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泰州《学政试院》

ZW

学政试院简介

中国科举院试博物馆，又名“学政试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南唐永宁宫旧址，宋元时期的泰州州治，明初设凤阳军抚使院，万历年间改为都察院，康熙时改为学政试院。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一直是扬州府属八县（泰州、高邮、江都、甘泉、仪征、宝应、兴化、东台）童生考秀才的试场，所以又称为扬郡试院。学政试院是江苏省仅剩的保存较为完整的院试试院，其文物价值可与南京贡院相提并论，是泰州曾是江淮地区重要文化中心之一的历史见证。

泰州唐宋以来一直重文兴教、文风鼎盛；明清之际，社会较为安定，人才辈出，扬州府院试置此，表明了泰州处于扬州地区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清代科举院考，三年举行一次，通常春季举行州考，由州官主持；夏季举行府考，由府官主持; 秋季举行院考，由学政主持。泰州学政试院在秋季开考，主考官由皇帝钦命的江苏学政主持。

学政试院门前对联

上联：立身以至试为本

下联：读书以明理为先

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作为一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它是中国的首创，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延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科举教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主流，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唯其如此，今天人们对科举制度功过是非的评价差异悬殊。早在十九世纪就有西方学者说：如果说中国政体中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会受到欧洲人无条件的赞美，那便是科举制。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称赞中国的考试制度 “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 与赞美者形成鲜明的对照，批判者认为科举是 “人类所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 。事实上，科举制能够在不断的自我调节中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绝不是偶然的。科举制度的若干做法，至今仍被中外各国借鉴运用。今天，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一百年之际，国内外却重新兴起科举研究热潮，表明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作用和影响正在引起人们深思。

泰州历史悠远，地方风俗重教崇儒，以文兴邦。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这里曾是江苏学政主持院试的地方，保留至今的省学政扬郡试院的文物古迹更是全国存世不多的古建筑群之一。学政宗师加上扬州府 “十属” 或 “八属” 州、县的文人学者往往汇聚于此，或初展文采，或迈向仕途。悠悠试院，名家辈出，有的出将入相，有的冠盖文艺。本展览依托学政试院这座文化古迹，展出相关文物藏品，运用多种展览手段，把科举考试特别是其中最基础的考试——院试作一番形象展示，同时介绍一些相关的名人趣事。以期帮助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科举特别是院试的历史，进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门前对联

上联：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

下联：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

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留传至今的，就是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举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了解科举，由今溯古，不能不从科举文化谈起历史上，科举文化的影响表现在社会的政治、思想、教育、经济、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

文官政治体治

首先，在科举制度的作用下，以考试而不是以军功或门第来选官，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体制；文官政治造就了一个脱离狭隘地域和家族利益、脱离武装实力的知识分子（儒生）阶层，数量巨大，影响深广，对完善2200封建社会的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其产生文官的方法至今仍被一些发达国家采用。

明清由科举出身内阁官员对照表

平等竞争的取士原则

科举考试采取 “公开公正，平等竞争，择优录取” 的取士原则，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学而优则仕”，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在历史上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土进人统治集团。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到达科举考试顶点的读书人中，出身寒微的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占据一半以上或接近一半。尽管世家子弟生活、读书条件较为优越，但在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中，文曲星君并不格外垂青他们。贫寒子弟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机会。

科举制度要求读书人精研儒家经典，将之作为考试的重要或核心内容，因此，科举产生的文官政治巩固地树立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思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和谐治民的统治理论，并通过科举教育和文官选拔使之成为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共同信仰，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这种思想文化把中央集权与儒生阶层和儒家思想结合成三位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文艺作品中的科举文化

科举文化体现在文艺作品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唐诗宋词元曲中有大量的表现，明清话本、长篇小说都有许多有关科举的内容。更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是传统戏剧中那些寒士得中科举然后喜结良缘改变贫困生活命运的故事。元代杂剧中涉及状元婚姻的剧本就占了十分之一。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中进士后的无比兴奋，喜形于色的心情。与其一首落第诗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宣见叶上霜。鵬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 情如刀刃伤。” 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这是杜甫一首长篇古风的摘选，这首古风前段描写了唐人苏源明读书应考的艰苦辛劳，学习成才的真实情景，说明唐代科举已深入影响人们的生活。

