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回忆

静云任军平

燎干

我记得那是个秋天的黄昏。

西边的天烧着一片一片的红，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颜料，泼得到处都是。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枣树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我躺在炕上，盖着那床打了补丁的旧棉被，浑身发烫，脑袋却冰凉，像塞了一团棉花，又像被人用什么东西箍住了，胀得难受。

“八成是魂丢了。”奶奶摸了摸我的额头，声音压得低低的。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的魂好像真的不在身上了。我记得清楚，那天下午我和几个孩子在村后的土崖上玩，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蛇”，我一脚踩空，顺着土坡滚了下去。爬起来的时候，手脚都破了皮，没觉得疼，倒是心突突地跳，半天缓不过来。回到家里，就开始发烧。

奶奶去找对门的五奶奶。五奶奶七十多岁，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个髻，脸上皱纹纵横，像那老榆树的皮。她端着一个筛面的细箩，进了窑洞，先看看我，又看看头顶的天窗。

天窗开在窑洞的最高处，方方正正的一块，能看见外面灰蓝的天。晚霞的光从那里漏进来，像一条柔软的带子，斜斜地搭在窑壁上。五奶奶站在天窗下面，把手里的筛箩举高了些，开口说话，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郑重。她喊着我的小名，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送：

“三娃子——回来哟——”

那个“哟”字拖得很长，飘飘悠悠地往上升，穿过天窗，融进那片红彤彤的暮色里去了。

奶奶就坐在我身边，一只手轻轻按着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腿上，听见五奶奶喊，就接口说：“回来了，回来了。”

她的声音不高不低，稳稳当当的，像接住了一样东西，又轻轻安放好。

“三娃子——回来哟——”

“回来了，回来了。”

就这么一问一答，一遍又一遍。窑洞里光线渐渐暗下去，只有天窗那一方亮着，像一只眼睛。五奶奶的身影在那一方亮光里，黑黑的，瘦瘦的，像剪影。奶奶的手始终按在我肩膀上，温热温热的，有一股让人觉得安稳的力道。

后来我慢慢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太阳已经照进来了，金灿灿的一片，落在炕沿上。我摸自己的额头，不烫了。说不清是药起了作用，还是魂真的被叫回来了。奶奶端着一碗小米粥进来，看见我坐起来，笑了，说：“好了就好了。”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个黄昏。想起天窗的光，想起五奶奶举着筛箩的样子，想起奶奶一声一声地应和。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被她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程一程地接了回来，安安全全地放回了我的身体里。

长大了才知道，那不是迷信。那是爱太深了，深到不相信病只是一场病，不相信发烧只是发烧。她们要给你一个理由，让你相信你的魂是完整的，你的身体是安好的，你哪也没去，你始终在亲人怀里。

比叫魂更常见的，是送东西。

我母亲有一阵子总是头疼。不是什么大病，就是闷闷地疼，断断续续的，吃了药也不见好。隔壁的二婶来看她，神秘兮兮地说：“怕是有个啥跟着呢。”

当天晚上，二婶端来一碗凉水，三根筷子。她让我母亲靠在炕头的被褥上，自己在炕沿边坐下，把那三根筷子并拢，在水碗里轻轻顿了几下，然后一根一根地往水里立。

那筷子起初站不住，倒下去，再立，再倒。二婶嘴唇微微动着，不知道在念些什么。忽然有一根筷子立住了，接着第二根也立住了，两根交叉在一起，稳稳地站在碗底。第三根筷子斜搭上去，像一座小小的桥。

二婶看着那筷子，长长舒了一口气。她把碗端起来，慢慢地走到门口，把门推开，门外是深深的夜色，远处有狗叫的声音。她把碗里的水泼出去，哗啦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然后她把筷子也扔出去，冲着黑暗说了一句：“走吧，骑上驴走，莫要再来了。”

关上门，回身对我母亲说：“行了，送了。”

母亲说，那晚她睡得特别好，第二天起来头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那碗水、那三根筷子真的带走了什么。我只知道，那个夜里，二婶端着碗走到门口的样子，让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用道理去说清楚的。有些事情，它就是对人的心病，对着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烦恼，用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把它送走。

就像燎干。

每年正月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堆起一垛柴草。那是整个年里最后一个节日，叫燎干。据说燎了干，一年身上干净，不生疮害病，不顺当的事情都给烧得干干净净。

