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写的人——我的父亲杨明书

红杨树

一个大写的人

——我的父亲杨明书

　1982年9月29日，晚秋的沈阳落木萧萧，我那刚从文革劫难中走出，正为农村教育事业继续拼搏的父亲，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永远离开了我们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长眠在草河岸畔，青山中的墓庐早已松柏林立，草木萋萋。但时光的流逝，无法冲淡我们对父亲的思念。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仍旧是那么鲜活。这些往事辉跃着父亲的理想，闪烁着父亲的精神，浸透着父亲的情感和深沉的爱。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总觉得父亲还活着，还是那么儒雅朴素，还带着那付旧眼镜，夹着书本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第 一 次 听 《国 际 歌》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者为理想而奋斗的战歌，在许多庄严的场合，都会听到这熟悉的乐曲。但我第一次听《国际歌》，不是在我入党宣誓的大会上，也不是在我参加党的代表会议上，而是小时侯在家里听父亲唱的。那是1954年的夏天，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他很晚才从学校回来，非常高兴。吃过晚饭，他说要给我们唱支歌，我一生只听父亲唱过两次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读初中时，在学校的联欢会上，他演唱了美国歌曲《老黑奴》，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他站了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当时的译词）……”深沉的歌声在我家响起，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留在我幼小心灵的歌声，仍是那么深沉、那么真切。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正读高中的我，有时间经常陪伴身处逆境的父亲。一次交谈中，我曾问他当年唱《国际歌》的事，他告诉我:《国际歌》的理想，是他一生的政治追求。并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1942年毕业于奉天农业大学，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落后、民族的苦难和国民党的腐败。东北解放后，有幸结识了董纯才、林枫、郭明秋等从延安和白区过来的，在东北大区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著名共产党人，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共产党，并得到了他们直接的教诲和帮助，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解放初期他在《自传》中曾深情地写到：“我觉得真是生逢盛世、得遇英主，跟共产党走革命路，生得其所、死而无憾”。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上个世纪50年代初，父亲成为沈阳市两届劳动模范，享誉东北并在全国有影响的模范教师，是毛泽东签署任命书的沈阳市政府委员，沈阳市民进第一任主任委员，蜚声全国的辽宁省实验中学最年轻的副校长（36岁）、全省仅有的三位国家中学一级校长之一，行政十三级的高级干部。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能舍弃这些荣誉和地位，毅然主动带全家到农村办学，没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追求，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父亲当年用歌声，表达了跟党走的决心，又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他对党的忠诚。

初 到 草 河 的 日 子

1958年春节后，有好长一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有一天突然回来，背了个大帆布包，风尘朴朴、满脸黑红。又过了几天，父亲说要带我们离开沈阳，到一个叫凤城草河的地方，说那个地方美得迷人，山上开满粉红的杜鹃花，布谷鸟在晨雾中鸣叫。那里还有一条草河，蹲在河边用手就能捧着小鱼儿，站在岸边还会看到一队队飞翔鸣叫的大雁……。

我们当时很小，听父亲一顿神侃，恨不得马上飞到凤城草河。后来才知道，父亲带我们离开沈阳到凤城，是去创办一所农村实验学校，为新中国的农村教育改革探路。那年我十岁，二个妹妹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小弟弟才刚刚一岁。到草河后才发现，这里并不象父亲描绘得那么美好。上个世纪50年代的草河是很落后的，荒寂的土地、散发着臭气的粪堆、黄泥抹墙的草房、牛车懒洋洋地走着，马路上尘土飞扬……。父亲的办公室是从对面小学借来的三间教室，房屋低矮、桌椅破旧。我家初到草河时没有住房，就暂时租住农民在半山腰上的三间草房，吃井水、烧柴禾、做饭用大铁锅。母亲不会烧大灶，一烧火满屋是烟，呛得我们直流眼泪。父亲不常回家，每到夜间孤门独院、风吹影动很是害怕，一天晚上竟听到狼嚎，我们姐弟四个吓得和妈妈搂在一起不敢睡觉。

