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天泽墓志》考释

陀罗山人

一、引言

元代碑刻墓志是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其中记载的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历史事件等信息，往往可补正史之不足。《郝天泽墓志铭》（下文简称《墓志》）全称为《少中大夫四川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郝公墓志铭》，墓主郝天泽为元代中期官员，历仕安西王侍从、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副使、四川道宣慰副使等职，其仕宦生涯与元廷经营西南边疆的过程相始终。志文不仅详细记载了郝氏家族自金末至元代的世系传承，更以大量篇幅记述了至元、元贞年间云南永昌蒲蛮叛乱、镇西总管阿蓝之叛等重大事件，其中关于郝天泽在永昌建造木桥的记载，尤为珍贵。

据学者考证，《墓志》的撰者郭松年即元代著名行记《大理行记》的作者。郭松年曾于至元年间奉命宣慰云南，所撰《大理行记》是研究元代云南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由亲身经行云南者撰写墓志，无疑增加了本文的史料可信度。

本文拟对《墓志》所涉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历史事件及撰者等问题进行系统考释，尤其注重从家族史的视角分析郝氏四代的发展轨迹，冀有助于元代家族史、边疆史研究的深入。

二、墓志录文

墓志全文如下：

　　大元故少中大夫四川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郝公墓志铭

前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事郭松年撰

公讳天泽，姓郝氏，保定安肃人。其先出赫胥氏，当太昊之王天，赫胥为佐；入殷，封其裔于太原之郝乡，始得姓焉。

公高祖广，基善累德，明摄养术，寿极期颐。广生佺，喜游侠，尚气节，周急赴难，若饮食然。佺生增，早世。增生公父和尚，从北俗，以小字行，生有异质；少长，头角崭耸，大非俗子比。属金季衰乱，王师南下，附焉。涵濡天休，气煦体育。未几，通译语，善骑射，骁果绝人。十五从国使，连使金宋，皆著奇效。自后天兵经理四方，常为前锋，攻城野战，所向克捷，以功结主知，号和尚拔都。屡被恩锡，佩金虎符，为五路万户，加河东北路行省，以终。

公资禀劲迈，虽生长膏粱间，无豪习。每自谓：将家子，当以汗马立功名、取贵富。故读书务知大义，风节卓荦，不欲作章句儒。年逾三十，尚未出仕。至元壬申，皇子开国安西，公始起，繇门资充侍从。沫风沐雨，不惮劳苦。

蜀南诸蛮亦奚不薛相扇纵叛，攻杀长吏，大为边害。诏发兵讨之。君曰: 此非吾时邪？奋跃请行，从之，不果往。

二十六年，加朝列大夫、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副使兼管军万户。云南既极边远，虽称抚定而叛服不常，其每岁差税，军国所需，必须兵力催办。君到任，巡行招来，谕以恩威，府甸率职听命。

二十九年，改受金虎符，仍前副宣慰使、佥都元帅府事。至是，永昌一带蒲蛮皆反，蒲蛮本名朴子蛮，近澜沧部落，性极顽犷，声近而讹以朴为蒲，其俗多以妇人治田作，而男子日以治枪弩、砺锋刃为事。官军至，山路险狭，伏林篟中，候其过，横击中断，捷出神怪，影响莫测。至是大率众犯永昌，公提兵守城，躬自巡逻，调度储偫，严守备，远斥侯，贼动静必预知，折其尾毒，卒不得施。伺怠掩击，蒲蛮以平。

三十一年，镇西总管阿蓝□结群蛮继叛，云南行省议讨捕，命公供给馈饷，修桥道。 永昌东北四十里有江曰澜□，大兵所经，其江两崖峻峭，洪涛汛激，声闻十余里。旧以藤索为桥，广四五尺，袤五百余尺，下临江面，高数十丈，架空而过，人不得并行，其鞍马辎重，别寻间道，弩舟而济，甚为艰阻，过者苦之。公创意作木桥，机巧如神，旷古未有，桥成，人皆便之。

阿蓝平，别种阿皮复叛，梗绝归路，遮杀疲卒、商旅，我军患之。君建议: 今我军久劳于外，且不设备，而蛮贼离其砦栅，出为寇暴，或前或后，何怠攻我，此危道也，请分兵捣其巢穴，彼必自救不暇，道路既清，而吾之众可以出险，如此则进退久速，唯我所欲。意与主帅合，从之。诸蛮遁走，凯旋献捷于朝，赏赉有加。改四川道宣慰副使，仍佥帅府。蛮夷易动，兵事纷拏，往来奔命，略无暇日，可谓劳矣。

