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六十年（孟凡生回忆录143）

蓟州不老翁

天翻地覆六十年（孟凡生回忆录143）
第十二章 下乡插队期间
第八节 插队东后子峪村
官庄公社位于蓟县城西北部，隶属城关工委管辖。东后子峪村位于官庄公社东部，与城关公社的小刀剪营村隔山相邻，走小路到县城11华里，走大路13华里。东后子峪是个半山区大村，全村有12个生产队，是县里命名的红旗队。那时的大队革委会主任是年轻的退伍军人王振琪、革委会副主任、民兵连长是李永存，管生产的副主任是文革前的老干部，姓名不记得了，主管插队学生的是革委会委员邢连义和马瑞芳。
　　下面是半山区村庄的图片：
1969年冬季，东后子峪村开始接收插队接受再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这些学生被分为两个大组，一个大学生组，一个中专学生组。大学组的学生一般是1965年入学1969年分配的最后一批毕业生，他们被分配到蓟县后直接来到这里插队。大学组的毕业生有十几个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曾任蓟县副县长、县人大主任的崔起和县委副书记马秉瑞。中专组是从刘家顶公社西吕庄大队和孙各庄公社朱华山大队转过来的十二个蓟县师范的1968届毕业生。
1970年3月，一部分在农村插队的大学生和中专生提前分配到学校当教师，县里就调整合并了69年1月安排的大中专毕业生插队的“知青点”。1970年4月，在孙各庄公社隆福寺村插队的七个河北蓟师毕业生和刘家顶公社小许庄插队的四个天津卫校毕业生，全部转移到东后子峪村来了。其中就包括在战备展览馆的张瑞兰、张维华、王玉荣、王翠芹、陈浩增我们六个人。另外的八个人是卫校的贾红兰、郑福敏，我校的高佳风、马淑芸、陈金山、陈富、孟宪华和李宝友，组长是贾红兰。官庄公社的文教干部是吴老师，他是东后子峪村人，妻子在村务农，他经常回家，即便不是月初送工资，也常来看望插队的同学们。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战备展览管解散，张瑞兰、王玉荣、王翠芹和陈浩增回到东后峪。我又到刘家顶公社去宣传修改宪法，在回东后子峪取工资和粮票时，听同学说我被任命为中专组的副组长了。
9月10日前后，我回到东后子峪村参加劳动。贾红兰先给我介绍了情况，这十几个人都在哪个生产队干活等，告知我在第五生产队干活，一起的有陈金山和马淑芸。当晚贾红兰领着我去见村里主管我们插队学生的大队革委会委员、妇联主任马瑞芳。马瑞芳对我进行了鼓励，说我在隆福寺插队和展览馆期间表现很好，所以才让我当副组长，要我配合贾红兰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其实，组长主要起上通下达作用，别的也没多少工作，副组长更没什么具体工作了，主要就是参加五队的生产劳动和村里的集体活动。
下面是下乡插队知青参加劳动的图片：
我到东后峪时，中专组七个女同学住在秦树臣哥俩院内的东、西厢房的南屋里。这个院子是一个老式三合院建筑，都是青砖小瓦房，北面一层五间的正房，前面各有三间东西厢房，南面是一个小门楼。秦树臣夫妻和女儿秦文荣等五四口人住在正房，他弟弟（不记得名字了）在县城里上班，他弟媳和侄女秦文伯母子三人住在东厢房北屋，他儿子一家三口住在西厢房北屋。我们称秦树臣为大叔，称秦文荣和秦文伯的母亲为大婶，称秦树臣的儿子、儿媳为大哥大嫂。
下面是三间正房、前面东西各有三间厢房、南面开门的三合院的图片：
下面是五间正房、前面有三间西厢房两间东厢房，东面开门的三合院的图片： 我们六个男同学住在秦树臣家南面的一个姓张的人家院内，老张家这院子都是青砖小瓦房，南面是一道院墙，院内南面是三间正房，正房后面是三间东厢房，厢房北面是一条东西向的横道进入院内，北面还有一层三间的正房却是姓秦的人家居住了。这个院子土改前也可能是一家的。我们六个男同学住在前面张家的三间正房里，陈浩增、陈富、陈金山住东屋，李宝友、孟宪华和我住西屋，张家人的一个儿子住在东厢房。
下面是三间正房的图片：
我们用秦树臣院内东西厢房的南屋锅灶做饭，烧的柴草还是从生产队大场里背来的。我们就在院子里吃饭，还是女同学轮流上午不出工在家做饭，孟宪华是管理伙食账的管理员。
下面是屋内灶台的图片：
下面是十多个男女下乡知青在院子里吃饭的图片： 从户口、工资关系和粮食关系来说，从1970年4月至1971年4月正式分配工作前，我们都属于在东后子峪插队的中专毕业生。但是，在1970年10月底或11月初的时候，张瑞兰、王玉荣、王翠芹、陈浩增、李宝友我们几个又被抽调到斗批改工作队去了，而张维华一直在展览馆没有回村。所以，从实际在村里参加劳动的时间看，张瑞兰、陈浩增他们四个在村里呆了三个月，我比他们晚回村四十天，在村里呆的时间还不足两个月。因此，对这个村的情况了解的不多。
东后子峪是个半山区村，许多土地都在山坡上，庄稼成熟的早。我从刘家顶回来时，平原地区的秋收还未开始，可是东后子峪的秋收已经完成一半了，我到村里时正在种麦子、栽白菜，还有一些山坡地因为墒情不好，春天无法播种，等到夏季雨后才种些豆子、晚玉米和白薯等尚未成熟。
下面是秋季种麦子的图片：
我和陈金山、马淑芸一起到五队劳动。五队的队长是五十来岁的张宽、副队长是四十多岁的王振英，妇女队长是张宽二十多岁的女儿张慕英，小队会计是三十多岁的邢长友。我的初中同学秦树余也是这个队的，他已参军入伍，父母在队里劳动。
