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与鉴定评估艺术品知识(宫廷古字画篇)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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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书画艺术;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1644年至1911年，历时268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下.绘画、书法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

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 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在文人画创作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画家追求笔情墨趣，风格技巧争奇斗艳。在明代后期形成的诸画派，到此时更是分支繁衍，派系林立。由于董其昌"南北宗论”绘画理论的影响，清代画坛流派之多，竞争之烈，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初期，受皇室扶植的“四王”画派，以王时敏、王褴、王晕、王原祁为代表，成为画

坛的正统派，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王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技巧功力颇深，然内容缺乏生气。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整个有清一代。然而，在江南地区，却出现了一批反正统派的画家，他们大多是明末遗民，政治上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上主张抒发个性，反对陈陈相因。因此，作品往往感情真挚、强烈，风格独特、新颖。代表画

家有弘仁、髡残、石涛、朱耷等所谓"四僧"，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以弘仁、查士标、梅清为代表的“新安派”等。其中“四僧”的成就最为突出，给后世影响也很大。

清康熙末至乾降、嘉庆年间为中期，随着政权的巩固、疆域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康、乾”盛世。绘画领域也呈现出繁荣景象，画家辈出。宫廷绘画在皇室扶植下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比较丰富多样，人物画的成就尤其突出。同时，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这就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他们接过石涛、八大"反正统”的旗帜，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他们藉画抒发自己郁懑的心胸比拟清高的人品，表达鲜明的个性，因此作品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上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寓意“四君子”的梅、兰、竹、菊和泼墨大写意手法，是他们最喜爱的题材和画法。“扬州画派”的艺术，对近代、现代的花鸟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后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画坛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怡情养性的士大夫文人画日见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广州，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许多以画谋生的画家纷纷麇集于此。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需要，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新的流派。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派和广东地区的“岭南派”。“海派”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呈旦硕诸人，他们继承陈淳、徐渭以来的水墨写意花卉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的用笔融入绘画，以苍劲酣畅的笔法，淋漓的墨色，鲜艳强烈的敷彩，创造出气势磅礴的艺术形象，开拓了文人画的新途径。任熊、任顾为卖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并称“四任”。他们擅长人物、花鸟、山水各科，宗陈洪绶画法，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活泼的画风.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其中任顾的成就最为突出。

广东的“岭南画派形成时间较晚，代表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活跃于近代。但他们均受晚清广东画家居巢，居廉兄弟影响。“二居”是“岭南画派”前驱，擅画花鸟，注重写生，造型准确精微，人。这个时期，承酒临字比权省名书法家有:北方亏孙四人水的羽万纲、刘墉、永理、铁保:南方与翁、刘并称的梁同书、王文治，还有钱澧、钱坫、汪士铉、姚鼐等名家。他们大多宗法晋代钟、王，唐代颜、柳，宋代苏、米，元明时期赵、董，在真、草、隶、篆诸方面各有建树。其中以翁方纲、刘墉最负盛名。

乾隆年间，敢于冲破帖学樊篙，自辟新路的书法家当推“扬州八怪”，他们不但在绘画上追求“怪”，在书法上也力图变革，有意识地从汉隶中吸取营养，并将绘画用笔融入书法，使孱弱的帖书得以宽其气和强其骨，如黄慎的草书，汪士慎申隶书，高凤翰的左手书，都能突破旧规，自具一格，郑燮、金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郑燮的行楷参以隶法，形成自称的“六分半书”;金农的隶节横粗坚细，凝重拙朴，被称为“漆书”。这些书法，无论在用笔、结体、布局上都新颖独特，他们变革帖学的尝试，无疑是碑学兴起的前奏。乾嘉时期，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勃兴，大量金石碑版被发掘出土，不少人由考据进而学书，书法逐渐转向碑学。尤其有几位理论家，大力倡导碑学，著书立说，更推进了碑学的传布，如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对当时书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至嘉道时期，终于形成了碑学蓬勃发展的书道中兴局面，涌现出许多成就突出的书法家，如邓石如、伊秉绶，丁敬、黄易、桂馥、包世臣、陈鸿寿等，其中以邓石如、伊秉绶两家造诣最深。邓石如将四体书法互参并融，碑、帖兼采，被誉为“国朝第一”。伊秉绶的书法上追秦汉。隶书成就突出。两人书名并重当世。清代晚期，书坛已是碑学的天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总结了前朝碑学的理论和实践，并竭力推崇北碑，尊魏卑唐，遂使中期南帖尚存的地盘，完全让位于北碑。许多著名书法家，均从北朝碑刻中吸取营养，如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书法家何绍基和赵之谦，早年均师法颜真卿，后深研北碑吸取茂密雄强之气质，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大家。其他碑学名家尚有包世臣弟子吴熙载、宗法邓石如的杨斤孙、富有金石意趣的吴昌硕、擅长篆隶的莫友芝、杨斤。当然，也有少数书法家不以北碑为宗，如翁同龢专学颜真卿，林则徐承帖学佘绪，但建树则不如何、赵诸家。

