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对许卓良《杜兰若博士》沈汉轩、沈汉光形象分析

许卓良

暴力的诞生 ——许卓良长篇小说《杜兰若博士》沈汉轩、沈汉光人物形象分析 刘凯 在《杜兰若博士》那场骇人的批斗会结尾，沈汉轩和沈汉光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他们的鲜血喷向天空，身体倒在祖坟的泥土上。这对于一生以枪炮杀人的将军兄弟而言，是一种极具反讽意味的终局，杀死他们的不是敌方的子弹，而是最原始的石头；埋葬他们的不是烈士陵园，而是他们父亲的墓坑旁那个早已挖好的衣冠冢。施暴者最终死于暴力，暴力的闭环在此合拢。 然而，沈汉轩和沈汉光并非天生的刽子手。小说以大量笔墨追踪了这对双胞胎兄弟从“顽童”到“将军”再到“废人”的完整轨迹，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命题，即暴力是如何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逐步诞生、膨胀并最终反噬的。 一、从“瓜皮帽”到“瑞士军刀”是暴力的胎记 沈汉轩和沈汉光出场时，是两个穿着一样、戴着瓜皮帽、一人持棍一人抡刀从屏风后杀出来的六岁男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棍子扫向八仙桌，将杜家为庆祝他们生日专程到景德镇订制的粉彩扒花双联瓶打落在地，“很清脆的一声，四分五裂了”。 这个出场极富象征意义。双联瓶是两只圆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相偎，难分你我”。本是杜老爷为沈家双生子精心准备的礼物，喻示着兄弟和睦、家族联姻。而这两个男孩，一出场就将这个象征打得粉碎。这不是偶发的顽皮，而是一种日后将被反复验证的行为模式，他们总是在破坏“联结”，无论是与家庭的联结、与故土的联结、与生命的联结。 接下来的情节推进了这种暴力气质的呈现。沈老爷要责罚，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同时伸出食指指向对方，“一人指着一人”。他们不仅实施了暴力，而且懂得利用长相的同一性来逃避责任。这种“镜像式”的互相推诿，预示了日后他们在战场上互相用狙击步枪瞄准对方时那种诡异的对称结构：两个人互为镜像，却彼此敌对；长相一模一样，却分属两个阵营，即“南方主义”与“北方主义”。 童年暴力的真正升级，发生在他们收到父亲从西洋寄回的礼物之时。沈老爷寄来“好多把长枪短枪”，还有“仿照西洋军人在战场上的背包、军帽、皮带、皮靴”，最要害的是“二把瑞士匕首，很袖珍，手掌大小，真皮套子”。双胞胎“高兴死了，立马把汉服脱了，换上西洋军装，背上背包，把步枪横架在背包上”。然后他们在屋里“扮作敌我”，互相射击、互相厮打。被按在地上的人咬了对方一口，于是两人“都把袖珍瑞士军刀抽了出来，互相刺杀”。 在这个场景中，“玩具”向“武器”的滑动几乎是无缝的。枪是玩具，刀也是玩具，但它们同时是真刀真枪。双胞胎在“扮作敌我”的游戏中，已经将暴力内化为一种娱乐方式。他们咬着对方的手背，抽出军刀，眼中露出杜兰若后来反复提及的那种“杀人眼神”。小说借杜兰若的视角描述这种眼神，“不顾一切的，要把他眼前见到的一切摧毁的，也是连他自己都要摧毁的”眼神。这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在此时已经埋下伏笔。 杜兰若在这个场景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闻不惯沈家双胞胎身上的玫瑰味儿。”玫瑰味，这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第一次与双胞胎的暴力行为关联在一起。它不是血，但比血更令人不安。它是暴力在还没有变成血之前散发出的气味。 二、讲武堂、军火与“几兵团几军几师”是暴力的养成 如果说童年时期双胞胎的暴力还停留在顽劣层面，那么“讲武堂”则为他们提供了将暴力系统化的制度环境。 沈汉轩和沈汉光因在圣约翰大学“上街游行”被捕，学校将他们除名。沈老爷本意是让他们回家从商，但他们执意要上“讲武堂”。当沈老爷表示不满时，汉光反驳道：“没有武力，满腹经纶，一腔热血，谁听你的，你的个人理想、治国理想怎样实现？