词中“报科名”，“题淡墨”均是科举事项，“题淡墨”是指礼部录取进士，以淡墨写榜，称为淡墨榜，因此取中进士即为题淡墨。

本首词记录了一段跟科举相关的凄凉的爱情故事。幼卿与表兄相爱，本想联𬘡，女方父母却因表兄未中科举，而将她嫁给一个武官。后来表兄中举，与幼卿相遇不能相见，忍痛而别。幼卿为此写下了凄凉悲切的这首词。

第一甲第一名

进士榜

同治年江南乡试题目

明清科举考试程式示意图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开始斟酌旧制，实行科举。考试的程序分为三级，在各行省举行的初级考试称 “乡试”，而在京城礼部进行的称 “会试”，最后是皇帝主持的 “殿试”。这种称谓以后成为定制。

元代在考试内容上规定考题均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且以南宋朱熹、程颐、程灏等所注《四书五经》为准，明清科举考试大体沿用这一做法。

创立誊录制的宋真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在糊名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誊录制。即封印官把糊名好的答卷送交誊录院，在两名内侍的监督下，由集书吏把答卷逐份誊写出副本，经校对后，盖上印记，再交回封印院，由封印官将副本送给考官评阅。这一制度逐渐推开。

放置食具的木制提盒

放置食具的竹制圆提盒

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携带的效书箱，用于放置文具等。

这是参加乡试的人员带进考场用的灶具，考试者从第一天进场，到第三天出场，都要在考场内做饭吃饭，就需要这种便于携带的灶具和食具。

科举制度初创于隋唐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历代帝王们在选拔官员的方法上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西周的世袭制到秦代的军功制，再到汉代的察举制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不断变化进步。但其官僚世族把持官吏选拔的弊病依然存在。隋文帝时对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改革，进士科也在隋炀帝时初创，通过科举考试这一较为公平的手段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初现雏形。唐代设立了许多科目的科举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在考试内容、程序、方法上虽不完备，却有许多创新，逐步形成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初创局面。

宋元科举制度的曲折发展

宋代和元代的科举都经历了重要而曲折的发展阶段。宋代科举一方面作出重大改革，科举制度得到完善，如铲除察举制的残余，不再荐举，又推行别试、复试、弥封（糊名）、誊录、锁院制度，使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取士。常科考试科目也逐渐改为仅剩进士一科，还取消了吏部的 “释褐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地方、礼部、殿试三级考试每三年考一次的格局基本形成。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变化较多，如曾一度用 “三舍法” 考试取士等方法取代正常科考。

上联：雛鹤学飞万里风雲从此始

下联：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

科举院試与学政試院

院试是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考试。在科举时代，院试是 “秀才一举人一进士” 道路的开始，成为许多人走向显赫仕途的第一道大门。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因学政全称为提督某省学院，由学政主持的考试就称为院试。院试决定生员的隶取，评定等级，选拔参加乡试的生员等等，院试考场一般设在各府治所。

泰州一直是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交通便利，民风崇儒尚学，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明清时被学政选为扬州府的院试考场。

据部分现存资料，明清两代有101任学政在这里举行了358场以上的考试。在这所试院里，走出了许许多多著名人物。泰州的学政试院又是全国范围内保存极少的较为完好的文物古建筑群之一，现存的大门、思补堂两座古建筑，均明代所建，清代重修。现根据史书记载，在原址复建试院的其他建筑，基本恢复和展现了江苏学政扬郡试院的文化风貌。

明清时期，作为选拔官员第一步的院试，得到了封建王朝的高度重视，从明正统年间起在各省加设了主管科举和官学教育的专门官员，明代叫钦命提督某省学校，清代叫钦命提督某省学政（学院）。在任期间，要依次到所驻省的各府主持岁试和科试等。学政亲临考场，叫做“宗师案临”，我国古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中常常提到“某年宗师案临”，就是指学政来到某地主持院试。

