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马扩•五马山寨》第十八辑 维扬之劫

潞邑

第十八辑 维扬之劫

前面曾讲到，马扩兵败清平，所部残兵被张世昌收编而去后，他就去了济南府，之后只身其一人南下扬州行在，主动向朝廷检讨“上疏待罪”。不久，朝廷诏旨下来，对马扩处以“褫三官，并罢其兵职”的严罚。

“马遂率众往攻清平。虏酋挞懒郎君与阁目、窝里嗢合兵，并往攻之。虏与马战于城南，统制巩仲达及子元忠皆殁于阵。向哺，清平人开门降，金人掩马之背，马敛兵退，众皆散乱不整。马以事不可济，乃由济南以归。时统制官张世昌领一军由东平路与马相失约，而世昌途中立节制使牌，令早晚趋衙。马到行在，自上表待罪。褫三官，并罢其兵职。”（《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十八）。

马扩北征驰骋千里，喋血沙场，最后却因为高宗朝廷的多方羁绊，百般掣肘，种种无法相抗的因素，使得马扩的抱负难以施展，其军事生涯，也就此葬送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清平县城之下。作为曾经的五马山寨的首领，马扩收复失地，会兵五马山寨的壮志凌云也随之彻底灰飞烟灭！

马扩兵败清平引发了数路金军的大举南侵。

天会六年冬，窝里温、挞懒之众败马扩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云中率众下太行，南渡黎阳，以攻澶、濮。(《大金国志）卷五）

注：此处所指的北京为现河北省的大名县，宋代的大名县称大名府，为北宋之北京。

自建炎二年秋，窝里嗢既破五马山寨，探知马扩军来，使人驰会粘罕，共备之。故粘罕留兀室、余睹守云中，率众南征也。粘罕初下太行，由怀、卫将东应窝里温，闻扩已败于青州，窝里嗢从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阳，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时杜充守东京，虑敌西来，决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东会窝里嗢，同下北京，继攻兖、郓，故至是，由徐、泗以犯扬州。(《大金国志》卷五)

窝里嗢、挞懒和阇母三军联合击败马扩，顺势就挥戈南下，进攻河南。粘罕的西路军此时正由怀州、卫州一带向东而来，还没和窝里喝等人会合，就听说窝里嗢等人已经在清平击败马扩，随后又趁势南侵，于是，粘罕也即刻调整进军目标，从黎阳方向东渡卫河，直扑澶州、濮州。

粘罕的战略意图很明显，金军若能一举拿下澶州、濮州，即等于在宋朝的大名府和东京之间钉进了一枚楔子，大名府与东京的联络就将断绝，东京也将再次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

当时，南宋朝廷听说澶、濮二州受到金军猛攻，急忙诏令御营使司统制官张俊领所部兵，由东京前去开德府（后来有人说张俊是中军统制，不可远去，于是改变主意，留下张俊，另派统制官范琼接替张俊前往)；又令统制官韩世忠领所部兵，由徐州前去东平府迎敌。并诏令马扩领所部兵马与范琼、韩世忠互相应援。

十月癸亥，粘罕围濮州，遣韩世忠、范琼领兵至东平、开德府，分道拒战，又命马扩援之。(《宋史》卷二十五）

从诏令马扩应援韩世忠一事即可看出，高宗朝廷在指挥调遣兵马中的消息闭塞、传令迟滞。却不知此时马扩已经兵败清平，根本不可能与其他宋军协同作战。

宋军范琼、韩世忠所部没能阻止住金军的进攻，十一月十五日，坚守了三十三天的濮州被粘罕的金军攻陷。当时继任宗泽为东京留守的杜充，见此形势，担心金军下一步就将进攻东京，自己先乱了阵脚，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开黄河大堤，以洪水阻止金军进兵。粘罕的金军果然被泛滥的黄河挡住了进攻东京的去路，也罢，他干脆挥兵向东与窝里嗢会师，然后合兵一起，一举攻下了宋朝号称“北京”的大名府，继而又进兵山东，攻打兖州（属山东）和郓城（在山东郓城东），搞定之后转而又进军泗州(在江苏宿迁东南)和徐州，最后，将这次南侵的目标锁定在高宗朝廷的行在——扬州。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一日，因为沿途宋朝守军或弃城或降金军，抵抗不利，金兵势如破竹，很快就拿下楚州（江苏淮安)。二月三日，又急速南下，一举攻破天长军。

天长军位于扬州西北方向，相距大约五六十公里。金军完颜宗翰部契丹都统马五以五百骑先行，奔袭扬州城。

南宋在建炎初年，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就面临金军持续南压。宋高宗赵构自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迁至扬州后，也并未积极组织长江防线建设，反而纵情享乐。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等重臣刻意淡化前线战报，致使扬州防务空虚。

二月三日初三日黎明，前线溃兵已至瓜洲渡口，而宋廷直至当日巳时才获知军情。高宗在扬州仓皇南逃时，被罢职的马扩就在扬州。他听说高宗已渡江南奔，也追随而南，但直到二月八日，方才由扬州以东的泰州附近渡过长江。马扩不从扬州直下瓜洲过江，而是绕道泰州南渡，可见当时金人兵锋已及瓜洲渡口，也可以想见当时在金骑突袭之下宋朝君臣、军民争渡过江拥挤不堪的混乱场面，瓜洲津渡已然严重堵塞。

