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大院(上)

回马枪

一方大院，藏尽岁月温良；几段童稚和年少，封存半生念想。县委大院的烟火与晨光，已经成为我岁月里最温柔最绵长的珍藏……

（1967年12月，我们全家在平江照相馆留下珍贵的瞬间。）

1963年底，县人委会负责人吴善仁找到我母亲，说是要将她从县百货公司调到县委招待所任所长。我母亲开始不是太愿意，后来吴再三强调说这是组织决定，我母亲就说先过去试试看。

招待所分给我们两间房，就在当时大食堂的最左边。纯白色墙壁的房间说不上宽大，但非常明亮，也显得非常整洁。内外门上都有玻璃摇头，即使有钥匙，我也总是喜欢从摇头上爬进去，那种像鱼一样滑溜溜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总是令我特别惬意。

食堂就在我们住房右前方三十米处，不时飘来香喷喷的肉香，闻着都会让我倾倒。食堂大厨叫刘闪阶，面相慈善，不喜欢高谈阔论，待人接物都很有分寸，炒菜手艺更是十分了得。据说有一年在外宾面前比武炒菜，从杀鸡拔毛、破肚、剁、炒到鸡肉上桌他只用了短短的9分钟时间，让人惊叹不已！煮饭的也姓刘，叫刘菊，比我大十来岁，我叫他菊叔叔；还有一位勤杂工和我母亲中间一个字同音，大家都叫他雅老。当然，我母亲那时很少有人直呼袁雅音本名，而是有了一个尊称，那就是袁所长。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开餐，大碗的红萝卜炒肉，还有排骨海带汤。过惯了苦日子的我们，一下子面对这种诱人的大餐，除了窃喜，还真有点不太适应。毕竟这不是一餐两餐，而是餐餐如此。特别是县里隔三差五经常会在这里开大会，会议期间，早晨肉包子、馒头、稀饭、面条等等，中晚餐各种荤菜五花八门，可以说我们就餐时饭菜简直是应有尽有，总让我们觉得这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

食堂后面是长长的围墙，围墙背面是县人民医院。围墙中间有一木门，但经常落锁。食堂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吊水。食堂旁边有一口井，水面不深，但井水很清澈。水井上面有一轱辘，两只水桶上面的绳索在轱辘上一转动，一上一下非常有趣。转下去的水桶装满水后吊起来倒进比我略矮的水槽里，井水就哗哗流进食堂里面的水池中。开始只要我一吊水，食堂里几位师傅就叫我小心点，后来看见我吊水技术越来越熟练，他们只要看见我放学回家一到食堂，就叫我吊水。什么叫乐此不疲？可能这就是我的启蒙尝试。

（1964年春节，我们全家在平江烈士公园合影留念。）

当时的县委招待所面积不是太大，但也不小。房子除了我们所住的那栋食堂外，前面还有三栋住宿楼。住宿楼一二栋为普通房间，都是那种中间为走廊，两边房间对立。房间每间也就十多平米，放两床，床中间的桌子上放一热水瓶。在那个年代，每个房间不可能有卫生间，更谈不上有其它任何电器设施。两栋都是两层，只不过一栋二楼是会议室，其余绝大部分房间供旅客住宿。三栋叫外宾楼，一般的旅客即使你再有钱，没有特殊介绍信，没有特殊身份，是不可能让你住进去的。三栋只有一层，中间是会议室，住房只有几间，每间面积也比较大，成U字形排列。这里环境不错，前面是花园，后面树木葱茏。

一栋前面是桃树林，我们搬来后不久，这里桃花朵朵，显得春意盎然；二栋前面是猪圈、男女厕所和池塘。养猪人是专职的，三十来岁，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当年他家住在东街菜农队。