清代书画的流传，收藏、鉴定等情况，也与政治的变化、社会的安定与动乱密切关联。明末清初之际，收藏在明皇室的许多古代书画，除折还臣工俸钱，又遭到兵燹和流散的厄运，损失不少。流散的书画，一部分为清官收集，一部分为收藏家购进。清代，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有梁清标，孙承泽、耿昭忠、宋荦、安岐、高士奇、毕沅、毕泷、吴荣光、孙星衍、粱章钜、韩泰华、蒋光煦、陶樑、孔少陶、方顾、葛金、邵松年、李佐贤等，其中梁清标、高士奇、安岐三家收藏最富。梁清标在清初收藏大批宋、元名画，明人作品为数较少，惜未有著录流传。以后很多藏品转入安岐之手。安岐亦是一位鉴定高手，他收藏的书画，均著录于《墨缘汇观》一书。后来，他的大部分藏品均转入清官内廷。高士奇的收藏亦夥，著有《江村销夏录》和《江村书画目》。其他收藏家大都也有著录书传世还有一些收藏不多但精于鉴定的鉴赏家，亦有颇具价值的著录书传世，如吴升的《大观录》、陆时化的《吴越所见书画录》等。

清代的收藏，与前朝一样，还是以皇室为主。尤其是康熙、乾隆两帝，十分喜爱书画，搜集不遗余力，故到乾、嘉时，内府收藏已非常丰富，超过了任何朝代许多唐末元明名迹均进入内附。皇室的重视，在乾隆、嘉庆朝，由词臣将宫中所有书画藏品，经鉴定、分类、品定等级，先后编纂成《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三编.这六部著录书搜辑完备，项目齐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内府对古代书画的集中收藏，使许多珍品得到了妥善保管，详尽的著录，也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这些文物也首先遭到了洗劫。1880年英法联军入京，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宫内书画两次被劫掠，损失惨重。1911年清皇室逊位后，一千余件书画又被溥仪盗运出官。清代书画的流传，有着比前代更加曲折的经历。

清代书画史论方面的著述，较之前代亦有进一步发展，不仅数量剧增，在品类方面也更加繁多，画论、画谱尤其发达，同时还出现了鸿篇巨制的书画丛辑，堪称历代书画史论的集大成之作。

清代画论著作比较著名的有:石涛《画语录》、沈宗骞《芥舟学画编》、邹一桂《小山画谱》、王概《学画浅说》、笪重光《画筌》、方薰《山静居画说》等。石涛《画语录》是一部理论性强，有较完整体系的画论著作，其他著述多谈画法，系统论画理者少。还有一些专论画技法的著作，如龚贤的《画诀》、商秉的《指头画说》、蒋骥的《传神秘要》、丁皋凶《写真秘诀》、蒋和的《写竹杂记》等。

画谱在清代也很盛行，这类以图谱形式传授绘画技法的书籍，深受社会欢迎。其中以清初王概等人编篡的《芥子园画谱》传播最广，成为初学绘画的入门参考书，其他有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画艺》、张熊《张子祥画谱》、王寅《冶梅兰竹谱》等。