君出入生死十五余年，得谢而归，方将幅巾藜杖，优游田里，邀清风，友明月，以乐乎桑榆之景，乃以大德九年六月六日辛巳疾终于家，享年六十二。是年八月初十日，葬于三原县修真乡长孙村和谷西原先茔兆次。

初君在南中，其俗多以贿货，与人男女，讬名恩养，其实卖也，公至，设法禁之，仍以为例。公谦，性洞朗，不为险阻，喜于待接宾客。与人交，必以信加之。躬谋而成，临事果决，断析不疑。故所莅□成功，去则人思之。

自段氏国大理，始建文庙，归元以来，未暇修饬，公力为经营，颇还旧观，春秋奠享，俎豆莘莘，夷人慕之。

公娶夫人程氏，绛州尹程武德女，作配君子，实具淑行。生二男三女，男长曰文彬，进义副尉、兰州同知，在任有善政，百姓安之；次文郁；女长适甘肃省宣使张拜颜不花；次适荣经县尹王良贤；次适甘泉县达鲁花赤解也先不花。孙男四人: 师德、德德、添寿，安安，庶出；孙女六人: 锦茶、庆童、宣童、玉童、贵童、楚楚。将葬，嗣子文彬以遗命，具公行实来请铭，乃序而铭之。辞曰:

赫胥启胄，郝乡肇氏。世笃忠贞，代有勋位。惟公挺生，英姿迈世。少服戎行，勇略自致。奋迹西陲，宣威南纪。桥架澜沧，功垂永世。位崇少中，名昭国史。寿考令终，庆流后裔。勒铭贞石，永光泉隧。

三、郝氏家族世系考

（一）族源追溯与郡望认同

《墓志》开篇追溯郝氏得姓渊源：“其先出赫胥氏，当太昊之王天下，赫胥为佐，入殷，封其裔于太原之郝乡，始得姓焉。”此类追溯远祖的写法，在汉人墓志中颇为常见，多采自姓氏书的说法。据《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书记载，郝氏出自殷商时期，帝乙封子期于郝乡，因以为氏。墓志将其上溯至太昊之佐赫胥氏，则属于更为附会的追溯，当是墓志书写中的饰美之辞，不必视为信史。

值得留意的是，墓志称其“入殷，封其裔于太原之郝乡”。宋元时期的郝氏多以太原为郡望，这与墓志“始得姓焉”的叙述相合。郝天泽本贯保定安肃（今河北徐水），但其郡望仍追溯太原，反映了金元时期北方汉人郡望意识的延续。这种郡望认同，既是汉人社会传统的延续，也是其在元代保持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

（二）金代先祖：从隐德到游侠

《墓志》详细记载了郝天泽以上五代世系，其中金代的三代先祖（高祖广、曾祖佺、祖增）虽未仕宦，但其人物类型颇具特点：

高祖郝广：“基善累德，明摄养术，寿极期颐。”期颐为百岁之称，郝广当为金代前期人，以善养生闻名，享寿颇高。“基善累德”四字暗示其虽未出仕，但在乡里以德行著称，属于传统的隐德之士。

曾祖郝佺：“喜游侠，尚气节，周急赴难，若食饮然。”其行事与乃父形成鲜明对照：郝广以养生隐德传家，郝佺则以豪侠尚气闻名。这种从隐德到游侠的变化，或许反映了金代中期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可能是家族适应乱世的需要。郝佺“周急赴难，若食饮然”的性格，已初现后来郝氏尚武任侠的家风。

祖父郝增：“早世。”即早卒，生平不详。三代先祖中，郝增的早逝是一个转折点，其子郝和尚（天泽之父）可能因此较早承担起家庭责任，也为其在金末乱世中主动归附蒙古埋下伏笔。

（三）金元之际：郝和尚的崛起

郝天泽之父郝和尚，《墓志》载：“从北俗，以小字行”，即不称汉名而习用蒙古小字“和尚”。“生有异质，少长，头角崭耸，大非俗子比。属金季衰乱，王师南下，附焉。”此处所言之“附”，据《元史》记载，乃是被蒙古所掳。又载“未几，通译语，善骑射，骁果绝人。十五从国使，连入金宋，皆著奇效。”此处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通译语”的能力至关重要。在金元之际，通晓蒙古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汉人，往往充当翻译和使者的角色，成为蒙古统治者倚重的人才。郝和尚十五岁便能随国使出使金宋，显然得益于其语言天赋。