东后峪村每人一亩地左右，农活不像隆福寺那么忙，没有早战和夜战。陈金山我们跟着普通男女劳力一起干活，主要是收割庄稼，掰玉米、割豆子、出白薯等。种地驾驭牲畜的技术活或招茬子、招玉米秸等重体力活都是王振英带领男壮劳力去干，没派我们去。我们每天下地干活，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也不觉得多累，也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下面是掰玉米和拔豆子的图片：
大学组的同学都在其他生产队干活，与我们中专组的没有直接联系。在下地干活途中，我遇到了大学组的两位女同学，她们是蓟县一中高中26班的，我们一起同校三年，都是半熟脸。1965年毕业后，虽然没见过面，但还都认识，在东后峪遇见也显得亲切些，当时知道姓名，后来忘记了。她俩一个先分配到康各庄国办中学后调到县城第四中学当老师，偶尔见面；一个在蓟县林业局工作，经常见面。至于崔起和马秉瑞在东后峪插队，则是在他俩担任县级领导后听东后子峪村干部说的，当时我们只记得大学组男同学中有一个印尼华侨，对于他们的姓名则不清楚。
由于东后峪村太大，基干民兵有几百人，这个村里民兵的武器更多，有十多支步枪，平时有专人背枪下夜巡逻和在田间看青护秋。
由于没有一个集中学习讨论的场所，所以不经常组织基干民兵集中学习，晚上基干民兵的集体活动也不像隆福寺村那么多，我只遇到一两次晚上的紧急集合。是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大喇叭突然通知基干民兵紧急集合，大家都赶到大队部院内去集合，以排为单位列队。民兵连长李永存负责整队清点人数等，十二个排的基干民兵也是黑压压的一片人。革委会主任王振琪是民兵连指导员，他给民兵们训话。之后就让大家从村里到村外跑步，跑了一圈，回到集合地点，连长和指导员在讲几句就解散了，大家回去睡觉。也可能是秋后和初冬“敌情”稀少，我没遇到村里组织全体基干民兵执行巡逻或搜查的任务。
下面是基干民兵夜晚列队跑步的图片：
秋后农活不忙时了，我还遇到一次全村社员大会。那是在一天上午召开的，全体社员和学生都在东后峪小学的操场上集合开大会。这个学校过去是一座庙宇，院内有一棵几百年树龄的盘龙松，树冠很大，向四周延伸十几米，树干下面用钢筋水泥梁和柱子支撑着。在这次全村大会上，我遇见了这里的小学校长闫老师，她是我在城里蓟师附小时的老师（后来又调回城里第三小学当校长了），还遇到了我们蓟县一中初中68班的同学郑淑云，她是从杨津庄水电班毕业的，县里没分配工作，回到村里当了民办教师。这次全体社员和小学生参加的大会，一共有一千四五百人，是传达中央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记得了。
下面是农村召开群众大会的图片：
因为东后峪村子太大，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还是不多的，经常活动的只有村里的文艺宣传队。
东后峪是个大村，过去就有春节走会的花会班子和表演评剧的业余剧团，文革运动中又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文艺队。在村中的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一个戏台，戏台北面有一个大屋子是俱乐部，俱乐部内有专门的乐器存放室和排练大厅，文艺队就在俱乐部里排练节目。这个村的文艺队乐队有七八个人，吹拉弹敲的各种乐器都有，伴奏的乐师们有老有少都是男的。歌舞队有三十多个男女青年，多数是未婚的基干民兵。主抓文艺队的是大队革委会委员、民兵连副指导员邢连义，他参军入伍多年，在海军舰艇服役，因他父亲是村里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冲击而未能提干，前年退伍回村的（后来安排到官庄公社、邦均工委任总校长）。他本人能歌善舞，等于是文艺队的总导演。
我们这些插队的大专中毕业生，也被要求全部到文艺队去“捧场”，也算去“锻炼”。有文艺特长的就和他们一起演奏乐器或者唱歌、跳舞，没文艺特长的就在旁边助阵。不过，由于人家知道我们是临时的“驻村”，主要角色也不安排到这些“学生”头上。
文艺队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集中活动，我们每天吃完晚饭就到俱乐部去，我到村里较晚，也缺乏文艺细胞，在那里也没什么事，就是看别人排练。
下面是文艺宣传队在室内排练节目的图片：
在东后峪村，还经常碰见我们学校66届毕业生、26班的赵景俊，他是1967年8月分配到原天津地区大城县当教师的，年底入伍参军了，在4755部队。他们是开山洞的工程兵，总部在兴隆县。这一年他们团到东后峪北面的山里搞战备工程，部队营房就驻扎在东后峪村边。赵景俊是连队的炊事班长，也称司务长，相当机关的伙房管理员。他每天赶着一辆一头毛驴拉的小双轮车，从驻地到城里去买肉买菜，往返都要从东后峪村里经过。我们的住处就在路边，经常碰见赵景俊去城里采购，孟宪华有时委托他给代买些肉或青菜来。他抽空也到我们的住处来与我们聊天，按照他的说法，在学校当老师和在部队当兵，各有好处和苦处，劝我们不必羡慕他。
下面是解放军战士与男知青一起聊天的图片：
在东后峪村里闲聊时，听老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关于村外的古墓群和盘山的故事了。
东后峪村外的山坡处，有许多古墓葬，有的能够看出的土包，有的在学大寨平整土地时推平了，已经看不出什么了。东后峪人传说这些古墓群是唐王征东时留下的。