招待所里有四位服务员，名字分别叫余桃英、余桃荣，龙文华，喻柏青。开始我们以为余桃英和余桃荣是两姐妹，其实不是。她们当年20多岁，余桃荣长相一般，穿戴很朴素，好像还结了婚，经常带一小女孩。我很少和她有交谈，她似乎过于严肃，不太爱开玩笑；余桃英长得比较漂亮，笑起来也是像桃花一样灿烂。她性格非常随和，有时旅客骂她她也不生气。大人们都叫她桃米济。记得当年我经常问她参与电影《怒潮》拍摄的往事。谈起那晚摄制组去万石厫拍摄分地主粮仓片段，她对导演说，你们要我去当群众演员，就要在影片中能看见我的影子。后来拍摄时导演还真给了她一个面部特写镜头。就这一个短短的两秒钟，让家乡人民瞬间记住了她，这值得她荣耀自己一辈子。

龙文华和喻柏青当年20岁不到，都是长寿街的小伙子。两人性格迥异，龙聪明调皮，喻老实木讷。龙文华身材高挑，长得也帅气，他根本瞧不起服务员这个角色，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早晚要走人。记得有一次，越南外宾来平江参观小水电住在三栋，外宾走后龙喻两人去打扫清理房间。会议室剩余的苹果喻柏青说要交给袁所长，龙文华拿起一个苹果就咬，边咬边说喻是一个一辈子做不成大事的人。事实也证明他说的话。不久，龙文华就应征入伍，远走高飞，去完成他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而喻柏青即使后来不在招待所当了服务员，也是在其它单位传达室做门卫，据说他一辈子没有结婚。

招待所里还有一位总务，叫童构，家住三阳，我们都叫他构叔叔。他对我们家的情况非常熟悉了解，我们全家和他关系不错。

在当年招待所里，四个服务员每天的劳动量不可谓不大。那时没有洗衣机不说，还没有自来水。客人一走，光是洗被单就会累得他们腰酸背痛。要从井里吊水，被单要在水池中搓踩，反复清洗干净后再晾晒。尽管龙文华对本职工作多少有点怨言，但劳动起来还是兢兢业业，当然，所里一遇到县里开大会，会议结束之后，四位服务员面对上百床需要清洗的被单，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完成的，这时候就需要其他人来帮助了。据我当时的同学薛丽娜回忆，她说她们家会经常到招待所领取几床甚至十几床被单，每清洗一床是五毛钱。被单清洗晾晒干净后，还要将被单包起被胆用针线缝好。当然，当年清洗被单也是轮流分配到各家的。在那个时候，清洗被单也算是一种紧俏货。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平江县委招待所第三栋外宾楼侧面）

（1959年六一节，我和儿时小伙伴曼莉在平江照相馆留影。）

那时我们住在招待所，所里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娱乐设施；除了我们姐弟三人，所里很少有玩伴。龙文华有一漂亮妹妹，但每次来她哥哥处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厨刘闪阶的公子哥刘自友，也只是白天偶尔来来，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毛家巷他的老家。所以，我和二哥每天吃完晚饭，去县委会篮球场打球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打球，大人和小孩各自占据半壁江山，互不干涉，场面很是热闹。县委会有几位小孩是我在城北完小新一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分别叫赵光、薛丽娜和戎云。所以，初到县委会，首先第一件事我就去寻觅他们的踪影。球场上打球的小孩里面，我只认识赵光，他很热情和我打了招呼。

那时我打篮球远没有赵光等小孩们厉害，毕竟我从小到大除了读书时上体育课偶尔摸过篮球外，其余时间打篮球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我很快就和这些打球的小孩们混熟了，除了赵光外，也知道了他们各自的姓名，比如李首平、李跃进、赵平、戎晋、董民，薛维国、宋晋平、蔚晋湘等等。特别是里面还有一位漂亮的姐姐，她叫薛平华。平华姐长得最漂亮的地方是她的鼻梁，还有她那双眼睛长得楚楚动人。平华姐既是我同学薛丽娜的姐姐，也是我二哥的同学。她待人很热情，打起球来风风火火。带球上篮，抢篮在小男孩面前一点也不怯场。在那时，平华姐的球技是不错的，她和我二哥、赵光等人的球技肯定是高于我。李跃进尽管当时只有六七岁，但他像条泥鳅，喜欢带球往人群里钻，经常赢得大人们的阵阵掌声。蔚晋湘年纪比我略大，喜欢投远篮。胖乎乎的脸上一脸的笑相，但他往往投两个篮又不见了踪影。我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天真快乐的小集体之中。我们经常会以三个小孩为一组，六个小孩分成两边对垒，一方以先进五个球为胜。大人们站在球场边除了看热闹，有时也参与进来。在那时，打篮球简直成了我的最爱。