秋天，学校用河卵石和泥坯，盖了一栋家属宿舍，由于墙体单薄又没有晒干，整个冬天屋内四壁挂霜，稍一热棚上就往下滴水，每家都要扬起拖把擦棚上的水珠。数九寒天水缸结冰，饭碗都冻在一起。在沈阳时，我家住的是楼房，有地板、暖气，吃的是自来水和大米白面。可到草河一切都变了，住房象冰窖，顿顿吃粗粮，还要天天抬水吃。于是，我和妹妹整天嚷着要回沈阳。可父亲说：“老百姓的日子还赶不上咱们，他们能生活，你们必须也能生活”。我从小体弱，突然又生活在这样寒冷潮湿的环境，不久就得了严重的风湿，后来发展为风心病，为此还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父亲为此很疼心。他到晚年，一次若有所思的对我说：“如果爸爸不到草河，你是不会得这种病的”。其实，那时候他也已经患上了风心病，只是没把病当回事，而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更加重了病情，但他像铁打的人硬是撑着，直到1966年春突然病倒，经检查才发现风心病已经到了中晚期，他逝世的时候只有62岁。

在 困 难 中 挺 立

学校乘着大跃进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不到半年，新创办的农村实验中学，一排排新校舍在荒原中拔地而起。教育改革和教学实验进展得十分顺利、成果显著。1960年学校就被评为全国文教先进单位，父亲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但谁也没有想到，1960年8月份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冲垮了新建的校园和我们的家园。发洪水时，父亲正在沈阳开会，我们来不及带东西，就随着人群去逃难，学校留守人员离校时水已没了脖梗。等洪水退去，学校和家属房墙壁倒塌、淤泥没膝，淹得一塌糊涂，大家情绪十分低落。父亲从沈阳回来，立即带领全校教工和学生抗洪救灾、重建家园，清淤泥、修校舍、晒东西、拉犁翻地种秋菜……。学校刚刚稳定下来，“低标准”又开始了，那年冬天，寒冷和饥饿笼罩着整个校园，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食，人开始浮肿。有的青年教师坚持不住，饿得跑回了家，学生中也掀起了退学风。父亲面对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卷起了铺盖就住进了学生宿舍，和学生一起睡铺着稻草的大通铺，给学生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背诵抗联名将李兆麟“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诗句；逐一的与教师谈话，加强疾病防治；带领教师和学生一起上山采柞树叶做淀粉，想尽办法搞吃的。转年春天，又带领大家挖野菜开荒种地。

最难熬的一年中，父亲做为全校的主心骨，呕心沥血、坚定自若，像一棵青松挺立在草河大地上，挺立在全校师生面前。困难过后，全校300多师生，无一人因饥饿、冻餒、疾病而出意外，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离校的教师归队了，退学的学生也回来了，校园里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师生们经过困难的考验更加坚强成熟了。父亲为此心中高兴，给一个班级提了副楹联“五十剩三十，当年颇堪回首；三十胜五十，锻炼愈加坚强”，以此来纪念这段难忘的岁月。

为 了 草 河 的 老 百 姓

1958年，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在省教育厅的支持和领导下，时任辽宁省实验中学副校长，荣誉等身且为国家中学一级校长，行政十三级的父亲，志願离开沈阳到凤城草河，创办了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这在新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崭新的篇章。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李荒，曾在批准报告上批文“让这个年轻人去干一番事业吧！”，那年父亲只有38岁。

父亲改革农村教育主张的目的是：教育为农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生产服务。通过育人和直接服务，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他经常对教工讲：农村中学就是给农民办学，我们脚踩草河的地，头顶草河的天，就没有理由不为草河的老百姓着想服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办学同时也注重实践，把改造草河的落后面貌，为老百姓办实事，做为自已和学校的责任和义务。

