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四）

矛戈

      到达生产队的当天下午，父亲就回去了。我被生产队托付给公路对面的张家，我的第一个农民朋友，就是张家的老二，社员们都喊张二，大名叫张宜素。我记得一生吃的第二顿饱饭，就是在张家吃的红苕干饭。在我的记忆中，此前的青少年时期，肚子好像永远吃不饱。三年困难时期，先是母亲重病在床，后是母亲去世，我哥大我一岁多，满地跑的娃儿，正是吃饭的时候，可那时只有每月18斤的口粮。父亲一米八的个子，也是省不下粮的。他每月只有30来元工资，供养三个男子汉，且经常出差，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吃伙食团，难得的哪个星期天父亲不出差，就是我们高兴的一天。每天的口粮是定量的，早饭一两稀饭一个馒头，困难时期食堂的师傅为了让没几颗米的稀饭看起来稠一点，都要撒点小苏打，这样略带黄色的稀饭看起来稠稠的，但那时肚皮里没有油水，带碱的稀饭喝下去饿得更快，所以只是哄嘴巴。中午晚上在食堂打二两米的饭，买三分或五分的菜，一天就过去了。

      读中学以前，粮食涨到了每月24斤，但也只能早饭二两，中午晚上各三两。若今天多吃一两，明天就只得少吃一两了。当娃儿的时候，盼望父亲星期天休息在家，生起煤炉子。可大一些就有点怕星期天了，父亲好面子，毕竟是国家干部，买点菜讲价还价都有点扭扭捏捏。所以星期天拿肉票到食品店割肉，就支使我们去了。1970年代吧，每人每月有一斤肉，凭票供应。星期天割肉的队伍排得很长，因为一般平时不供应肉或肉很少，老百姓平时也很少动用稀罕的肉票，来客了或过年过节才买肉。排着队，我就伸长脖子提防着师傅那把刀了。卖肉的师傅都欺负小孩，割给我的肉就肥肉少多了，这样的肉拿回去肯定是要挨父亲的巴掌。那个年代到食品店买肉，都巴望着买肥肉，油气大，这些是今天的年轻人不能理解的。我和我哥，对某一个星期天的差事是又盼又怕。我父亲个子高大，脾气也火爆，打人不分轻重。我和我哥很久以后还记得巴掌、锅铲落在身上的疼痛，但后来我们也理解父亲了，那个年代······唉——

      上初中以后，粮食定量涨到每月32斤，意味着每天可以吃一斤米的饭了，可当时缺少油荤，每月仍然是一斤猪肉的计划供应。大约是初二的下半年吧，学校食堂里把自家喂的肥猪宰了，那天荤菜敞开卖，肥烧白叁角钱一份，我一狠心吃了三份，把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吃完了。那时父亲一个星期给我们二元钱的伙食费，那天中午我吃得满嘴是油，肚子撑饱了，可那个星期是如何挨过去的，至今已经忘了。

      暮色降临，各家各户的炊烟起来了。张宜素来喊我去家里吃饭，横过公路，走过一根院塘坎，就是张家了。一条大花狗从黑夜中“呜”的窜出来，张宜素急忙踹它一脚，吼道：“涨点眼水，自家人！”花狗呜呜地哀嚎着跑一边去了。张家是三面围房，一面敞开朝向院塘的院落。他父亲三弟兄各自居住一面，张宜素家居右，他二叔居中，三叔居左。张宜素有兄弟姐妹五人，老大是姐姐，出嫁了，他是老二，老三是妹妹，老四老五是儿娃子。张伯招呼我坐下，一张八仙桌，坐了六个人，伯母在厨房忙，一般是不上桌的。张伯那时也就40多岁吧，油灯下沧桑黝黑的面孔，显得很老相了。若干年后我看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总觉得似曾相识，一回味，那不就是张伯那一代老农的写真嘛！

       一碗黄油飘飘的老腊肉，配着几碗瓜菜。张宜素一块一块把肥闪闪的肉往我碗里挟，两个小崽儿眼睛盯着肉碗，却不敢伸筷子。三妹总是起身站在我身后，一见我碗里空了，就给我压上一勺饭，饭里大米多红苕少。我瞟一眼他们的饭碗，却是红苕多米饭少。后来我才知道，农村里待客，都是把红苕放在蒸子下部，米饭撒在上面，给客人吃的就是米饭多的，而自家人就往蒸子下面舀。那时我还不懂事，吃得打饱嗝了才放下碗。后来到他们家吃饭，我就先把红苕米饭操混在一起，多过两回他们就不把我当客人了。

      在张家搭了一天伙，备齐了锅瓢碗盏，第三天我就自己开伙了。那天烧的柴火，生产队是浅丘地貌，没什么硬的柴火，多是烧秸秆之类。保管室院坝堆着几大堆稻草，随便我抱，我虽然对烧火煮饭从小就会，但烧稻草还是第一回，满屋弄得乌烟瘴气，火就是不燃。坐在炉灶前，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不知是烟熏的，还是心酸流的。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流泪，也是至今为止的一次流泪。我牢记男儿有泪不轻弹，遇到什么困难都往肚子里吞，不会让眼泪流出来，弄得眼腺都干涸了。直到退休后，一次看电视剧，被剧中的故事勾起回忆，一下子眼眶湿润了，我使劲眨眨眼把泪压了回去，才感觉到：人老了。