大唐贞观年间，因高丽国盖苏文造反，侵占了东北的辽东半岛，唐太宗御驾亲征，拜尉迟恭为元帅，命张士贵为先锋，带领十万大军，跨过渤海到辽东半岛，去东征高丽国（朝鲜）。山西绛县的白袍小将薛仁贵在出征前报名参军，开始只是先锋营的火头军。薛仁贵武艺高强，在行军途中，经过蓟县东面的别山镇时，收服了在别山占山为王的大将姜兴霸和姜兴本等人。之后唐朝大军从北戴河处渡海向东，到辽东半岛征高丽。薛仁贵在战斗中屡立战功，最初被张士贵的女婿何宗宪冒领，受尽委屈。后来被唐太宗李世民和元帅尉迟恭查清，处分了张士贵，并提拔薛仁贵做了唐军的元帅。薛仁贵率军杀死敌军头目盖苏文，消灭了反叛势力，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唐朝的军队也遭受次重大损失，将官和士兵也死伤大半。牺牲的士兵们马革裹尸，都在高丽国就地掩埋了。牺牲的将官尸体装进棺木，运回本土。老百姓传说唐王征东是“出去一百单八将，回来九十九口灵”。意思是虽然取得胜利，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唐太宗派军师徐茂公为东征牺牲的将官们选择墓地，徐茂公就选择了蓟县的山脚下。意思是让这些将官的英灵守卫大唐的边疆，唐太宗派尉迟恭负责这项工作。尉迟恭根据徐茂公选择的风水墓地，把这些将官的灵柩，分别埋葬在了蓟县县城东面的别山和县城西面的东后峪一带。所以，这两处留存下来许多古墓葬。
下面是古代大墓葬的图片：
据说这些古墓中都有一个“金吾供”，也就是纯金打造的香炉，还有其他金银珠宝等陪葬品。传说东后峪村的大地主老秦家，就是祖上挖出了一个“金吾供”而发家的。
下面是金香炉的图片：
可惜东后峪人传说的并不准确，后来经考古学家认定，东后峪的古墓葬群和别山的古墓葬群都是汉代墓葬，比唐代的墓葬还要早。
下面是考古学家发掘古墓葬的图片：
再有就是东后子峪人常说的关于盘山的故事：
关于盘山的故事，老百姓传说的也有些玄乎。一是关于盘山顶部的云罩寺的传说，二是关于与盘山高度不相上下的“气不忿”的传说。
对于云罩寺名称的由来，老百姓中有个神话传说。
按照古代蓟州老百姓的传说，每次下雨都是由老天爷——玉皇大帝决定的，由龙王爷负责，和推云童子、雷公、电母、风婆婆共同执行任务。这几位神仙在分别接受玉皇大帝的指示后，立即赶到需要下雨的上方天空，聚集在白色云层上面，向龙王爷报到。龙王爷点齐了部下，就命令风婆婆先解开风袋子向地面放风，再命令推云童子向四外布云，把空中的朵朵白云变成漫天乌云。之后才是雷公击打雷声锤，电母放出闪电光，同时龙王爷从袖子内抖落出从大海里带来的天水，落到云层下就变成了雨水。按照玉皇大帝指示的降雨数量完成了，龙王爷就下令停止工作。然后几位神仙就互相告别，各自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下雨的地方也就云开雾散了。
盘山是蓟州平原地区北部边缘最高的山峰，主峰挂月峰处有一座寺庙。因为下雨的时候云层就在盘山半山腰，在盘山顶部可以看到云层里面和云层上面的情况。所以，在盘山附近降雨的时候，盘山顶上寺庙里的和尚们就可以看见龙王爷和雷公电母风婆婆云童子的工作情况。按照寺庙主持的规定，这些情况属于“天机不可泄露”的范围，和尚们看见了也和没看见一样，从不议论这些事。后来，有的小和尚不遵守寺规，向山外的老百姓泄露了在山顶上可以看见龙王爷等神仙降雨的秘密，引来一些世俗的百姓也到山上来观看云层上面的场景。龙王爷见到寺庙处有了世俗的外人，就断定是有的和尚泄露了天机，于是在每次下雨之前，先把盘山顶部用云雾遮盖，使山顶上的人再也看不到云层上面的情况了。于是，人们就称山顶上那座寺庙为“云罩寺”了。
下面是神话中龙王带领神仙布云播雨的图片：
“气不忿”是盘山主峰挂月峰东面的一座山峰，也称九华峰或莲花峰，它也是盘山五大山峰之一。可当地人习惯称挂月峰是盘山的山顶，称挂月峰下的山体为“盘山”，对另外四座山峰下的山体另起其他名字，莲花峰下的山体就俗称“气不忿”。
关于“气不忿”名称的由来，老百姓也有个神话传说。
古代人们认为万物有灵，山本身也是有灵气的。据说盘山是老大哥，身材魁梧高大，被誉为“京东第一高山”，很受人们的青睐，在上面修建了许多寺庙宝塔。来盘山朝拜和休闲度假的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平民百姓，香火鼎盛，络绎不绝。盘山的小弟莲花山对大哥的这种享受非常嫉妒，暗下决心要往高长，要长得比盘山高大，要夺取京东第一高山的宝座。可是由于它只顾往高长了，身体没有那么胖，无力支撑高大的头部——山顶，造成长高的山顶又坍塌下来，还是没有盘山高。它还不服气，又继续往高长，好不容易和盘山一样高了，结果山顶又坍塌了，再长高了还是山顶坍塌。就这样，每过几百年它就长的和盘山差不多高，可是只要和盘山一样高了，他的山顶部位就要坍塌一次，因此人们称它为“气不忿”。
下面是山顶岩石坍塌的图片：
据《蓟县志》记载：盘山有五座山峰，其中最高峰是挂月峰，海拔864米，在盘山前面的平原地区，几十里外就能看到，人们习惯称挂月峰为盘山的山顶或山尖。盘山的第二高峰是挂月峰北面的自来峰，海拔857米，但在盘山前面（南面）看不到。挂月峰东面的九华峰（又称莲花峰）海拔718米，虽然九华峰比挂月峰矮了一百多米，可是因为挂月峰下的山体胖大，山顶坡度相对平缓，而且九华峰下的山体瘦高，山峰陡峭如削。所以，在前面平原地区看起来，九华峰与挂月峰不相上下，而站在东南方位的蓟县县城里观看，九华峰比挂月峰还要高些。东后峪村位于盘山的东南方向，从这里观看挂月峰和九华峰，当然是距离近的九华峰显得高了，也难怪人们说它与挂月峰不相上下了。
下面是蓟县盘山远景图片：

