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灯火，故园长明

浔阳月夜

图 片 : 网 络

文 : 浔 阳 月 夜

美 篇 号 : 172437773

　　清明时节的雨，总像是积攒了一年的泪水，落得悄无声息。回老家的那天，天空灰得像一块浸透了陈年墨汁的旧绒布，沉沉地压在心口，让人喘不过气。站在父亲的墓碑前，那冰冷的石面刻着“生于1949年，卒于1974年”，短短一行字，却像一把钝刀，将二十四年的光阴生生截断。纸钱化作青烟，盘旋着升入铅灰色的云层，仿佛将我对父亲本就模糊的最后一点具象的视线，也一并带去了云端。待我回到城里，已是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这座他从未真正见识过的现代化都市，正用最璀璨的灯火迎接我的归来。

车轮碾过潮湿的路面，车刚驶入城区，窗外的人间灯火便次第醒了。霓虹闪烁，车流如织，那些明亮的、喧闹的光点，本该是这座城市最引以为傲的繁华，可那一刻，透过车窗望去，我却只觉得它们刺眼。车窗隔绝了外面的喧嚣，也仿佛隔绝了阴阳两界。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那些斑斓的光影在玻璃上飞速倒退、扭曲、变形，忽然想起，父亲短暂的一生，似乎从未见过如此温柔的万家灯火。1966年，十七岁的他响应国家的号召，像一粒种子，被撒向了大西北贺兰山脚下的那处荒凉矿山。那八年间，他面对的或许只有矿洞里探照灯般惨白刺眼的光，或是戈壁滩上凄清寒冷的星月。他的一生，最终定格在1974年那场冰冷的矿难里，留在了那片风沙肆虐的异乡，而非这江南水乡的暖黄灯火下。

回到家，我习惯性地走到阳台，想透透气。楼下街道的路灯已经亮了，将行道树的枝桠切割成斑驳的剪影，随着夜风轻轻摇晃。便利店的灯箱在夜色里泛着冰冷的白光，而对面楼宇间，无数扇窗户透出暖黄色的光，那是别人的万家灯火，是别人的团圆与安稳。看着看着，视线竟有些模糊，恍惚间，那些现代都市的光源与记忆深处母亲讲述的那盏煤油灯重叠在了一起。

我是遗腹子，从未真正见过父亲。关于他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母亲和那张泛黄的照片。照片里，年轻的父亲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劳动布工装，站在贺兰山的背景下，笑容憨厚而质朴。母亲说，我出生那天，父亲还在几百公里外的矿井下作业，他没能见到我，我也终究没能唤他一声爸爸。我想起小时候，那时候乡下还没有通电。夜幕降临，整个世界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与寂静。母亲会划亮一根火柴，“刺啦”一声，微弱的火苗舔舐着煤油灯的灯芯，于是，小小的土屋里，便有了一方昏黄的天。那灯光实在太暗了，暗到我在灯下写作业，必须把头埋得很低很低，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我常常问母亲，爸爸在哪盏灯下？母亲总是摸着我的头，指着远方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在天上看着我们，他是那盏最亮的星。那时的我，年少懵懂，总觉得那盏灯不够亮，心里向往着镇上那种一拉就亮的、雪白的白炽灯，向往着别的孩子都能拥有的、实实在在的父亲。

　　后来，村里终于通了电。母亲乐呵呵地换掉了用了多年的煤油灯，小心翼翼地装上了崭新的灯泡。那天晚上，灯光亮堂得让人睁不开眼，母亲笑着说：“以后娃儿看书不费眼了，你爸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可不知为何，我却失眠了。我总觉得，这突如其来的强光，像是一堵冰冷的墙，隔开了我与父亲之间那种原本虚无却温存的联系。煤油灯虽然微弱，但那摇曳的光里，有母亲的思念，有我想象中父亲的呼吸，有一家人影子纠缠在一起的温度。那种温度，是任何大功率的电灯都无法模拟的暖意。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至少在照片和旁人的描述里是这样。他像贺兰山一样厚重，响应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建设，却很少提及自己的艰辛。记忆中所有关于他的碎片，都带着大西北的风沙味和矿石的冰冷感。母亲最常提起的，是他最后一次回家探亲的那个清晨。天还没亮，四周黑蒙蒙的，他帮家里挑满了水，劈好了柴火，然后一言不发地把母亲的手紧紧握了握，只说了一句：“照顾好娃，我走了。”那是1974年的春天，晨雾弥漫，他瘦高的身影消失在田埂尽头，谁也没想到，那竟永别。那年冬天，矿上来的同志带来了抚恤金和噩耗。年仅二十五岁的父亲，在矿井塌方事故中因工殉职。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亲其实就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盏灯。他不说一句话，只是用那个决绝的背影告诉我：往前走，别回头，背后有我为你铺的路。

如今，我也成了在城市里奔忙的大人。我习惯了在彻夜通明的写字楼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习惯了在路灯下拉着疲惫的影子快步回家，也习惯了在深夜的便利店买一瓶冰水，听着店员机械地重复“欢迎光临”。清明节刚过，这种缺失感像是梅雨季节的潮水，总在不经意间漫上来，浸湿了衣衫，也浸湿了心房。