清代画史著作甚多。通史、断代史、编年史、诗史、专史各种体例均有。属于清代画家史传的主要著作有张庚《国朝画征录》、冯金伯《国朝画识》、蒋宝龄《墨林金话》、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等;近于专史的有胡敬《国朝院画录》、汤漱玉《玉台画史》、李放《八旗画录》、鱼翼《海虞画苑略》、邵松年《虞山画志补编》、陶元藻《越画见闻》、童翼驹《墨梅人名录》、周亮工《读画录》等;近于画家人名大辞典的类书则有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鲁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等。

清代书法方面的史论著述，远不及绘画丰富，但出现了几部书论，不仅论述精辟，而且直接影响到书法创作的趋向，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这是画论所不能比拟的。著名的有阮元的《南帖北碑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他们尊碑抑帖，为碑学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其他尚有宋曹《书法约言》、梁口《评书帖》、刘熙载《书概》、蒋和《学书杂论》、周星莲《临池管见》等书论著作。书法史专著有震均《国朝书人辑略》、厉鹗《玉台书史》等。书画合编的书史有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嵇承咸《书画续录》、《梁溪书画微》、沈辰《书画缘》等。

清代在书画资料的综合编纂方面极富成果。出现了几部搜集完备的丛辑，鸿篇巨制，越过前代。最著名的是康熙敕旨，由孙岳颂、宋骏业、王原祁等人辑录的《佩文斋画谱》，收罗了历代主要的书画理论、鉴藏、考识、跋语等著作，为极有价值的集书画著述大成之丛书，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采录历代著录书，汇而成编，体例完备，条例精详。其他如康熙御定的陈邦彦《佩文斋题画诗》、张祥河《四铜鼓斋论画集刻》、马克明《论画辑要》秦祖永《画学心印》等，也有一定价值。另外，清末由黄宾虹与邓实合编的《美术丛书》四十辑，收集书画、雕刻摹印、磁铜玉石、文艺、杂记等五类古今名著，其中以书画类为主，也是十分重要的书画丛辑。

一、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癸《三清图》轴，清代方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岁。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它。但是，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已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风俗画反映的社会面广，所接触的人物阶层丰富(甚至包括有乞丐)。是中国美术发展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它在北宋时代得到突出的发展和取得高度的成就，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绘画现象。在北宋的画家队伍中，除了宫中和民间一大批职业画家之外，另外在那些有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还存在着一支业余的创作队伍。他们的主要职业不在于绘画，然而在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中，都有突出的特点和成就，并且自成体系，在当时被称为"士人画”，后来叫作"文人画”。以官僚贵族和文人身份而参与绘画创作活动，在宋以前和宋初，不乏其人。但是尽管他们的身份“高贵”，而其画风与画工作品并无差异，也没有自己的特殊理论。自从北宋中、后期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活跃在画坛上后，则大造文人画声势。苏轼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并认为士人画高出于画工创作。他们推出王维甚至顾恺之作为这一系统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即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而诗境则追求表现出"萧散简淡”。他们主张乘兴创作，兴之所致取其意气所到，不拘于物象的外形刻画，要求达到“得意亡形”、“象外传神”。他们喜欢简淡的水墨表现，而去丹青粉饰，主要内容从山水扩及花鸟，故这一时期文人贵戚出身的山水花鸟画家特多，不能不与这一潮流有所关系，仅《宣和画诺》所载，“文臣”画家有燕肃、宋道、宋迪、文同、王毂、范坦、黄济、李公年、李时雍、李时敏等;“武臣”画家有刘永年、吴元瑜、梁师闵、郭元方、李 献王颢，令松， 令穰、令庇、孝 此“内臣”(宦官) 画家如童贯等。注重画家的身份，是北术的代云画评论中的一个突出。

元代的书画艺术:

元代取消了五代、两宋的画院制度，除少数专业画家服务于宫廷外，尚有一部分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其余多为一些隐居不仕的文人画家。元代绘画在继承唐、五代、宋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其显著特点是“文人画”的兴起，人物画相对减少，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画成为主要题材。文人画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异常突出绘画.作品的文学性和)对于笔墨的强调，重视绘画中的书法趣味和诗、书，画的进一步结合。体现了中国画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随之带来审美趣味的显著变化。在绘画艺术上强调要有“古意”和"士气”，反对“作家气”。摒弃南宋院体即所谓“近体”，主张师法唐、五代和北宋。在创作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苏轼、米芾、文同等文人画家的绘画传统，把形似放在次要地位，遣貌求神，以简逸为上，重视绘画创作中主观意兴的抒发，即把自然景物当作抒发画家主观思想情趣的一种手段，这与宋画对于自然景物的刻意求工求似形成了鲜明对照。元代国运虽然较短，但却是名家辈出的时代。在绘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可观。在山水画方面，初期以钱选、赵孟頫、高克恭为代表，他们对于唐、五代、宋山水画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钱选善画青绿山水，注进文人画的笔法和意兴，表现了一种生拙乏趣，自成一体赵孟頫的山水画则有多种面貌，他广泛吸收各家之长，托古改制，一扫南宋晚期“院体”积习，承前启后，成就突出:高克恭出入于米芾、董源、李成之间，形成了自己浑穆秀润的画风，与钱、赵并驱。元代中后期，以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为代表，号称“元季四大家”。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直接或间接受到赵孟的影响，各具特色和创造。黄公望作品有浅绛与水墨两种面貌，浅绛山水浑厚圆润，水墨山水则萧散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王蒙以水墨为主，间或设色，多用枯笔创“牛毛皴”法，其作品布局充实，结构茂密。他能摆脱外家规范，卓然成家。吴镇山水树石多为水墨画，喜用湿笔，笔力雄劲，喜作“渔父图”。倪瓒创“折带皴”法，多用水墨枯笔干擦，偶尔着色，其作品多为湖山平远之景，章法简洁，萧散秀逸。元四家以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提练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代表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发展的主流，对明清两代山水画影响极大。元代其他山水画家尚有商琦、曹知白、朱德润、唐棣，孙君泽、盛懋、陆广、马琬、陈汝言、方从义等人，也都各有成就。此外工界画山水楼阁者还有王振朋、李容瑾夏永、朱玉等人，界划工整，折算精确，工力深湛，超越前人。元代山水画与前代的主要分野，总的来说，前代山水画特别强调山水的内在结构和韵律;而元代山水画则往往把它当作移情寄兴的手段，借以表现画家的自我人格与个性。这种不同，直接影响了元代山水画的笔墨技巧和时代风格，而这种变化，更加完善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它是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创造。元代人物画比起山水画相对减少，其主要原因由于一般画家对人生抱着一种冷漠态度:“方今画者，不欲画人事，非画者不识人事，是多疏于人事之故也。但也不乏高手。善画人物最著名的有刘贯道、何澄、钱选、赵孟頫、任仁发、王振朋、周朗、颜辉、张渥、卫九鼎、王绎等人。刘贯道、伺澄、王振朋服务于宫廷，刘贯道师法晋唐。集古人之长，为一代局手;何澄继承金代院体遗规，人物线描多方折笔，背景中的山石树木则多用焦墨而露锋芒，开元代人物画逸笔先路:王振朋笔法劲健，神情生动，格调清雅。其白描人物，间之以淡墨渲染，突破了一般白描画只用线描的程式。钱选人物画衣纹多用顾恺之游丝描法，工稳而不板滞，蕴清秀于古拙，自成一种格调。赵孟真人物、鞍马画法用铁线描或游丝描，风格古朴，具有多种面貌。任仁发的人物鞍马画多用游丝描。笔法工细流畅，与赵孟颛齐名。周朗是元代中后期著名人物画家，衣纹笔法潇洒，设色淡雅，有唐人遗意。张渥、卫九鼎均以画白描人物见长，各具特色。张用笔潇洒，被誉为“妙绝当世”。卫的白描人物也不在王振朋，张渥之下。王绎善作肖像画，造形准确，神态生动，成就最为突出。此外颜辉、朱玉等在宗教人物画方面也都师承有自，各具面貌元代花鸟、竹石梅兰等题材的绘画，随着文人画的发展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墨笔花鸟以及竹石梅兰的广泛流行，是其突出的标志。在艺术上讲求自然天趣，不假雕饰。“以素净为贵”。虽然以唐代边鸾和宋代黄筌、徐熙为规范宋代院体花鸟画此时尚未中断，但毕竟比起水墨花鸟、竹石梅兰艺术形式旦相形见绌。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元代审美观念的变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水墨花鸟、竹石梅兰等最适合于享人以笔墨来写意寄兴。故元代许多山水画家也都兼擅水墨花鸟和竹石梅兰。

