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三）

矛戈

      泸县云锦区泸永公社位于泸县与永川县的交界处，泸县这边叫泸永公社，永川那边叫永泸公社。当时的客车只通到云锦区的立石乡，大约是十月底，父亲领着我乘车到立石下车，沿着永泸公路往前走十余里，到达我下乡插队的中咀四队。

      好像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我一头担着被盖，一头担着一个木箱，这就是我全部的知青家当了。我和父亲沉默地走着，那时是石子铺设的公路，小石子不时窜进鞋里，整得我走路都一跳一跳的。父亲平时话很少，可能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原因，从不主动给我们讲家世。他老人家去世好几年了，我们只知道爷爷姓毛，奶奶姓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的亲生母亲去世很早，在1961年，我只有5岁吧，母亲患肺结核，那时正是生活困难时期，饭都没得吃，哪有钱医治肺病？母亲去世后，我和哥哥都还小，父亲工作忙，经常下乡和出差，常常是留下十天半月的饭菜票给我们，就出去了。我们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与父亲的关系就显得很生疏。我踢着路边的小石子，一边想父亲给我说点什么，一边又不习惯他给我说家常话。就这样，我跟在父亲身后，到了一个路口，一条小公路延伸进去，路牌所指是公社所在地，而我插队的中咀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在路口的公路两旁，我的新家到了！

      可能是父亲当过乡干部的关系，公社给我安排的中咀四队是条件比较好的生产队。生产队是浅丘地貌，田土分布在泸永公路两旁，四百来亩地，四百多号人，交通方便，还有一口砖瓦窑。每天强劳力的工分值大约4角钱，每年粗细粮折合能分四百来斤黄谷的样子，这比我的一些同学好多了，有的同学插队到古蔺、叙永等山区县，他们每天的公分值8分钱，当时只能买一张邮票。生产队里艾姓人多，是大姓，但泸县的农村家族观念不太浓，所以姓氏之间排挤的矛盾不突出。

       有三个人等在路口，一询问，正是等我们的生产队、大队干部。三个人都姓艾，一个是生产队长，中等个的中年人，瘦瘦的，小眼睛眨得较快；一个是大队副大队长，主抓副业，很精明的样子，代表大队杨支书欢迎我；一个是大队治保主任，今天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艾南儒，个子高大一些，黑黑的脸色透露出憨厚。

      我的新家，就在公路边上，紧挨着生产队保管室院落的一个偏房。原来是守保管室的社员睡的，空出来做了知青房，国家拨的300元安家费，自然成了生产队的进项。

       当时的知青住房政策，国家是给200多到300元的住房补助，用于给下乡知青修建住房和添置必要的家具农具。在一些条件好的地方，比如城郊农村，有的给知青盖了房；接收知青集体落户的地方，有的给知青专门修建了集体户。更多的农村，尤其是知青单独插队的地方，几乎都没有盖新房，都是利用旧有的茅棚旧屋或者用猪圈牛圈改造而成，或者借住在农户家里。知青款被占用、挪用甚至贪污，也成为当时阻碍知青运动的一大问题。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住房困境最为严重，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突然涌进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兵团都是初创的新生事物，可谓一无所有，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是天大的困难。可是兵团战士们建设边疆、开拓边疆的决心大如天，他们用树木茅草搭建起简易的茅草棚，一住就是十年多。风雨雷电、蛇鼠野物，无时不在侵扰着他们。上海有十个女知青，平均年龄不到17岁，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西双版纳，住进茅草棚里。女孩们害怕晚上的老鼠长蛇，睡觉时把门栓得死死的，没想到旁边草棚里的一个男知青，晚上点着油灯看书到深夜，疲倦后睡过去，打翻了油灯，引燃了铺上的茅草，顷刻大火吞噬了整个茅草棚。等到天亮，侥幸逃脱的知青拨开灰烬，发现十个女知青抱成一团，全部烧焦不成人样。她们下乡到兵团，还不到三个月。

