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四人七千路 赤心重走红二魂（十七）若尔盖—迭部

福仁

　　2026年4月24日，清晨八点，若尔盖的日光已透窗而入，明晃晃地照在酒店的墙上。

　　一百元的标间含双早。酒店的餐厅很大，热腾腾的粥，刚出笼的花卷，烤的金黄的面包，两个炒菜，一个鸡蛋，豆浆牛奶随便喝，没有星级酒店的花哨，却吃得人周身舒坦，在这样的高原小城，的确是意外之喜。

　　八点半，小分队告别若尔盖，驱车驶向巴西。隶属于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的巴西镇，人烟稀少，森林茂盛。

　　上午九点，小分队抵达了巴西会议遗址，当年召开巴西会议的班佑寺院如今仅存残垣断壁。　　

1935年8月，走出草地后的红军右路军进入巴西地区休整，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到达阿坝县后，以噶曲河涨水为借口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

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中央还是希望最终能够说服张国焘北上。从1935年9月2日开始，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巴西会议，要求张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靠拢北上。

　　巴西会议遗址的旁边是新建成的巴西会议纪念馆。

　　离开巴西会议遗址，小分队驱车向山沟深处开去，前往阿西镇牙弄村。

　　1935年8月28日，长征途中积劳成疾的周恩来，被红军官兵用担架抬到亚弄村里养病，在这里住了13天。

　　接待我们的是这里的主人，一位藏族汉子，名叫七斤。他汉语说得一般，皮肤被高原的阳光晒得黝黑，笑起来很憨厚。

　　周恩来旧居，也是牙弄会议召开的地方。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出密电，指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张国焘的密电到达前敌总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开会讲话，译电员就将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到电报后非常震惊，他借故离开会场，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获悉密电后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他和张闻天、博古立即来到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军北上，迅速脱离危险区。

　　巴西会议以及一、四方面军的分道扬镳，已被写入历史，但双方高级指挥员当时下达的命令，也应被历史牢记。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担任掩护中央机关任务的十团政委杨勇下达的命令是：如遇四方面军阻拦，绝不允许打第一枪，绝不放下武器，更不允许任何人冲击中央机关，保卫党中央的绝对安全，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而接到追击中央命令的四军军长许世友，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总指挥部进行核实，徐向前的命令是：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也正是有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弘气度，才避免了因上层路线分歧而引起红军主力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

　　告别牙弄村，车行不远便到了甲吉村。1935年9月3日至9日，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七天——后来他称之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那正是红军刚走出草地、前途未卜之际，北上还是南下的分歧到了极点。

　　离开甲吉村前往求吉乡，小分队游览了包座战役求吉寺战斗遗址。　　

1935年8月下旬，刚刚走出草地的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第三十军，在许世友和李先念的指挥下，以疲惫之师，重创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毙伤敌四千余人，取得了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第一个重大胜利。

　　求吉寺战斗遗址的附近，建有烈士陵园，遗憾的是铁将军把门。　　

　　包座战役中，身先士卒的第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在求吉乡小分队还远眺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

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同道北上纪念碑坐落在若尔盖县求吉乡德翁村。长征期间，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1936年8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别走出草地在这里筹粮、征战、开会、休整、北上。

　　离开求吉，小分队沿乡道Y593驶出四川，前往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

中央红军从牙弄村星夜出发后，1935年9月11抵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政府驻地西3公里的高吉村。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改变了到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造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会上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惊人的预言。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旧址里保留有毛主席居室，小分队登上吱吱嘎嘎的楼梯，向伟人表达敬意。

　　参观了俄界会议旧址后，下午一点半下榻迭部县城。

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的迭部县，白龙江穿城而过，最让人惊喜的是这里抬眼就能看见雪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