元代以善画花鸟而著名的画家有钱选、陈琳、王渊张中等人。他们在继承五代西宋院体花鸟的基础上，各变其法，钱选变宋院体花鸟的工丽细密为清润淡雅，晚年更有不假雕饰的水墨花鸟画法。王渊师法黄筌一派，作品多用水墨，变黄筌工整富丽为简逸秀淡，成就突出。陈琳、张中虽法宋代院体，却以粗简为其特色，突破了宋代院体花鸟画工丽细密的规格程式。枯木竹石画家最著名的如李、赵翠牡成丸昼，吴镇、顾安、倪瓒等人，大都继承文同或罩庭筠传统而有新的发展和变化。而张逊善画双钩竹，在元代几成绝响。以画梅花著称者有邹复雷、王冕等人，尤以王冕擅长墨梅在画史上享有盛名。元代书法艺术在元代初年直接受北宋及金的影响，士大夫多学颜真卿或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大德、延祐间，赵盂頫、鲜于枢、邓文原崛起，提倡师古，力追晋、唐，使元代书风在规范古代传统的基础上为之一变。赵盂頫、鲜于枢等人“专以古人为法”，对晋、唐书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索，扭转了南宋书法衰弊风气，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作出了贡献。赵盂真真善写多种书体，其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书方面，对元代和明清书坛影响很大。鲜于枢擅长行草书，其名声与赵盂頫相伯仲。邓文原工楷行草书，尤其章草书成就较高。他与赵、鲜于被称为元初三大家。稍晚的康里蠼真。善草书，自立门户。此外，吾丘衍、泰不华、周伯琦的篆书或隶书，饶介的草书，揭俱斯的楷书和行草书，杨维桢、张雨的行书，溥光和尚的大行楷书也都各具风貌。钱选，黄公里、王蒙、吴镇、倪瓒等著名画家，亦擅书法，画上的题字与画相映，珠联璧合。其他还有耶律楚材、赵雍，管道昇、班惟志、姚遂、虞集、钱良佑等一代书法家，也都各有专擅。元代书法总的趋势是，继承晋、唐风范为主，而有所创新。扭转了南宋书法的衰退之势，恢复了传统的法度，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但其成就不如绘画突出。元代在书画鉴藏方面，主要集中在元内府，但私人鉴藏也颇可观。元内府主要接收宋、金内府旧藏，也有一部分是“四方购纳”的，自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就奠定内府收藏的基础至文宗时内府设立“奎章阁”，命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审定内府书画。文宗死后，柯九思去职。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将奎章阁更名“文宣阁"，由康里蟥蠖主其事，起用周伯琦为文宣阁鉴书博士兼经筵官。一三四九年十月又成立了"端本堂”，作为皇子肄业的场所。文宣阁与端本堂二者并存二十多年，直到元帝国灭亡。但自康里嵝蠖去世之后，端本堂就逐渐代替了文宣阁。元代书画除内府收藏外，私人收藏也颇为丰富。其中尤以鲁国大长公主为最，她是仁宗的姐姐，故亦称"皇姊大长公主"。由于她的特殊地位，以及她对于书画的癖好，收藏了大量的晋唐宋以及当时人名迹，为我国古代少有的妇女收藏家。元代其他私人鉴藏家最著名的尚有乔篑成、焦敏中、赵孟頫、鲜于枢、张谦、郭天锡等人，他们收藏了许多唐宋名迹，在我国书画收藏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元代官私收藏，大都有鉴藏印记或题跋，这种现象自唐代以后已经出现，到了元代已形成风尚，为今天判定书画的时代和真伪提供了重要的辅证。书画的作伪，早自唐以前已经存在，元代书画作伪更是屡见不鲜，不仅伪造前代法书绘画名迹，当代名家也常有伪品出现。元代书画著述，数量虽多，但质量较差，远比不上唐宋两代，主要著述有下述几个方面:史传方面，有夏文彦《图绘宝鉴》;按法方面，有溥光《雪庵永字八法》、《雪庵字要》陈绎曾《翰林要诀》，李衍《竹谱》、柯九思《竹谱》、黄公望《写山水诀》;论述方面，有郑杓、刘有定的《晰极》并注;著录或品评方面，有周密的《志雅堂杂钞》、《云烟过眼录》、汤允漠的《云烟过眼续录》、汤垩的《画鉴》;从辑方面，有苏霖的《书法钩玄》、吕宗的《书经补遣》、盛熙明的《法书考》等。这些著作有的是专用，有的散见于文集中，这些对于元代书画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书画艺术：

