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所见皆是文明璀璨

朋派

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有多牛，在2025年百家号发布的《中国10大博物馆排名》中，“国博”被列为首推博物馆，与故宫并称“国之重器”。“国博”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拥有藏品数量143万余件，分为48个展厅。

时间有限，只能抓重点奔“镇院之宝”，目光所及件件都是“国宝”，皆是中华文明璀璨。



“国博”的前身可追溯至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直到2003年2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完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国博”负有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文化客厅。

“国博” 143万余件藏品，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系统展示中华5000年文明。2012年11月1日，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20年10月30日，被确定为“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21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排名全球第二。

前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背景墙是距今200万年前旧时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和边界，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此劳动、生息，繁植在这广袤的大地之上。

一眼千年，仿佛穿越。

“国博”的核心展览“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以王朝更替为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物、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展出文物逾两干件，其中包括521件一级文物，完整呈现了从远古时期到明清时代的文明演进。

该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国博”太大根本逛不完，展品众多，根本看不够。笔者将在“古代中国”展区所见的文物，按中国古代史顺序一一呈现，每一件展品都是珍品，个个都称得上“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有“中华第一龙”美誉之称的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龙形玉器高26厘米，重1000克，通体呈墨绿色。龙昂首弯背，卷曲若钩，鬣鬃飘扬，简洁而富有生气，。

其首部，长吻修目，鼻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猪首的特征，但躯体弯曲如龙蛇。背部有对穿单孔，以绳系孔悬垂，龙首、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应为红山先民事神的礼仪用具。

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一前2200年）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国博的这件墨玉的玉琮有19节，是国内所见的最高的玉琮。

关于其形制与象征意义，部分学者认为：内圆结构象征“天”，外方造型象征“地”，整体体现“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此外，玉琮常用于沟通天地、祭祀神灵，是巫师或部落首领行使宗教权力的重要法器 。器表多刻有神人兽面纹，反映当时宗教与巫术活动。

青铜面具 【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士。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士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面具。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镇馆之宝—“后母戊”青铜方鼎 【商】王武丁时期，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签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1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子龙鼎得以回归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因其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文耳，下提三接 脚足。鼎的頭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青鼎中体积最大者。

子龙鼎和后母戊鼎在展厅里相互辉映，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国宝的绝世双璧。2013年8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多次入选“中国十大传世国宝”或“顶级青铜国宝”榜单的四羊青铜方尊‌‌，谁能想到它曾经于1938年出土湖南宁乡的荒郊野外，还曾经被日军炸成20多块，命运多舛。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瞧瞧，围观拍照的人有多少，想拍个“静物“都难。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楼，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镇馆之宝—“虢季子白”青铜盘 【周宣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

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宜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龯以资勉励。

这是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了，有点像现代的浴缸，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盘子四壁还各有一对兽首衔环。盘底的铭文记录了周宣王十二年虢季子白率军大破匈奴先祖猃狁的故事。文中“薄伐猃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文辞优美，堪比诗经，书法更是西周金文的天花板，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孟”青铜鼎 【周康玉时期】大孟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萌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大孟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孟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赏赐。

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 •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孟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春秋·楚】

该文物于1978年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2号楚墓出土，是楚庄王之子、楚国令尹王子午墓中七件列鼎之一。

该鼎通高76厘米，口径66厘米，重100.2千克，附有一把长63厘米的青铜匕。特征为束腰、平底、兽首蹄足，口沿攀附六条龙形怪兽，饰有蟠螭纹、窃曲纹等，采用失蜡法铸造，代表楚文化青铜工艺的巅峰水平。

鼎内壁有铭文84字，记载了王子午自铸此鼎以祭先祖，并施德政于民的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王子午青铜鼎”跟之前的鼎不太一样，它用的是失蜡法铸造，有些部分甚至用了焊接技术，鼎身的纹饰非常的精细，鼎外沿的6个夔龙浮雕更是栩栩如生，最独特的是鼎中部有种束腰的效果，据说正是印证了了楚王好细腰这个典故，因为王子午正是春秋五霸之一，就是那个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

陶俑 【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

此陶俑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手握有长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

