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田笔记》10、北宋官窑在龙泉——文献钩沉与窑址考古的双重证据

龙泉青瓷·抱器轩

《琉田笔记》之十

北宋官窑在龙泉——文献钩沉与窑址考古的双重证据

宋代官窑问题，向来是中国陶瓷史上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明清以来，关于北宋官窑的所在地，有汴京说、汝州说、钧州说诸般意见，莫衷一是。然而，细绎宋人文献，参之以近年的考古发现与传世器物，一个久被遮蔽的可能性逐渐浮出水面：北宋官窑，或许就在龙泉。

一、文献重读：《坦斋笔衡》的另一种解读

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与顾文荐《负暄杂录》中那段关于窑器的记载，是讨论宋代官窑问题最早、最关键的文献依据。两书皆已亡佚，赖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与《说郛》引录而得以传世。这段文字，几乎每一句都曾被学者反复斟酌，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京师自置窑烧造”一句的释读。

兹录关键段落如下：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传统解读将“京师”理解为都城汴京，由此推演出“汴京官窑”之说。个人认为，＂京师＂在此应为主语，代指朝廷。《礼书》《史记·吴王濞列传》皆有此例。

细审文脉，这段记载先叙北方诸窑——“汝窑为魁”，继而以“江南则”三字转入南方，特举“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若仅以“粗厚”二字评价便戛然而止，则此句显属赘笔。合理的理解是：正因为龙泉窑原本“质颇粗厚”，才引出下文“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这一关键转折——朝廷介入龙泉窑业，设立官窑，使产品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如此则文气贯通，因果昭然。“京师”一词在此处不必拘泥于都城之义，释为“朝廷”或“政府”更为妥当。这与《鸡肋编》所载“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恰可相互印证——宫廷向龙泉下达制样要求，促使当地窑业技术精进 。

若北宋官窑确在龙泉，何以文献不直接写明“处州官窑”？这或许与宋人用语习惯有关。北宋时期，“官窑”尚属新生事物，与明清时期“官窑”作为固定制度化的概念不同。南渡之后，修内司与郊坛下两处窑场皆在临安，时人遂以“内窑”“新窑”别之，此时“官窑”之名方才定型。由此观之，《坦斋笔衡》所述，实为赵宋官窑制度从初创到确立的完整谱系：始于龙泉，继以修内司，终于郊坛下。

二、实物为证：台北故宫“贵似晨星”器物的归属之谜

文献的解读终究需要实物的印证。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旧藏宋代青瓷中，有一批被收入《贵似晨星》图录的“南宋官窑”器物，其归属问题为“北宋官窑在龙泉”说提供了关键的物证线索。

这批器物的面貌颇为特殊：其釉质介乎汝窑与龙泉之间，既有汝瓷的天青韵味，又带龙泉的粉青质感，仿佛二者交融的产物；胎骨呈黑灰色，与南宋修内司、郊坛下官窑的胎质特征相近却又不尽相同；器形气息与汝瓷一脉相承，尤其是弦纹瓶、纸槌瓶、折沿洗等典型器，风骨气韵直追汝窑 。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汝瓷同属清宫旧藏，暗示着二者在入藏时间与来源上可能具有相近的背景。

然而，当我们将这批器物与杭州修内司、郊坛下两处南宋官窑的考古出土品进行比对时，却发现两者虽有局部相似，整体面貌却存在明显差异。杭州两窑的出土器物，釉色偏粉青或灰青，开片细密，制作精致但已失汝瓷那种落落大方的盛世气象；而《贵似晨星》所录的这批器物，气韵更加高古，釉质更加通透莹澈，更接近徽宗朝“晶滢无暇”的审美理想。

它们既非修内司所出，又非郊坛下所烧，那么，它们的产地只余一种可能——龙泉。

近年来，龙泉大窑岙底一带发现了生产此类“类汝官样”青瓷的窑址点，出土残片在胎、釉、器形诸方面与上述传世器物高度吻合。地层证据表明，这类器物的生产年代介于北宋层与南宋层之间，恰对应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的时间跨度。杭州城市遗址亦有同类残片出土，部分底部刻有“苑”“东”等宫廷用字款，进一步坐实了其贡御身份。曾被误称为“杭窑”的这批标本，实则正来自龙泉 。

三、窑址调查：黑胎青瓷谱系中的“类汝”遗存

龙泉黑胎青瓷的发现，始于民国时期陈万里先生的调查。此后数十年，溪口瓦窑垟几乎成为龙泉黑胎的代名词。然而，近十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沈岳明、谢西营的系统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址在龙泉并非孤立存在，大窑、溪口、小梅、住田、石隆，乃至龙泉东区，总数逾十余座，几乎遍布龙泉全境 。