父亲早年毕业于奉天农业大学，他是学农业的，也很懂农业，决心通过学校和自身的努力，给草河的山山水水带来变化。1962年，他带领部分师生，帮助草河平安大队兴修水利，测量任务都是由教师指导学生来完成，农民看到中学生还会用罗盘仪搞测量感到很新奇。经过几个月的改造，长年涝洼的土地变成了千亩水稻良田，每到秋天真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由于经历了大跃进和“低标准”，老百姓砍树炼钢剥树皮，到了60年代，草河的荒山很多，水土流失严重，父亲经过长时间的考证，从1964年起，组织全校师生在学校附近6个生产队的荒坡上，栽下了7000多棵板栗树。他对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讲：栗子是木本粮食，也是摇钱树,还可以保护水土，栽种板栗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前景广阔。凤城现已成为板栗大市，父亲可谓是先知先觉、开先河者之一。

草河是当地人民的母亲河，但由于缺少防御措施，常闹水患，1960年的一场特大洪水淹了多半个乡。为了治理水患，从1965年起，他又带领全校师生，在草河岸边大规模植树造林。当年在草河桥头，学校曾立过一块保护林木的宣传牌，采用每句六个字的诗歌形式，我至今还记住一句“风平、水稳、沙固”，说明栽树的意义。历经一个又一个的寒暑，当年的小树已长成了一片片傲视蓝天的高高白杨林，粗壮的树干象威武的士兵，忠诚地保卫着草河——这条当地人民的母亲河。

当时父亲还有很多改造草河的设想，如：他对照《广群芳谱》，调查草河地区植物种类分布。还经常搜集农业资料，包括国外的农业信息，为草河地区寻找适合引进的种植项目。他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要给草河的荒地种上苜蓿草，让这里牛羊遍地，老百姓有肉吃、有奶喝；他还要给荒山种上刺槐、绵槐即让水土不流失，还老百姓有柴烧。可惜文革中断了这些设想，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文革期间，父亲为草河植树造林，却被造反派污蔑为“走绿色道路”，但他无怨无悔，厄运中仍关注草河的发展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1967年动乱之中，不少人开始砍伐林木，把学校路边和草河岸边的树砍了不少，连树根都刨走了。父亲看了心急如焚，可那时他已是一个被专政的“隐藏很深的大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因此不能直接出面，于是他就给当时公社革委会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革委会出面刹住这股砍树歪风。信的落款是“关心的人”，封好后贴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让我投进草河邮局的邮筒中。我想这也许是世界邮递史上邮距最短的信件，因为邮局就在公社大门口。后来公社的一位领导说：我们一看信就知道“关心的人”是老校长。

1970年夏天父亲解放了，并补发被扣发的工资96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而我们家因父亲长期扣发工资，又被赶到偏远乡村，也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恰在这时，我家下放所在的黄岭二队要买烤菸煤，因为没有钱队长急得乱转转。父亲知道后就和母亲商量，先把这笔钱借给生产队，以解燃眉之急。是父亲亲自把钱送到生产队长刘文金手中，并感谢生产队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一家。这件事曾在当地传为美谈。

父亲用真情和行动，换得了草河人民对他的信赖和深情，老百姓都称父亲是和他们贴心的好校长。文革期间，在学校除了极“左”的军宣队和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及单纯无知的学生外，当地老百姓和历届毕业生无一人去造他的反，反过来却充满同情，并为他鸣不平。不少人偷偷来看他，劝他要想得开挺得住。

1969年初，学校造反派要把我家下放遣送到离公社最偏远，位于老黑山底下的管家大队。妈妈很犯愁，就让我斗胆找公社领导，看能不能换到稍近点的黄岭二队？因为那里有我一个舅舅，交通也相对方便些。公社领导马上表态：“杨明书家属一定要照顾”。就这样我家在黄岭根下的二间茅屋中，又度过了四年时光。最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逝世后，草河乡保卫村朝鲜族生产队，把刚收获的第一筐板栗送给我母亲，他们说：“这是老校长亲手种的栗子，他没吃着，你一定要尝”。

父亲在草河工作生活了24年，深爱着这里的土地和人民。他去世后，草河乡政府在草河的后山上，特批了一块墓地，让父亲长眠在这块他奉献了毕生心血并深深热爱的土地上，让他与草河的山水百姓同在。

我 家 人 往 低 处 走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家正是因为有了父亲，不但没借着什么光，反而还事得其反，常常人往低处走。

