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访的美篇

张高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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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十年

张高芳

1969年我15岁，上初二，受极左思潮影响，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便让父亲所在的合作商店解散，职工们被下放到农村，这就是著名的居民下放。为了把初中读完，我找到当时的洞河区委书记，求他让我和妹妹读完初中再下乡。他不答应，无奈我们只有随家里下放到汉城公社农堰一队，全家七口人住进了位于李家坪的养蚕室。

这个养蚕室有四间土房约八十平米，西边两间住着一位插队知青，考虑到五个孩子有三个是姑娘，东边两间就给了我们一家人。老大刚下乡插队，其他四个都在上学，父亲买了一台压面机，在两间养蚕室外间压面，里间用竹条纸板隔成了约六七个平米的三小间，外面的小间做饭，父母住在中间，里面姐弟五人支了两个对面铺，白天掀起做它用，晚上拉开被子睡觉。父母亲用这台压面机压面，赚的钱供家庭生活和我们姐弟几人上学。除此之外，我们还为生产队免费加工面条。十年时间，父亲从未收过各家各户一分钱，队里也从没记过一分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农民生涯。

当时的农堰一队23户，112人，每天一个成年男性壮劳力十分工的价值是三毛七分钱，因为我们家里必须要有人参加生产队劳动，于是我和妹妹辍学去下地干活。队里给我们评的是三分工，折合人民币就是一毛二分钱。下放以前，我们连锄头都没有摸过，更别说干农活儿了，一双细皮嫩肉的手开始几个月常常是满手血泡，晚上放工后洗洗用针挑破，撕条破布缠上，第二天继续上工，到后来磨出茧子了才好一些。更要命的是，正读书的年龄没学上，每当接到同班同学的来信，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痛苦和绝望。怕父母难过，欲哭无泪，只有在心里呐喊：“我要上学”！无奈之下，只有在劳动之余拿起过去的书本反复看，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面对厄运，父亲尽最大的努力保护我们，队里有个别不三不四的人当着我们姐妹说低级下流的话，父亲就严肃地告诫那些人：“我们娃子都不会开玩笑，请你们说话注意点。”从此再没有人在我们面前放肆了。母亲在生活上尽量粗粮细做，使我们吃饱穿暖，让我们正在成长的身体少受摧残。善良厚道的老农民，常让我干活时站在他们身边，赶晒口时帮我们带上一锄，在地里收割的庄稼分到户时，我们背不动，好心的邻居帮我们送回家。

下农村半年后，家里稍稍缓过气来，父亲决定让我们姊妹在初三第二学期开学时返校读书。在初三这最后一学期，我们姊妹俩借住在洞河婶婶家，叔叔和婶婶两人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五个孩子，加上奶奶、叔、婶共八个人，生活负担也十分沉重。我就每月从农村家里背几十斤口粮走几十里山路到区粮管所换成粮食周转证来应付生活。半年时间里，我每月都要往返步行两百多里，不管天晴下雨或生病，到时间一定要去干这件事的。

一次，我换完周转返校，姐姐给我找了一只修三线部队的运输船，在单位伙房给我拿了两个馒头，我就上船了。船开到快到县城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天已黄昏，班长说：“小张，我们今天走不了了，要去找旅馆，要不你也一块去吧？”我想，乘船就帮了我的大忙，怎好还让人家破费了？于是我说，县城里我有亲戚，我到他们那里去吧！上岸后，我淋成了落汤鸡，提着一双旧布鞋，拿着两个馒头进了这亲戚的门。我叫了她一声，亲戚长辈看到我这个狼狈样，头都没抬，我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僵在那里，幸好她女儿起身招呼我说“表姐来了”，才打破这个僵局。当晚，我躺在表妹的床上感慨万千，辗转反侧。没下农村时你们去我们家玩，父母宾客相待，表姊妹情同手足，怎么今天就成这个样了呢？第二天还没亮，我放下了这两个馒头，悄悄离开了亲戚家。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终于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家里没劳力，去三线的工资高，寄回家的钱换得工分就高，于是我就上了三线，参加襄渝线建设，来到了民兵独立团四营二十五连当了女民兵。

《农村十年》

回忆录

张高芳

　　当时的二十五连称为“女子连”。女子连驻扎在仙人洞，一排整齐划一的三间土墙房子是一、二、三排的宿营地，坎下一间土房住着四排，左侧缓坡上的独间是炊事班，也就是伙房，每间土房里对面两排是用杂木棒搭成的联通铺，中间是过道，在这长十余米，宽约四米的土房里，两排通铺挤下了一个排的48个人。房顶盖着油毛毡，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所以每个人必须要备的物件是一张塑料布，晚上睡觉好从脖子到脚蒙住，留出口鼻出气就是了。饭菜基本上见不到荤腥，倒是菜中经常可以见到头发、老鼠尾巴等。夜班吹哨起床时，炊事班将一口袋包谷粉倒进水还没开的大锅里，搅拌几下然后开饭，包谷粉还漂在水面上。

