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活拾趣

皇缘缘

小学生活拾趣 前几天，我路过澄垌小学，看到校门紧锁，窗户紧闭，校园里有几棵高高的龙眼树，操场上长满了野草，不禁使我想起童年在这里读书的时光，尽管过去了几十年，那时校园热热闹闹的生活尽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1971 年 9 月，我踏入这所乡村小学，开启了七年的学校学习生涯，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直到1978 年7月才告别母校。 彼时的澄垌小学，是周边村落里唯一的乡村学堂，教室全是砖瓦房，有一间大教室作礼堂会议室，全校共有三百多名学生，配备了十多位任课教师。公办教师食住在校，民办教师大多食宿在家里。学校实行一级一班的教学编制，每个班级的学生有四五十人，除了完全五年制小学，还开设了初一、初二两个初中班级，满足了我们就近升学的需求。 在师资队伍上，学校以民办教师为主，他们大多是本大队土生土长的读书人，熟悉乡里乡亲，也用心守护着村里的孩子，其中有邱大雄、杨长、黄世旺、赖碧辉、彭昭瑞、邱时强、杨之彩、黄显荣、杨葵、王世保、杨仲华等老师。而公办教师数量不多，主要有校长王世应、黄允炬，教导主任杨汉清，还有黄昭相、曹均源、杨之传、黄世标、黄敦志、朱宗华等专任课教师，这些公办教师多是从本公社调配而来，其中也有从电白县、高州县调来的，如曹均源、杨汉清等老师，他们带着外地的教学经验，扎根在这所乡村小学教书育人。 那个年代，学校始终秉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校园墙壁上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宣传标语。校园里学风淳朴，绝大多数学生都恪守纪律、勤奋好学，一心扑在学习上。早上学生一来到学校就是读书背书，书声朗朗充满校园，语文老师制一个背书进度表，每一篇课文都要求背诵，算术老师也要求学生背诵定理公式等，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死记硬背那来的兴趣，背书表上的红柱线总是最高的。课堂老师提问，我回答问题总是最多的，回答不出来就被罚站一节课，大家都无一例外。 上课时学生违犯纪律老师用戒尺惩罚学生是常事，没有家长投诉老师，家长们都希望老师严管自己的孩子。但我班里也有个叫王汉会的同学，却是全校众人眼中出了名的 “捣蛋鬼”，常常伙同同村伙伴打架斗殴、欺负同学。因为我的每科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而他的成绩稳居全班倒数第一，心里便生出嫉妒，总是变着法子捉弄我，时不时偷偷拿走我的铅笔、本子等学习用品。有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就被人偷走了《算术》书，是他无疑，老师的审问他拒不承认，后来老师帮我弄到一本新的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写字课上，他趁我专心练字，拿着毛笔在我的背心背后涂写，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迹，老师对他狠狠批评教育了一顿，可他依旧屡教不改，反复搞小动作，老师们面对这样顽劣的学生，也终究是无可奈何。那天老师帮我洗净衣服上的黑墨水，我穿着湿透了的衣服回家，让我又羞又恼！ 那时学校教学设备也很简陋，木桌子、木板桥凳，露天水泥乒乓球台……学生都很喜欢体育课，校园里有篮球场、排球场、有高低双杠、爬竿、沙池……高年级学生很喜欢打乒乓球，每个学生都自己制的乒乓球拍，课余时间抢着打乒乓球！到了夏天，我们男学生每天中午都到河里游泳玩水，再到学校，常常迟到。那时学校安全管理松懈，课外学生出安全事故时学校不负责任。 我们读小学的那段日子，恰逢特殊的历史时期，校园的学习生活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有一个学期实行的是每天上午课堂读书、下午离校参加生产劳动的教学模式。当时全国提倡 “大种反修蔗，不吃进口糖”，学校便组织我们前往澄垌村的大山开荒种植甘蔗。