也需要版画，让晁楣和我进行一组大型版画创作，晁楣创作的是《北方的早晨》，我画的是《牧归》，还有一张《冰上捕鱼》是两人合作，我画人物，晁楣画景。晁楣和我还刻了一套哈尔滨风光版画，名是合作，其实是每人包两幅。晁楣的《塔镇江天》《霁虹桥的早晨》和我的《江上俱乐部》《伏龙泉》。经过“北大荒美术作品展”近一年的创作实践与艺术探索，作者们都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多层次的套色拓印技法更显完善，生活实境与心灵感悟得到升华，艺术内涵与表现形式更为融洽。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情景相映的好作品，像晁楣的《傍晚》《北方的早晨》《密林深处》《一对天鹅》《雪原逐鹿》《春到林区》、张作良的《冰上行》《排障》《雨后》，张路的《找缝插针》《雨后》《虹》，杜鸿年的《苹果山》《林海歌声》《高粱》，徐介城的《机木场上》，徐介城和张作良合作的《转移》，以及我的《黎明》《牧归》《冰江早晨》《荒地通讯员》……这是一个丰收多产的收获时期，也只有在北方大厦这样优越的条件下，才得以全副精力投入紧张劳累又兴奋的创作实践。此时，外面已经供应短缺，三年“灾害”，人们挨饿受冻，可在大厦里仍有大米白面、高级点心、名牌烟酒、鸡、鸭、鱼、肉。三楼剧场，天天有节目，不是电影，就是剧团演出。每到舞会，佳丽翩翩。省级会议时领导进进出出，大厦门口专车一排排。真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舞曲阵阵。此情此景，对于我们这些从荒蛮来的泥腿们，真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既新鲜又具诱惑力，但每人都有创作任务重压，不敢贸然光顾。

忙于穿梭奔波于北京、哈尔滨、虎林的张作良时不时也在北方大厦驻留，也刻起了版画，上面提到的几张作品就是在我们的版画创作室里刻制的。徐介城和张钦若忙于许多风景油画创作，还在大餐厅一面大墙上搭起脚手架，画起《春回大地》的巨幅油画，张路和孙承武穿梭于北方大厦和花园邨的设计工作，后期还插手北京人大会堂黑龙江厅的装潢设计工作。张路忙里偷闲，还刻了不少好画。尹瘦石慢条斯理挥毫丹青，画他的蒙古奔马。杜鸿年到大厦较晚，精力充沛，创作收获喜人。

　　在北方大厦期间，除忙于创作任务外，还抽空多次回农场深入生活。一次，晁楣、尹瘦石和我到八五三农场体验生活。八五三农场是晁楣呆过的农场。那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在那里拍电影《北大荒人》，名演员崔巍、张平及我们农垦局歌舞团的袁枚都是片中主角，碰到为画连环画《北大荒人》而来这里收集素材的鲁迅美术学院的王绪阳。王绪阳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兴趣，一草一木都画下速写，连见到晁楣和我的画，都记下小构图。他的速写生动流利，这种感悟生活的认真执着，令人佩服。我们到捕鱼队看农工们刨冰洞，拉渔网进行冰上捕鱼作业。在捕鱼队里，天天吃鱼，餐餐吃鱼，不是油炸就是清煮，吃到最后都吃腻了，吃怕了。动身时还带走不少鱼干。王绪阳收获不少，背着一串串的鱼干走起路来东晃西歪的。

在北方大厦工作，从领导到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都把我们视作专家，老师长老师短的。为了在各方面照顾、联系等方便还派两个服务员小曹、小吕来服侍我们，二是想跟我们学学画。小曹人很老实，很多杂务像采购绘画材料等都承包起来，小吕鬼精灵的，常给我们摆动作当模特儿。一次大厦让我们填写每人的工资收入，因怕露底，为了骗人，竟上报我的工资七十多元，为干部待遇。其实，我这农工，只是月薪28元，无故给我提拔，让我笑掉大牙！在大厦里，张钦若和孙承武性格开朗通达，善于应对，接触人有自来熟的本领，他俩和大饭堂、小卖部和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都混得很熟，买不到的东西像烟酒等他们都能买到手。张钦若能说笑话，典故很多，有时冒出一个小故事，会逗得人开怀大笑。那时他也很困难，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妻子女儿都留在北京的廊坊，每月得往家寄钱，自己手头拮据，仅有一条裤子脏了，每晚睡前洗出，就搭在暖气包上烤，早上醒来不管干或未干都得套在腿上，弄得很尴尬。还不如我，虽然寒酸，还有两、三条海军蓝裤换着穿。张钦若善交际，对女性就有魅力。徐介城就不一样了，虽也青春年少，又才气洋溢，但也如我一样，对待女性时不善应对，到后来，婚姻也是经人介绍，结局也不太理想，女方弄不来落户哈尔滨的户口，一家四口全吃徐介城的口粮，粮食不够吃，得到街上去排队买豆腐充饥，这是后话了。