其二，“善骑射，骁果绝人”展现了其军事才能。既有语言沟通之才，又具骁勇善战之能，郝和尚可谓文武兼资。

其三，“自后天兵经理四方，常为先锋，攻城战野，所向克捷，以功结主知，号和尚拔都。”“拔都”为蒙古语“勇士”的音译，是蒙古统治者赐予有功将士的荣誉称号。郝和尚获此称号，表明其已深度融入蒙古军事体系，获得了蒙古统治者的高度信任。

其四，“屡被恩赐，佩金虎符，为五路万户，加河东北路行省以终。”金虎符是元代高级军官的凭证，五路万户统军五千以上，河东北路行省则是一方军政长官。郝和尚从一个普通归附汉人，凭借军功和才能，最终跻身高级将领之列，其人生轨迹堪称金元之际汉人军功阶层的缩影。

从郝广的隐德、郝佺的游侠，到郝和尚的“拔都”之号，郝氏三代的人物类型经历了从文到武、从隐到显的转变。这种转变既与时代变局密切相关，也反映了家族主动适应形势、把握机遇的能力。

（四）郝天泽：将门子的文武之道

郝天泽（1244—1305）为郝和尚之子，《墓志》称其“资禀劲迈，虽生长膏粱间，无豪习气，每自□将家子，当以汗马立功名、取富贵，故读书务知大义，风节卓荦，不欲作章句儒。”这段描述颇能反映其性格与志趣：

首先，“生长膏粱间”表明其出身富贵之家，与乃父起于微贱不同。郝和尚以军功起家，官至行省，为子孙奠定了良好的家世基础。

其次，“无豪习气”“读书务知大义”“不欲作章句儒”等语，描绘了一个不同于纨绔子弟的将门之子形象。他虽为将门之后，却不甘做只知享乐的膏粱子弟；读书但求通晓大义，志在立功边疆，而非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这种“以汗马立功名、取富贵”的志向，正是其父创业精神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他“年逾三十，尚未出仕”，直至至元九年（1272年）“皇子开国安西”，即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受封安西王，镇守关中及川蜀之地，郝天泽方“繇门资充侍从”。三十余岁始入仕，在元代汉人军功家族中并不常见。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其父郝和尚可能卒于中统至元初年，郝天泽需守丧居家；二是安西王开府需要选拔人才，郝天泽以将门之后的身份被举荐；三是其本人可能有意等待合适的时机，不愿屈就低级职位。.

（五）后嗣延续与家族传承

《墓志》记载郝天泽娶夫人程氏，为绛州尹程武德之女。“作配君子，实具淑行”，这段婚姻应是两个仕宦家族之间的联姻。程氏之父程武德官至绛州尹，属于中级地方官，门第相当。

郝天泽与程氏生二男三女：

长子郝文彬，“进义副尉、兰州同知，在任有善政，百姓安之”。进义副尉为从八品武散官，兰州同知为正七品实职。郝文彬以父荫入仕，官至州同知，保持了家族的仕宦地位。志称其“有善政，百姓安之”，可见其为官颇有能声。

次子郝文郁，未载官职，可能未仕。

三女：长女适甘肃省宣使张拜颜不花；次女适荣经县尹王良贤；三女适甘泉县达鲁花赤解也先不花。三个女婿中，张拜颜不花、解也先不花均为蒙古或色目人名，反映了元代汉人军功家族与蒙古、色目人通婚的现象。这种跨族际婚姻，既是元代民族融合的表现，也是汉人军功家族保持政治地位的一种策略。

孙辈：孙男四人——师德、德德、添寿、安安（庶出）；孙女六人——锦茶、庆童、宣童、玉童、贵童、楚楚。孙辈的名字颇有特点：添寿、安安等是典型的汉人吉祥名，师德带有儒家色彩，而庆童、宣童等则接近蒙古人的命名方式。这种命名上的多元取向，或许反映了家族文化的多元融合。

从郝天泽到郝文彬，郝氏家族完成了从第一代军功起家到第二代凭门荫入仕的转变。郝文彬虽仍以武散官进义副尉起家，但官职已是地方行政官（同知），体现了家族职能从纯军事向军政兼营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元代汉人军功家族中具有普遍性：第一代以军功崛起，第二代则多转任地方行政官，逐步融入元朝的文官体系。

四、仕宦经历考释

（一）安西王侍从时期

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置王相府，统领陕西、四川等地军政。安西王地位尊崇，“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城，皆听为宫邸”，实际掌握着对南宋作战的西路军事指挥权。