《院试的种类、内容、规则、过程》

学政官举行院试要提前告示，由州、府衙门分别担任提调官等，安排承办院试的一切供给，如酒席、油烛、纸张等，还要给学政等考官送银钱若干，叫做 “棚规”

学政任期

院学政官每任三年，一般不连任，三年中要进行各种考试：诸如观风考试、岁考、科考、贡生的选拔考试、对教职人员的考核、以及大比之年的录科、录遗、大收等等。

院试时，试题的题目有的用题纸发给应试者，如果应试的人较多，也有将题纸粘在木牌上或将题目写在题板上，举牌在考场内来回走动宣示题目，这种做法对于近视眼的人就比较吃亏，清人艾南英对此有痛切的描述。这是根据记载制作的科考题目纸。

院试考试每场考一天，故考生需要中途吃饭，往往自带食品，这是当时考生携带食品的提盒、微型炊具等等。

科考内容与岁试略有不同，但在不同时期也不完全相同。大体上是考四书文一篇、策论一篇（对当时政治问题提出应对办法的论文，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考能力。)，五言六韵诗一首。加试策论是为了与乡试的考试内容相适应。因为乡试要考策论。这里陈列的是一些有策论的合集、课卷等等.

这是一本清代为应试而出版的试帖诗集。以五言六韵、五言八韵诗为主

这里陈列的是秦州一位生员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底到五月参加科考的日记，四月三十、五月初四考两场：初六发案，这一年的科考他没有获得通过。从日记记载的情况看，他在下年的学政录科者试中获得通过，而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书中划线的部分就是有关内容。

江都生员徐廷珍，家住今扬州城内，道光26年（1846年）年他来泰州参加科考四月初七早上从家中祭祖后乘船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泰州城内，在今试院南约两百米处的新胜堂巷附近的王氏住宅租屋住下，花租金12千文。在等待和参加院试的二十天中，参加了两场考试，两次为文童参加院试作保，还给新考生作辅导，闲暇时访友待客，理发洗澡皆有记录。每天作日记，日记之末有一段自省。他这次科试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但并没有考中举人，而是在参加这次科试之后的第九年考中了举人。这里展出的是他参加院试期间的日记复制件。

《泰州人学全案》是一位佚名的泰州人士整理记载的从明代后期到清末泰州举行院试的全部考试情况，包括考官、时间、地点、考题、录取等第情况等等都有详细记载，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悔庵笔记》也有历年院试情况的简要记载，两件文物互相印证了泰州学政试院的这一段历史。

科举时代的主要文体之一：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刻板地通过考察经学知识和文字水平来测验智能的标准化考试文体，有如一种讲究布局谋篇、锻宇炼句的文字游戏，真要作好相当不易。因此有人认为“时文品最下，却最难”，这种刻板的形式加上千古不变的儒家经典，确实会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教育的进步。

本文作者韩菱，江苏长洲人（今苏州），康熙会元，官至礼部尚书。文中以孔子答复颜回口气说话，立论精辟，对偶工整，是典型的八股文力作。

科举考试文体之一；试地诗

试帖诗，源于唐代，受 ”帖经”、“试帖” 影响而产生，亦称 ”赋得体”。其诗大都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以古人诗句或成语为题，冠以 “赋得” 二字，并限韵脚，格式限制尤严，并须切题。整个唐代，进士科 “以诗赋取士”，其中的 “诗” 就是试帖诗。宋初进士科依然考试帖诗，王安石变法，“以经义取士” 取代了 “以诗赋取士”，南宋则兼而有之，元明科举考试彻底取消了试帖诗，清代乾隆三十三年才又恢复试帖诗。