女子连上班的地方就是紫阳铁路大桥口的石梁子隧道，该隧道全长836米，由铁道兵5810团4营16连，紫阳民兵独立团4营24连和“女子连”三个连队共同承担隧道的施工任务，后来汉中南郑民兵团一个连队也加入了这个这支劳动大军。

隧道施工分上中下三层进行。先是上下同时施工，上层用风枪开路，中层留上宽下窄的漏斗，下层铺轨道，用翻斗车接渣外运，最后再清除中间的这一层，最危险的是点炮、除塌方；最累的活是上层打拱，常常要上两个工班16个小时，传递沙浆时累得经常有人一下子倒过去，然后扶到洞外休息一会儿，接着又继续站到传递沙浆的队伍中去。记得八月份的一个夜晚，下道坑掌子面上突然喷出一团乳白色气体，气味腥臭难闻，不一会儿就有人晕倒了。当天晚上突击加班的100多人当中，陆陆续续晕倒了48个人，全部抬到洞口外的空地上吸收新鲜空气后又陆陆续续醒来，经历了死去活来的考验后还是继续坚守工地，投入战斗。遗憾的是南郑民兵团的一位排长再也没有醒过来，永远长眠在紫阳这块土地上了。

女子连一排的军代表叫路从前，他在筑炸药的过程中因炸药库突然爆炸，壮烈牺牲。至今我还记得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闪着一对大眼睛，活泼风趣的19岁小兵，远离安徽老家，为襄渝铁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路从前的遗体安葬在紫阳东山烈士陵园里，每当我乘坐在襄渝线的列车上，眼前就浮现出那些活生生的面孔。

上三线的第二个月连队把我派到翻斗车队运渣，跟车队长开一辆翻斗车。车队长是一个湖北籍老兵，他人很幽默，也很有组织能力。每次放炮后，除渣的任务就轮到我们了，他一声令下，10个斗车司机吹着响亮的铁哨，浩浩荡荡地开进来，停在各自的漏斗下接渣。一次队长让我到上道坑去看看为什么漏渣不通畅，我进上道坑时，因为灯光昏暗，就跟着两个战士从旁边进去了，可出来时一个人走旁边怕碰壁，里面又看不清，就只有走中间，忽然脚下一空，人往下落，周围的石块不断砸在身上，我心里暗叫一声：不好，我掉漏斗了！于是当机立断，分开双腿，蹬住坑壁，双手摸索着稳当的石头，慢慢往上爬。终于我看到了一丝光亮，上面有两双手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提出了漏斗。事后队长说：“你真是命大，我们连一个山东兵，前几天从漏斗掉下去，两条腿和一只胳膊都骨折了，现在还躺在师部医院里。”在隧道里待的八个月时间，除参加施工时，我还干过材料员、安全员。在这一年的全团安全工作总结大会上，我被民兵团党委授予先进个人并在全团通令嘉奖。

也许是缘分，我上三线第一天修路搬石头的时候，把右手拇指关节砸伤了，去营卫生所包扎时，遇到支援三线建设的解放军临潼26医院医疗队。当时接诊的是内科护士长张军芳，她给我处理包扎后，登记时间姓名，我说我叫张高芳，她十分惊奇的望着我说：“哇，这么巧，我们俩的名字只错一个字，我叫张军芳”。我说：“我就叫你大姐吧！”她高兴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以姐妹相称，相互往来。下班后，我去营部卫生所，请她教我医护知识。在连队施工的第八个月，民兵团卫生队从连队里选调卫生员，大姐和他们队长极力推荐我去卫生队，但连、营坚决不放人，后来团参谋长下连队检查工作，叫我背起背包先跟他们走，就这样我到了民兵团卫生队。到团部后才看到卫生队非常狭小，两排小平房，总共六间土墙油毛毡房，每间房子都只有七八平米，除了医护办公室，还安排了一间手术室，一间药房，剩下的三间油毡房挤满了七八十个伤病员。卫生队由四名医学院毕业生、五名卫生员，加上指导员还有会计共计11个人组成，全部住在团部。团部各部门工作人员共有20多人，真像一个大家庭。炊事员邓师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慈祥和善的就像一位老妈妈。不管团长、政委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从连队回来去伙房打水，只要邓师在那里，他就会说：“赶紧去洗一下，下来吃饭。”当你洗完后来到伙房时，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正在等着你，在门外好远就可以闻到那香喷喷的酸坛子泡菜和油泼辣子的香味。这是邓师的独门绝技，绝活加优质服务，毋庸置疑，每年团部唯一的三等功非邓师莫属了。