明代书画艺术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绘画与书法，是在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的发达，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绘画方面，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征明为首的吴门派，董其昌、赵左等人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蓝瑛则另称武林派等等，流派纷繁，各成体系，山水、人物、花鸟各种画科，全面发展，题材广泛，而以山水、花鸟画成就显著，表现手法有所创新。总的趋势初期元四家的影响犹存，前期以仿宋“院体”为主;中期以后以吴门各家为代表，回到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派，占据画坛主流。整个明朝一代书画艺术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但也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替衔接的。

明代前期的绘画从洪武、永乐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基本上形成三人体系，即一、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

二、宫廷“院体”绘画，

三、活跃于江浙一带民间画坛的“浙派”绘画。在三部分绘画中，以宫廷与“浙派”的绘画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大影响。

与书画鉴定有关的知识是多方面的，有些比较直接，有些就间接一些。努力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对于书画的鉴定，往往产生比较大的作用。

中国书画鉴定常识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精贯和牛卒时间，对于书可的帮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门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苦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一月望后一日，沈度书十春单室。考沈度元代至止十七年」些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宙卒，78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又如:明代姚受垄《三清图》轴，清代方潜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考录，款云"三诗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永乐二一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岁。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止因为书回家的生卒时问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它。

但是，有些书画家的三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义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不充文献的不足或红下文就的错误。善于写生而师法马、夏传统的画家王履，以画华山图著名，成为这一时期具有独特创造才能、独树一帜的重要画家。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初期阶段从洪武、永乐已开其端。宣德、成化、弘治几朝，是宫廷绘画兴盛时期，到嘉靖，万历以后，明王朝政治腐败，画院派随之衰微。画法传统，如赵原、卓迪、周位、王仲玉等都是这一时期代表画家。宣德以后，宫廷画家不断增多，著名的画家有谢环、商喜、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他们的绘画，技艺全面，师法南宋“院体”，各有特点。成化、弘治之际，宫廷画家主要有以画花鸟著称于时的林良、吕纪;山水，人物画以吴伟、王谔，成就最为突出;正德时，朱端的人物、山水、竹石画，也具有相当水平。这一时期“院画”的风格，主要来源于两宋“院体”。在花鸟画方面，继承了黄筌父子工笔重彩的画风;山水画方面，有的宗法郭熙而大多数人物山水画，则完全效仿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师法古人，而能有自己的面貌，形成了明代"院体”的特有风格。主要特点是形象精确，法度严谨，色彩艳丽。从他们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各种画科，其画法凤格，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两宋院体的余风，特别是临仿马、夏结构简括的边角之景，最能得其神髓。