篮球场靠东北侧有一乒乓球室。如果遇上天下雨，我们就会到这里打乒乓球。相对而言，我打乒乓球的球技比打篮球多少要厉害一点，至少我能打败薛丽娜、戎云等女同学。但在赵光两兄弟面前，我一直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我二哥球技不错，他的左撇子弧圈发球经常令我们接球失误。我们就用球拍反面的木板接球；二哥又改用另一种前冲力很强的发球方式，我们往往会接球出界。于是有的小孩就大喊，不准用左手发球，当时笑得大家前俯后仰。

（上世纪50年代的平江县委会，照片中汽车旁边那个影子就是篮球架。）

在我们住房前的走廊上，不时会看见我拍球的身影，至少通过这种反复拍球，对我的球技无疑要提高不少。后来，我灵机一动，将我们家的木椅翻过来，椅子的四只脚就成了现成的“篮筐”，白白的墙壁就成了“篮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定点投“篮”率几乎百发百中。以至于我长大后上场打球有着极高的投篮命中率，与当年我用椅子当“篮筐”投篮有着必然的联系。打乒乓球我就用球拍对着墙壁打球。我从最初的几下十几下慢慢提高到上百下而球不落地；有时我也用吃饭桌靠着墙壁替代乒乓球桌，球儿在墙壁、桌子、球拍之间一上一下来回跳动，用这种方式打球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乐趣。通过这种简陋条件下的反复练习，对自己的乒乓球球技还是有不小的提高。

当时我和二哥同睡一张床。记得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床上将被单挂起来当内幕，而前面的蚊帐就是前台幕布。然后我俩从幕后走出来演戏。至于当初演些什么内容？我是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我清楚记得，当我们其中一人在外面演的时候，另外一人就在内幕里面做准备，至于观众不去管它了。有一次母亲回来，看见我们在床上演戏，就说我们胡闹，说是把被单搞脏了。但母亲一走，我们又重新开演。姐姐看过我俩演的戏，不过，她似乎不是太感兴趣，看了一会就走了。我俩快乐的就像小鸟，这小小的床上就是我们任意飞翔的天空。其实，我俩哪是在演戏，只不过是一种快乐心情的极致释放，毕竟前几年那苦难的日子压抑在我们心中太久。

我经常会在我们住房对门的食堂捉麻雀，因为食堂饭桌上经常会有遗留的饭粒。麻雀经常会从外面飞进来。当麻雀一飞进来，我就赶快将门和窗户全部关紧，然后用竹扫帚到食堂内去赶麻雀。麻雀被我赶得四处乱飞，经常是一头盲目撞在玻璃窗户上，又很快折回头沿着墙壁四角乱飞。到最后麻雀累得飞不动了，就躲在桌子底下用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我。这时我也跑得筋疲力竭。几反几复，当我最终捉到麻雀的时候，它那种凄惨无助的眼神望着我的时候，我却有一种无比胜利喜悦的感觉。我将麻雀捉到后在其脚上绑一根小绳，紧握在手心的小绳便任由麻雀在我眼前飞舞。有一次，我将拴有麻雀的绳子绑在一根木棍上，谁料几十分钟后，它的同伴悄悄飞过来竟然啄开了绑在麻雀脚上打了死结的绳结，将其营救一起远走高飞。那时的我，既不懂爱情的美丽和伟大，也不懂得去敬畏高贵圣洁的生命。自从那一只被我活捉到的麻雀被同伴或许是伴侣营救飞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少有麻雀飞进食堂里面来了。莫非鸟类也有语言？莫非动物也有人类一样的爱恋？望着死里逃生在天空比翼双飞的一对麻雀，望着天空成双成对自由飞翔的鸟儿，当时的我只能是望鸟兴叹，因为那时我什么都不懂。