秦始皇陵兵马俑系采用黄土和白石英砂为原料，经过雕型、焙烧和彩绘等工序制作而成。陶俑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叠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脚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双脚和腿，再用泥条盘筑法制造中空的躯干，在驱干两侧贴接双臂。俑头和双手单独制作后再与躯干、手臂套装成一体，待阴干后放进陶窑内进行焙烧，出窑后通体施以彩绘。

陶马 【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

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士。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怂然独出于众牛之上。

贮贝器是一种滇国特有的青铜器，主要用来盛装货币--贝壳，同时还具有较高艺术审美价值。尤其是贮贝器的器盖上，采用了分铸再焊接的技法，装饰了许多立体雕像。这些雕像既有人物，也有动物，雕琢细腻，形象生动，有如一部缩影的滇国人文历史和自然历史。

五铢钱纹青铜鼓 【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具体属‌西汉晚期‌，1954年广西岑溪出土。

通高‌57.2厘米‌，鼓面直径‌90厘米‌，底径‌87.5厘米‌，重约‌75.4千克‌‌‌，鼓面中心饰‌十二芒太阳纹‌，鼓面边缘环铸‌6只立体蹲蛙‌，鼓面及周身满饰‌五铢钱纹‌，间有‌水波纹、云纹‌，鼓身分‌面、胸、腰、足‌四部分，胸腰间有‌鼓耳‌，可用于悬吊‌‌。

青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贮存财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铜鼓鼓面及周身所饰五铢钱纹，系汉代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表达了人们祈求富贵的美好愿望。

该文物是研究‌汉代南方民族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货币制度、青铜工艺及礼乐制度‌的重要实物证据。其上“五铢钱纹”反映了汉代中原货币文化对西南边疆的影响，也体现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

彩绘陶兵马俑 【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杨家湾汉墓位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以东约4公里，是刘邦长陵陪葬墓之一，据推测其很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

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

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费的实物资料。

“滇王之印” 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银与印身为分铸后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部，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汉代诸候王印及文职官印之用文均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仑促制成的缘故。有学者认为，印文分为凿和铸制，在制度上并没有任何抵触，在技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此金印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吊人青铜矛【西汉】（公元202年-公元8年）1 955-1960年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士，与“滇王之印”同出于一个墓葬。

此矛为圆銎，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各吊一裸体男子，头梳棰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是滇人仪仗用青铜兵器中的珍品。该器物属于滇文化青铜兵器特殊类型，兼具实用性与礼仪功能，反映对战俘的处置方式及军事威慑意图。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公元25年 220年）

1955年河北望都出士

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帻，身着红地自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

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又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

石天禄【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

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泥塑佛像（等比例数字化3D打印复制）【西秦】（公元385-431年）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这是炳灵寺第169窟内的5身泥塑佛像，正中间为释迦牟尼苦修像，

该佛像生动刻画出佛陀在尼连河畔“肉尽筋现如环屋椽，脊骨连露如筇竹节”的苦修状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苦修题材造像。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金缕玉衣为汉代遗物，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属于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金缕玉衣是汉代最高规格的丧葬殓服，所谓"金缕"是指黄金丝线，所谓"玉衣"是指埋葬时穿在死者身上的用玉片制成的衣服。

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 此玉柙呈黄色，包括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

全国出土金缕玉衣不足十套，而刘修金缕玉衣是‌东汉以前较早且保存较完整的实例之一‌；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代表中华玉文化与汉代文明的巅峰成就‌‌。

陶武士俑、陶牛车 十六田（公元304年一439年）1953年陕西西安草场坡出士。

武士俑和牛车是该墓葬随葬品的一部分。武士头带盔、身穿铠甲，战马全身披具装，合称为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俑是展现古代军事仪仗制度的重要文物类型，其起源可追溯至东汉末年，北朝时期开始流行。其形制为人马俱披铠甲，骑手持矟或弓箭，作为随葬仪仗俑体现墓主身份等级。该俑种在十六国至北朝晚期大量出现，唐代逐渐式微，2023年北周宇文觉墓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考古发现。