学政试院的科举名人与泰州

在宋代泰州，出了一个文状元王俊义。

王俊，字尧明，海陵人。据宋史记载，徽宗宣和元年（1119）他在太学上舍读书，凭借着一手好文章，在考选上舍学生时，宋徽宗亲自把他的文章选为第一，成为一个未经进士科考试而是经“三舍法”考试取中的状元。当权宰相蔡京要他去拜见，许诺可以立刻授以高官，但王俊义鄙薄蔡京为人，耻于私下拜见，结果蔡京仅给了他一个太学博士的名份。他依然不改正直敢言的脾气，得罪权贵，最终被外放到岳州做官。

储罐，字静夫，号柴墟。自幼聪明无比，号为神童。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六岁以第一名中举，为解元。次年联捷，又以第一名贡士中式，为会元。殿试取在二甲第一名，为传胪。距科举史上的连中三元仅一步之遥。

他为官清正廉明，敢于说话在吏部、户部等多个部门都有很好的官声。

文学才气横溢，诗味恬淡平静，状物写景，平实真切，不尚浮华，可称文如其人。著有《柴墟文集》《皇朝政要》等书传世。

储罐一生著作甚丰，著有《柴墟文集》15卷，《皇朝政要》20卷等，这里展出的是部分《柴墟文集》的复制品，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少年时代就有大志，在泰山刻苦读书近二十年。

宋景佑年间（公元1034-1038），经范仲淹推荐，他以一个精通音律的学者身份到宫中调试钟律，制作钟磬。

他的最大成就是为科举教育而创造的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作“太学法”，先在湖州运用，以后在国子监以至全国推广。太学法首创分斋（科）教学，因材施教的方法，推行“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注重培养实际才干。他到太学教书的时候，全国求学者闻风而至，以至国子监需要另建宿舍安排。他的学生被礼部科举考试取中的数量，占到总数的四到五成。直到清代，国子监仍实行分斋教学的方法。泰州人为了纪念胡瑗的成就，宋代就建立了安定讲堂、胡公祠等处建筑，至今仍有安定书院古迹在省泰州中学院内。

宗臣，字子相，兴化人。人称江北第一文士。16岁中秀才，25岁中举，26岁成为进士。

宗臣的一生可称有四气。一是富有才气，与李攀龙等人在北京结社，为著名的 “嘉靖七子” 之一。诗文兼有 “屈原之深思” 和 “李白之仙才”。他又富有节气，对当权的奸相严嵩从不低头，忠臣杨继盛被严嵩迫害死以后，他以官服掩其尸，并亲自撰写祭文哭祭。又极有勇气，在福州任提学参议，是一个文官，倭寇入侵，他分守西门，敢于放城外的百姓进城，又沉着指挥开炮，杀伤倭寇几百人，还主动出击，击沉敌船几十艘，消灭了这股倭寇。特别有正气，他在福建任提督福建学政，编写《闽学约言》，规定入学纪律。自己身体力行，到各县去考试，只吃蔬菜和糙米饭。可惜天妒英才，他36岁就因积劳成疾而去世。

宗臣的著作之一：《宗子相集》

徐蕃，字宣之，弘治六年（1493）进士，明史有他的传。生性耿直，在宦海中几经沉浮，曾因反对武宗皇帝的经济政策和批评当权宦官，罢官回家。嘉靖时做过浙江提学副使，是一个主管省级科举考试和教育的官；做都御史时，巡抚湖北襄阳、郧阳一带，安定百姓，当地人为他立“去思碑”，后累官至工部右侍郎。

徐蕃生性简淡，衣食简朴，反对营治宅第，不养婢妾，清廉有为，很有古代贤者风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墓葬在泰州鲍家壩出土，尸体至今不腐，衣物也基本完好。但除了随身衣服，随葬品几乎没有。

高谷，字世用，泰州兴化人。历官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他少年聪颖，十岁为秀才，十五岁中举，二十五岁荣登进士榜。从此开始了四十年仕途生涯，最高官居大学士。高谷清廉正直，敢于仗义执言，为受陷害的人讲话。生活俭朴，朝服常用布头剪出花纹补缀破洞，被人笑为 “高学士锦上添花”。他位至台阁，也就是仅在皇帝之下的几个最高官员，但家中只有 “敝庐瘠田”，几间破房子和瘦田。可见俭清廉之风。

