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记事之一

曾经沧海

平 中 记 事 之 一

曾经沧海

不能自主选择的升学调派

历史喜欢和我开玩笑，小学升初中跟我开过一次玩笑，初中升高中时，又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公元1963年夏末，我顺利地参加完中考，到秋天快收学时，接到了《入学录取通知书》。打开通知书一看，顿时令我惊诧不已。接收我的学校不是汾阳中学，而是平遥一中，我不禁感到失望和懊恼。考上高中，就近在汾中上学本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却无故违背我的意愿，把我发遣到异地他乡上学，这是怎么回事？我赶忙跑到学校打探原委，看看还有没有转环的余地。

到学校一打听，原来是因为我们是解放后从初一开始学英语的第一届学生，而附近诸县中，只有平遥和汾阳有这种情况。由于两个学校考上高中的学生都不够一个班，晋中教育局便从汾中抽了一些学生到平遥，拼凑了一个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学英语的班级。被调派到平遥一中的还有张福安、李逢春、赵贵元、梁秦燕、孔庆春五个同学。听说因为此事，汾中校党委书记霍润堂还批评了当时到晋中教育局接洽的教导员田开常，“你怎么不给我打招呼就把郑子文也放走了？”

我又联系了其他几位同学，他们都十分懊恼。很多老师都劝我们，“孩子们，去吧。平遥一中是出名的好学校，升学率最高，是全省的“小宝塔”，只要能高中毕业，就等于你能顺利考上大学。能考上平遥一中，这是你们的荣耀，说明你们都是汾阳中学的尖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满心的不愿意。

　　上图为平遥南街街景。不过那时可没有这么漂亮。

入学报道的日期不觉间就到了，我们六人万般无奈地乘坐汾阳到平遥的客运班车，颠簸不平地来到陌生的平遥古城。

穿过城墙还基本完好，城头尚有雕堡的深邃门洞，沿着店铺林立的街肆，来到了座落在城皇庙街路南的平遥一中。

穿过有四根水泥、石英石抹面立柱的铁栅大门，进入新修的教学大楼一层的教导处。记得是王蕤丽、李吉禄两位老师帮我们办完了入学手续；接着就指示我们上二楼西侧北面的48班教室找班主任吕旭光老师报到。

吕老师早已在教室中等候，他三十来岁年纪，白白净净的面皮，身形比较瘦肖，头发细而比较稀疏。看到我们的到来，他十分高兴，一个一个询问了我们的名字；之后就安顿我们去住校生宿舍。

　　这是我用豆包绘的原平遥一中前部院景 ，豆包很聪明，居然绘的和原景一模一样。

　　学校前部中心最显眼的是孔庙的大成殿，当时是用来做学校图书馆的。但那时可没有这么漂亮，这是修复好的大成殿的样子。

吕老师带我们走出教学楼后门，楼后是一个不足四五米宽的长方形条状小院。小院南靠一堵高近三米的高台，高台上有一座硕大的古建筑，仰头张望，建筑的墙面上有一个硕大的“魁”字，后来才知道，这大殿原来是孔庙的大成殿，后墙上的魁字原来是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手书放大的字迹。

转过大成殿，前面是一处很大很大的院子，大成殿和两旁的厢房都还完好；大院南端的泮池和状元桥隐约在目，原来平遥一中是依凭孔庙而扩建的。

宿舍在大成殿东侧的一个偏院里，不知是由民房还是僧房改造的。房子很窄，进门就是土炕，地下宽约一米，炕上铺着苇席，地下西侧有一盘砖砌火灶，余无放置东西的桌柜什物；牙杯肥皂盒之属只能放在窗台上。

我们把铺盖卷一个紧挨一个地摆在通铺炕上；牙杯、肥皂盒等洗漱用具排放在窗台上，洗脸毛巾搭在临空的铁丝上，这就算安顿了下来。

住宿安排好后，吕老师又指示了我们饭堂和厕所的位置，告知了我们学校的作息时间，并对我们说，“你们远离家乡来平遥上学，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慢慢就习惯了。一定要安心学习，保证你们能顺利考上大学，那时，你们就会感到这一段远来平遥上学不冤了。”

就这样，我们在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中安顿下来，原希望上学后能顺利考上大学，不想，中途遭遇文革，不仅未能考上大学，还在平遥一直呆了六年，中间的蹉跎涤荡，说来就话长了。