郝天泽“始起，繇门资充侍从”，即以父荫入侍王府。他在侍从期间“沫风沐雨，不惮劳苦”，颇得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蜀南诸蛮亦奚不薛相扇纵叛，攻杀长吏，大为边害，诏发兵讨之”，郝天泽闻讯后表示“此非吾时邪？奋跃请行”，主动请缨出征。亦奚不薛位于今贵州西部，是元代西南边疆的重要蛮夷地区，至元十九年、二十年元廷曾多次派兵征讨。郝天泽请行虽“不果往”，但其请战姿态，已显示出不甘久居王府、志在边疆立功的抱负。

（二）大理金齿宣慰副使时期的边功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郝天泽加朝列大夫、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副使兼管军万户。大理金齿宣慰司统辖今云南西部及缅甸北部地区，是元朝经略西南边疆的前沿重镇。《墓志》称：“云南既极边远，虽称抚定而叛服不常，其每岁差税，军国所需，必须兵力催办。”这句话道出了元代云南统治的实情：名义上虽已“抚定”，实际上各族叛服不常，赋税征收往往需要武力作为后盾。郝天泽到任后，“巡行招来，谕以恩威，府甸率职听命”，采取招抚与威压并用的策略，暂时稳定了局势。

1. 永昌平蒲蛮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永昌一带蒲蛮叛乱。墓志对蒲蛮有详细记载：

“蒲蛮本名朴子蛮，近澜沧部落，性极顽犷，声近而讹以朴为蒲，其俗多以妇人治田作，而男子日以治枪弩、砺锋刃为事。官军至，山路险狭，伏林篟中，候其过，横击中断，捷出神怪，影响莫测。”

蒲蛮即今天的布朗族先民，元代又称“朴子蛮”，分布在澜沧江两岸。墓志对其社会习俗的描述颇为具体：妇女务农，男子专门习武备战；擅长利用险峻山地设伏，待官军过境时突然袭击，战术灵活。至元二十九年，“至是大率众犯永昌”，蒲蛮大举进攻永昌城。郝天泽提兵守城，“躬自巡逻，调度储偫，严守备，远斥侯，贼动静必预知，折其尾毒，卒不得施。伺怠掩击，蒲蛮以平。”采取固守待敌、伺机出击的策略，最终平定叛乱。

2. 征讨阿蓝与建造木桥

三十一年（1294年），“镇西总管阿蓝□结群蛮继叛，云南行省议讨捕，命公供给馈饷，修桥道。”镇西总管府位于今云南盈江一带，阿蓝叛乱波及范围甚广。郝天泽负责后勤保障，“供给馈饷，修桥道”，在永昌东北四十里澜沧江上建造木桥的事迹尤为突出：

“永昌东北四十里有江曰澜□，大兵所经，其江两崖峻峭，洪涛汛激，声闻十余里。旧以藤索为桥，广四五尺，袤五百余尺，下临江面，高数十丈，架空而过，人不得并行，其鞍马辎重，别寻间道，弩舟而济，甚为艰阻，过者苦之。公创意作木桥，机巧如神，旷古未有，桥成，人皆便之。”

此江即澜沧江，旧有藤索桥（即藤篾桥），狭窄高危，人马辎重无法同时通过，需另寻小道、以船渡江，极为不便。郝天泽“创意作木桥”，建造了一座结构坚固的木桥，便利了军队通行。这座桥的建造时间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早于元代在澜沧江上修建的著名铁索桥（贞元桥，建于元贞元年），在云南交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阿蓝平定后，“别种阿皮复叛，梗绝归路，遮杀疲卒、商旅，我军患之。”郝天泽建议分兵直捣巢穴，迫使叛军回救，“道路既清，而吾之众可以出险”，这一建议与主帅意见相合，得以施行，最终“诸蛮遁走，凯旋献捷于朝”。

（三）改官四川与致仕

平定云南诸蛮后，郝天泽改任四川道宣慰副使，仍佥帅府事。“蛮夷易动，兵事纷拏，往来奔命，略无暇日，可谓劳矣。君出入生死十五余年，得谢而归。”自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任职云南，至大德初年改官四川，前后约十五六年，郝天泽一直身处边疆军事一线，备尝艰辛。致仕后，“方将幅巾藜杖，优游田里，邀清风，友明月，以乐乎桑榆之景”，可惜好景不长，大德九年（1305年）六月病逝于家，享年六十二。