施耐庵名惠，耐庵是他的字。元代元贞二年（1296）施耐庵生于兴化的一个船民家庭。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35岁中进士，在科举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但当时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他只当了两年没有实权的下级官吏，就在杭州经商和从事戏剧创作。在杭州，他大量接触到民间游艺场所“瓦子”“勾栏”中说书艺术，听到了更多的梁山英雄的传说，以后迁居苏州，开始酝酿长篇小说“江湖豪客传”的写作。小说的完成是在家乡兴化，此时经过在常熟、江阴、淮安等地的漂泊，重回故里，一心著书，最后定名为《水浒》。他的《水浒》只写到了梁山英雄排座次。其文学功底和天赋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而匡扶正义、替天行道的理想只能通过小说人物加以实现了。这也可能跟他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儒家正统思想教育有一定关系。

李春芳字子实，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就是人们所说的状元及第。一度官居内阁首辅，就是宰相。他为人恭慎，从不以势凌人，居高位持论公平，处理事情不那么急躁严厉。廉洁奉公，为当时人所称道。隆庆元年春，皇帝要修翔风楼，李春芳一向反对奢侈，婉劝皇帝停止修楼，被皇帝采纳。当时皇帝家族人口众多，税赋不堪负担。李春芳考察历史故事，制订了《宗藩条例》，对其费用支出加以限制规定，受到皇帝称许。他还为泰州崇儒祠撰写了碑文，推崇儒学，尊敬王艮，原碑尚存崇儒祠内。晚年他厌倦官场争权夺利，不与张居正等新贵争锋，回到家乡奉养父母，颇有贤名。

缪沅字湘芷，泰州人。他自幼好学，康熙四十八年（1709）高中贡士第一名，为会元，殿试一甲第三（人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参与《康熙字典》、《子史精华》等巨著的编写。缪沅办事很得皇帝赏识，官职一路上升，又多次由皇帝指令办差，得到不少赏赐，官至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他在湖广视学，给秀才们讲学，循循善诱，深受秀才们欢迎；他又给忠臣杨涟的后代经济帮助，大有忠臣惺惺相惜之意。著有《徐园诗抄》六卷等等。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他是一个不经科举之路而弟子满天下的儒学大师、哲学家，他的弟子中有很多人在科举上颇有成就。王艮出身在一个灶户家庭，祖上以煮盐为业，他19岁起到山东经商，实际上进行贩盐，家境因此宽裕。25岁起立志于儒学，以 “先觉” 天下为已任。他的治学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 “以经证悟，以悟释经” 的学习方法。这种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章句诵习，强调个人心悟、信口解读的做法后来也成为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王艮自己虽然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的弟子却遍布全国，有很多成为科举中的佼佼者。象林春、徐樾、赵顺吉、罗汝芳等等都有进士功名，有的官居大学士。王艮的言论 “百姓日用即道”、“身是天下国家之本” 等等体现了普通百姓思想要求，是非常著名的哲学观点。

王艮的著作《王心斋先生全集》在明代就已刊刻印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很大。

林春字子仁，自幼家贫，坚持以王艮为老师，苦读不停，以王艮的 “良知” 学说作为自己反省行为的准绳。嘉靖十一年考取进士。为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又在前十名之内（二甲第七名）。他做人做官，以厚道诚实闻名。他在户部做主事，相当于司局级的官员，又是管征收钱粮的官，但他在回家侍候母亲治病的时候，地方官巡盐御史洪坦看到他家的房子实在破旧，要替他修葺，他婉言谢绝后力劝洪坦助修学宫，洪被其感动，出资二千两白银修葺了学宫。而他四十多岁在任所病逝的时候，身边只有四两白银，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廉政楷模。

焦循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一个精天文、数学的儒学大家。少年就读於扬州安定书院，在泰州学政试院考取生员。33岁赴山东阮元（时为山东学政）家，并随阮元至浙江赴任。嘉庆六年（1801）中举人，翌年应礼部试不第，即返乡待奉母亲不出仕。母亲卒後，托疾闭户，建“雕菰楼”，足不履城市十余年，著书数百卷，皆精博，其中用力特深的，为《周易》、《论语》、《孟子》三书。易学研究成果四干卷合辑为《雕菰楼