先说妈妈:妈妈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曾在沈阳的一所学校任教。妈妈不但有文化，而且在解放前，曾做为东三省女子篮球队员参加过国际比赛。解放初期，沈阳市皇姑区在省实验中学成立街道委员会，需要一个专职街道主任，看好了我妈妈，于是，就找我父亲商量。父亲以大局为重，劝说妈妈放弃了教师职业，做了一名没有公职的街道主任，一干就是五年。1958年，妈妈为了父亲的事业，跟随他来到凤城。当时草河小学正缺一名教员，物色到妈妈，可我父亲不同意，他说我妈妈若出去工作，就没人管孩子做饭，他就没法全身心去为学校工作。因此，妈妈又放弃了这次回归教育的机会，但父亲也没让妈妈闲着，总是给妈妈派活，让她负责做学校家属工作，冬季起早给教师办公室生炉子，给老师送病号饭，还帮学校养过鸡鸭，而且都是尽义务。妈妈为了父亲，做了大半辈子家庭妇女，父亲的事业中包含着妈妈的牺牲和奉献。

再说我哥:哥哥是我家的老大，我家离开沈阳时，他正在省实验中学读高二。父亲说：哥哥从小条件优越，不懂得艰苦、不懂得劳动人民，因此让哥哥停学一年，去沈阳农学院养蜂队，到铁岭学养蜂。哥哥跟蜂农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光鞋子就穿坏了好几双，脚底都是老茧。高中毕业后，父亲不让哥哥去报考当时社会很热门的理工类大学，而是让他报考农学院，将来为农村和农民造福。大学毕业后，哥哥由于品学兼优，被省委组织部选送到辽宁省大学生第一期青年干部培训班。1965年党校培训结束后，父亲不是找人把哥哥留在大城市、大机关，而是让哥哥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创业。哥哥选择了辽西最艰苦的朝阳县，他当年给父亲写信说：要学习爸爸选择艰苦自觉奋斗，吃辽西的黄沙、建绿色的朝阳。哥哥在朝阳奋斗了15年，直到1980年才调到沈阳。

还有我姐:姐姐高中毕业后，只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在草河中心校做代课教师。1964年，姐姐的公爹因政治甄别调到丹东，为了使姐姐和姐夫结婚后不两地生活，在迁户口时，将我姐姐的户口一同迁走，到丹东还可以安排正式工作。父亲当时正在外地学习，回来知道此事，认为姐姐与姐夫还没有结婚，同迁户口是违背当时的户口政策的。他不顾妈妈的劝说和姐姐的眼泪，亲自到丹东找到亲家，又将姐姐的户口从丹东迁回草河。当时户口进城是多少人的梦想，父亲硬是为了维护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亲手打碎了女儿的梦想，直到姐姐与姐夫一起去大连，户口才从草河迁出，并有了正式工作。

最后是我小妹:她在文革期间受父亲株连被迫停学，很小又随家下乡参加劳动，失去学习机会。后来落实政策，到农科所当一名普通农工。父亲本来和农科所领导很熟，让女儿坐个科室不成问题，但父亲不让农科所领导照顾，而是让她去干又脏又累的农活。1979年，父亲奉调沈阳，按政策可以带回一名子女，母亲想把小妹带走，父亲又不同意，他说：“现在落实政策需要回城的人很多，别都往城市挤，孩子能挣饭吃就留在草河吧”。妈妈看小妹在地里干活，累得只剩一双大眼睛，心里很难过，就背着父亲，求当时的学校领导将我小妹调到学校去。事情很快办成了，小妹到草河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打字员。按理说，学校刚复校从各地不断调人，也正缺打字员，我小妹调去也不算过份。可不到一个月，父亲回草河发现此事非常生气，对学校几个领导说：“学校调人可以，但就不能调我女儿”。妹妹哭着又把工作关系转回农科所继续当农工，直到父亲去世，省教育厅出面才又将我小妹调回学校。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人，一生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去外地开会，到凤城火车站十几里路，都是走去走回。公家给他配一台自行车，回到家里怕我们拿它偷着学车，总是不忘给车上锁。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奖励他一支“英雄”牌金笔，我们都想要，可他说这是学校的荣誉，将它奖给了在洪水中抢救落水儿童的学生巴恩生。文革前，省里想给他再调一级工资，被他谢绝了，他说：我级别高，涨一级工资的钱，够给两三个教工涨工资，他找省教育厅给教工又多要了两个调资名额，因此他的工资从1956年定级，直到去世也没有动过。省教育厅盖新楼，由于房少人多，他主动让给别人，直到去世还住在两间小简易房中……。父亲一生从没有搞过什么特殊，更没有享过什么清福，但他用自己的所做所为，维护了党的威信和领导干部的形象。