在我家的窗户外，经常会有大堆的沙堆。一有时间，我就会在湿润的沙子上去挖筑各式各样的城堡。城堡四通八达，外面还有城墙，甚至还有骑士。有时望着自己一件件“艺术品”，总让我在很久一段时间里都沉浸于那美妙快乐的享受之中。

沙堆过去一点，就是有屋顶高像小山一样的柴堆。不到两尺长一根的木柴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我不知是从哪里学到或者是我自己发明的一项手艺，那就是“老鼠掏洞”。我从横七竖八的木柴堆贴着地面开始掏洞。我弓着腰，将一根根木柴掏出后，便形成一个刚好容我爬进去的柴洞。我掏洞的时候，不时会将洞上方挡道的柴棍一根根拔出来。记得当时我也怕柴洞会塌，我掏洞进去有了了两三米的时候，也曾在柴堆上面踩跳，结果安全无恙。掏柴洞也不是一日之功，因为你要将打洞里面的木柴一根根盘出来。柴洞掏好后，然后再用一根根大小差不太多的柴棍整齐铺在地下。柴洞的中心比较大，我可以直起腰坐在里面。后来我又在所里的猪圈附近挖来几坨红薯，并带进柴洞里供我慢慢享用。有一次我爬出柴洞，正好遇见龙文华和喻柏青，两人吓一大跳。喻柏青当即要告诉我母亲；龙文华弯下腰看了看我掏好的柴洞，一脸坏笑对喻柏青说，这点小事就不要告诉袁所长了，冒事的。后来两人也真的没有告诉我母亲。其实，也正如龙文华当初想到的，横七竖八的柴堆由于木柴的各种力的支撑制约，柴洞是垮塌不了的。后来，我的掏洞技艺日臻成熟，还带了戎晋和董民两个“徒弟”。当然，这是后话。

（1958年冬天，我、二哥和姐姐在平江照相馆留影。）

（1958年春节我和姐姐在县城照相馆留影）

1964年五一节，百货商场新来了一批凉皮鞋，3元钱一双，每人只准买一双。我闻讯后立即飞快赶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这一次出奇的大方，当即给了我3元钱。等我再去时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不过我还算机灵，插队买到了一双凉皮鞋。回到家，我就赶紧将凉皮鞋穿上了。母亲看到我穿的新鞋，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她说是来测试我的，我拿着这3元钱去买凉皮鞋，究竟是给自己买呢？还是会大度一点给我二哥买？结果证明了我有很重的私心。母亲这一说，我回话就有点结结巴巴了，我反复狡辩道，你又不早说。哪个人没有私心？就像我们学校有位同学家里只有一块新衣，是两姊妹轮着穿，一人一天穿一转，但轮到弟弟穿他就不脱下来了。母亲一听便反驳我说，你那位同学也不对，你们学雷锋是怎么学的？你在你们班这个小队长是怎么当的？母亲一席话说的我哑口无言。后来我想，如果那次我买鞋真的给二哥买了，有可能母亲会给我重新买一双。不过，我当时看不懂母亲会持有这种想法。

（1968年，县委大院的姐姐妹妹们在一起合影）

我从小就喜欢集邮。

在我们住进招待所的那段日子里，每天一放学我总喜欢到招待所小卖部，去看看是否有外地寄过来贴有各种花花绿绿邮票的信件？令我失望的是，招待所毕竟干部职工不多，每天从外地寄来的信件少得可怜。我又不死心，跑到坡下几十米远的县委会传达室去搜寻。

