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段摄影往事

陈昌权

　　1978年底，南京警备区政治部宣传科摄影干事苗文瑞同志转业地方工作，专职摄影干事的编制也随之取消。科长祝辉确定，将科里的全套摄影器材和暗房一股脑儿交给了我——一个上任不久，连相机都没摸过的新闻干事。望着那些冰冷的器材和复杂的暗房设备，我心里既惶恐又无措，只好硬着头皮上，背上相机登门去向苗干事求教。

苗干事很热情地接过相机，从最基础的成像原理，到快门速度的把控、焦距的调节，再到测光表和闪光灯的使用，一一给我作了耐心讲解，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怕，大胆去实践！”

第二天，我背着相机走出机关，一路观察一路试拍，很快一个胶卷就用完了。当晚，我又拉着苗干事钻进暗房，请他现场教我冲洗胶卷、扩印照片。在昏黄幽暗的红灯下，他一边示范操作一边讲解：显影水和定影水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度左右，显影时要不停转动胶卷架避免显影不均，定影时间不能少于10分钟，扩印照片时还能用遮挡法调整局部曝光……那些枯燥的参数和步骤，在他手把手的演示中变得鲜活起来。后来，我又认真研读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等专业书籍，心里渐渐有了底气，便结合工作投入了摄影实践。

　　

那年头，警备区和司政后的重要会议、集体活动，都要留影存照，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活动的正规与庄重。虽然摄影没有专职干事了，但习惯做法仍在延续，于是，我常常提着照相机、背着闪光灯，奔走于各个会场和活动现场。拍了多少照片？效果如何？鲜少有人过问，只留给我一摞摞胶卷、一叠叠照片和满身的疲惫。

作者(右)在石臼湖高炮实弹射击靶场

真正让我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警备区机关司务长刘有德带着炊事班战士，在办公楼地下室开辟了一片蘑菇种植区，生产的蘑菇除满足供给机关干部、战士两个食堂外，还低价售予机关干部。几位同事约我去看新鲜，我鬼使神差地带上了相机。镜头下，白色的菌菇在湿润的空气里，肥厚鲜嫩，战士们用沾着水的手指，轻轻拂去菌褶上的泥土……画面质朴自然。这张随手拍的照片寄到《人民前线》报，没过几天便赫然见报。战士们看到自己的身影登上了报纸都欣喜不已，我去食堂就餐时，他们看我的眼神似乎都变了样。

这件事像一簇火苗点燃了我的摄影热忱。此后，我在新闻采访中开始尝试文图并茂的形式，遇到背景简单但意义深远的题材，便直接用照片说话。当新闻干事四年间，仅列入成绩统计的“两报一刊”(《解放军报》、《人民前线》报、《东海民兵》杂志），就陆续刊登了我拍的二十多张照片，其中两幅还登上了《解放军报》的报眼。看到一个个定格瞬间变成了一幅幅报刊图片，那种成就感，比任何嘉奖都更为真切动人。i

除新闻摄影外，我亦承接了不少专题摄影宣传任务。1981年10月，警备区离休干部杨志华因“离而不休”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受到南京军区的表彰，军区召开老干部“三先”表彰会前，要求制作一套宣传杨志华事迹的幻灯片。领导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决定选用色彩还原度高、适配幻灯放映的120彩色反转片拍摄制作。我跑遍南京城所有的摄影图片社，都寻找不到这种胶卷，多方求援之下，幸得东海民兵摄影编辑杜崇才老师相助才买到了两卷。更麻烦的是当时南京没有能冲洗彩色反转片的设备，我只好乘火车赶往上海冲洗。胶片剪辑成型后，我让电影组制成了幻灯片，还请电台播音员作了配音解说。参加军区会议的同志后来告诉我，军区在表彰会专场电影前，共播放了五套幻灯片，其中四套是手工绘制，唯有我们的是实景彩照。当杨志华带领一帮年轻人在车间调试机器、在山头建设微波站、给学生上传统教育课等彩色鲜活的画面投射在大屏幕上时，其情真实可触，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其感染力远非绘画所能企及。

　　

四年间经我手中快门成像的胶卷早己过百，可我清楚自己的摄影水平仍在门径之内，不过是一介业余爱好者。1983年初，我被调到上级机关改做组织干部工作，只得忍痛放下了刚吊起味口的摄影。退休后虽重拾兴趣，也多是随手记录生活点滴，留些岁月温情。

四十余载光阴流转，当年那些背着相机奔波的日子，那些在暗房里守着红灯的时光，那些照片被刊登时的欣喜……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这段与光影相伴的时光虽很短暂，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诸多事，大抵像初次按下快门，不必畏惧惶恐，贵在探索前行。只要大胆尝试、勇于实践，总能拍出属于自己的“最佳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