漫山遍野的甘蔗地，洒满了我们少年的汗水，每逢甘蔗成熟收获，每个同学都能分到几斤香甜的蔗糖，那份收获的喜悦至今难以忘怀。我身为班干部，也是学校里的劳动积极分子，总是冲在劳动第一线，和同学们一起从田里挑来肥沃的田泥，一担担运上山当作甘蔗肥料，把长长的甘蔗坑一一填满，精心管理下，甘蔗长得格外粗壮高大。 同时期各生产队都划二亩田地给学校做试验田，让学生去耕种收获，体验劳动生活的艰辛与乐趣。 除了耕田种地，高年级的学生还要承担更多勤工俭学的任务，比如上山打柴烧石灰，用来修建校舍。学校给每个学生分配了打柴任务，我记得每生需要完成三百斤的砍柴指标，在那个年纪，这是十分繁重的劳作，大部分同学都难以独自完成，最后都是靠家里长辈帮忙才凑够数量。 读四年级时，我们班在赖碧辉老师的带领下，大家扛着铁锄头一大早就到了黄沙岗岭挖木头烧木炭，山脚下，云雾缭绕，有一只黄猄在吃野草，大家说有美餐了，老师说别想了，它跑得比其他动物都快，大家只可一起叫喊，把黄猄吓得箭一样地跑向大山深处。大半天大家挖好窑，将挖来的木头放进窑里，点着火，等到木头全部将烧成木炭时，就封上泥土，到第二天就可以取出木炭，挑到八甲木器社农具站卖，所得的钱款全部用作班级活动经费。这种自力更生勤工俭的学模式，在当时乡村学校里十分盛行，成为特殊年代里办学的一大特色，学校建设资金主要是依靠摊派建校费到各家农户，作为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 那时正是文革中期，学校响应上级号召，组织学生写大字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大放大鸣大辩论，一时间，校园里的墙面、公告栏上，全都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甚至出现了 “知识越多越反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类荒谬的标语。更让人唏嘘的是，运动开展一段时间后，竟出现了学生写大字报批判老师、无端揭发老师所谓 “过错” 的现象，骂老师是“臭老九”，造成教师无心教书，学生无心听课，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种压抑、扭曲且极不正常的氛围之中，那时人们精神生活极度匮乏，有一场露天电影和文艺演出人们都会欣喜若狂，学校也成立了师生文艺宣传队，晚上经常到各生产队（寨）宣传演出，各寨的学生晚上都要组织排队在寨中来回呼喊宣传标语口号…… 有一次我们被大队驻队干部潘队长带到寨中挖生产队集体种的芋头，叫做挖掉资本主义尾巴。潘队长说：“大家用劲挖，一䦁到底，烂就烂，无烂就好采！”年轻天真的学生们劲头大发，一个个挥䦁如风，挖掉了十多亩农民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芋头！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荒唐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但那些经历令人感慨万千。 1976年，随着 “四人帮” 被粉碎，全国各地的教育秩序逐步恢复正轨，学校也终于告别了半工半读、运动缠身的混乱状态，全面转入全日制正常教学，重回安稳的学习环境，我更加专注于学业，成绩始终稳居班级前列，每个学期都能捧回奖状，也因此得到了各位老师的喜爱与关照。在众多恩师中，黄昭相、赖碧辉和黄世旺老师，对我的教导与关怀最为深切，成为我求学路上最难忘的师长。 在小学读完初中二年级后，1978 年我迎来了升学的关键节点，前往八甲中学就读初三。彼时的八甲中学开启了初中招生（以前只开设高中），仅开设两个初三班级，一共面向全公社招收一百名学生。我班30多名同学只有五名同学成功考入，分别是黄世源、杨仲庆、杨仲庐、黄好耀和王世通，我的成绩在五人中位列第一，和杨仲庆一同被编入初三（1）班。从此告别了陪伴我近七年的小学生涯，开启了新的求学旅程。 小学的童年岁月，有寒窗苦读的充实，有田间劳动的艰辛，有年少嬉闹的酸甜，更有恩师同窗的相伴，成为我生命中难以磨灭的珍贵记忆。前两年澄垌小学已经撤并入中心小学，因为整个学校才有几十个学生，曾经热闹非凡的校园长满了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