易学三书》、另著《易广记》三卷、《易话》二卷。《论语》、《孟子》方面，先后著《论语通释》一卷计十五篇，又推衍《通释》的含义为《论语补疏》二卷。编《孟子长编》三十卷，《孟子正义》三十卷，24年（1819）成书，经学以外，又精天算、考古。曾与凌廷堪及李锐一起研究天算之学，焦循著《天元一释》、《开方通释》等专门著作，又曾著《群经官室图》、《刷说》等。平生所著散文辑为《雕菰楼集》三十四卷，由阮元於道光四年（1824）在粤刊行。除经学、天算之外，焦循极注重地方志，对方志学亦有见解。辑《扬州足徵录》二十七卷，又者《北湖小志》六卷、《邗记》六卷，记述扬州一地风土。

刘熙载字伯简，又字熙载。泰州兴化人。1839年中举，五年后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奉命值上書房，爲皇室子弟讲学；外任广东学政等职，又主讲上海龙门书院等处。在学政任上，对每个生员的卷子都认真审阅，然后对生员一一训勉，谆谆之情如同家人父子。刘熙载是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又精于音韵学。刘熙载秉性正直，精通经、史、赋、曲、词、书法、韵律、算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造诣精深，著有《古桐书屋六种》及《古桐书屋续刻三種》，其中《艺概》对研究古典文学的理论有很高的价值，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他是一个古代不可多得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由李光地推荐而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和赏识。长期在内廷工作，得以阅读到宫内丰富的珍藏书籍，接触西方传来的科学仪器，学识更加精进。他向康熙提出 “请定步算诸书以惠天下” 的建议，康熙因此而让他和梅轂成共同编写《律历源》。他为人朴实诚信，落落寡交。在数学上结合中西，有很多贡献。一生著作很多，重要的还有《借根方算法》八卷，《算法纂法总纲》三卷、《八线根表》一卷等。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泰州兴化人，三十岁前考取秀才，雍正十年中举，时年四十。乾隆元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四十四岁。他因此刻了一方印章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五十岁起在山东省范县、潍县先后做了十二年的知县。为官期间，他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勤政爱民，深受老百姓的爱戴。潍县曾发生饥荒，人民流离失所，鬻妻卖子，他积极为民申请开仓赈济救灾。他的这种行为没有得到上司的同意，反而诬赖他借赈灾贪污舞弊，他决计辞官归隐，而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自发于潍城海岛寺为郑板桥建立了生祠。去官以后，板桥卖画为生，往来于扬州、兴化之间，与同道书画往来，诗酒唱和。书画成就和影响在扬州画派中名列前茅。

宫焕文字砚成，号朴庵，懋勤子。泰州人。康熙56年（1717丁酉）举人，雍正11年（1733癸丑）进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山东道、陕西道监察御史，吏科给事中，天津、通州漕务，京通仓务，奉天府府丞，提督学政署府尹事，太仆寺卿，乾隆13年（1748）、乾隆17年（1752）文武会试同考官。他以 “磨勘” 抉摘精审闻名于当时。“磨勘” 是科举考试时的一种试卷复核制度，既有对考官出题的审核，更主要的是核对朱卷和墨卷行文有无不同，墨卷笔迹与考生笔迹是否相同。宫焕文常被指派参加对乡试试卷的“磨勘”。由于他的精细审核，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进行。著名的主考官刘墉、铁保等人曾因磨勘查对出来的问题被罚俸禄十余年。