不要说理想，咱家的土地、家产、生意没有枪把子刀把子保护，谁能守得住？” 这段话是双胞胎暴力叙事的核心转折点。他们为暴力找到了“正当性”，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为了“保护”、为了“理想”、为了“治国平天下”。从“顽童的破坏欲”到“武人的使命论”，暴力被成功地包装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双胞胎在这个节点上的选择并非被迫。沈家在芦州是巨富，古青记的猪鬃生意做到了英伦三岛；他们完全可以像父亲期望的那样走从商之路。沈老爷自己就是一辈子没有摸过枪的人，“一年缴的税，可以供养上千名吃皇粮的人”。但双胞胎主动选择了武途。“狡如狐，猛如虎”，日后报纸给他们的评价，在此时已经可以窥见端倪：他们不是被动卷入暴力，而是主动追逐暴力，因为暴力能提供商业和教育无法提供的东西，权力、控制力和重塑世界的快感。 讲武堂之后，暴力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 第一步是“以父之名骗取资金”。他们以购买书籍为由，从沈老爷手里“骗”到了大笔银钱，汉轩五千大洋，汉光四千大洋。但这笔钱的真实用途是购买枪弹。杜兰若和玛丽的“中介”经历，为这场交易增添了一层荒诞色彩：两个留洋的女博士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故土输送了第一批军火。而当杜兰若收到沈老爷的求助信，打开报纸看到“狡如狐，猛如虎——沈汉轩部夜袭毙敌百人”的标题时，“浑身发抖，脸上都没有了血色”。 第二步是“以军火撬动权力”。有了第一批枪弹，他们就能招兵买马；有了人马，他们就能控制地盘；有了地盘，他们就能“越级行政，主持诉讼，派收捐税”。从“讲武堂学生”到“代理排长”到“营长”到“将军”，暴力的雪球越滚越大。到芦州之役前夜，沈汉轩统率的人马已达“二十四万五千人”，加上战役中划归他指挥的部队，“总共不到三十八万人”。沈汉光的部队规模也与之相当。 第三步也是最致命的一步，是“以理想之名在家门口决战”。芦州之役，近百万军队在双胞胎家乡的芦苇荡中对峙。汉轩“在中心一圈”，汉光“把里面一圈包围住”；汉轩更外面“更大的红圈把里面的蓝圈包围住”，而“更大的红圈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蓝圈”。兰若一语道破这个同心圆的荒谬本质：“你们圈圈相套，这是死扣，也真是蠢到家了，到时谁也走脱不了！” 这个“同心圆”模型，是双胞胎暴力逻辑的结构性呈现。他们不是在与外敌作战，而是在与自己的镜像对垒。两个人的部队在地图上互为“包围”，就像童年时在房间里互相用玩具枪指着对方，区别只在于：童年时是游戏，现在是真实的死亡。而这种向内绞杀的暴力，最终也将他们自己卷了进去，不是比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汉轩和汉光各自端着狙击步枪，在祁练桥两侧互相瞄准。汉光的瞄准镜“瞄到了汉轩的太阳穴”，但“只是犹豫半秒，没有射准”。这种犹豫里是否还有残余的兄弟之情？小说没有明说。但它至少表明：暴力已经把他们推到了亲手杀死自己孪生兄弟的边缘。 三、暴力的反噬：从“指骨”到“雕像”到“石头” 芦州之役以双胞胎两败俱伤收场。但这并不是他们暴力人生的结束，而是反噬阶段的开始。小说以三重意象层层递进，揭示了暴力如何一步步回头吞噬施暴者本身。 第一重意象：指骨。 沈汉轩战后归乡，背回来一个硕大的口袋。杜兰若在深夜推开他的房门，发现口袋里装着“五百七十四根人的指骨”，每根上面都刻着歪歪扭扭的字，“李家胡某”、“街东沈某”、“陈某”、“宋某”。这些指骨，是他从战死家乡子弟的尸体上取下来的。他曾对他们或者说对他们的父母有过承诺：要把他们带回家。 杜兰若看到这一幕，厉声质问：“五百七十四个手指头，都装了一大口袋，三十三万个手指头，能装多少口袋？……能装一火车皮，你信不！” 这是暴力对其施暴者最残忍的反噬方式之一，让它看见自己所造成的具体后果。汉轩作为将军，在指挥部里看到的是“几兵团几军几师”的抽象调动；在战后，他看到的是一根一根带名字的指骨。三十三万人是一个数字，五百七十四根指骨却是可以捧在手里、刻上名字、装进口袋的实物。他曾在指挥部里运筹帷幄，现在他只能躺在床上“直直地看屋顶”。