老人们还介绍过盘山上有什么奇石怪洞，如悬空石、蛤蟆石、蟒石、燕子石、菱角石等，都是岩石的形状相似而命名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稀奇的有摇动石和龙嘴石。

摇动石是在一块平坦的山体岩石上面矗立一块巨大的石块，风一吹或者用一只手轻轻的推动，上面这块巨石就轻轻的晃动，可是用两只手用力推，或者多人用力推却纹丝不动了。其他地区也有这种自然景观，有的称为风动石。

　　下面是外地风动石的图片：

龙嘴石是山上有一个形状象动物张开大嘴、伸出舌头的岩石，在舌头部位的石面上往外渗水，渗出的水向下积聚到舌尖部位，形成水珠滴落在大嘴下颌骨下面的一个饭碗大小的石坑内，石坑前面有一条手指宽的小水沟，石坑里的水沿着小水沟流到下面去了。这个石坑和水沟应该是天长日久、滴水穿石的结果。龙嘴石的舌头上往外渗水的现象是只有雨季才出现，还是一年四季不间断？冬季舌头表面渗出的水是否结冰？人们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时没有开发旅游。
关于盘山的寺庙数量老百姓也有个传说，说是有七十二座称为某某寺的和尚庙和七十二座称为某某庵的尼姑庙，加在一起应该是一百四十四座庙了。可是，这些庙都叫什么名称大家也说不全，只记得一个传说的笑话：
据说某寺院方丈老和尚与盘山脚下某村的一个财主，也是寺庙的大施主（当时社员们说的有名有姓，但是具体是哪个村的和姓名我不记得了）关系莫逆，经常一起喝茶聊天开玩笑。一天老方丈和这个财主开玩笑对对联，老方丈出上联说：“善男来拜庙、善女来拜庵、俯首屈膝地平川”；老方丈的上联说的是当时的客观事实，因为世俗男士都要进和尚居住的寺院来拜佛，而女士们都到尼姑居住的庵堂里拜佛。烧香拜佛的世俗人在佛像前跪拜行礼时，僧人们或坐着念经敲木鱼，或站立上香，代表神佛接受贡品。但是老方丈的对联只说拜庙、拜庵，没说世俗男女是来拜佛而不是拜僧，从而借机抬高了男女僧人的地位。针对这幅上联，这个财主对的下联是：“七十二座庙、七十二座庵，草驴叫驴一块拴”。蓟县人俗称母驴为“草驴”，俗称公驴为“叫驴”。过去毛驴是山区老百姓家里的交通工具和代步工具，许多农家都养驴，盘山的寺庙里也需要用毛驴驮水、驮运粮食、柴草和蔬菜等，老和尚下山访友也要骑驴。小寺庙养一头驴，大寺庙养几头驴，公驴母驴同槽喂养也是常见的。因此，这个财主对的下联说盘山有七十二座和尚庙和七十二座尼姑庙，互相交叉邻近修行，又说寺庙里养驴，这也是客观事实。但是，过去人们对僧人的蔑称是“秃驴”，说“草驴叫驴一块拴”，又暗讽男女僧人们有暧昧关系之嫌，老方丈对此下联也哭笑不得。
下面是清代老和尚与大财主聊天的图片：

盘山脚下村庄的老百姓通过这个笑话，证明盘山曾经有过一百四十多座寺庙，是不是准确，现在已无法考证了，因为辛亥革命后，盘山的寺庙香火就逐渐衰落了，到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在盘山制造无人区，把寺庙的房屋全部烧毁了，和我们介绍盘山情况的社员，也都是小时候听老年人讲述的盘山盛况，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

关于盘山的寺庙和佛塔的选址位置，老百姓也有个“庙不见庙、塔不见塔”的说法，就是站在盘山的任何一座寺庙和佛塔的位置，也看不见其他的寺庙与佛塔。可是，如果站在某一面山坡的下面，却可以看到这面山坡上的全部寺庙与佛塔，这也是盘山人文建筑选址的奇妙之处。

下面是盘山顶部云罩寺的图片：

对于社员们关于盘山寺庙数量和地理位置特点说法的准确性，我无法考察，《蓟县志》里关于盘山的介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不过从我多次到过的几处寺庙与佛塔的位置，的确看不见其他的寺庙与佛塔。

在东后峪这段时间里，都干了哪些农活和参加了哪些集体活动记忆不深了，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有两次特殊活动，一次是登盘山，一次是到城里看展览。

1970年中秋节之后，东后峪村里的秋收种麦任务基本完成了，地里的农活不那么忙了，在一天下午，大队革委会组织村里插队的大中专毕业生去盘山烈士陵园参观，也是一次政治教育活动。这次是邢连义带领我们去的，大学生和我们中专生一起列队，抄小路走到盘山烈士陵园。

从东后峪走小路到烈士陵园不足五公里，下午一点多钟就赶到了，先看了陵园前院的纪念馆和陈列馆，之后就到后面去看烈士墓地和最北面也是最高处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这时还不到三点，邢连义又带我们去游盘山的云罩寺，这是我第一次登盘山。