如王谔的山水画。被明代皇帝称为当代的马远。李在兼学马远与郭熙，也极近似。但是，尽管从结构大意或总的画法上，取法古人，其中时代气息的不同之处，却是非常明显的。明画与宋画的区别所在，主要是宋代“院体画”下笔凝重稳健，比较工整谨严，风格朴厚，而明代“院体画”，早期画风还比较严谨细密，多用水墨稍带写意，下笔轻快。成化以后，受“浙派”影响，风格更加趋向豪放挺拔。以上特点，形成了明代院体画一种鲜明的时代风格。宣德到正统时期的戴进，师承南宋李、刘、马、夏的传统，兼副两宋各家之长，技艺方面，著称于时，号称“院体”第一手。因为是浙江人，故被称为“浙派”，受其影响的有吴伟、张路等，一时追随者很多，形成明代中期一大流派。明代中叶以后(成化到嘉靖前后)，“院画”势力日微，“浙派”也渐趋末流，代之而起的，是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派”。当时的苏州，经济繁荣，各种工商行业发展，直接推动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兴旺发达。因此，这一地区，成为当地和四方文人聚会的最好场所。吴门画派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吴门派”以沈周为领袖，文征明继起，一时追随者很多，形成明代后期大流派。同时生活在苏州的唐寅和仇英，也以绘画著称于时，和沈周，文征明被称为“吴门四家”。"吴门四家”中沈、文、唐三家共同特点是都属于文人笔墨，仇英虽是工匠出身，但画风受到文人画家的影响。“四家”的绘画成就，都是多方面的，他们技艺全面，题材广泛。所画山水，既能表现雄伟险峻的北方山川，也能描写清雅秀润的南方风景。他们运用熟练的笔墨，描写周围的园林景物，把表现文人生活题材的山水画提高到新的水平，开拓了元明清以来山水画的新境界。“四家”的不同之点，是他们的个人画风不同，各有师承体系。沈周、文征明比较接近，但也有所区别，沈周的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出入于元四家的黄公望与吴镇，兼取法于马、夏，笔墨挺健，气韵浑厚，形成了粗笔与意的新面貌，开创一代水墨浅绛山水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的花卉，继承发展了宋末及元代写意花鸟画的传统，笔墨尚朴，风格淡逸，对明代后期水墨写意画，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文征明在融汇黄公望、王蒙画法的同时，更多的是宗法赵孟頫。他的画风细润文雅，独具一格。唐寅和仇英都曾师事当时以“院派”著称的周臣，吸取两宋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诸家之长，运用了元人水墨写意的笔墨，融合变化，形成了劲秀潇洒的风格。仇英摹古的功力深厚，师法南宋“院体”，人物山水，多以工笔重色为主，风格浓丽典雅，兼能水墨写意，也具有刚健秀逸之致。他所画人物仕女，形象优美，线条流畅，形成了明代后期人物仕女画的时代风貌，对明清画坛影响很大。陈道复是吴门著名的花鸟画家，师事文征明，他的写意花鸟从元人画法中发展而来，直接受沈周、文征明、唐寅的影响。诗书画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思想意境，开创了清新隽雅的一派风格。和后来的徐渭合称为"白阳青藤”。他们的绘画，对后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后期(嘉靖 万历以后到崇祯)，无论山水、人物、花卉各种画科，都有新的变化。派系纷繁，各有不同的风格。尤其是花卉画有突出成就，主要代表画家是徐渭。他继陈白阳之后，笔墨更加纵放，突破成规，大胆创造，纵横挥洒，水墨淋漓，表现了鲜明的个性。他的这种画风，对整个清代中期和近百年来的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的周之冕、孙克弘，也以花鸟画著称，画法兼工带写，较为妍丽，别成一派。

在山水画方面，继吴派以后，较早的宋旭、顾正谊、董其昌三家，各自标榜门户，相互影响。顾正谊和董其昌都以“华亭派”著称。

宋旭与董并行。赵左、沈士充曾就学于宋旭的门下，又各自形成“苏松派”、“云间派”，同被称为"吴派”支流。虽然属于吴派体系，但在笔墨的运用上，各有自己的面貌，以董其昌影响最大。其主要特点以董、米、倪、黄为宗，讲求笔墨趣味。”董氏一派风格秀润，提倡仿古，以古拙取胜。当时的陈继儒画风相近，与之并称为"董、陈”。明末清初之际，一部分文人山水画家中，兴起了摹古仿古之风，董其昌的画法，一直影响到清代中期。与董同时和稍后的还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杨文骢、邵弥、张学曾以及被称为老二王的王时敏、王鉴，都是名著一时的文人画家，有“画中九友”之目。他们的画风各有不同，都以笔情墨趣为主。和“松江派”对峙活跃在浙江地区的“浙派”殿军蓝瑛，出入于宋元各家山水、花卉，面貌苍秀，又被称为“武林派”。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家丁云鹏，善于画佛像，画法工整，线条细劲流畅。陈洪绶的人物、山水、花卉画，用夸张手法，造型奇古，富于独创，自成一派。他一生曾创作多幅“离骚”、博古叶子等版画插图，著称于时。与之同时的崔子忠，人物衣纹线条弯曲多变，风格独特，和陈洪绶并称为“南陈北崔”。