      可能意识到要在这个新家长期住下去，也不知住多久，我开始仔细打量我的新家。新家就在公路边，依傍着生产队的公房和晒坝。公房是由粮库和猪圈组成，晒坝很大，生产队的粮食都在这里晾晒，用围墙围了起来。我的住房旁边就是生产队的猪圈，一个大粪坑，当然也成了我的厕所。住房是一个偏房，中间用土墙隔了一下，一半是厨房，一半是住房。此前是看公房的社员晚上住的，我来了就把他们赶进隔壁的库房去了，这样我也不寂寞，每晚都有两个小伙子陪我聊会天。跨过公路，是一个塬塘，塬塘坎上是一个院落，住着张家三个弟兄几家人。

      旁边隔着几块地大约一百米远，有一家住户，姓艾，男的是个石匠，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个手艺人。以后的三年多，这些邻居都给我很多帮助，使我的知青生活，没有遇到特别困苦的事情。与他们生活劳动三年多的时光，使我感受到农民的纯朴和勤劳，不管对知青运动怎样评价，周围的农民们给我父母、兄弟一样的关怀，使我一生难忘。

      插队落户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与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但也有两件事，是我对不起他们，而且在今天看来是很严重的。大约是下乡的第二年春天，我自留地里十几颗长得圆鼓鼓的包心白菜被偷得一干二净。菜苗是张宜素给的，我花了一个冬天施肥除草，眼看着在春荒季节有点青菜，更重要的是，那是我第一次农耕的果实！我气得火冒三丈，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我拿出一把杀猪刀“唰”的钉在大门上，说：哪个再敢偷我的东西，我不客气！当然，自那以后，自留地里的东西就再也没丢失过了。

      我下乡后不久，邻近的中咀五队来了两个知青。一个叫李平，一个叫白燕林，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帅哥。李平白净秀气，白燕林蛮壮一些，他们都住在一个茅草屋里。白燕林有意思，一天赶场买了两只鸭子，每只大约一斤多，回来就丢进湾里的稻田，第二天就忘了，两只鸭子成了无人喂养的野鸭子。转眼过了几个月，谷子打过了，白燕林突然想起，于是招呼我们打牙祭，吃红烧鸭子。我们跑到湾里一找，两只鸭子居然还在，于是扑腾半天终于逮住了，可怜两只鸭子加在一起还不到一斤。

      一次两人回城后返回生产队，傍晚时来找我，说家里被偷了。我带着他们找了大队管治保的艾主任，一起到现场勘查，发现其他没有丢失什么，关键是他们的一袋大米被偷了，然后分析是他们队里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偷的。我们赶到二流子家里，那茅屋里一股酸臭味，空徒四壁。搜查了一阵，没找到丢失的东西，走到门外，我突然想起电影《地道战》里，锅台底下挖地道的情节，而我们把锅台搜漏了，于是返回去把锅一端开，果然粮食藏在灶台里！白燕林冒火了，说给他点教训，于是开打，我也一时冲动，摸出杀猪刀就在他屁股上扎了一刀。艾主任赶忙把我拉住，眼看血流了出来，我们也慌了，抬着二流子就往大队医疗室跑。

      这事闹大了，惊动了区里。当时是宜宾地区要召开首届先进知青代表大会，而我被公社选为知青代表，于是区里的余区长打电话到公社，要我到区里接受教育。我到立石场上赶早班车到云锦，余区长给了我一顿训斥，并说要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区里教训完了，下午已经没有班车回去了，我只得懊丧地走了三十多里回到队里。后来区里并没有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大队的艾主任保了我，他说他在场，要负主要责任。再加上当时的群众一致说打得好，平时他们不敢惹，知青教训得好！其实，主要是当时法制不健全，打坏人打了就打了，好在那二流子屁股上肉多，没伤到人命。

      后来年底的宜宾地区先进知青代表大会也参加了，全区十八个县市的代表队，聚集在岷江桥头，今天安阜一带的公路上，整队游行进城。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岷江桥，游行到人民路，开始高呼口号入城。我身高还可以，被选为旗手，高举泸县代表队的横幅走在方队的前头。那时在人民路踢着正步，感觉宜宾的人民路好宽好大；今天在路口张望，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