诗 言 志

父亲是个教育家，同时也是个文人，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一生留下不少诗作、楹联，我保留了一些。这些诗作、楹联，字里行间饱含着他的教育思想，展示着他的精神世界。

1958年春建校开始，父亲提出“勤工俭学、劳动建校、手脑并用、全面发展”的建校方针，师生们群情振奋，建校工地红旗飘扬、校歌嘹亮：“草河清波凤山雪/ 高唱建校歌/ 意志坚强似钢铁/ 愿做劳动者/ 学习、劳动、创造/ 建设新中国/ 建设新家乡/ 社会主义前程似锦”。这首校歌是我父亲写的歌词，请早年毕业于音专的老同学——省实验中学的田华伦老师谱曲。校歌表述了父亲的教育思想，阐明了建校的意义和宗旨。很多年过去了，第一届老毕业生虽已年过花甲，在40年校庆上，唱起这首歌仍然心潮澎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1959年1月，我们在草河迎来了到凤城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亲自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我家的门上，“凤山秀 草河清 锦绣山河风光好；鼓干劲 争上游 高举红旗乘东风”，表达了父亲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胸中燃烧的革命激情。

随后三年困难接踵而来，缺吃少穿。他在困难时期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人。我们家和别人家一样常常揭不开锅，我和妹妹光挖野菜就挎坏了两个大筐。当时我有一个舅舅在粮管所工作，看父亲和我们一样吃糠咽菜很难过，提出想给我家弄点粮食，父亲很严肃地对他讲：一定要自律，要经得起困难考验，不能犯错误。1961年春节，他写的对联大意是“食能果腹勿盼丰馐；衣在遮体不求华丽”。体现了他与党共度难关、甘于清贫、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1963年，国家困难时期还没有过，日子过的还挺艰难，春节时父亲又写了副对联，上联是“食在充饱任怨忧劳”，下联是“劳动传家顾而乐之”(母亲姓顾)横批是“乐在其中”，这既是父亲苦乐观的表述，又是父亲对母亲深情的表达，还是对我们儿女的谆谆教诲。

1963年，他给学校养蚕和作物实验小组题诗“茧儿枝上挂/ 满树开梨花/ 采桑尝辛苦/ 学做养蚕家”“仰首采葵花/ 籽实圆又大/ 咱们一起长/ 你先成才华”，当时还配了照片，发表在《丹东日报》上，鼓舞了师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验劲头，进一步推动了校园科技活动的开展。

当年有不少毕业生，毕业后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父亲经常去看望他们，让他们安心农村，做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其中有个毕业生叫曲天麟，他回到大隈村后积极开展农业试验，做出了不少成绩，父亲写诗肯定鼓励他“落户背阴寨/ 播种向阳花/ 天麟降大地/ 荒海稼桑麻”并把他树为毕业生学习的典型。

文革前，草河实验中学的老师，大部分是我父亲到教育厅“走后门”，在每年待分配的学生中，亲自挑选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来校任教。父亲视他们为宝贝，在工作上指引他们，在教学上指导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目的是打造一支安心农村教育的优秀教师队伍。其中有个青年教师叫赵伟士，长得真是一表人才。他小时锻炼身体摔断一条胳膊，因农村缺医少药而截肢。他学习非常好，高考因身体原因，以北大的成绩被辽大录取。他多才多艺，口才出众、善长写作，写一手好字，语文教学突出，父亲对他分外器重和疼爱，总是鼓励他身残志坚努力向前，给他题诗“赵氏孤儿有遗篇/ 王佐断臂世代传/ 苦攻文学育英才/ 献身教育着先鞭”。文革结束父亲调回沈阳，为了使他能人尽其才并生活得更好，帮助他调到教育厅中小学部，后来成为省内有名的教育专家。