传达室门卫叫吴俊民，大人们都叫他老吴，我叫他俊伯伯。俊伯伯是长寿街人，四十多岁，原则性非常强。他站在传达室一遇见陌生人进来，总要上去盘三问四。那时县委会传达室每天邮递员除了送来大堆的报纸之外，还总有一大摞的信件放置桌上。望着许多信封上贴有黄山、蝴蝶、金鱼、梅兰芳等等五颜六色的邮票，我真的是垂涎欲滴。我一开口向俊伯伯讨要邮票，就被他严词拒绝。而且所有信件都被他锁进柜子里。我低声下气向他讨要，一次、两次、若干次都不行，我就开始骂他，骂他为看门狗。俊伯伯气得青筋直爆，连忙向我母亲告状。我母亲听后不容我申辩，对着我脸上就是一巴掌。我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脸也知道了，在这里要集邮比登天还难。于是我就开始收集烟标和糖纸。烟标的收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占有了招待所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所里经常有外地客人住宿，所以住宿楼的走廊及窗户外面经常会见到各式各样的空烟盒。最有印象的烟标是黄金叶、大前门、勇士、丰收、恒大、光荣等等。当时在班上同学里面收集烟标非常盛行，同学们都喜欢将有相同牌子而品相不好的多余烟标，折叠成三角板，然后两人或多人相互之间轮流将各自的三角板用力朝地下摔，如能将对方的烟标板摔翻转，那烟标板就归谁所有。那时摔烟标板我也是有输有赢，有时赢到了自己不曾见到的烟标，我就会小心翼翼将其解开，再夹到自己的书本中。记得有一次摔烟标板时，我在烟标里面包了一块三角铁片，这样我摔人家的一摔就立马使其翻转，而同学们摔我的却翻不过来。同学们当然不是傻瓜，因为我摔的时候声音有异样。当时同学们就和我吵了起来，最后我毕竟理亏，只好将我“赢”来的烟标板全部退还给了同学们。这还不算，同学们都将我身上所有的烟标板都搜走了。这是真正的“赔了烟标又折兵”。

招待所一栋二楼会议室上面的主席台，下面有一地下室，右边有一不是太大的四方进出口。有一次我弯着腰从这口子爬进去，没想到里面倒有很多垃圾，而这大堆的垃圾里面竟然埋藏着大量的烟标，特别让我惊喜的是有许多烟标都是我不曾见到过的。这狭小的空间里似乎埋藏着一座巨大的宝藏，而我却成了发现这宝藏的初始探宝者。所以用惊喜一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夸张。那个时候的我收集到的各式各样的烟标品种，已经夹满了厚厚的两个书本。

当时收集糖纸似乎比收集烟标更为困难。其原因是当时大家的家庭生活条件都不宽裕。商店里买出来的糖果，包装大都是那种用蜡纸包的简单又丑陋的本地糖纸。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糖纸是无人问津的。

那个时候，我舅舅在南京或者哈尔滨经常会给我们寄来五颜六色的糖果饼干。而我们三姐弟吃过糖之后的糖纸就自然成了我的收藏品。糖纸大多是上海、南京、哈尔滨、杭州等大城市的，而以上海的居多。我收集到的糖纸，我就会夹在书本里并将书放在自己屁股下使劲去压，过一两天时间再拿出来就平整漂亮多了。在那时，收集糖纸一是比漂亮，比品相，二是比城市。无疑，我收集到的上海出产的糖纸，经常会让我那些同学和小伙伴们眼前一亮，但如果碰到有同学拿出北京出产的糖纸在我眼前炫耀，我就不说话了，因为我无话可说。所以，当时北京出产的糖纸最牛皮（那时还没有使用牛逼造词）。记得有一次，我拿了3张上海糖纸才和那位同学换了一张北京糖纸。

1964年年底，我将我们三姐弟以前在百货公司辛辛苦苦集了好几年一大册的邮票，带到我所在的新一班同学之中去炫耀，结果被一位同学偷走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从自己失望透顶的阴影中走出来。

（1964年元月，我所在的新一班部分同学在县烈士公园合影。）

春天走了，夏天来了。1964年的夏天，也是二哥难忘的季节，因为他面临小学就读六年后的初考。

二哥比我大三岁。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取名叫小南。据我母亲生前说，怀小南的时候，她每餐饭后都被我外婆逼着吃苹果，但小南生下来却比较黑；而怀我的时候，根本吃不到任何水果，每餐就是吃大米饭，而且餐餐都要吃三卢碗（一卢碗相当于二三两米）饭，生我下来白净不说，还足有9斤6两。所以我的乳名叫胖伢子。

