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母亲（十四）

吴小荣

告别母亲（十四）

后来丁爱笛去问了孙立哲，神医回答说：“这样一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一点儿都不新鲜。就是饿的。你想啊，长期的营养不良，必然就造成了身体的抵抗力不足，病毒趁虚而入。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吃上几顿好的就好了。”这真是使我感到万分地诧异，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又是相互吻合的，又长知识了。于是，丁兄写了一篇文章《肝炎是这样治好的》，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地解说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再重复地说明一下本文自1949年以后的这一部分的结构。第一是写母亲如何地为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勤奋刻苦地学习学习再学习。第二是说她如果从始至终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着我父亲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

母亲功德无量的第三件大事便是孕育、生育并养育了我们，这样的恩情永世难忘。关于“十月怀胎”的艰辛，有许多赞美的诗句，比如一首《赞母》：“十月怀胎孕至亲，吸精噬血壮儿身，呱呱坠地祈天佑，寸草春晖怎报恩。”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地情真意切。

这三件事加起来构成母亲沉重的负担。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每个人的出生日期都顺序相隔一年多，这样的节奏便有些频繁。用陕北种庄稼受苦人的话来说就是长得有点儿稠了。但每个孩子的身体又都十分地健康，如同大田里茁壮成长的田苗子一般。可见母亲当年的辛苦。她生下的第一胎是一对双胞胎，两个男娃，可惜刚一呱呱坠地就夭折了，这使她伤心不已，所以古人说要祈祷上天保佑。这真是苦上加苦，而这与我爷爷奶奶的七个子女的情形类似，也是夭折了两个剩下了五个，这样的情况在陕北地区是十分正常的。我们五人三男两女，陕北叫花插着生，既有顶梁柱，也有小棉袄，合适。

怪不得姐姐的婆婆杨阿姨当年总是说，陆平“一边连着生养孩子，一边补习读书，搁谁谁受得了，想想都累。”这话就说到根上了，还是旁观者清。真是太累了，太辛苦了。母亲一生辛苦，直到晚年才享上了福，这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人有好报啊。

我的一位侄辈的画家卢家荪先生说：“时间真快，婆婆走了已一年了，但感觉仍在人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这一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撰写关于父亲和母亲的回忆文章，感觉他们天天都在我的身边，而且变得更熟悉了。这人经不起念叼，天天念叼就回来了。

我一会儿看到父亲躺在床上，瘦骨嶙峋，体重不足80斤，极度地消瘦。一边吸着氧气，一边不停地咳着，喘着。但眼睛总是那么地炯炯有神。一会儿又看到陪伴在他身边的母亲，忧心忡忡的目光。“少年夫妻老来伴。”婚姻的最佳境界是默默的终极的陪伴，在陪伴中完成感情的交流。

于是又想起了陕北的婆姨们，自我们的父辈以上数百年是一个多生多育的历史时期。陕北传统并始终流行的生育观是活一辈子，生一辈子。从能生的时候开始，一直生到生不动的那一刻。这主要是因为夭折的太多，活下来的少则4、5个，多则10来个，且越是贫困苦难的地方越要多生。

这直接地影响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于是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也只约束到了城里人，对陕北影响不大，他们有的是办法。

当神医孙立哲带领着计划生育小分队准备开到村子里去做节育手术时，适龄的中年男人们便提前得知了信息，闻风而动。一边呐喊着：“骟人队来了。”一边忽拉拉地一哈子便跑得无影无踪。在山里宬上几天，等小分队走了再回来。

除了十月怀胎带来的艰辛，除了小儿夭折带来的痛楚，还有更多的事情在后面。养育比生育难上加难，别的不说，得操多少心哪。好在我们小时候都是住幼儿园，然后住小学，住中学。这多多少少地减轻了母亲的负担。那个时候每个星期可以回家一天，这对我来说可真是有点儿受不了。记得刚上小学时，我特别地不适应。有一天，我在学校里突然间就想家了，又哭又闹。负责管理宿舍的阿姨怎么劝也劝不住，赶紧给我们家打电话。母亲赶快地派了表哥赶来看我，表哥好说歹说，终于使我伤透了的心逐渐地平复下来。

（图2、7、8摘自网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