我七八岁那年的燎干，记忆最深。天还没黑透，父亲就把早早攒下的麦草抱到门口，堆成一堆。母亲在麦草里塞了几根柏树枝，说柏树香，燎出来的烟也好闻。邻近的几户人家也都堆了柴，远远近近的，像一个个黑乎乎的坟包，等着被点燃。

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不知谁家先点了火，接着家家户户都点起来。一团一团的火在夜色里盛开，照得人脸通红，把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身后的土墙上。火苗舔着夜空，噼噼啪啪地响，柏树枝烧着了，有一股清苦的香气弥漫开来，压住了麦草燃烧时那种焦糊味。

火最旺的时候，大人小孩都开始往火上跳。先是男人们，撩起衣襟，几步跑过去，嗖地跃过火堆，落下来的时候跺跺脚，拍拍手，哈哈笑着。然后是孩子们，胆子大的自己跳，胆子小的被大人夹在腋下一起跳。母亲拉着我的胳膊说：“三娃子，你也燎一燎，把身上的瞎瞎毛病都燎走。”

我往后退了几步，深深吸一口气，猛地跑起来。火的热浪迎面扑过来，烤得脸发烫，我闭上眼睛，脚用力一蹬，身体腾空——只是一瞬的事，然后稳稳地落在火堆的另一边。心跳得厉害，回头看看那堆火，觉得真神奇，不过是跳过去而已，却好像真的把什么拖累人的东西丢在了火里。

女人们也要跳的。她们不好意思像男人那样张扬，多是两个人手拉手，从火堆上轻巧地跨过去。火光照着她们的脸，照着她们红扑扑的笑，好看极了。

火烧到最末，变成一堆红彤彤的炭，火星子一阵一阵地往上蹿。有人拿铁锹把炭火摊开，从上面走过去，说是可以治脚气。还有人端了碗，舀起一勺水泼上去，嗤的一声，白气冒起来，碗里的水就变成“燎干水”了，拿回家去和面，一年的日子便顺顺当当。

我站在那堆渐渐熄灭的火跟前，看着火星子明明灭灭，像无数只眼睛在眨。空气里是烟和灰的味道，远处还有人在喊叫，有孩子在笑。那一年的霉运，病痛，不顺心，大约真的都燎干净了吧。

许多年过去了。

我早已不在那个村子里住，天窗也没再见过了。城里没有窑洞，没有筛箩，没有正月三十门前的火堆。孩子们发烧，去医院打针吃药，没有人再举着箩叫魂。头疼脑热，几片药下去就好，用不着三根筷子一碗凉水。燎干的风俗，就算还有人记得，在城里也燎不成了。

可是有时候，深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那些事。想起天窗里漏下来的光，想起二婶把水泼向门外的声音，想起燎干时跃过火堆那一瞬间的轻盈。我忽然明白了些什么——

那些所谓的迷信，哪里是迷信呢。那是我们的祖辈，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对付苦日子的办法。人活在世上，谁没有个魂不守舍的时候，没有个头昏脑涨的时候，没有个觉得身上背了什么东西、沉甸甸走不动的时候呢？这些时候，药不一定管用，医生不一定管用，但一个仪式，一个动作，一句“回来了”，一句“你走吧”，却可能管用。

因为它们把看不见的东西，变成了看得见的。把心里的怕，变成了手里的活。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变成了一碗水，一把火，一个可以完成、可以放下的事情。

你站在火堆前，跳过去，你就信了自己是干净的。你躺在那，听人一声一声地唤，你就信了自己的魂回来了。你把水泼出门，你就信了那些拖累你的、阻碍你的东西，真的骑上驴走了。

这不是迷信，这是人自己救自己的办法。

前几天，母亲在电话里说，五奶奶过世了。我握着话筒，半天没有说话。我想起那个举着筛箩站在天窗下的瘦小身影，想起她拖长了声音喊“三娃子——回来哟——”，想起那些被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接回来的、我的魂。

我对母亲说：“妈，等燎干的时候，我想回去。”

母亲说：“好。”

挂断电话，我站到窗前，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夜，没有火光，没有烟，也没有人喊我的名字。

可我分明觉得，有什么东西，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被一声一声地唤着，一程一程地往回走了。

回来了，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