刚到卫生队上班时我什么都不懂，连体温表都不知道怎么用。卫生队和解放军医疗队的医生，还有其他卫生员手把手地教我打针、换药，尤其是队长张冰，对我尤为严格，经常考察各种医疗知识和操作，逼得只有我抓紧学习，不敢松懈。大姐教我把止血带放在纱布下面，在纱布上面学摸血管，让我在她手上练习静脉穿刺。在我正式开始给伤病员做静脉输液时，我不敢下手，无奈而求救地望着带我的老卫生员时，队长把他叫了出去，不让我存有依赖思想，逼我硬着头皮把针打进去。在卫生队里，时常都有伤员送来，我怕血，更怕那血淋淋的伤口和残肢。为了练就我的胆量，队长专门把我放在手术室做手术准备工作，渐渐地我胆子大了，卫生队和医疗队的老师们就逐步教我清创缝合，处理伤口，他们上手术时让我递器械，当助手。卫生队也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五个卫生员工作从来不分彼此，有活大家抢着干，谁要是当天早起把治疗做完了，那么第二天肯定有人起得更早抢先把活干完。卫生队虽然只有九名医护人员，却承担着全民兵团几千人的医疗救助任务。1972年上半年一营流行甲肝，卫生队除承担日常工作外，还抽出1/3的人员到一营协助营卫生所组织各连熬防治甲肝的大锅汤，经过大家一致努力，终于使流行的甲肝得到控制。

当民兵团当卫生员，在手术台上配合手术

     1973年上半年，襄渝铁路完工，我们即将告别热火朝天的三线工地，告别团部，告别卫生队的首长和同事们。就在这时，计划生育运动在全国展开，各公社卫生所都要配备一名妇幼专干，兼搞计划生育。已调到汉城区任区委书记的原民兵团政委王先虎托人书信，让我赶紧回汉城，参加计划生育工作。回到汉城后，王书记征求我的意见，愿意到哪个公社？我问他哪里最穷，最需要人。他说金川，金川卫生所只有一个人。我说，那我就到金川去！金川卫生所只有10平米的一间土房，只有黄纯海一个男医生。我报到后就开始跟着县计划生育手术队学习上环手术，凡是经历过最开始计划生育工作的，无不对其工作的艰难程度记忆犹新。群众见了我们这伙人，都是立马把狗放出来，把门关上。我们常常从早上六七点出门，到晚上还找不到一口饭吃。

     从古至今，淳朴厚道的农民无不对医生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一对七旬的孤寡老人家里，老头子因我爬了二十五里山路来给老太太打针，竟然把家里仅有的五个鸡蛋全部打成荷包蛋，用大碗盛上捧给我。出诊到一个三个孩子的家庭，母亲从后门出去借了两个鸡蛋煮给我吃，而不顾三个孩子哭着闹着要吃鸡蛋，往往这个时候，我怎么也吃不下去，在主人反复劝说之下才吃下一个，剩下的端回去，说我不喜欢吃鸡蛋。但和群众的这番感情，就在计划生育这个运动中，搞的群众见了我们像见了瘟神一样，躲避不及。一天，自力大队在整组宣传队的协助下，上环手术落实的很好。为预防不良反应，我开始每个生产队进行随访。在一队查完后我要到三队去，三线战友姜永珍说：“太晚了，明天再去吧！”我说已经答应了三队雷新明（也是三线战友），今晚给妈复查，说完我打着手电筒就往三队去。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手电没电了，我摸黑误撞到一个院子里，看见一个人站在门口，就上去问路，请他给我指一下三队雷新明家的路。他让我沿着院外的一条小路往前走。走着走着，路越来越小，我感觉不对头，当即返回去，左手紧握打狗棒，右手搬开了裤兜里的裁纸刀，进门拉起躺在床上的女人再次问路，女人领我到院坝边，指了一条相反的路，我才终于摸索到雷新明的家。雷家全家人都还没有睡在等着我，我这时已经吓的说不出话了，雷新明反复摇醒我，问明了情况，我才得知这个男人指的是通往柴朳的路，前几天才发现里面有狼和野猪，我吓得心惊胆战了好久。