初中我所在的班级在全校排序第七，新年联欢会上，班主任于国凯老师让我父亲为班级题词，他看学生们生动活泼地在校园中成长，信手题楹联一副“一二三四五六七 后来居上；赤橙黄绿青蓝紫 雏凤凌空”，当时的农村实验中学也正像一只雏凤，飞翔在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天空。

正当学校朝气蓬勃地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学校被打成“黑样板”，父亲成了“走资派”，后来又升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成了“隐藏最深的大特务”，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百般的凌辱。父亲住“牛棚”前还有些自由，他漫步草河，抚摸着自己亲手栽下的那时已长成小树林的白杨树，吟出了“志壮草河滨/ 碧水照丹心/ 潇潇白杨林/ 一将见忠贞”的诗句，表达了他矢志不渝、不悔不屈、问心无愧的内心世界。

1976年上半年，在批邓反复辟中，时任丹东共大农学系主任的父亲，又被戴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阴魂不散”两顶新帽子，再次成为“还在走的走资派”典型，随之被批斗免职靠边站。在教职员工的一再呼吁下，造反派无奈，又让父亲当了系领导班子的第九把手，被同志们戏称“老九不能走”。直到1978年，父亲才得到彻底平反。他百感交激，写下了“悠悠岁月欢与愁/ 疏疏白发半遮头/ 有志未成化碧血/ 竟向草河逐波流/ 喜除四害消隐忧/ 拨乱反正志将酬/ 年将花甲没叹老/ 青山夕照亦风流”的诗句。这年他已58岁，他要以不叹老的精神再次创业，去酬未酬的壮志。

当时父亲的工作安排很被重视，中央教育部要调他去北京，省教育厅要调他回沈阳，丹东市老领导宋克难和尚逊，先后两次登门，亲自请他到丹东市出任教育局长、筹建丹东师专做校长。但父亲因“有志未酬”，都婉言谢绝了。他的“志”就是要把文革中，被解散的省农村实验中学再恢复起来。他向省里打报告，为复校不停地上下奔走。1979年，在他的力主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农村实验中学重新得以恢复。一辈子不知道要“官”的父亲，在奉调到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时，向省教育厅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兼省农村实验中学的校长。

到了1980年，他大概已感到疾病严重来日不多，又录下了吴玉章《自勉》诗：“春蚕到死丝方尽/ 人到期颐亦不休/ 一息尚存需努力/ 留作青年好范畴”。父亲正是这样，为农村教育的改革，为学校的建校和复校，像春蚕一样吐尽了最后的一根丝，也成为后人学习的好范畴。

父亲在草河实验中学，还有一位诗友，那就是语文老师马熙忠。马老师与父亲同庚，原是沈阳工农速成中学有名的语文老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劳改三年，1962年虽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很多单位都不敢要他。父亲听说后求才若渴，欣然邀请他到草河来教书。1963年3月，马老师从沈阳赴凤城草河，途中百感交集写下了 “不才奉命转辽东/ 为报杨公知遇情/ 但使马融存绛帐/ 人间何处不春风”。到校后，父亲在教学上对他委以重任，并非常注意减轻他的政治思想压力。两人都有国学底蕴，所以经常通过诗词交流思想。文革中两人又同遭廹害共蹲牛棚。1972年马老师在农村劳动改造，长期的政治压抑使思想特别苦闷，这时他又想起了我父亲，写了《感怀一首呈杨公》“枥下蹉跎一病马/ 愿随伯乐走天涯/ 春风不送雪中炭/ 秋叶未添锦上花/ 己渡函关嫌狗盗/ 不识门下叹长铗/ 怜才亦似食鸡胁/ 饮罢茅台品绿茶”。那时我父亲刚刚被解放，无力给他更多帮助，只能和诗一首，鼓励他要向前看“老马识途终觅主/ 喜见赤兔奔天涯/ 风雨驰骋奋余力/ 春催桃李万山花/ 函关鸡鸣赖狗盗/ 愿乘东风舞长铗/ 善用物者无弃物/ 鸡肋成馐胜绿茶”。