甲骑具装是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骑兵装备，标志着中国古代骑兵发展到重装骑兵阶段。重装骑兵军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在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南北对時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造像龛（等比例数字化3D打印复制）

北魏（公元386-534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

这四座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上层，距地有五米余高，是古阳洞中有计划布局开凿的最早龛像，亦是龙门石窟造像之始。

骑马女陶俑【隋】

隋代骑马女陶俑是一件1956年出土的珍贵文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身材纤细修长而俊美，这时的女俑一色多质朴，以黄白为主，且因为隋是承袭北周而立，风格上仍有汉民族与匈奴相融合的特点。女俑头部生动自然，衣色质朴，展现了隋代女性的美丽和融合了汉民族与胡人的特点。隋朝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对唐王朝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座造像龛分别是始平公造像龛、魏灵藏造像龛、杨大眼造像龛以及北第134龛，均是古阳洞造像的代表，以其独特的形象、细腻的雕刻手法、繁复的装饰艺术、高超的技艺水平，反映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南北交流、东西融合的盛况。

始平公造像龛、魏灵藏造像龛、杨大眼造像龛则随龛雕凿有造像题记碑，是“龙门二十品”的北魏书法圣品。

彩塑供养菩萨 唐（公元618—907年）甘肃敦煌出土

此尊唐代菩萨彩塑造像由粘土模压，四肢内衬有木骨架；表面由石膏覆盖，施以彩绘和烫金，惜多已脱落。半跪的供养菩萨神情虔恭文静，造型严谨细致，气质端庄典雅，双臂已残，双手动作原或为双手合十状，充分表现了菩萨聆听佛法时，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较之前代，莫高窟的唐代塑像雕塑技艺有很大进步，身体比例适当，人物形象较有个性，面容丰满、庄严，衣着也更流畅。

石雕菩萨坐像

胡人骑骆驼陶俑 【唐】調露元年（公元679年）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士

鎏金铜观音造像 【吴越】（公元893年 978年）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士

唐代出现了与法相庄严观音像风格迥异的普陀落迦观音造像，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石上，表现了他居住在落迦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公元8世纪末的画家周肪在普陀落迦观音1的基础上创作了水月观音、以水、月、圆光、竹及思维相的观音为主要元素。水月观音又可发两种基本样式，常见于石窟造像和壁画的是一手抚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种是手持柳枝、净 的形象，多见于绢画。

左一为持注子侍女石刻【宋】

“持注子”‌指该侍女石刻刻画的是手持“注子”的形象。“注子”是唐宋时期常见的酒器或茶具，通常与温碗配套使用，用于斟酒或斟茶，形制多为长流、曲柄、鼓腹。

居中为托盘侍女石刻 宋（公元960—1279年）侍女头馆双螺醫，柳眉细眼，表情含蓄端庄，身穿小袖对襟旋袄及长裙，内着抹胸。右手托盏盘，盘中置倒扣的盏。整体风格平淡简远，贴身的旋袄和款款长袖尤其凸显了人物优雅之态。

宋代女性美由唐代的雍容丰满走向清雅内敛。绘画和雕塑中的女性体态开始向瘦削和轻盈过渡，其面形虽也比软圆润，但偏长圆，与唐代“曲眉丰颊”的形象已有明显的区别、到了南宋，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这些石刻多出土于‌唐宋至金元时期的墓葬或宗教遗址‌，是研究古代女性服饰、日常生活、礼仪制度及石刻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侍女形象通常姿态端庄、衣纹流畅，体现较高的写实与工艺水平。

这件陶俑背影像不像“警察”，巡视着各位，还有那幅名画。

马年看马，属马的更爱—三彩黑种陶马 唐（公元618年—907年）1972年河南洛阳关林出土。

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士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具有头小、臀圆、体态匀称、原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域马体型的写照。

这件马俑除面、梨、尾、蹄涂白釉外，全身披黑釉，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而且造型雄健，釉色匀称，姿态自然，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有讲解员的地方必定“出彩。

昭陵六骏石刻（复制品）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原作1907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