小说精准地捕捉到了从“将军”到“废人”的心理机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被具体死者的重量压垮。 第二重意象：雕像。 战争结束后，双胞胎的下属们在芦州分别为他们立起了石雕像。汉轩的雕像“背靠九台山，面朝泻龙潭，手里那把大刀指着远方”；汉光的雕像“背向南山，手握一剑，直指白龙潭和九台山方向”。两座雕像的姿态出奇一致：手握武器，指向对方。沈老爷被拥上台要他讲话时，“两腿发抖，都快站不住了”，喊了一句：“他没脸立在这儿，我和他向乡亲谢罪了……”话音未落就晕倒在地。 雕像的建立，意味着暴力被固化为石头，不是英雄叙事的石头，而是耻辱柱。更荒诞的是，立雕像的时候，双胞胎都还活着。他们成了“活着的烈士，行走的纪念碑”。而雕像选址的愚蠢，都立在水路中央，直接引来了大自然对暴力象征物的最后一次清算。洪水过后，汉光的雕像“挂住了大堆白骨、头颅，形成了宽几十丈的一堵墙”。那些被汉光送上战场的无名士兵的白骨，在大水冲刷下挂在将军的雕像上，以沉默的方式改写了碑文。小说写道：“汉光呀，你的将士们找寻你来了。”这不是浪漫主义的“魂兮归来”，而是如字面意义所示，他们的遗骸，在洪水的裹挟下，终于找到了把他们带向死亡的指挥官。 第三重意象：石头。 小说结尾的批斗会上，双胞胎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在祖坟前。这个死法如此原始、如此“非现代”，以致于让人想起人类最古老的刑罚之一石刑。在文明的源头，人们用石头处死那些被认为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的人。汉轩和汉光用二十世纪最先进的武器狙击步枪、坦克、轰炸机屠杀了三十三万人，最终死于人类最古老的凶器。 杜兰若在当时的表现值得细读。人群散去后，她“浑身灰尘，像是一个泥塑”。她“推开看守，一言不发，双手举起粉彩扒花双联瓶，冲到汉轩和汉光当年的墓坑前”，将瓷瓶摔得粉碎。这个动作，对应着小说开头双胞胎一棍子打碎这个瓷瓶的场景。六岁的顽童打碎了象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联瓶；垂老的将军被石头砸死在祖坟前；瓷瓶的碎片最终落在他们的衣冠冢里。一个完整的闭环在此完成，暴力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 四、“恶就是恶”是暴力的非神化叙事 在剖析沈氏兄弟的暴力轨迹时，小说始终坚持一个核心命题，这个命题借杜兰若之口反复说出：“恶就是恶，与环境无关，与社会无关。” 这句话可以被视为整部小说对暴力问题的最根本立场。它意味着：不要用“时代”、“环境”、“制度”或“理想”为暴力开脱；不要用“被迫”、“无奈”、“历史潮流”为施暴者辩护；恶就是恶，它就是它自己，它自我生成，自我膨胀，最终自我毁灭。 小说中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细节，可以佐证这一命题。沈汉轩被切除睾丸后，身体发生了变化，“胡须稀少，喉结好像也变小了，脸的神气出现了老婆相”。杜兰若曾以为，雌激素水平升高或许会让他变得温和。结果却发现他仍然会在某些时刻露出“那种眼神”，“不顾一切的，要把他眼前见到的一切摧毁的”眼神。肉体被阉割了，暴力却没有被阉割。这说明暴力不是睾酮的问题，不是哪一个腺体的问题，它比生理更深。小说借此否定了生理决定论对暴力的简化解释：切除睾丸并不能切除暴力，因为暴力早已从腺体蔓延至灵魂。 在这个意义上，沈汉轩和沈汉光可以被读作“人性实验”的极端样本。从瓜皮帽到瑞士军刀，从讲武堂到指挥部，从指骨到雕像到石头，他们在每一个节点上都有选择其他道路的实际可能，但每次他们都选择了继续前进。没有人强迫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了暴力，并最终被自己的选择吞噬。 小说结尾，杜兰若让家人“把刻在雕像底座上的名字凿掉，让后人不知道这是谁的雕像”。这不是遗忘，而是祛魅。凿掉名字，就是把英雄叙事从石头上剥下来，让石头重归石头。双胞胎不应该被纪念，既不能作为英雄被纪念，也不应该作为独特的恶魔被纪念。他们只是暴力的一个版本，一个样本，一个证明“恶就是恶”的极端案例。把他们的名字凿掉，也就是拒绝让暴力继续以任何名义哪怕是批判的名义占据公共记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