昨晚我又梦见了贺兰山。梦里，父亲穿着沾满煤灰的工装，站在矿洞口，手里举着一盏探照灯。那光线惨白而刺眼，他却笑得一脸慈祥，眼角的煤灰都藏着温暖。醒来时，枕边湿了一片，冰凉凉的。我起身走到客厅，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客厅的吸顶灯很亮，厨房的灯很白，走廊的灯也很刺眼。但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抚摸我的头，也不会有人在那雪亮的灯光下，默默注视着我的背影，生怕我磕着碰着。

我想起那天在父亲墓碑前，风吹过松柏发出的沙沙声，像是他在低语。其实，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只要我还记得，只要我还在这人间的灯火里为他留一个位置，他就从未离开。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的血液里，活在我的每一次呼吸里。他是贺兰山的风，是大西北的沙，是矿山深处不朽的魂。

　　今天下班，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沿着江边慢慢走。江风带着水汽，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像极了大西北清晨的露水。对岸的高楼上，巨大的LED屏幕滚动播放着广告，五彩斑斓的光映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像是无数条游动的锦鲤，这景象繁华得近乎虚幻，与父亲记忆中那个只有风声呼啸的贺兰山截然不同。但我知道，无论是这都市冰冷绚烂的霓虹，还是大西北那盏冰冷的矿灯，内核都是一样的——那都是为了生活，为了建设，为了后人能拥有更明亮的夜晚。

一家面馆的灯最是热闹，蒸汽氤氲着扑在玻璃上，模糊了里面的人影。我隔着窗户望去，一对父子正面对面坐着吃面，父亲往儿子碗里夹了一大块牛肉，嘴里似乎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那暖黄的灯光裹着面香，漫出店门，直抵人心。我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父亲虽未陪我吃过饭，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想这样。母亲说，父亲在世时，也最爱带家人去路边摊。他总是点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却非要给别人点一碗加满浇头的牛肉面。他说：“年轻人，要多吃肉，有力气，有出息。”那时候物资匮乏，他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会嫌弃别人不懂享受。现在我才明白，他那碗清汤寡水的面里，藏着他对国家建设的奉献与省俭，而我这碗面里，盛满了他对后代全部的爱与期许。他把自己的苦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只想把甜都留给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就像这人间灯火。它不像烈日那样霸道灼人，也不像月光那样清冷孤傲。它只是暖暖的黄，在每一个暮色四合的黄昏亮起，告诉你：无论你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无论你走了多远的路，这里都有一碗热饭，有一张热炕，有一个人在等你回家。父亲，就是那个为我们掌灯的人，哪怕他掌的是一盏冰冷的矿灯，心却是滚烫的。

如今，父亲走了五十年了，那个掌灯的人熄灭了。但我知道，他并没有消失。他化作了我心底的一束光，一种名为“坚韧”与“奉献”的底色。当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孤独无助时，当我被生活击打得遍体鳞伤时，当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时，我总会想起贺兰山，想起那场大雪，想起父亲年轻却坚毅的脸庞。于是，我便有了重新出发的勇气，那是一种来自血脉深处的、属于建设者的力量。

人间灯火，从来不是为了照亮整个黑夜。它只照亮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小小天地——一盏灯，就是一个家；一盏灯，就是一个魂。它微弱，却笃定。我抬头仰望这城市的夜空，看不见星星，只有密密麻麻的灯火。我想，在那万千灯火之中，一定有一盏，是属于父亲的。他在那盏灯下，或许正穿着那件旧工装，坐在贺兰山的星空下，看着我在这尘世里跌跌撞撞，然后露出宽慰的笑容，仿佛在说：“别怕，我在呢。”

我擦干眼泪，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路灯依旧昏黄，商铺依旧喧嚣。但我知道，今晚的梦里，不会再寒冷了。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无论我在哪里，父亲的爱，都会像这人间灯火一样，长明不灭。

这世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们都是赶路人，也都是掌灯人。父亲掌了一辈子的灯，把他短暂的一生都燃成了灰烬，只为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现在，轮到我了。我要好好地活着，热烈地爱着，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我要把这盏灯，传给我的孩子，传给未来的日子。我要让他们知道，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总有一盏灯，会为他们而亮。

夜深了，街巷的灯火渐渐稀疏。我推开家门，暖黄的灯光倾泻而出，像是一个久违的拥抱，瞬间包裹住我。我轻声说了一句：“爸，我回来了。”屋内无人应答，只有灯光温柔地跳动着，像是在说：“嗯，回来就好。”在这温柔的闪烁中，我仿佛真的看到了父亲，他坐在时光的深处，微笑着，守护着我的一生。

　　这人间的灯火啊，最是温情，也最是绵长。它照着过去，照着现在，也必将照着未来。在那灯火深处，父亲从未离去，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地住在了我的生命里，成为了我心底那盏永不熄灭的灯。贺兰山的风沙或许早已平息，矿山的废墟或许已长满青草，但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1974年的风雪夜之前，为我点亮了整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