在唐立国的统一战争中，太宗李世民驰骋疆场，冲锋陷阵，战功显赫，与战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太宗为纪念自己的开国武功，也为纪念他屡立奇功的6匹战马——观露紫、拳毛骤、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便将它们的形象刻石立于昭陵北司马门内。20世纪初，汉露紫、拳毛開被盗运出国，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4块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6块大型浮雕石刻传为唐代著名将作大匠阎立德根据画家阎立本所绘画稿主持雕刻而成。

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该雕刻线条流畅，刀法圆润，刻工精细，栩栩如生，是极为珍贵的唐代石刻艺术珍品。

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之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士。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骆驼头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在一峰铺着花毯的骆驼背上，塑有5位汉、胡成年男子，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表现的是流行于唐代开元（713年—741年）、天宝时期（742年—756年）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孔雀蓝釉陶三系瓶 闽（公元909年一945年）1965年福建福州北郊刘华墓出士

瓶状如橄榄，肩颈部置3耳，上腹壁贴饰3组半圆弧条纹，下腹部有一圈粗绳纹贴塑。

胎质粗疏，呈橙红色，通体施孔雀蓝釉，瓶内颜色青灰。同出的孔雀蓝釉陶瓶还有2件，与之均放置在墓穴前室。这种陶瓶的造型、胎釉、装饰工艺，带有明显异国风格，在中国罕见，但在西亚的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出土较多，应是公元9世纪前后古代波斯的制品。

针灸铜人【北宋天圣】（公元1023—1032年）年间，医官王惟一铸成带有经络穴位的铜人，并写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凡太医院针灸科学生考试，就在铜人表面涂上黄蜡，体内连水，进行实际操作实验。这件针灸铜人应为清光绪年间仿制的。

《潇湘图》（印本）五代 董源 绘原作藏故宫博物院。图中表现的是南方山水，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山峦多用披麻皴，并以墨点渲染山峦之上的植被，平远的构图方式和近景中大片水域的结合，让画面有很强的空间感，更呈现出江南山水的迷蒙。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其间，赋色鲜明，趣味横生，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国家一级文物且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名录—绿釉鸱吻【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

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出土。这是殿堂正脊两端的装饰物，呈龙首鱼身状。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属羌族的一支。公元1038年，党项族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地，内有陵邑1处。

西夏陵出土鸱吻有琉璃、灰陶两种，造型与此同。汉以前宫殿的展翅，名“鸱尾”；唐代鸱尾造型逐渐突出吻部，张开大口吞咬屋脊鱼身、张口吞脊的鸱吻形象被固定下来。西夏陵出士鸱吻与同一时期吻、小两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北鸱吻均属同一类型。

双凤麒麟纹石雕 元（公元1206年 1368年）该石雕画面主体使用了四连弧的开光装饰形式，中以缠枝纹衬托双凤戏珠图案。双凤头如锦鸡、嘴如鹦鹉、身如鸳鸯、翅如大鹏等体征都一致，但有两处不同：一处是下方的凤头上有像灵芝一样的冠和缕束状的颈羽，而另一只没有，第二处是下方的凤有五系浪草纹尾羽，而上方的凤是卷草纹尾羽，这应该是雄性和雌性的区别。开光之下是两只追逐嬉闹的麒麟，背景是海涛纹。

石雕两侧以缠枝纹为装饰。这件石雕布局美观大气、手法娴熟自然，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应该是元大都皇宫或者皇家园林的丹陛石。

《秋稔图》（复制品）明 佚名 绘

此画描绘了明代民间秋社丰庆的景象。纵170.0厘米 横100.0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秋稔图》绘写山中农家村落秋忙之景。全幅气势恢宏，细部精于刻画，山水结构近宋元之格。

此作高妙处在于常态的山峰间，巧妙布置了屋宇村落、小桥田垄，将理想的山水与自然的生活场景相结合，使人观之而生可游可居之感。

全图峰峦奇险，秋叶霜红，画家用精妙的笔触绘出“青山绿水”“良田美池”，并寄寓了天下黎民“秋稔冬祥”的美好愿景。

皇史宬“金匮”【明清时期】（1368—1911）。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匮”的传统，即“以金为室”。金匮指用金属包封的柜子，用石头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初名神御阁、表章库，正是体现“石室金匮”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