金军完颜宗翰部突袭扬州，宋高宗赵构仓皇南逃，史称“维扬之变”。

维扬是扬州的别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维扬”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尚书•禹贡》中“淮海惟扬州”的记载，后因“惟”与“维”通假，逐渐演变为“维扬”。这一名称在汉代以后被广泛使用，尤其在唐诗宋词中频繁出现，成为文人笔下扬州的诗意化表达。

在“维扬之变”中，宰相黄潜善、汪伯彦隐瞒军情贻误战机，御营司都统制王渊私占渡船导致皇室仅能以小船渡江。宋高宗仓促间未及穿戴冠冕，仅率少数亲信乘小船渡江。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该事变造成扬州城十余万百姓遭屠戮，运河财物尽失，直接暴露南宋政权初期军政腐败。

“维扬之变”， 造成的三大历史影响：军事上暴露长江防线脆弱性，迫使南宋加速构建以临安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政治上确立妥协苟安基调，"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政治风气由此固化。经济上导致淮南漕运体系瘫痪，两浙地区赋税压力骤增。

据说，建炎三年二月三日，金兵奔袭扬州，高宗正在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

“维扬之变”事件中扬州平民遭屠戮伤亡人数究竟是多少，民间记忆因官方史书刻意淡化而未获充分记载。

据《北盟汇编》卷一二0，建炎三年日“金人入扬州”条记载：扬州之劫，“官军吏民死者数十万”。

二月十三日，高宗逃至杭州。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之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其二人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随后，高宗朝廷连续下了“责己诏”、“避殿诏”和“俭约诏”，而且还以驻跸杭州为由，大赦天下。同时高宗又下诏为太学生陈东和欧阳澈平反。

　　这个陈东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曾在靖康元年（1126年），率太学生及军民数万人伏阙请愿的那个学生领袖陈东。

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后，为了能够坐稳皇帝，在即位第五天便起用李纲为宰相，负责抗击金军的入侵。但是宋高宗对李纲的恢复中原，直捣黄龙，迎回二帝的主张不积极予以支持，暗地里和黄潜善、汪伯颜等谋划逃亡东南，不久便罢免了才担任宰相仅七十七天李纲。

这时太学生陈东也应召刚到应天府，听到李纲被罢相，他毫无畏惧的两次上书，反对罢免李纲，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皇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在此时上书建议改革政治，抵抗金人，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沉湎女色）。

这个时候宰相黄潜善、汪伯颜等就借此会用来激怒高宗皇帝，说如果不尽快惩处陈东、欧阳澈，任其下去，恐怕又会酿成鼓动众人伏阙上书的大事件发生。

宋高宗赵构自登基做了皇帝后，朝中就一直不断有其即皇位不妥之说，认为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虽被金人俘去，但是二人仍然还在世，宋高宗赵构就不该称帝即皇位。因此说，宋高宗最忌讳有人质疑其继位合法性。陈东、欧阳澈的上书力谏，可不是简单的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是触犯到宋高宗赵构皇帝老儿的底线。所以，这次的学生领袖陈东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还连带把欧阳澈也捎上了。

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二十五日，陈东、欧阳澈二人被朝廷处斩于应天府东市。

直到建炎三年（1129年），经过“维扬之变”扬州浩劫后，宋朝廷行在迁到了杭州，高宗这才开始有所反思，颁布“诏求直言”“ 思得直言之士”诏令，同时又下诏为陈东、欧阳澈平反。随后又追赠陈东为朝奉郎、秘阁修撰，抚恤其家，赐钱五百缗、祭墓田四十顷。这一连串的神操作无非旨在平息民愤，减轻公论的谴责，也即安抚人心，昭示自己的英明，以骗得臣民对其的谅解和崇拜。

　　在宋高宗“维扬之变”大赦天下，张贴颁布“诏求直言”后第四天，即三月二日，马扩就应诏上书，向朝廷递交了一份长达三千余言的奏书。

建炎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丁丑，诏求直言。(《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三）

三月二日庚辰，马扩应诏上书。(《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三）。

前面曾讲到，马扩兵败清平，所部残兵被张世昌收编而去后，他就去了济南府，之后只身其一人南下扬州行在，主动向朝廷检讨“上疏待罪”。不久，朝廷诏旨下来，对马扩处以“褫三官，并罢其兵职”的严罚。

“褫三官”，也即“削夺三官”，为古代处罚官员一种制度。“削夺三官”中的“三官”指的是官员的“官品”、“官俸”和“官阶”。其中，“官品”是指官员的等级和地位，“官俸”则是官员的薪俸，“官阶”则是官员的荣誉称号。具体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取消官员的官职、俸禄和荣誉称号。

这也就是说，马扩被朝廷“褫三官”后，不但是丢了官位，连“官俸”个人基本工资收入也没有了。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也是马扩穷困潦倒，焦虑苦闷，心情极为压抑的时期。

但是恰在此时，命运又有了转机，宋高宗到杭州后大赦天下，并“诏求直言”。 马扩虽然当时被免了职，但其忧国忧民、忠君报国那种封建士大夫的执著，政治抱负，使他无时不刻在关注着国家政局的变化。

　　所以说马扩在看到朝廷张贴“诏求直言”后第四天，便主动向朝廷递交了一份长达三千余言的奏书。仅在短短的四天内，就能以自己亲身感受经历的切肤之痛，直言不讳，写出针砭时弊，深谋远虑的长达三千余言的奏书，实属不易。说明马扩长期以来对此深思熟虑，早就有所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