有可能母亲分别怀我二哥和我的的候，一个是维生素补充太多，一个是蛋白质营养过甚，从而使得我俩从个性、爱好、学习等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二哥从小到大一直非常聪明，听我舅舅说小南小时候聪明不说，还非常调皮活泼。那个时候的二哥，被我外婆和舅舅视为掌中宝，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是真正的小皇帝。如果二哥的幸福生活就这样顺利前行，那么展示在他面前的将会是一马平川，前途辉煌。遗憾的是我外婆1956年因病辞世后，第二年二哥非常无奈被我舅舅送回了平江。他面临的周围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从天堂一下掉落到了凡间，二哥的性格从此变得非常内向。

二哥是典型的“左撇子”，除了写字是右手，其余吃饭用筷做事全都是左手。他会织毛衣，做针线活，甚至会绣花；二哥性格倔，做任何事不会轻易认输，也不轻易发怒，一旦发起怒来又像是一头咆哮的狮子。记得当年我俩一起到石碧潭洗冷水澡。二哥和一年龄比他略大的小青年发生口角，二哥在岸上打他不过，就说要打就到水里面去打，结果那小青年不敢了。所以当时县委大院的玩伴们给它封了一个雅号——“霸大嫂”。就是霸道、霸气、不服输的大嫂级人物。可见他在当时的县委大院小玩伴里面有着很高的威信；他在学校里算术成绩拔尖，经常是全年级前几名。而我一看见算术头都大了，特别是做应用题，我总是不能清晰理清思路。但相对来说，我的语文成绩要略好于二哥。二哥和我姐姐在学习上与我偏文不同，他们就是不偏科，各科成绩都是佼佼者；我俩性格迥异，但都属于内向型，只不过二哥比我更内向。我们这种内向的性格，是由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给我们所带来的长期压抑，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力为转移的。

随着初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二哥似乎是胸有成竹，该玩的照样要玩。我姐当年初考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所以她非常顺利考入了县一中。我母亲当然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像她女儿一样，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县里最好的中学——县一中，这是每一位做母亲内心非常自然真实的想法。

不久，二哥和我姐姐一样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一中。

（当年二哥和外婆、舅舅在南京。右边是外婆的秘书。）

1964年，平江小水电工程名扬国内外，特别是到了下半年，国内外宾客经常慕名来到平江参观考察。偶尔能亲眼见到亚非国家不同肤色的外国人，让我感到特别新鲜好奇。

那时候，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会经常放映关于平江小水电工程的电影。放映电影之前，放映员黄活福会经常放一些幻灯片，通过他妙趣横生的讲解，看了幻灯片便觉得非常活泼生动。在那个时候，只要是听说在哪里放电影，不管是故事片、新闻片还是纪录片，放映地点观众会场场爆满。所以，尽管在招待所楼上会议室经常放映小水电的新闻纪录片，不管是新片还是重复片，我们是每场必到。

这一年放暑假的时候，招待所来了一位外地客人，客人来自何方以及姓名我都忘记了。他不到30岁，长得英俊帅气，住在二栋左边第一间房。他是当地一位水电工程师，是来参观考察平江小水电的。很快他就和我搞熟了。一有时间我也经常跑到他的房间去玩。

有一天，他说要去张家碑水电站参观考察，问我去不去？我说先去问我母亲，然后再告诉他。经母亲同意后，我和他乘坐县委会的一台老式吉普车出发了。

开车的司机叫汤恕桃，我县栗山人。我叫他汤叔叔，有时也跟着大人们叫他汤师傅。汤师傅喜欢喝酒，而且开车前一定要喝，不然开车没劲。后来经时任县委书记董志文特批可以在开车前多少喝一点。所以坐他开的车，驾驶室内经常会酒气扑鼻。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汤师傅的儿子，别看小汤师傅年纪比我略小，却会开车。小孩子会开车？这在当时可谓是惊天新闻。所以，我对这位小弟弟特别崇拜。