金匮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皇家档案特制装具，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其中实录记载着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圣训（明代称之宝训）是皇帝逾旨的分类汇编。

金匮存放于皇史宬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裹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清朝工部在制作金匮时，确实要使用一定数量的黄金，上要用八成色金作为制造金匮的原料。称为“金匮”是名副其实的。

郑和铸铜钟【明宣徳六年］（公元1431年）

此钟是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出海航行平安而铸。

郑和每次下西洋前，他率领的庞大船队一般都要在福建长乐五虎门一带集结，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等候东北季风来临再扬帆出海。在等候季风期间，郑和在副手福建人王景弘的陪同下到福建各地的寺庙行香布施。

永乐十年（1412年）第四次下西洋之前，曾奏准在长乐南山建天妃宫，并修葺天妃宫旁的南山塔寺。宣德六年（1431年）最后一次下西洋前，郑和重修了天妃宫和南山塔寺，并在天妃宫立《天妃灵应之记》碑。据碑文可知，郑和在建三清宝殿时，曾铸钟设鼓供于殿内，以保佑航行的平安。

要排长队才得一见的镇馆之宝之“孝端皇后凤冠”，明万历（公元1573年一1620年）此件双冠1957年出士于“明十三陵”定陵地宫。九龙九凤冠是皇后在册封、谒庙、朝会等重大典礼时所戴的礼冠，体现了万历时期的皇后冠服制度，其规制与《明史·舆服志》记载的早期定制存在差异，反映了制度的变化。‌‌

凤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冠胎以漆竹丝编成，外覆丝帛。冠体装饰九龙九凤，其中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均口衔珠滴；凤的分布为前部八只、后部一只，共九只点翠金凤。‌‌冠后附有三博鬓，其上亦饰有金龙与珠花璎珞。‌‌全冠共镶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

凤冠采用了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高超工艺制作，点翠面积大且形状复杂，翠凤羽毛色彩艳丽，富灵动感。凤冠的制作技艺代表了明代宫廷手工业的巅峰。该冠于2002年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凤冠的主人孝端皇后王氏（1565年—1620年），是万历皇帝的皇后。她生前无子，其地位与万历皇帝欲立宠妃郑氏之子引发的“国本之争”密切相关，这场持续多年的立储争议深刻影响了明末政局。

镇馆之宝—-霁青釉金彩海晏清河尊 【清 乾隆1736 －1795年）

瓷尊施霁青色釉，肩颈间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诸音，蕴含着“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此件瓷尊即为明证。

据研究，海晏河清尊是由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专门烧制的陈设品。海晏堂是圆明园西洋楼最大的宫殿。唐人郑锡在《日中有王字赋》中有“河清海晏，时和岁丰”之说，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后用以颂扬天下太平之意。

“海晏堂”之名应取意于此。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海晏堂亦论为废墟。但幸运地是，海晏堂内陈设的两件瓷尊被保存了下来，此为其中一件。

瞧瞧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截至2024年11月底，当年已有超过630万人次走进国博看展，其中3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超过62%，显示出“文博热”下公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知识的爆发式需求。

由此可见无论从馆藏数量、人气流量，还是国际知名度等诸多方面来评，“国博”在大众心中都是稳稳的第一。

人们在这座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人们从 “国博”这部汇聚中华五千年文明、见证民族复兴的宏大立体史书，感受每一件文物的历史刻度。

红山玉龙玉龙蜷成优雅的“C”形，玉质的柔光里藏着先民对天地的敬畏；后母戊鼎沉默伫立，青铜纹路刻着商代的雄浑与庄严。东汉击鼓说唱俑的笑容，把千年前的市井烟火拉到眼前——原来历史不只是冰冷的文物，更是鲜活的生活。

唐三彩骆驼载着西域商人的梦想，孝端皇后的凤冠上，珍珠宝石折射出明清宫廷的奢华，每一件文物都是时代的注脚。这些巧夺天工的历史宝藏，不仅是古人智慧与技艺的结晶，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生动体现。

走进“国博”，这座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宏大、文物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浓缩着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演进之路，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走进国博，所见皆是文明璀璨，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展现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切身感受到屹立东方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