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曙光:——北洋政府的另一面

鳌山人

　　长期以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被简化为“军阀割据，战火不断，生民涂炭”的黑暗年代。这一认知有其事实依据——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确是这一时期不可否认的历史面向。

然而，将这段二十余年的历史全然等同于“黑暗”与“倒退”，不仅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使我们失去了对现代中国奠基(——乱世中的曙光）过程的重要理解。有学者早就指出，北洋军阀史研究长期存在“片面强调军阀的个人素质而忽略了制度层面的考察”的偏颇。

事实上，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其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维护主权方面的作为，不容抹杀。

　　细读史料可以发现，在政治动荡与军事纷争的表象之下，北洋政府至少在三重维度上为现代中国奠定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其一，在边疆危机中果断出兵，收复了外蒙古这一大片国土；

其二，在“实业救国”思潮推动下，促成了民族民营经济的“黄金时代”；

其三，在思想文化与教育领域，孕育了新文化运动与划时代的“六三三学制”。

这三个面向——国土主权、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恰恰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立国的根基。

　　一、徐树铮出征：

一场被遗忘的国土收复

1919年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然而就在这一年，北洋政府做出了一项令后人惊叹的壮举——派兵收复外蒙古。

自清代以来，外蒙古一直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但辛亥革命后，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当局于1911年底宣布“独立”，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协约》签订后，名义上取消“独立”改为“自治”，实际上仍处于中央政权管辖之外。

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总揽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新疆、内外蒙古等地区的军政财经大权；10月，徐树铮率西北边防军第一师挥师出塞，向库伦（今乌兰巴托）进发。

徐树铮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效诸葛孔明擒纵之法，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仅用半个多月时间，就迫使哲布尊丹巴活佛就范。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自治官府正式递交取消自治的呈文，22日，北洋政府大总统令颁布，外蒙古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后，特电致贺，称徐树铮的功绩可与汉代傅介子、班超相提并论。一个为军阀政治所累、在史书中常被视为“民国罪人”的人物，却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立下了“其他军阀望尘莫及之功绩”。这一事件雄辩地证明：北洋军阀并非铁板一块，也绝非所有军阀都“卖国求荣”——一些人“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情怀，主张抵御外敌侵略，矢志报国，终生不渝”。

如果说收复失地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爱国”的试金石，那么北洋政府在这道考题上的答卷，并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时期的政权。

　　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同时废除中国与德奥之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武力收回天津、汉口的德奥租界。此后十余年间，北洋改府成功废除40多条旧约；1922年12月正式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的主权。

　　二、民营经济的“黄金时期”：

——民族资本的崛起

与经济衰退的误判相反，北洋时期恰恰是中国民族民营资本崛起的“黄金时代”。学术界将这轮实业投资热潮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与洋务运动以官办军事工业为主不同，此次工业化的主角是“以赢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是一场“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

以纺织业为例，民营资本在1914至1922年间共创建新厂44家，拥有的纱锭数从50.3万枚激增至163.2万枚，布机数从2566台增至7817台，民营纺织厂的纱锭占比从52.6%提升到66.2%。

上海民营机械厂从1914年的91家发展到1924年的284家，短短十年间增加了近两倍。从整体经济增长率来看，1912至1920年间工业增长率高达13.4%，即使在一战结束后的1923至1926年间，仍保持8.7%的增速。企业注册资本的增长同样显著——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资本为6200余万元，到1920年已增至1.55亿元以上，增幅超过150%。上海跃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东方巴黎”。

北洋政府在此期间还放宽了民间设厂限制，推行公司注册制度，为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并非仅靠战争红利。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浪潮，天当津作为北方工业中心，“民族企业因国货需求激增而快速发展”。说明民族资本的内生动力已开始形成。中国民族经济的根基，“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北洋政府在经济治理上并非全无作为——它客观上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而民族资产阶级后来恰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三、新文化思潮与“六三三学制”

——现代教育的奠基

如果说经济成就尚属“务实”层面的进步，那么北洋时期的思想文化与教育改革，则在“务虚”层面为中国未来的腾飞注入了灵魂。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起点，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倡导文学革命。毛泽东后来称其“举起文学革命的两大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主流”。紧接而来的五四运动则“把新文化运动大大地激扬和扩展开来，使它成为中国民族文化振兴和建设现代新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与新文化精神相呼应的，是教育领域的一次根本性变革。1922年11月，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正式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著名的“壬戌学制”，也称“六三三学制”。

该学制将学段划分为初等教育6年、中等教育6年（初中高中各3年）、高等教育3至6年，并提出了七项改革标准：适应社会进化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重国民经济力、关注生活教育、推动教育普及、保留地方弹性空间。

“壬戌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从效法日本转向效法美国，从军国主义教育转向平民主主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划时代的学制改革，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先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草案，经各省教育会广泛讨论，最后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这种尊重民间智慧、包容教育自主的施政风格，与我们通常对北洋军阀“专制暴力”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西方史家很多人说:北洋政府堪称“中国近代最开明自由政府”，“重视教育，尊师重道，善待知识分子”——如果抛开其军阀底色，这一评价并非全然夸张。

四、我们用另一种眼光看历史

如上所述，北洋时期在三个关键领域取得的进展，构成了现代中国不可忽视的历史奠基，可谓乱世中的曙光。

然而，强调这些进步，绝非要为军阀统治辩护。前者是历史事实的挖掘与呈现，后者则是价值判断的立场选择，两者并不冲突。北洋时期军阀干政乱政，军阀时期政治黑暗，是客观历史事实，不容否认。

上述种种进步，却是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艰难绽放的——这既值得反思，也值得致敬。

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有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一个时代的成败，终究与其自身的病灶息息相关。北洋政府之所以在二十年喧嚣后黯然落幕，固然有外部列强的干预与压制，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制度积弊与治理失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洋政府的全部作为都应被全盘否定。一个被“打倒”的政权，未必没有值得正视的历史贡献；一段被贴上“黑暗”标签的历史，未必没有值得铭记的“灿烂”篇章。

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北洋时期的意义所在：在革命与批判的话语之外，多一分实证的冷静与辩证的同情，让历史恢复其应有的复杂面貌。毕竟，历史的评判从来不应只有一种声音，而对北洋时期的再认识，恰恰提醒我们：只有在全面理解一个时代的多重面向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接近历史的真相。

参考书目: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郑师渠，主编《中国代近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