明末肖像画以曾鲸最有成就。画史称他的画法注重墨骨和晕染。在当时是一种新创造，被称为“波臣派”。明代谢彬、沈尔调，清代的沈韶、徐璋等都是他的传派。

明朝一代书风，总的趋势，是继承宋元以来帖学的传统，在前期、中期、晚期各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风貌。

前期书法，直接师承元人，以草书楷书成就较大。宋克、宋广、宋磋和沈度、沈粲被称为“三宋”、“二沈”。宋广，解缙以草书胜。同时在皇家的提倡下，楷书上法晋、唐，以二王为范本，近学元代诸家，于是在翰林、中书舍人中间形成盛行一时的“台阁体”，沈度、姜立纲为当时主要代表，他们的楷书1远学虞世南，风格圆润平整，代表明初一部分人的书风一直影响到明代中期。钱博的楷书，介于宋克、沈度之间，与钱溥称为“二钱”。程南云、李东阳以篆书著名，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宣德到成化间，盛行草书，陈献章的草书，多用特制的茅草笔书写，风格苍劲挺拔，别具一格。张弼、张骏的草书，随意挥写，纵横奔放，突破成法，被称为“狂草”，这种草书风格，代表了明代前期一种书风，一直到明代中期还非常盛行。

明成化到嘉靖间，是吴门派绘画活跃时期，同时也是明代书法艺术的兴盛期。当时许多文人书画家集中在江、浙一带，特别是苏州地区，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王世贞(艺苑卮言》)。沈周、文征明、唐寅、王宠、陈道复既是画家，又是书家，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为杰出代表，被称为“吴中四家"。文、祝、王又称为吴中三大家他们的书法上追晋、唐，一变“台阁体”的面貌，各自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明代晚期，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各有不同成就，为当时著名的四大书家。以董其昌成就突出，影响最大。他以平淡古朴的风格，形成一代书风，对明末一直到清代中期都有很大的影响。邢侗的草书，主要多临王羲之帖，圆转朴厚，和董其昌并称为“南董北邢”张瑞图行草书，多用方折笔法，风格劲健新奇，独辟蹊径。米万钟行书出自米氏家学，笔锋宛转流畅。明末，黄道周、倪元璐、范允临、李流芳、赵宦光等，也以擅长书法著名。黄道周、倪元璐以行草书的笔法写隶书，又以古草体写草书，风格独特。赵宦光等以草书笔法写篆书，称为“草篆”。这些书家在明代晚期都能各自成家，代表明末一时书风。

明代文人书画事业的兴盛繁荣，影响到与书画本身有关的如工具纸张、装裱格式，以及款识、印章、题跋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比前朝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而富有它的时代特征。在公私收藏方面，宣宗、宪宗、孝宗三朝绘画事业的发展，其盛况可比宣和、绍兴，内府收藏也相当可观。中期以后，官府收藏逐渐流散在外，许多古书画文物，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落入官吏和地方富有人家手中，从而私家收藏普遍增多。故明代私人鉴赏和收藏之风甚盛，超越前代。当时著名人物如严世蕃、华夏、王世贞、王世懋、项元汴、张丑、詹景凤以及沈周、文征明等都是一代有名的鉴藏家，收藏最富的是严氏的岭山堂、王世贞的尔雅楼、项元汴的、天籁阁。项氏书画鉴别收藏之精博，可为当代第一。

经过许多鉴藏家的收藏、过目、鉴别、分类整理，记录，自弘治之后，有关书画著录的专著，相继编成。随着书画作品的丰富多采和人们对书画艺术品欣赏要求的需要，书画作品的伪造与代笔随之出现，作伪的手段方法也有各式各样。比较普遍的如改款、添款、仿造、别人代笔、本人书款加盖印章等等情况。明代后期万历间到清代中期，苏州地区以造假画著名，专门制作唐、宋名家的工笔、青绿设色山水和人物画，后人称为"苏州片”。流传至今相当广泛。此种历史现象也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