我和小汤师傅坐在后座，一路上我向他一遍又一遍讨要开车过程。他讲了好几遍，我老是记不住。到最后他不耐烦了，说下车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曾多次梦想过，如果哪一天我能手握方向盘，神气地开着汽车，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幸福快乐的事情。

我还沉浸在开车的梦想中，张家碑水电站已经到了。汤师傅将车开到一草坪前停车熄火后，再三交代我们不要乱跑，然后陪同那位工程师去参观考察了。

等他们两人走远，我和小汤师傅快速跑到正副驾驶座坐了下来。可能汤师傅忘记拔车钥匙了，这正如我们心愿。小汤师傅坐在驾驶室，似乎就是个老司机。他先告诉我离合器以及挂挡。我问他什么叫离合器？他也答不出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要挂不同的档？他说不挂档车子走不了。我又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档？小汤师傅不太耐烦了，因为他的解释我越听越糊涂。车子开动了，我目不转睛望着他。他开车似乎很熟练，离合器、油门、刹车踩不到他会站起来。

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开车无疑有着非常强烈的诱惑力，以至于很久一段时间我还沉浸在梦幻开车的极度乐趣之中。

当年招待所里还有一辆大客车，是专门到各个区和公社接送会议代表的。开车司机叫李岳周，他的编制是县汽车站的。大人们和我们小孩都叫他岳司机。那段时间，只要是星期天或者暑假里，我经常会坐着他开的车到乡下去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全县各个地方的小水电站。那时坐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记得那时住在招待所，我刚刚在学着骑单车。每次我站在招待所小卖部门前，只要有大人推着自行车从下面上坡到招待所来，我就要大人将自行车给我试两把。有的人会不理我；有的叔叔倒也痛快，要我上车后，会在后面扶着自行车后座。我会手握车头，双脚踩着踏脚板慢慢前行。当时我个子小，自行车骑座又太高，我只能一只脚从车的三脚架伸进去，双脚在踏脚板上一上一下踩着半圈。有时候大人们将单车放在所里小卖部前面，我只要发现大人没有将车子上锁，就推着自行车在门前就乱踩起来。有一次，我骑着车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都磨出了血，自行车也摔破了漆，那位叔叔见了不但没有责骂我，还带着我到不远的中医院涂了碘酒并敷好药贴上纱布。

那时我和二哥还用木板、轴承做成一辆简易的三轮滑车。前面一个轴承旁有一木棍支配前行方向，每次只能坐一人。我们坐在滑车上面，从招待所坡上滑到县委会去的时候，右脚就放在支配方向的木棍上，双手死死抓住两边的木板，然后开始下滑。嘴里会大声呼喊，大声唱歌；风在耳旁呼呼而过，轴承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各种音符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大喊刺激过瘾，也让大人们站在路旁吐着舌头对我们纷纷避让。

在那个时候，三种不同类型的车让我有了三种不同的感受和享受，但在当时，真正让我”叱咤风云”的还是那辆三轮木板滑车。

（1963年春，母亲带着我在南京，这是在南京菊花台。照片右一为周子昆女儿周民；左二为江渭清女儿江海滨。）

我当年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上中游，也还说得过去。我母亲也曾多次问过李庆龄老师，李老师对我母亲说，迎宪如果努把力，考入一二中问题不是太大，但算术要加把油。当年在新一班给我们教算术的老师姓凌，四十多岁，个子不高，齐耳短发，穿戴非常朴素，好像眼睛不是太好。有一天，我母亲亲自上门拜访了凌老师，要她给我补补课。当时老师给学生补课既不要请客送礼，也不要凭关系走后门。只要学生家长愿意，老师会发自内心鼎力帮助。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每晚都会准时出现在凌老师的面前。凌老师循循善诱，剥茧抽丝，由表及里。她讲解应用题的时候，她会先画图，比如甲地到乙地，她会画上坐标，然后将题目中的已知数和未知数写出来。再找出能够表达应用题全部含义的相等关系，方程式就很容易列出来了，就能够得到含有未知数的等式。解方程是我的强项，所以，经凌老师多次反复点拨，我终于有了解应用题的一点悟性，后来，每次上新课我基本上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如果当初不是凌老师及时给我补课，我想一年后我初考算术时遇到应用题我会考得一塌糊涂。