俞激字锦泉，泰州人，他以廪生岁荐候选中书。并未实际做官。他出身簪缨世家，交游广阔，清初名士冒辟疆、邓汉仪、黄云、孔尚任等都是座上常客，精通音律，家中就有百余人的女乐部，常为宾客演奏歌舞，还到扬州、兴化等地演剧，名噪江淮。俞梅是俞激的次子，字师严，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康熙四十四年南巡时特意接见俞激和俞梅，赐匾赐扇等物，又特命俞梅为扬州诗局纂修官，后迁任翰林院编修，编校《康熙字典》《分韵唐诗》等。俞梅曾为山西副主考，他奏准减少官卷额三名改给民卷，体现了他为民间选拔真才的意愿和实绩，大得人心。著有多部著作，可惜大多散佚。

凌文渊号直之，泰州人。幼年入庠。后入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光绪29年赴日本考察，著有《篇鑫东游日记》，作为办洋务之借鉴。民国初年先后任财政次长、代总长，因抨击当局欲以国家资源向外国作抵押贷款而辞职。与蔡元培、章太炎、张謇、章士钊等人交往甚多，研讨政见，以国计民生为己任。他擅长文学艺术，诗书画俱佳，曾任北京美术学校校长。与吴昌硕等常相切磋，与陈半丁、陈师曾、齐白石时称京师四大画家。其花鸟上宗徐青藤，大气磅礴，笔墨精妙，享誉中外。这里展出了凌文渊的绘画和齐白石所刻赠给凌文渊的印章照片，体现了齐白石与凌的交往和友谊。

连中三元和连中四元

连中三元现在常被用来形容好事连连的幸运，在科举考试的一千多年里，却有着为数不多的十几名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个第一（连中三元）的幸运儿。从开始科举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间，进士科连中三元的只有十七人，是进士中的万分之二不到，状元中的百分之四，平均七十多年才有一个，真可称得上是龙门骄子中的幸运儿。其中一位金代叫孟宗献的，除了乡试、会试、殿试连中三元，还在县试中拔得头筹，是唯一的连中四元的状元。连中三元而又卓有政绩的，要数宋代的王曾和明代的商辂等人。

夏荃字文若，号退庵，泰州人。17岁即考中秀才，但不喜八股文，逐渐绝意功名，仅做过江苏丰县等地的训导，是县学里辅助教谕的一个职位。这也是秀才较为体面的一条出路。夏荃搜集整理乡邦文献不遗余力，著《退庵笔记》16卷，为泰州保存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是研究泰州历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另毕生搜罗资料编辑《海陵文征》、《海陵诗征》、《梓里旧闻》、《辟蠹山房从书》等，亦为珍贵的泰州史资料。

祖孙、父子、兄弟状元

宋真宗时梁灏、梁固父子相隔25年为状元。张去华、张师德相隔50年先后为状元。不过他们父子中状元时并不同时在世。清代康熙时彭定求，雍正时彭启丰是一祖一孙，相隔六十年同为状元。泰州人刘荣庆、刘国庆兄弟相隔五年先后成为武状元，也是状元史上的唯一美谈。

姓名与狀元得失

科举几百年中，状元的录取一般是要靠文章靠成绩。但也有不尽然的地方。唐玄宗时，就因为一个叫 “李无名” 的人名字颇有道家气味，而得到信道的皇帝的垂青取了状元。明初朱洪武点状元，说是梦中得一姓丁的为状元，大臣们只好从进士卷中找出一个名次在后的丁显由皇帝点为状元。另一次朱洪武审阅已列好的三甲名单，第一名是孙日恭，第二名是邢宽。结果发榜出来状元却是邢宽，因为朱见 “日恭” 二字上下连写有点象一个“暴”字，名字不中皇帝心意，而邢宽的名字寓意刑政宽松，有施恩的意思，就作了改动。因名字得状元因而不是绝无仅有，清代也有几个因名得福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皇帝年届八十，特别忌讳说 “死”，而好听 “寿”字。适逢科举考试，当殿试问卷大臣将头十名的卷子呈上时，皇帝看到第十名是胡长龄，顿时有了精神。他捋者胡须，笑盈盈地说 “胡人就长龄吧”。清朝皇族是满族，过去也被称作胡人。胡人长存，这不足大吉大利吗！他一手拿过胡长龄的卷子放在了最上面，第十名一跃而为魁首，胡长龄成了状元。