下面是盘山烈士陵园纪念碑的图片：

烈士陵园就在盘山挂月峰的正前方山脚下，从山下往山上看，既可以看见陵园的烈士纪念碑，也可以看到上方的三个古塔，山顶上有一个塔，半山腰有上下两个古塔，据说这些古塔的位置过去都是寺庙。这三个塔基本在一条直线上，可是站在纪念碑处却看不见上面的古塔。
那时在烈士陵园的南面有一条向东去的大路，可以从山下到东面的联合村大队和北面的砖瓦窑大队，还有一条向西去通往玉石庄大队的大路，正面山上没有村庄和农田，所以也没有大路。那时的盘山封山造林，山上都是树木和野草，属于县里的国营林场。
我们从烈士陵园后面沿着羊肠小路直奔山顶的挂月峰，据说从这里到山顶是十八里（九公里）山路。走了一会儿，我们到了陵园后面的第一个小山包处，看到了寺庙的遗址和那座古塔，寺庙的房屋全没了，只剩下地基和残墙断壁了。我站在这里，特意上下观望，果然看不见上面的另外两个古塔和下面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左右两侧也看不到其它寺庙遗址。
我们又往高处继续走，到了第二个小山包，这里也是一片寺庙遗址，都是残墙断壁，只有古塔保存完好。我们站在这里向四外观望，还是看不见其他的寺庙遗址和古塔。原来盘山的山坡，并不是一条笔直的斜线，而是波浪式的弧线，有的地方比较陡峭，有的地方比较平缓，形成了几个小山包。这几处寺庙遗址都在小山包顶部平坦处，等于是三角形斜边的凹陷处，所以才看不见其他的寺庙。
下面是寺庙遗址处破旧古塔的图片：
走到第二个古塔处休息了一会儿，大家继续往上走，走了一段路，来到了挂月峰的陡峭山崖下边。挂月峰是盘山顶部凸起的一座山峰，东、南、西三面是裸露岩石的石崖，北面是泥土和植被较多的“山背”，大概是经常刮西北风，把大西北刮来的尘土拦挡在山峰后背形成的，蓟县的许多山体，都有前坡岩石裸露，后坡泥土植被较多的特点。
挂月峰前面这片陡峭的山崖俗称“八步险”。古代一步为五尺，八步是四丈，山崖的高度大约有十多米，接近直上直下，大约有八十度。石崖表面不是特别平整，而是有些凹凸和棱角，有的崖缝还生长着单棵的灌木。前面上来的羊肠小道在八步险石崖下面往西拐过去了，由这里绕到挂月峰西侧从万松寺到云罩寺的小路上去，那条小路是从西面登上挂月峰的，在陡峭的山崖处有人工开凿的台阶，大家可以走台阶登上挂月峰。
在“八步险”的石崖上，也留有游人攀爬的痕迹，据说由这里爬上去可以少走二里路。陈浩增、孟宪华是山里人，他们说这里可以直接爬上去，鼓励我和他们一起攀爬，于是我们三个就从这里并排同时往上攀爬。开始几步还比较顺利，手抠着上面的石棱或石缝，脚尖登着下面的石棱或石缝，很快就爬了几步。到了石崖中部，我的手指和脚尖都累了，就显得有些吃力了。低头一看离地面一丈多高，摔下去不说粉身碎骨，可也难免受伤。想下去又难以找到刚才的石棱和石缝，只有往上继续攀爬才是出路。于是我就把肚子紧紧贴在石崖上，让手指和脚趾松一松劲，缓一缓劲再往上攀爬。我就这样把全身紧贴在石崖上，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上爬。陈浩增他俩在我的东面（右面）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终于攀爬到了山崖顶部。
下面是年轻人攀爬山崖的图片：
山崖上面还是个小山包，云罩寺遗址和古塔就在山顶上。我们三个到了云罩寺遗址下面，才看见邢连义他们从西面绕道上来的人群刚刚来到挂月峰西面山崖的登山台阶处，正从台阶上往我们这边来。
云罩寺位于山顶西侧的一个山洼处，北面是山顶，东北面是山顶最高点，那个古塔就修建在寺庙大殿遗址东侧的山顶尖处，寺庙院内与山顶尖之间是台阶路。我们到了山顶古塔处向下瞭望，仍然看不见其他寺庙遗址和古塔，这说明盘山众多寺庙选址的确具有寺不见寺、塔不见塔的特点。
到了山顶的云罩寺，就算到了终点了，大家都是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了。那时没有瓶装的矿泉水，大家也没有带水来，都急于找水喝。云罩寺遗址也是残墙断壁，有两个石碑的底座凹槽内有变成绿色的积存的雨水（注1）。有的女同学想用石槽里的雨水漱口，不咽下去，已解决口干舌燥的问题，有的说这水太脏了，容易得传染病，也不知道是否真有人来漱口。
下面是石碑底座凹槽处积存雨水的图片：