       正在伤心时，张宜素火急火燎跑进来，以为我烧房子了。见灶头里冒黑烟，才教我如何挽草把，如何火要心空。在农村三年多，我的烧柴一直不成问题。在人民公社的年代，生产队每一把稻草都是要平均分配的，而那时泸县农村的烧柴十分困难，因为泸县大多地方是浅丘地貌，没有山林。社员们对我宽容，因为我是知青，同时也因为我能给生产队办事。我的姑父在永川县汽车25队做过调度，我门口的公路就是泸县永川的主干公路，车队的客车货车来往两地都要经过我的门口。那时农村最缺的就是化肥和煤炭，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些都要计划供应，一个生产队是根本没法搞到计划的。生产队正好有一口砖瓦窑，所以我们四队比其他生产队的工分值要高一点，就靠的这口砖瓦窑。我来以前，这口生产队摇钱树的砖瓦窑三天两头不冒烟，就是因为没有煤。

       大约出工没几天，艾队长就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关系，搞煤和化肥。我大着胆子给姑妈去信说了生产队的事，第二个星期天，我姑父就搭乘一辆货车来看我了。那时汽车队是很吃香的，我姑父人缘又广，对人都笑哈哈的，很快，从泸天化搞氨水，从永川搞煤，我这公路边的偏偏房，就成了师傅们的接待站。我当农民没吃多大亏，也算占了接待师傅们的便宜，社员们都不会弄城里人吃的菜，我自然成了炊事员，师傅来了，腊肉、豆花总是要有的。

     给生产队跑计划也总不是好事，一次生产队的氨水计划要到期了，急需安排车辆运回来，队长要我连夜赶到永川。我晚上十点过终于拦下了一辆25队的氨水车，可上车才知道，这车氨水只运到黄瓜山顶。黄瓜山在泸县与永川的交界处，从山顶下到山那边的永川县城，有二十多公里。到了黄瓜山顶，已经半夜十二点了，氨水要在山顶卸车，第二天返回泸天化拉货。我只好靠双脚连夜下山了，背着一只鹅和20多斤黄豆，是送给师傅的礼物，沿着公路往山下走。山上的夜雾浓重起来，好在灰白色的石子公路还隐隐约约看得见，沿着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往山下走去，靠着山坳里的狗叫声给我壮胆，一直走到凌晨六点，敲开姑妈的门，姑妈一脸惊诧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的运气好，下乡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可是很多的知青，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我的一些同学，下乡到古蔺、叙永、兴文、筠连的等山区县，到乡镇上赶场买一点日用品，上山下山，翻山越岭，来回都要一天。那些到东北、内蒙、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们，他们不仅离家几千里，而且他们的驻地，距离团部或场部都十分遥远。

      邓贤在他的书中讲到，驻扎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第一师第六团，其前身是国营西双版纳勐腊国营农场，后来改制为建设兵团，接受了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知青约三万人，组建了二十四个营，生产连队三百五十个，而当时的勐腊县才一万人口多一点。这是一个世界上军队人数最多的团，分布在勐腊县数百公里的崇山峻岭中。这里山高林密、河流密布，交通十分不便，团部的许多干部直到转业或任职期满，都没有搞清楚那些连队在哪些地方。其中最远的一个连队，到团部步行要两天，途中要翻越两座大山，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和一个丛林沼泽。连队需要的给养，全靠人背马驮，翻山越岭地送达。

      1971年的雨季刚过，一队男女知青奉命去几十里外的营部背粮食，他们平均年龄不到17岁，按规定，男的要背五十公斤，女的四十公斤。中午，他们到达营部，午饭后背上粮食就立即返回，他们必须在太阳下山前赶回连队。中途休息的时候，一个重庆女知青靠在大树上睡着了，队伍离开了，谁也没有发现掉队的战友。当女知青醒来，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在原始森林中！她背起粮食开始赶路，可是很快就迷失在亚热带森林里了。知青们回到连队，才发现有人掉队了，于是报告上级，战友们打着火把连夜寻找，一连搜寻了七天都没有发现踪迹。好在这个女知青命大，几天后在森林边缘，奄奄一息的女知青被一个采药的哈尼族少年发现了。据记载，一些知青迷失在森林里，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有人半夜出去上厕所就不见了踪影。

       今天的云南西双版纳，已经是高速公路联通，公路四通八达了。可以说，在这些路基下，有着他们的生命和青春，所铺下的一块块基石。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没有他们青春的开拓奉献，就没有彩云之南的今天。

       虽然我和多数知青一样，在平淡的生活中熬日子，没有经历西北的寒风冷雪，没有跋涉过西南边陲的原始森林，或许，我们是幸运的；但这不意味着否定知青运动中几千万知青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更没有任何理由为那个年代唱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