　　宿舍是文庙东侧的老百姓院里的平房改造的。

初入平中的苦闷和烦恼

心随境转，境由心生。本就不乐意来平遥上学的我们，面对俩校环境和设施的巨大落差，心情更降到了冰点。

对于本地同学来说，考上平遥一中，那是一种无尚荣光，平遥一中那是他们求学的圣堂，在他们的眼中，平遥一中无处不美，美得无与伦比。

在我们这一伙汾阳来的外地生来说，却觉得我们怎么这么倒霉，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个破地方！汾阳一中，那是全国有名的花园式学校，整个校舍建设那是根据标准化、园林式来设计建设的。学校共有教导处楼、教师楼、学生宿舍楼等八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式洋楼，全部是暖气供热；整个校园花木葱笼，四季生香，学生学习在浓荫下，花丛中，那才叫神仙待的地方。就拿体育设施来说，学校共有排球场、篮球场、体操场、田径大体育场四个操场，单杠、双杠、吊环、绳梯、还有飞行员训练用的大铁滾环等，可说是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唯有教室是新建的，共有五排二十座教室，高大宽敞、光线明亮，整齐而气派；此外，学校还有师生分开的洗澡塘、有古色古香的大图书馆，还有专门的化学试验室楼等等，这样条件优越的学校，就是拿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不遑多让。

翻转来看看平遥一中，就是个旧庙改造的，虽然新修了个教学楼，看起来却像个火柴盒似的，图书馆放在孔子殿里，其余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以及其它设施，大多是因陋就简，利用僧房、民舍改造的；满校不见花草，操场上栽了两溜小树，麻杆似的，见不到多少绿意，一切都无法与汾中相比。

我们离开美丽的汾中，背井离乡，远赴八十里外的平遥上学，心境像被发迁贬谪的迁人一般。

当晚自习时间，班主任吕老师召集了平遥高48班第一次班会。

吕老师逐一点名，全班仅39人，教室后面还空着很大一块地面。他讲述了学校的历史、校规和班级纪律等，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却听的心不在焉。末了，吕老师还特意叮嘱我们几个汾阳家，要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学习。我们身处异地，身不由己，不安又能如何呢？在平遥一中的学习生活就這样开始了。

　　宿舍里没有床铺 ，而是大土炕。各人的铺盖一个挨一个，紧紧放在炕里面。宿舍里也没有放东西的家具，牙杯、肥皂盒只能放在窗台上，毛巾则搭在炕沿上方的铁丝上。

　　那时的学校生活，各处都差不多，连吃的饭菜品种、口味都毫无二致，伙食费也是一样的每月7元。可是我们却觉得一切的不如意、不遂心，觉得平遥一中什么也不好，总是心心念念想调回汾阳，我们都向学校提出过调回汾阳的请求，但都被拒绝了。理由很简单，48班人数太少了，如果我们调走，48班就不成个班级了。

48班是个特殊的班，两个学校勉强拼凑起来的一个班，人数只有39人，再减少几人，那就不成体统了。所以，虽经我们多次找教导处米主任申诉想调回汾阳的理由，但都被拒绝了。身悬异地，两眼一抹黑，领导不允许，我们只能屈从。

但世间事也说不准，捱到第二学年开学报道时，联系张福安，他说不走了，他已经转回汾阳了。问情况，他也说不清。我们好生羡慕，再找米主任问，米说，张福安有特殊情况，是上面特批的。你们不要再问了，转学不可能。就这样，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捱下来。但初到平遥的三年，感觉就是一种煎熬。

　　上自习时间，肚子饿了，我对春生说，“上厕所去？”春生心领神会，就会自言自语放开声音说：“上厕所去喽！”好像告诉别人，我们是上厕所，不是去干别的。

肚 子 饿 难 熬

对于艰苦的日子，我们是过惯了的，吃得不好，在我们是无所谓的；但吃得不饱，饿的感觉就使人难受。

那时，国家困难，虽然高中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4斤标准，但对于十七八岁的我们来说，还是有些欠缺。年轻时，我饭量特别大，所以更容易饿，兜里就经常裝些盐粒，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到茶炉上接一碗水，撒上盐，喝盐水充饥。在汾阳时，还可以每天回家里添补一点，星期天还能吃农村同学的；来到平遥后，这些条件都没有了，就更觉得饿得慌。

1964年，父亲从家里给我送来一面袋干窝窝片和半袋炒面，可这毕竞不是常有的事，所以，有饥饿感是一种常态。每天上午第四节课和下午五点以后更饿得没心思上课了。

那时，在外地工作的大姐二姐关心我，每隔三两个月，就会给我寄来10元钱和少许粮票，有时候上晚自习饿了，我就对邻桌的春生小声说，“上厕所去吧？”春生就心有灵犀地回应，“上厕所去喽！”于是我俩就相随着出了校门，假装去对面北校区的厕所，实际是到了城皇庙街西面南侧的饭铺买饼子吃。每次我俩一人买一个“三七面”面饼子（那时，白面供应少，饭店只卖三成白玉米面、七成白面的吃食）。为了怕人发现，我们就边走边吃，沿街向西走到鸡市口；再转向南门头，上城墙，沿着城墙走到学校最后面；然后由城墙下到学生宿舍区，再经由天桥转回教室。