忽然西面有人喊“这里有水”，我们就赶紧过去了，看到云照寺遗址西面有一处石崖，距地面半人高以下是垂直裸露的断层，断层上部有一块四五平方米大小呈75度斜坡形平面岩石，斜坡岩石的上边是泥土和植被。这里裸露的是一种泥质页岩，斜坡表面平整光滑，岩石表面上渗出大片的水痕，在岩面下部形成了水滴。岩面上的水痕和下部的水滴都是无色透明的清水，先发现的人正蹲在岩面下部，仰头张嘴接上面的水滴，后到的人也有的用舌头舔岩面上的水痕。邢连义见此情况就说：“别在这里找水了，咱们去后山人家找水喝吧。”于是邢连义就领着大家离开云罩寺，沿小路绕到挂月峰山顶东侧找路下山，去山上砖瓦窑村的社员家里找水喝了。
下面是夏季崖壁渗水形成水滴的图片：
陈浩增我俩没有跟着大家走，我俩还是超近下山，从山顶的古塔西面一条陡峭的小路往下走，走了不到50米，就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寻声音找过去，看见一条一尺宽的小溪从高处往下流水，我俩非常高兴，手捧溪水洗脸洗手，然后捧着水喝个痛快。看来人们传说盘山的“山多高水也多高”是真的，山顶上应该有泉水，只是我们没有到后山仔细寻找而已。我们很快到了砖瓦窑村外的大路上，沿大路回到陵园外边。
下面是山顶后面小溪的图片：
下山后大家在烈士陵园外集合齐了，也到傍晚了，大家就步行回村里了。
通过云罩寺西侧的岩石表面渗水、滴水的现象，我觉得盘山龙嘴石应该也是这类泥沙质岩石，具有一定的吸附性和渗透性，雨雪多的时候，龙嘴石上部山体岩层或土层里的水分渗透出来也是正常的，干旱或者土地封冻的季节，龙嘴石的嘴里应该不会有水渗出的。
当地人传说盘山的山洞里有七十二条“善蛇”，就是体型巨大的无毒蟒蛇，都有了千八百年的“道行”了，但它们并不害人。在文化馆搞展览时听王汉文说，他们在盘山脚下“唱影”时，一天上午去盘山游玩，在一条山间小路上遇见一条碗口粗细的大蛇，盘踞在路中间，抬起一米高的脖子，探出脑袋向他们吐舌头，吓的他们几个赶紧往回跑。跑不远碰见一个手持木棍巡山的林场职工，问他们慌什么，他们说遇到大蛇了。巡山人说：“别怕，这是善蛇不伤人，轻易不出山洞的。我就去赶走它，你们继续上山玩”。他们几个跟着巡山人又来到大蛇盘踞的地方，那条蛇还在那里晒太阳。寻山人让他们停在距离大蛇十几米处，他持木棍走到距离大蛇五六米远的地方，站在路旁一块半米多高的岩山后面，用手里的木棍朝大蛇一抡，之后立刻蹲在岩石后面。这木棍不足两米，根本打不到蛇，可是这木棍一晃，大蛇也害怕了，只见它飞快的把蛇尾部轮起来，在距离地面一米左右高的空中甩了个半圈，然后就窜走了。
下面是大蟒蛇的图片：
从巡山人抡木棍到大蛇轮尾巴和窜走，整个过程不过三五秒钟，把文化馆的几个人都看呆了。巡山人见大蛇走了，站起身来说：没事了，你们放心去玩吧。老王他们问巡山人为什么这样驱赶大蛇，他说蛇其实很胆小，黑影一动它就害怕，轮起尾巴自卫，但是它也怕地面岩石伤到自身，所以是悬空甩动身子的，如果距离很近，它就把你缠绕起来，用力勒你，使人窒息而死。我抡完棍子就蹲在岩石后边，就是避免被它缠上。巡山人还说，如果突然被大蛇缠绕也不要慌，我身上带着烟袋荷包呢，只要抓住蛇头，乘它张嘴吐信子时，把碎旱烟叶子倒进蛇嘴里，它就没劲了，蛇最怕烟袋油子（尼古丁）了。
盘山林场这么大，有些大蛇也不奇怪，但是北方的蛇还是不多的，我们这次游玩大蛇小蛇都没有遇见。
看展览也是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可能在登盘山之后。
头天下午大队接到县里通知，要我们这些插队的大中专毕业生去蓟县文化馆参观“一打三反成果”展览。
晚上吃饭时贾红兰宣布了这个通知，怎么去城里自己想办法。马淑芸等女同学还宣布明天早晨和中午都不做饭了，大家都自己去城里饭店买饭吃。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没有自行车的同学去借自行车，我觉得十多里路不算啥，就自己走小路步行到城里了，也没耽误八点钟在文化馆院内集合。
蓟县的一打三反运动，是1970年2月开始的，这是一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开展起来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展览的内容包括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中取得的成绩，一共查出了多少个反革命破坏分子，查出了多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问题。具体数字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几个具体案例的大概内容。