当时县委大院我们新一班的四位同学里面，成绩都挺不错，好像赵光成绩更为突出。他无论是语文、算术成绩在班上都是佼佼者。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一位同学说，你们县委会的爷娘（父母）老子都当官，做崽的也当官。你们是武装部。当时戎云就说，我没有当官呀。那时，赵光、薛丽娜和我分别在班里任大、中、小队长。我不知那位同学说的武装部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全是当官的笑称。那时候，我算术不懂的地方找赵光比较多，他也非常乐意告诉我。所以，在五年级上学期那个阶段，我学习成绩还是赶上来了。

1965年开春，我母亲由招待所调到了档案馆工作，也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我们住进了县委大院。

（1963年春，我和我母亲、舅舅在我外公、外婆陵墓前合影留念。）

我们全家被安排在县委会篮球场靠右的那栋老式房。两层的房子呈7字形，我们住在乒乓球室过来一点点，是里外套间房，左边有一很窄的过道，房间面积比招待所要大一些，但里面那间房光线比较暗。上面是木板楼。住在我们左右两边的邻居都是当官的，右边住着县共青团委书记王梦兰一家子，左边则住着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喻光耀和他的老婆孩子。

县委会也有食堂，分大中灶。总务叫罗国珍，长得眉清目秀，个子不是太高，为人非常热情，他的办公室就在食堂前面；掌菜勺的大厨叫钟新才，我们都叫他新伯伯。炒菜手艺还不错，但我们分享的是大灶伙食，要像以前餐餐吃肉已经不现实。唯一与以前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自己煮饭弄菜，所以，我们房间里的那条过道就自然成了厨房。

我每次一放学回家，母亲就叫我煮饭切菜。那时煮饭都是烧炭，而炒菜则是用木柴。后来我煮饭发明了一种神仙饭，就是用适量的木炭放置火炉里将其引燃后，然后将淘洗干净的米放入铝锅里加入适量的水，盖上盖将铝锅放置燃烧的火炉上。半个多小时后，木炭烧完了，铝锅里的饭也煮熟了。炒菜的灶有一米左右高，是父亲设计的，灶台外套一只木箱，内用石灰砖砌成，后面还装了一铁皮烟囱排烟。

我一开始切萝卜瓜菜总是怕切到手，我的眼睛会死死盯着刀、菜和案板，一刀刀小心翼翼将萝卜瓜菜切下去；经过自己几个月的锻炼，到最后我切菜时，眼睛可以望着楼板，嘴里还吹着口哨，而菜刀则是有节奏在案板上快速匀动，切过后的萝卜瓜菜厚薄均匀。父亲下班回来后，由他掌勺炒菜。有时家里没米了，我就会到右边隔壁王叔叔家去借。王叔叔的母亲是浏阳社港人，一口的社港家乡话，待人非常和蔼，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我们都叫她王娭毑。每次我借了王娭毑一平碗米，母亲叫我去还米时，总会将碗里的米堆成小山状。还米时，笑容可掬的王娭毑总是说，还什么米撒，莫还啰。所以我们全家都和王娭毑一家关系特别好。左边的喻光耀叔叔和我们做邻居不是太久就搬到大院里面去了。记得当时喻光耀叔叔爱人叫陈光荣，长得非常漂亮，我们都叫她陈姨。陈姨经常穿一身藏青色的父母装，齐耳短发，头发梳得笔直，非常爱干净。她有一漂亮女儿年纪比我略大，身材非常好，我们都叫她三妹则，后来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叫喻莉芝，在家里排行第三。

住在这里条件还不错，但和招待所相比要略差一点，特别是在伙食上。但从内心来说，住在这里觉得更有意思，就是那些县委大院的小伙伴们更愿意接近和容纳我了。

（1965年春，我和二哥、姐姐在一起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