1979年1月，马老师右派问题彻底改正，我父亲立即写信祝贺：“闻马君改正，不胜欢欣，学作韵语，略寄心怀。《调寄菩萨蛮》莫道改正诸事了/ 戒骄戒躁学到老/ 温故知新篇/ 识途着先鞭/ 迈步从头越/ 皓首披霜雪/ 老也不还乡/ 滔滔鸭绿江”。《又七言一首》“实事求是为求真/ 廿载蒙冤终得伸/ 风吹浪打胜闲步/柳岸花明又一村”。

1980年父亲调回沈阳后，经他多方奔走，才将马老师调到了辽宁省实验中学，回到了阔别22年的沈阳。他称我父亲为"杨公"，说此生最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父亲，最难忘的是与父亲20年的交往。父亲去世后，马老师曾写诗作词怀念他的知己和诗友。

马老师还著有《伯良诗稿》，很多首是与我父亲的唱和诗，充满了对我父亲的钦佩与感恩，读后我落泪了，当即给马老师写了读后感:马老寄诗篇/ 读罢泪盈涟 /多少沧桑事/顷刻涌心间/ 一生履坎坷/ 几经风雪寒/ 精诚石不开/ 忠心难释怀/ 幸逢世道转/ 苦尽甜方来。感泣对吾父/ 情厚透云端/生前相追随/ 去后魂梦牵。草河共创业/ 桃李艳凤山/ 牛棚同沦落/ 坦然对沉冤。系铃终解铃/ 《离骚》惊奉天/ 老骥仍伏枥/ 杨枯故水边/ 和诗成绝唱/ 留给后人看/ 喜有子孙在/ 友情得承传。马老师以99岁高龄辞世，假如天上相遇，他们还会桌杯小酌，推心知腹和诗唱词。

草 河 不 能 忘 记 他 们

回忆父亲，我就自然想到了和父亲一起创业奋斗过的人们，他们和父亲一样，都是省农村实验中学的拓荒者，是草河之滨曾集合过的一群优秀儿女。他们当年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现在除徐春廷老师还留在学校外，绝大多数老师在文革动乱中，被迫离开了草河这块土地，有的甚至已经作古。50年过去了，但草河留下了他们青春的风采，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最初随我父亲来草河的有杨万学、赵启春、吴玉琴、文成玉，后来还有张占忱、程乃杰、胡瑞琴 、马熙忠、谷丁原、周良壁、李景惠等人，他们都是带着妻儿老小，举家从沈阳、锦州、凤城镇内等地而来，当年户籍严格、城乡分明，到草河来，就意味着从城里人一下子变成乡下人，甚至子孙后代都永远成为乡下人。这些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他们不是没想到，而是义无反顾地做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校急需教员，两三年内，省教育厅就从省内的大专院校中，选派尹克忠、于国凯、高聿清、吴永忱、马成全、陈作夫、赵伟士、施元之、于殿生、王起拙、王俊德、栾万胜、李同春、富跃士、徐春廷、刘甫忠、张文清、王殿品、张连锁、蔡贤茹、刘德全、于吉顺、王宝兴、王学功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他们都有机会分到大城市去工作，况且很多人的家就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杭州、丹东等大中城市，但他们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农村、来到草河。为此赵伟士和王起拙老师与大学的女友无奈分手，留下了初恋的苦涩，甚至改变了一生的生活。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的坚持与奋斗。建校初期，学校条件很差 ，教工住平房、吃粗粮，而且“低标准”时，每天只有三四两粮，老师饿得直打晃，一个青年教师饿得实在受不了，去找野菜吃，结果中毒口吐白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一名教师出走经劝不归外，其他的没有一人离队，而且做到了：生活标准低但思想境界不低、奋斗精神不低、教学质量不低、班级管理不低。1965年，省教育厅又给学校选派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纤纤美丽的杭州姑娘蔡贤茹，刚来校时，她抗不了东北的寒冷，吃不惯东北的粗粮，但她自觉磨炼，硬是适应下来，还同高聿清老师结了婚，在草河扎下了根。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的敬业与创造。这些老师视教育为自己的生命，把整个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之中。每天最早亮起灯的是教师办公室，最后熄灭灯的还是教师办公室。青年教师为了讲好课，甚至独自一个人在教室里演练。他们的理想是“不做教书匠，要当教育家”，努力探索教学规律，拓展教学思路，并创造了农村常用字教学、实践中的数学测量和计算、农村常用农机具修理等课程，成立和指导各种课外活动小组。仅几年的时间，很多人成为教学骨干和知名教师。赵启春的数学、于殿生的几何、马熙忠的语文、胡瑞琴的语法、高聿清的代数、吴永忱的物理、马成全的生物、张占忱的政治、李景惠的历史等都非常有名，有幸做他们的学生，一生受益匪浅。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对学生的一片深情。这些年轻的教师，由于来自城市又刚毕业，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实际他们本身还是个孩子。但正是这群年轻人，他们象父母对待儿女，象兄姊对待弟妹一样，关爱和呵护着每一个学生。五、六十年代，学生家庭生活普遍困难，老师收入也不高，但不少老师为了让学生能安心读书，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替学生交学费、垫饭伙费。学生没有衣服，把自己的衣服给学生穿。特别是有学生辍学，不管多远，班主任都要翻山越岭、淌水过河，一遍一遍地去找，耐心地做家长工作。我的同学范相忱，因家里太困难，一上初三就辍学了，是高聿请老师把他找了回来，后来他考上了凤城师范学校，又当了兵、提了干，转业后做了凤城市的广播电视局长，他说：是高老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象这样的学生不是少数，他们感叹道：没有实验中学，没有这些老师，可能一辈子就窝在山沟里并了此一生。