下面是大家观看阶级斗争展览的图片：
展出具体的案例也不太多，大概有两三个，主要是农村的两派斗争——也称为阶级斗争的情况，一个是宋家营公社定福庄大队，还有一个是官庄公社南营大队，都涉及“人命关天”的大事了。定福庄大队是文革运动中掌权的革命派的代表王作富七八岁的孩子被扔进水井里淹死了，认为下台干部走资派一方的人员是杀人凶手，是对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南营大队被害人是一个名叫李俊的老贫农、土改骨干，也在村当过干部。在文革运动中李俊揭发本村的走资派，被走资派控制的官办文革人员刑讯逼供吊打非刑整死了。
这两个村里激烈的两派斗争，都被描述为阶级斗争，说村里的阶级矛盾是“扎根在土改，暴露在四清，决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展览中都是从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讲述，然后是四清运动中村内两派斗争情况和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两派斗争情况。最终是通过县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派工作队进村，查明两派斗争的根源，申明了正义，支持了革命派的一方，惩办了走资派和杀人凶手（注2）。
关于反对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典型案例是下仓公社前苏庄大队，这个村的原党支部书记赵瑞祥不重视农业生产，他们村里有村办工厂，搞加工某些机器零件的副业，为村里挣钱，这被视为“金钱挂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搞副业需要接待大城市来的客户，厂里专门设有小伙房，赵瑞祥等村干部要陪客人大吃大喝，铺张浪费。通过查账，得知厂里几年来共开支招待费成千上万元，这在当时，尤其是对没有工副业的农村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展览中好像只有赵瑞祥多吃多占的问题，并没有个人贪污和受贿的问题，但在那时这也够腐败了，赵瑞祥就是个走资派了。
展览中除了展板上的图画和照片之外，还有李俊受刑时穿的的一件带血的上衣，前苏庄大队小伙房喝酒剩下的一筐空酒瓶子等实物。尤其是一筐空酒瓶子更引起大家的义愤，那时期县里的酒厂都不生产瓶装酒，因瓶装酒价格高销量小，故瓶装酒被视为奢侈品。那时连县委机关小伙房都是卖“散酒”，县委领导们都喝散酒，一个小小的村干部竟敢喝瓶装酒，这还了得，这还不是铺张浪费吗？
展览馆的讲解员有我们学校的吴兰英和天津卫校的张维华等人，在讲到南营村李俊被迫害的一段内容时，改为由李俊的女儿——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亲自讲解，小姑娘讲述父亲挨整受酷刑时声泪俱下，非常感动观众，女同学们听到这一段是都忍不住抽泣和垂泪，男同学也难免热泪盈眶。
下面是年轻女解说员声泪俱下给大家讲解的图片：
看完展览后，大家分别逛商店和去饭店吃午饭。我和孟宪华、陈浩增几个人到西关红星饭店分别交钱开票买饭。那时国营饭店的馒头也是一斤粮票、二角五分钱给五个馒头，比机关伙房价格略高，据说那时饭店的利润是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几个人早晨都没吃饭，参观时就已饥肠辘辘，我就花一斤粮票、三角钱买了五个糖三角，又花三角钱买了一盘黄瓜炒肉和一盘豆角炒肉。孟宪华等男同学都是花八两粮票、二角钱买四个馒头，再花一角五分钱买一盘带肉的炒菜，再花五分钱买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女同学都是花四两或六两粮票买二个或三个馒头，一盘炒菜和一碗鸡蛋汤。饭店的炒菜是厨师看见收银员开出的小票才炒菜的，需要排号等候，馒头和糖三角都是现成的，拿着小票就可以端来。