这一庞大的黑胎青瓷谱系，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小梅瓦窑路窑址是目前已知唯一纯烧黑胎青瓷的窑场，产品以“百圾碎”开片和薄胎玻璃质釉为特征，器形小巧工整，年代似早于溪口诸窑。溪口瓦窑垟一带的产品胎骨黑硬，釉色以黑青为主，多为文房陈设小件，时代从南宋中期延续至元代，前期精良，后期渐趋粗糙。结合存世黑胎器物来看，它更像是一个失败的窑场。大窑地区则情形更为错综，既有薄胎薄釉者，也有粉青厚釉极其莹澈者，既有满布开片的，也有浑然无纹的，年代跨度从南宋早期直至元代。

然而，在这庞杂的谱系中，唯有岙底一处所出的“类汝官样”青瓷，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其胎色黑灰，釉色以青色为主调，与汝窑器物气息相通。这类器物的生产时间早于溪口瓦窑垟的黑胎青瓷，处于龙泉窑发生“突变”的关键节点 。

这一“突变”何以发生？合理的推论是：北宋末年，宫廷派遣北方窑工南下，将汝窑的制瓷技艺与审美标准带到龙泉，从而催生了这批“类汝官样”青瓷。徽宗朝对青瓷的痴迷天下皆知，“命汝州造青窑器”即是一证。及至宣和、政和年间，将这种官窑制度延伸至龙泉，在技术上已然成熟的龙泉窑场中“自置窑烧造”，正是顺理成章之事。从器物形态，尤其是釉质釉色来看，介乎汝窑、龙泉窑两者之间，更像是两者之杂交。

四、亭后发掘：等待中的考古学回答

学术的推论终究需要地层学的最终验证。正在进行的大窑亭后窑址考古发掘，被大家寄予厚望。

亭后窑址位于龙泉大窑核心区域，2022年的发掘已取得重要成果，揭露了房址、排水沟、龙窑等丰富遗迹，出土大量瓷片与窑具标本，时代由北宋晚期延续至明代，并首次出土了“内府”款标本——这无疑是窑场与宫廷制度关联的直接证据 。202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龙泉市文物保护中心组建专业队伍，继续推进亭后窑址的延续性发掘，并已完成未来五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计划 。

倘若亭后窑址的后续发掘能够找到“类汝官样”青瓷的原生地层，并将其与北宋末年这一时间坐标可靠锚定，那么“北宋官窑在龙泉”的学术假说将获得考古学的确证。这不仅是龙泉窑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更将改写中国陶瓷史上关于宋代官窑体系的既有叙事——汝窑、北宋龙泉官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将构成一条完整的赵宋官窑制度演进链条。

遗憾的是，亭后遗址的选择可能是有问题的，更大可能官窑遗址，在其左侧相邻的窑址，也就是说挖偏了。只有寄希望于亭后遗址考古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考古范围。

五、余论：从“官窑”概念重新审视宋瓷格局

“北宋官窑在龙泉”的命题，促使我们反思传统官窑认知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官窑”被视为具有固定窑址、专设管理机构、产品专供御用的制度性存在。这种认知很大程度上是明清御窑厂制度的投射。然而，宋代的“官窑”更可能是一种流动的、多元的、阶段性推进的制度实践：汝窑是“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奉诏承制，龙泉官窑是“京师自置”的直接介入，修内司是“袭故京遗制”的制度移植，郊坛下则是偏安格局下的别立新址。四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一条随政治局势变迁而延展的连续性脉络。尤其是宋代龙泉窑众多窑场为皇家烧制瓷器，它背后所体现的是，民间的好器物皆可为皇家所使用，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制度上的限定，这才是导致龙泉窑在南宋得到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它激发了无限的创造力。

龙泉在这条脉络中扮演的角色，或许比我们此前认知的更为关键。它是北宋官窑制度的终端执行者，是汝窑审美南下与本土窑业传统碰撞融合的试验场，更是南渡之后修内司官窑得以迅速设立的技术基础——若无龙泉的窑业积淀，“袭故京遗制”不过是一句空话。

当然，“北宋官窑在龙泉”之说要成为学界共识，仍有诸多环节尚需夯实。文献解读的歧义需要更多旁证，器物的窑口归属需要科技检测的支撑，亭后窑址的考古发现需要系统整理与公布。学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重大命题的解决往往不在朝夕之间。但无论如何，这一学术方向的提出与推进，已经为宋代官窑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其价值不亚于最终答案本身。

在我看来，明确北宋官窑是否在龙泉并无多大意义。回望艺术史的本真逻辑，真正不朽的创造从来无须名分的加持。龙泉窑以其千峰翠色、如玉似冰的釉质，在青瓷谱系中独步天下，其技术高度与审美成就早已是业内不争的事实。是否被冠以“北宋官窑”之名，并不会增减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分重量。正如北宋的山水巨匠范宽，一生布衣，从未入职画院，其《溪山行旅图》却成为百代标程；汝窑之贵，在其天青釉色的极致追求，而非“奉命造器”的出身。名号是制度史的注脚，而器物本身所凝聚的匠心、所抵达的美学境界，才是衡量艺术价值的惟一尺度。龙泉窑以实实在在的窑火与作品，早已写就了自己的传奇，并在时隔800年之后的杭州，再次抒写其新的辉煌。

2026年4月26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