先師后生的科舉故事

唐代，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是考了很多年才能够及第的。像李商隐、李翱、皇甫湜等人，考了五六次才考取。但他们还算是幸运的，有的人考了几十年才考上。

晚唐有一位诗人孟棨，竟考了30多年。王定保在《唐摭言》里写到他及第后的场面，读来令人辛酸。孟棨那年考试的主考官是魏沅，魏沆比孟棨年纪小，曾拜孟棨为师。出榜以后，孟棨按惯例去拜谢主考官，魏沆握着满面憔悴的孟棨的手，不禁掉下泪来。照唐代的规矩，及第者称主考官为座师，自称门人。孟棨面对昔日的学生、今天的座师，老泪纵横，不知是悲是喜还是羞。

田宝臣字少泉，泰州人。50岁才考中生。家庭贫困，清操自守，从不以学问向人炫耀。咸丰七年，江苏学政李联琇见到田宝臣的文章，赞叹其为 “江南第一人也”。著有《小学骈支》、《少泉诗抄》、《类腋》等。他对经学、选学、特别是小学（文字学）有深邃的研究。于文字、音读、

训诂辩证尤为精当。

衙役儿子与秀才考試

江西铅山县有一个富商的儿子想参加科举考试，但富商曾做过衙门的差役，属于家底“不清白”的几类人之一，其子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富商几次通过贿赂县官想参考，都被当地的生员起哄反对而不成。有一位老讼师出面来为富商办这件事。条件是事成之后，除花销外，付酬金两千两银子。富翁一听，喜出望外，一口应承。第二天，老讼师在自己家门口张贴了一张大榜，上面写道：某人是贱隶的儿子，居然要参加县试，我们家庭清白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得逞。有谁手中有贱隶使用过的差票，请拿到这里来。我将核验搜集它们，以作为证明他贱隶身分的证据。每张差票核验后，付给酬金三千文，差票原样奉还。于是全城的人都在家中翻箱倒柜地找差票，兑银钱。随着向老讼师出示差票的人越来越少，赏金被提高到每张一万文，但再也无人前来兑赏。富商的儿子随后参加了县考，当地生员又来暄闹要求取消其资格，但再也没人能拿出证据，原来老讼师在所谓查验差票时已做了手脚，将差票上富商的名字挖补成其他人的名字。这个故事虽是一个少有的奇闻，却说明了科举制度时代对某类工作的歧视。

惨烈舞弊案

科举考试能使人一夜成名成官，但也因此产生了许多科场舞弊行为，引起不少科场案件。其中，一些主考、副主考等涉案官员受到严厉处分，甚至丧命。牵连到最大的官，是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科场案，牵连人数最多，大学士柏葰 被斩首，其实还有点冤枉。雍正时科场案除了查嗣庭案牵连人数特别多之外，河南学政俞鸿图一案特别惨烈，俞在案发时一直在皇帝面前自称没受贿赂，经查实后雍正帝怒判其腰斩，行刑后上身乱动，手指蘸血在地上写“惨”字，此情况经汇报到雍正皇帝处1以后，导致废除了腰斩这一刑罚。

教育实践对科举应试教育的突破

在科举时代，虽然教育主要是围绕科举考试的应试教育，但科举制度的总体构思并非要选拔和培养功名利禄之徒，恰恰相反，是要培养和选拔忠实于儒家思想并有一定实际才能的人才，科举制度一直到清代依然不仅仅考八股文，还要考策论表判，即使是考八股文，也要求所言即所行，能够经世致用。因此教育实践中还是有不少人强调素质教育，对当时科举应试教育有所突破。

泰州学政试院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科举院试场所，其建筑多为明清样式，青砖砌成的照壁、恢弘气派的龙门等，每一处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

看着那一排排按照“千字文”序次排列的考棚，仿佛能看到古代考生们在此奋笔疾书的身影，感受到科举制度下学子们的梦想与汗水。狭小的号舍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科举考试的严谨与艰辛，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科举盛行的年代。

2025年11月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