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没那么多左右 胡锡进也不“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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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秦爷

三十年前，人和人之间，还没那么多标签。那时候，在北大荒屯垦戍边出来的张平平，带着一批“荒友”创办了华邦饮料。公司设在紫竹院西侧一个老式大院里，隔壁就是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院子挺大，但人来人往，热闹得很。

有一次，我和张平平正谈事情，那边京海集团一位副总发来一条传呼消息。张平平看完，拍案一句：“把人请来，这人有点意思。”

见面不过半小时，这位副总就动了心，干脆跳槽到了华邦。更“邪门”的是，没多久，他一家三口的户口，从辽宁朝阳直接迁进了北京。这就叫知遇之恩。

他叫戴立权，父亲是诗人，在《鸭绿江》做过副主编，也当过戈阳老太太的助手。

九十年代末经我牵线，他又和《经济日报》的记者雷建合作，写企业报道，文风凌厉。连张裕公司的周总经理看了都托人找我，说想见见这个人。

有一回光线传媒王长田看中了戴立权，让我去挖他。谁知他不甘只打工，想要点股份，没谈成。那次他挺失落。我劝他一句：凭你的本事，饿不着。这世界没你不成，有你更热闹——你不是凡人。

1997年，邓小平刚去世不久，华邦引进了美国的“富氧水”。樊纲给这事儿起了个挺玄的名字，叫“同步论”，还搞了几场研讨会。那阵子来往的人也杂：有赵士林、严力强、姜海峰，还有谢韬父女。王府饭店那次会，胡锡进也来了，还带着《人民日报》驻德记者。那时候的人，说话还没那么“用力”。十多年后再看，就都变了。

严力强做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锡进从副总编扶正，成了《环球时报》的掌门人。可在当年，他们也不过是在琢磨具体问题——严力强想的是《二手货周刊》怎么做活；胡锡进纠结的是保健品广告那么乱，《环球时报》该不该沾。

也有情绪的时候。我记得他在驻马店讲课，情绪上来，直接喊：“《环球时报》和《青年参考》迟早一战！”还真喊过“打倒青年参考”。现在回头看，有点激烈，但也真实。

人各有性子。赵士林特爱较真儿。有一年，在北大哲学系的一个群里，群主蔡小鸥发了一张和蒯大富的合影。赵士林写文章批评，说对方立场有问题。我看不过去，火气上来，当场就骂了他。现在想想，那也是那个年代留下的习气——一言不合，就容易上纲上线。

谢韬是另一种人。一辈子经历过风浪，说起过去那些遭遇，总是笑一句：“可奈我何。”像个老小孩，看透了，又不较劲。他女儿谢小玲更温厚。1994年我和她去济南，一路上她死活不让我掏钱。她说：你帮我办事，怎么还能让你花钱？这种人，现在不多见了。

忽然想起一部老电影：《二十年后再相会》，钱勇夫、朱琳、刘子枫演的。片名叫“再相会”，可现实里，人散得比戏还快。我问老钱：这么多年，你们还常见吗？他想了半天，说了一句：我还是想念从前。

曾和钱勇夫多次合作，搞过一个“敬请上帝选皇后”的身份证广告创新，并写了广告词。他看后说：“经典！一个字不改，马上去北京晚报订版面。”

都说他算计，可对我真是例外。见面谈了不到一小时，他问：“如果想创意时犯困怎么办？”

我答：“这简单，一只脚洗，一只脚不洗，就进入不了睡眠。”

闻罢他一拍大腿：“马上给你定金。”

亳不否认。与钱勇夫的合作使我上了一个台阶名声大振，很多企业都找我合作创意。虽然掏到了金，但也让我完成了一个巨大的人生转变，彻底告别了对中医药的相信。后来方舟子先生说过，在策划人里能够悟到这一步并划清界限的秦先生是一个，挺难能可贵的。

我也问戴立权：那时候大家都挺平和的，没那么左，也没那么右。你说——还能回去吗？

其实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某几个人，也不是某几件事。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年代——可以犯错，但不至于被一票否决。可以争论，但不必先站队，可以不同，但不急着互相消灭。一句话：那时候，人还不是工具，胡锡进还不会“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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