草河更不能忘记他们多姿多彩的青春。这些教师充满了青春的朝气，激情而又浪漫，个个多才多艺。很多老师会拉琴、会画画、会唱歌、会跳舞、会写诗、会创作……，每到黄昏，校园里总要响起他们悠扬的琴声和动听的歌声；他们做体操器械，会在空中滑出优美的弧线；他们给学生排练节目即精彩又洋气；甚至有些青年教师潇洒的外表，合适的穿著，成为学生和当地年轻人羡慕的偶像。这些年轻人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草河，传播了文化的种子，带来了文明的新风。真可谓：草河桥下春波绿，曾有芳华照影来。

　　父亲一生衣着朴素、作风朴实，在芸芸众生中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他能创办一所名校，成为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父亲去世多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他曾工作过的辽宁省实验中学60年校庆时，称颂他为“一代名师 风范永存”；他亲手创立的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为他树立了千古墓碑；《辽宁教育》撰文称他为“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东北教育家评传》对他的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象杨明书那样，从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上，对培养目标、途径，提出改革主张并坚持实践的教育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属于凤毛麟角”；原副省长林声到校视察，见树思人，给父亲当年栽下的校园松林题名“明书松”；原中央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教育组长、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我父亲献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引路人董纯才，1985年6月，亲自莅临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召开全省农村教育现场会，推广杨明书创造的农村初中四年制教育。并赋诗两首怀念我的父亲：一首是“传经三十秋/ 桃李滿神州/ 饮恨泉台去/ 创新志未酬”；另一首是“来此不见奠基人/ 手植青松色长新/ 试验田里禾苗壮/ 标本林中树木森/ 三爱铭心底/ 凤城桃李春/ 师贤徒高俊/ 后学慰忠魂”。还在会议上讲话，高度赞扬杨明书：“具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不愧为人师表。”号召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向他学习。

我父亲是值得纪念的，有人称他为现代陶行知，他不像陶行知那样伟大，但他却像陶行知一样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此生只为做一件大事而来，也只做一件大事而去。

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继校长冯振飞(我父亲的学生，省农村实验中学毕业生)，继承和发扬了他的精神，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当年无法想象的变化。相信九泉之下的父亲，看到今天的省农村实验中学会倍感欣慰，如果能有来生，我想他一定还会选择和从事党的农村教育事业。这个事业万古长青！

作者:杨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