　　下面是糖三角的图片：

　　

我把五个糖三角端到餐桌上，也没等炒菜上桌，就狼吞虎咽的吃光了，等两盘炒菜上桌了，我又买了二个馒头，和两盘菜一起吃光了。她们几个女同学也是自己买自己的馒头、炒菜和鸡蛋汤，但是买炒菜时每人要一种，芹菜炒肉、黄瓜炒肉、辣椒炒肉、豆角炒肉等，几个人不重样，都端到一个桌子上混着吃，就等于每个人都吃四样炒菜了。
　　下面是下乡知青们在饭店吃午饭的图片： 她们五个人觉得吃不下五盘炒菜和五碗鸡蛋汤，就特意剩下一盘重样的黄瓜炒肉丝和一碗鸡蛋汤，还剩下一个馒头，就让我们男生吃。那时期饭店的剩菜剩饭没有打包带走的习惯，怕盘子里的剩菜给男生吃不礼貌，所以女生们才特意留下一盘炒菜和一碗汤没有动筷，还剩一个馒头，都给我们这桌端过来了。卫校的女同学还买了几斤“懒柿子”，也就是尚未成熟变软的，经过加工去涩变甜的绿皮脆柿子。她们又给了我一个懒柿子，还给我留下一辆自行车，就先回村了。孟宪华他们说吃饱了，吃不下了，让我吃，他们也骑车子走了。其实我也基本饱了，不想再花钱买饭了，见大家都走了，又舍不得把这些饭菜白白扔在饭店，就又把这一个馒头、一盘炒菜和一碗汤都吃了。等于这顿饭我吃了一斤六两馒头、三盘炒菜和一碗汤。半路上我又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把那个懒柿子也吃了。回到东后峪，下午又到地里去劳动。

到了1970年冬季，县里组织斗批改工作队，王玉荣、王翠芹、张瑞兰、李宝友、陈浩增我们六个又被抽调去斗批改工作队了，也就不在东后峪参加劳动了。
由于我在东后峪劳动不足两个月，除了女生房东秦树臣一家之外，还对五队的几个干部和部分社员比较熟悉，多年后见面也能认识，而对这个村的大多数人则是陌生的。
注1：过去的石碑底座和碑身是分开雕刻的，底座上面中间有一个凹槽，碑身下面中间是一个凸出的石柱，竖立石碑时要把碑身的石柱放进底座的凹槽里。盘山这些寺庙遗址的石碑碑身全被推到了，有的碑身在底座附近放置，有的不知去向。底座凹槽里的雨水是死水，很容易滋生藻类植物，所以是绿颜色的。

注2：一打三反运动中把认定谋害王作富儿子的凶手抓捕入狱了，由于王作富指控证据不足，后来又把嫌疑人无罪释放了，改为认定是小孩自己失足落入井内的。说明当时的展览中是个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