据学者研究，《元史》等文献记载郝天泽所任“夔路总管”之职，实际应为封赠所得，并非实授。这一点可从墓志得到印证：墓志详载其历官，并无“夔路总管”之职，盖因封赠官阶与实历官职在元代碑刻中常有区分。

五、墓志所见元廷治边措施与家族职能

《墓志》记载的郝天泽事迹，既反映了元朝经营西南边疆的若干重要措施，也展现了汉人军功家族在边疆治理中的具体职能：

其一，宣慰司制度的运作。大理金齿宣慰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宣慰副使既负责招抚蛮夷，又兼管军万户，拥有军事指挥权。郝天泽在永昌既能“提兵守城”，又能“调度储偫”，正是这种军政合一体制的体现。而郝氏家族从郝和尚的“五路万户”到郝天泽的“兼管军万户”，军事职能一脉相承。

其二，因俗而治的策略。墓志对蒲蛮习俗的详细记载，显示元朝官员对边疆民族的了解程度。郝天泽“巡行招来，谕以恩威”，采取的是恩威并施、招抚为主的策略，这与元朝在西南边疆普遍推行的“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相一致。这种灵活务实的治理方式，与其父郝和尚“通译语”的文化适应能力一脉相承。

其三，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郝天泽负责供给馈饷、修建桥道，特别是澜沧江木桥的建造，体现了元朝在边疆地区交通建设方面的努力。便利的交通不仅是军事行动的需要，也是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重要举措。

其四，军功家族的转型与适应。郝天泽在云南的十五年间，“出入生死”“往来奔命”，既是其个人尽忠职守的表现，也体现了汉人军功家族在元代继续以军功服务国家的传统。但其子郝文彬已转任地方行政官，显示了家族职能的代际演变。

六、撰者郭松年考

《墓志》作者为郭松年，据学者考证，郭松年，元代中期官员，曾于至元年间奉命宣慰云南，撰有《大理行记》一卷，记述云南山川、风俗、物产及历史遗迹，是研究元代云南的重要文献。

郭松年与郝天泽当有交集。至元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间，郝天泽任职大理金齿宣慰司，而郭松年恰好在这一时期“宣慰云南”，两人很可能曾共事或相识。由亲历云南者撰写墓志，对云南地理、民族、事件的描述自然准确详实，这也是本文史料价值的重要保证。

郭松年所撰《大理行记》的文学风格与《墓志》颇有相通之处，皆以简练雅洁著称。志文中对蒲蛮习俗的描述，与《大理行记》对云南风物的记述笔法相近，亦可作为撰者归属的旁证。

七、结语：家族史视野下的郝氏

《郝天泽墓志铭》是一方内容丰富的元代墓志，将其置于家族史的视野下考察，可以获得更为立体的认识：

第一，家族发展轨迹的典型性。 郝氏家族自金末归附蒙古，历经四代发展，呈现出从“拔都”式骁将（郝和尚）到边镇重臣（郝天泽）再到地方文吏（郝文彬）的转变。这一轨迹在元代汉人军功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第一代以军功起家，第二代多任职边疆或藩府，第三代以后逐步融入文官体系，保持了家族的政治地位，同时完成了文化上的调适与融合。

第二，文化认同的多元性。 郝氏家族的文化取向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从郝和尚“从北俗，以小字行”，到郝天泽“读书务知大义”但志在立功边疆，再到孙辈命名兼具汉、蒙特色，家族通婚包括蒙古、色目人。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既是对元代多民族社会的适应，也体现了汉人军功家族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主动融入蒙元体制的策略。

第三，边疆治理的参与度。 郝天泽在云南边地任职十余年，参与平定蒲蛮、阿蓝等叛乱，建造澜沧江木桥，展现了汉人军功家族在元代边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治理实践既有武力镇压，也有恩威并施的招抚，还有交通建设的实绩，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手段。

第四，家族记忆的建构。 墓志对郝氏得姓渊源的追溯、对先祖事迹的记述、对郝天泽边功的详载，都是家族记忆建构的重要方式。由郭松年这样曾亲历云南的名宦撰文，更提升了墓志的权威性，有助于家族声望的传续。

综上，《郝天泽墓志铭》不仅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多得的石刻文献，更是观察元代汉人军功家族发展轨迹、文化调适与边疆参与的重要个案。从家族史的视角解读此志，可以深化对元代社会结构、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

2.王素强：《元〈郝天泽墓志〉考释》，《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51卷第6期，第96-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