1961年初，我在广州时南海舰队的一个战友李大为带着到东北采购豆饼的任务来哈尔滨，到北方大厦找我。那时期外面供应已十分紧张，因吃代食、营养缺乏，很多人得了浮肿。他来哈尔滨采购豆饼是为部队补充营养之用。我带他到道外粮食厅找宿处，请陈玉良帮他弄些在大厦饭堂进餐的餐票。在这山珍海味俱全的饭厅里，他深感惊讶，叹口气说：“我是在吃天堂之宴了。”

　　1961年9月，我们筹办的“牡丹江垦区版画展”在北京展出，再次响誉北京美术界。“北大荒版画”从此在中国新兴版画中成为一个别具特色的流派，一支鲜丽的奇葩。此时北方大厦的装潢设计工作已告结束，大部分人员又都回到虎林的北大荒画报社。“北大荒版画”出了名，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了勉励我们这几个主要作者，慷慨解囊，让我们到海南岛或新疆进行旅行写生。我们选择了更具异域色彩的新疆。那时张作良为筹办赴越南、朝鲜的“东北垦区版画展”未能参加此行。结果由晁楣带队，四人小组（晁楣、张祯麒、杜鸿年、张路）共赴新疆。1962年2月22日从北京动身出发前，全国美协主席蔡若虹接见并作了指示，我们还抽空拜会在北京的版画家古元、黄永玉和李平凡。离开北京、路经西安、兰州到敦煌游千佛洞，后到新疆乌鲁木齐。在西安拜会山西美协的石鲁、康师尧和版画家修军、张建文。在兰州拜访省艺校常书鸿院长。常老给我们写了封参观敦煌的介绍信。

新疆之旅历经半年，从北疆到伊犁、昭苏一直南下到南疆的喀什，又北返火焰山下的吐鲁番。交通不便，语言不通，在草原、沙碛、戈壁滩上奔波，艰难辛苦，自不待言，但异域的风俗人情，魅人的自然景观，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奇的视角疆界。这些猎奇搜胜，新颖感悟，成为我们四人日后旅疆创作的可贵素材。新疆创作每人创作了近20幅作品。1963年《晁楣、张祯麒、杜鸿年、张路版画展》先后在哈尔滨和北京展出。1964年黑龙江出版社选四人在旅疆作品12幅以《黑龙江版画旅行新疆作品选》出版画集。旅行新疆的作品抒情性更浓，在艺术意境和艺术形式美上有更多的探求。1962年8月初，我们回到哈尔滨得知省美术家协会要调我们几个进省的消息（之前已声闻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要调晁楣了）。此时尹瘦石、徐介城、张钦若，还有在垦区劳动的右派著名画家杨角、张晓菲已先我们调入哈尔滨艺术学院。北大荒画报社此时已呈树倒猢狲散之势。9月5日，北大荒画报社同仁开过会后，张作良、晁楣、王观泉、张家善、徐楞、贺全安、郝伯义和我在虎林饭店聚餐，一是给晁楣和我调哈尔滨饯行；二是祝贺王观泉新婚之喜。郝伯义风趣地说这是“最后的晚餐”，意是散席之宴，当然是既无耶稣，又无犹大。

1962年9月初，我们一伙七人：张作良、晁楣、王观泉、刘洛生、张路、杜鸿年和我，调入黑龙江省出版社，继之转入刚成立的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创作室。这样，专业画家的头衔不期而至落到了我头上。

文图由张祯麒先生之子张涛先生提供，《文脉冰城》主笔张未未编辑发布。

注： 发表于《黑龙江美术家通讯》2008年一期，名《流失岁月》。

张祯麒先生版画作品：

张作良先生和张路先生的版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