遇上星期天，我们也会相随到城皇庙饭店一人吃一碗三七面素炒面；或者在小吃铺买几个水煎包子、水煎花卷吃。饭店的素炒面做得很有劲道，十分好吃，那时候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粮票很缺，我们兜里也不是经常有零花钱，这样的好事也不是经常有的。有好几次，春生带我去他老家黎基村。他的爸爸妈妈是一对和蔼可亲、待人热情大方的夫妇。见春生带我前去，就忙不迭地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招待我，春生的爸爸是厨艺高手，亲自下厨给我炒西红柿鸡蛋梢子，做平遥地道的掐疙瘩给我吃。他掐掐疙瘩的手势和一般人揪揪片的手势完全不同；一般人揪揪片是把面扞成片，切成条，左手拿面，右手向下揪；他却不用上案板扞面，而是直接将面握捏成扁条状，然后左手拿面，右手飞快地把面向上揪，又快有准地将揪下的小猫耳朵飞进锅里。这种猫耳朵略带凹形，容易挂调和，只有平遥家才会有这种特殊的掐疙瘩（这种面食一般称揪片，也叫掐疙瘩，平遥家叫猫耳朵）。煮熟的猫耳朵捞在碗里，浇上梢子，红、白、黄鲜艳夺目，看得人馋涎欲滴，吃得我大快朵颐，那真是我在困难时期享受过的最高级美餐啊！至今仍记忆犹新。

去的次数多了，二老待我就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我自幼丧母，心中渴望母爱，在我的心中，他们也像我的父母啊。

由于我和春生的关系，春生的爸爸和我的父亲也俨然成了兄弟关系。1971年，我父亲病重时，他专程跋涉八十余里，到汾阳去看望躺在病搨上的我父。俩老弟兄四眼相对，哭得老泪纵横。

离开学校后，我每次去平遥，无论春生在与不在，我都要去十九街看看二老，（那时，他家由黎基搬到了十九街）以寄托我对二老的感恩之情。

　　从城隍庙街的饭铺买上饼子，我俩还要往西走到鸡市口，再转到南门头上城，绕到学校后面下城墙，而后又由学校最后院返回前院，偷偷摸摸进入教室。吃一个饼子，像小偷似的，费很大周折。

　　有回回家借了辆破车子，从家里返回平遥时车链断了，不得已，扛着车子跑了十余里，跑到香乐村，好容易找到修车子的，接上车链，才回到平遥。

回 家 难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学校生活的情况吧。

由于在平遥上学的不安心，更由于肚子的问题，我们每隔几个星期总想回汾阳一次，可是汾阳路远，坐汾平班车，票价2元，来回要4元，回一趟家把我们半个多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不得已，只好借自行车回家。

那时，班里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城里的同学只有三两家有，村里的同学有些有自行车的，但他们每星期也要回家，只有他们偶尔不回家时才好向他们开口。有时借不到车子，只好花五毛钱坐火车到孝义新城，再从孝义步行三十二里回汾阳。

因为车源很少，所以回家借自行车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在那时，自行车是一个家庭最贵重的财产了，关系不好的，是很不情愿把它借给人跑长路的，我们只能一家一家轮着借。记得，我借的最多的是赵福斌、李星元、耿芳三家，村里的同学借过雷维民、武黎光家的，可能还有几位同学家的也借过，实在记不清了。记得自行车最好的是李星元家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我借的次数不少；耿芳的是一辆老式的富士牌自行车，虽然旧，但很结实。村里同学的就十分破旧不堪，记得有一次借了郭锦寿同学的车子，那真像侯宝林说相声说的，除了铃铛不响，其它都响。在返回平遥的路上，还未出汾阳地界，就把车链蹬断了，前不巴村，后不见店，只好扛着车跑了七八里，才在香乐村找到一家修理铺，接上链子艰难返回平遥。

有一次有急事要回汾阳，因为有车的人家都轮着借过了，实在不好意思张口了，只好和孔庆春相跟上步行回汾阳，那时的公路不像现在这样平坦，路是铺着石子的鼓形公路，道路不平，中间路面尽是石子，两边的路面是斜面，走着走着，腿脚都不得劲了，我们只好在公路上左边走走，再到右边走走；起先还每走二十多里路歇一歇，到后来每走十来里路就得歇脚，我又穿着双别人给的不合脚的大皮鞋，等快到汾阳时就脚疼得走不动了。走了九个多小时，磨蹭到晚上尽黑时才回到汾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