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故事(一)一一我宁愿做一只书蠹(

卢洪献

　　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典型的五0后。是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国最吃苦耐劳，最能干的一代人。以我亲身经历，我深感到我们这代人，承前启后，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才锤炼出坚强品质的一代人。因为有了自己亲历的磨难，才懂得读书的珍贵，才明白只有不惜代价为后代创造物资条件和读书的机会，才是最好的传承。

今天故乡南昌正在举办全民阅读大会，我也就把我的读书故事一道讲给大家听。

　　少儿时，兄弟姐妹多，与当时大多数家庭一样，我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加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别说买书，家徒四壁，饥不果腹，就是笔墨纸砚都是用的不能再用才不舍丢掉。但是人穷志不短，或许是基因吧，喜欢读书是兄弟姐妹间共同的爱好。从小朋友那里借来的小人书《三国演义》《杨家将》等，大一点借来《少年文艺》、《中学生》杂志如获异宝，藏着掖着总想先睹为快。一卷在手，叫吃饭也极不情愿释手。这时哥哥姐姐已是名校三中的初中生，我乃是法院前小学（今邮政路学校）的小学生。为读书藏书的事常拌嘴，闹不愉快。 而一到晚上，全家围坐在15w的白炽灯下读书，写作业。父亲也凑热闹，在一旁练习毛笔字，母亲则在另一侧打毛线，缝补衣服。一家人员虽说清苦，但文风浓郁，其乐融融。

读书是件快乐的事。但是在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的年代，愈加显现出大家对读书的敬畏。他们懂的“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古训。

　　.小学五年级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临，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学生统统被抵制在校外放任自流，家长们也人心惶惶，却对孩子的管护鞭长莫及。十二三岁，学知识的最佳年龄，我们整天四出奔波，寻畔打架，爬树掏鸟蛋，采桑叶养蚕，确实开心。但放任久了，心中放不下的是学校，是和同学一起上课读书。没有教师，没有课本，更没有学校和课堂，怎么办？又不能轻而放弃学业。读过私塾，干民警的父亲为此想了许多办法。那时到处飞舞着传单，贴满墙的大字报，他要我们去看大字报，主要得从堆满文革术语的报纸和传单中认字识句。惊天地，泣鬼雄，全无敌，追穷寇，这些都是从大字报中学会的。晚上，搬好条凳，我们把邻居小孩聚在一起读报纸，写大字，记笔记，写文章。这样既避免我们出门学坏，又让我们不荒废学业，掌握文化知识，一举两得。这些打下的文化基础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想读书没书读，在最善读的年龄段丧失了学习的条件，这种苦恼是现代少儿不可理喻的，却被我们亲历，

　　1968年秋，号称小学七年级的我们终于迎来“复课闹革命”的统一行动，我被分配到著名的南昌二中，本以为积蓄多年的读书欲求就要全面迸发时，现实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在二中待了3个月，学校奉命迁校，迁至共大总校，在市郊梅岭脚下，虽然离家十几公里，但同吃同住同学习的集体生活还是令人向往的。可惜宝贵的读书时间全用来学政治，军训和参加劳动。甚至在一年后，学校将我们学生连的二三千人分散到学校所属将军洲农场，大港林场和南湖农场等。

我们的中学，使我们过早地步入社会实践，却又一次失去读书的机会。或许社会是一个更大的课堂，居然学不到前人积累的课本知识，这是我们五0后面临的最大困惑。

　　来到共大农场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青春期是如何萌发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锄头和扁担取代了我们的文化学习，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承载了成年男女的劳动力。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到来，是顶替共大大学生毕业之后劳动力的空缺？同学们早出晚归，累得精疲力尽，倒头就睡，哪有时间去读书。农闲空余时间，我们也读书，那是在自己搭建的茅草屋，学伟人著作。也有上课，从《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这绝无仅有的两本课本，可以看出仍然是结合劳动而学的知识。当然也有例外，是大家偷偷地传读的一些小说，如《红楼梦》，《青春之歌》等，有些还是禁读的手抄本，如《少女之心》等，以填补我们的文化空虚。

在大学里读中学，却是以劳动为主，承受了孩子不该有的繁重体力劳动，却丢失了知识爆发期的读书光阴，这于我们五0后来说是沉重的话题。

　　命运往往难测，经历过文革几年的动乱，我们扛过来了并获得新生， I97I年元月我们终于从共大中学毕业，被幸运地分配到江西井冈山大学工作。它是江西师范学院迁到井冈山后改的名。那年我才十六岁。井冈山缺医少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校医院采草药。没曾想到在这山沟里我感觉到知识的力量和我没知识的可怕。与我每天出行去山上野外采药的，有一位地理教授刘象天，他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了若指掌，每一种草药的分布，模样，药性甚至禁忌都可明明白白地说请楚，虽然那时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引导我轻松学习的方式，使单纯的挖草药转变成适用有趣的工作，让我们肃然起敬。在校业余宣传队，我还认识了著名的音乐家刘天浪，他采编的《江西是个好地方》脍炙人口，却能放下架子，为我们演节目操月琴伴奏。教授们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平易近人的品格，使我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萌发了我要读书，充实和改变自己的欲望。

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是茫然的，受到读书人的影响，引导我们走向要读书爱读书的正确轨道。

　　不到两年，大学又从井冈山迁回南昌，恢复江西师范大学，我也由于环境变化当上了电工。电工的流动性，使我接触到更多的学者，特别是大学教授，他们渊博的知识，儒雅的风度，在我心上打下深深的烙印，这种浓郁的学习氛围使我不甘落后，不甘做一个工人，这成了我学习的最大动力。好的是学校图书馆为我们读书创造了不错的条件，学校也组织老师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授课，恶补文化。为考大学我足足准备了几年，由于出现“交白卷”事件，高考停止，但我也仍然积极申请读大学。功夫不负有心人，1976年我终于从百余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经组织推荐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由于特殊原因推迟了半年，我还是在1977年春如愿以偿地进入复旦历史系学习，成了一名大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用我对学习的坚持，攀登上高峰学校，成了名在校大学生，虽然学校还没走向正轨，但我借大学读书的意志没改，学成归来，我做了老师，后来又调入机关，成了公务员，并当上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回忆来时路，我觉得倚靠读书，无任环境如何变化，我行我素，成为了有文化，有理想，有成绩的五0后，属于最能干的一代人中的一员。

就读书的意义说，我宁愿做一只书蠹，去吞食书中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