     在计划生育运动暂时告一段落后，公社文书把一本账本交给我，让我一边协助黄医生工作，一边把修建卫生所的账目管起来，我问卫生所的工地在哪里，文书叫我莫管，可是我却看到木匠正在做床和各种柜子和小椅子，问木匠他说是给私人加工的，材料用的是卫生所的。我问其他人是怎么一回事，谁都不说。越是这样，我心里疑惑越大，后来就到县政府去反映了这件事，结果不出所料，公社把我退回区上。安溪公社张尊贤书记知道我的遭遇后，找到区委王书记，把我要了过去。就这样，我在金川呆了不到半年，就来到安溪。

     见到张尊贤书记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的事我知道了，你以后该咋干还咋干。”顿时我眼泪夺眶而出，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久公社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检查，张书记把我安排到和他一组，共三个人，检查高山的三个大队。那天晚上，在擂鼓台下来九条沟生产队开会，昏暗的煤油灯下照着小屋里衣衫褴褛的十几个人。张书记在讲话，我突然感觉有几双眼睛在盯着我，我抬头一看，确有几双像狼看见羊一样的眼神在盯着我，我顿时毛骨悚然，拉着另一位组员罗叔的袖子说，“罗叔，你看，我好害怕。”终于熬到会毕，我们三个人走出来，我把刚才的情景对他们说了，这两位长辈说：“你刚来不知道，这里最偏远，最穷的一个队。这个队40多人，40岁以上没结婚就有上10人，姑娘们早就嫁到山外去了，这些人从没下过山，所以见到一个还算标致的姑娘能不稀罕吗？”第二天，在检查生产的同时，张书记就带我熟悉各生产队的情况，在走到一个山沟里，指着前面的人家说：“这家有一个大姑娘，太阳落山时你没有把握走到山顶那个老太太的家里，就必须住在这家，不要再走了。”在那个生产队，张书记会说：“这里有一个大院子，有几个老婆婆很贤惠，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里投宿。”就这样，在安溪公社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逐渐熟悉了安溪的山山水水，开始了我的妇幼专干生涯：每天背着药箱巡回在田间地头，处理小伤小病，给村民宣讲计划生育知识，答疑解惑，在村民家里或卫生所进行上环等简单的计育手术。村民们给予了我热情的回报，常常会收到他们送来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家住擂鼓台山下的汤光华，夫妻都已40多岁，妻子连生四胎都没存活，第五胎出生时，汤光华把我叫到他家里接生，孩子生下来又是重度窒息，我用嘴吸出胎儿嘴里的羊水，然后口对口呼吸。半个小时后，孩子终于哇的哭出声来，夫妻二人喜极而泣，同村的村民奔走相告：“汤光华得儿了！”每家都像自己遇到喜事一样高兴，都拿出最好的东西如鸡蛋、核桃塞进我的出诊箱。有一家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就爬上桂花树，摘了一手帕桂花塞到我手里。汤光华在我上完卫校毕业后又回到安溪卫生所时，走了40多里山路，专程接我去他家，煮好专门留了五年的腊肉招待我。由于73年计划生育才开始推行，群众不理解，工作遇到很大阻力，我想打退堂鼓，张书记下到队里给群众讲计划生育政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让群众有什么问题找他，不要给我们干事的为难。正因为有这样勇于担当的领导，当年安溪公社的计划生育工作被县上树为典型。

在农村巡回医疗

     当医生的，你把群众当父母，群众就会视你为儿女。74年3月的一天，乍暖还寒，东安一家两个小孩出麻疹来请医生出诊，其他人都不在家，我只有硬着头皮，拿着《赤脚医生手册》，背着出诊箱就出发了。爬了二十五里山路，里面衣服湿透了，山风吹过，浑身打一哆嗦，到了病人家里就开始头痛，全身发冷。翻书给两个孩子看过病，打过针后，我已经晕晕乎乎，一量体温，38.8℃，大嫂扶我躺下，开始给我熬姜水、做饭。待饭菜端上桌，我一口饭也不想吃，喝了一碗姜汤，继续昏睡到深夜。我和两个孩子各睡一头，大哥大嫂通宵没合眼，坐在床边摸摸孩子的额头，又摸摸我的额头，而更多地是摸我的额头，扶我起来喝水服药，这时两个孩子已经退烧了，大哥大嫂又在商量给我请医生。天朦朦亮，大哥就下山了，请回了医生给我看病。两天时间里，大哥大嫂招呼我比招呼两个孩子还多。第二天下午，我退烧了，精神好了很多，准备下山了。我拉着大哥大嫂的手，无语哽咽，久久不愿松开。

     有时好心却未必能得到好报。七四年腊月二十四，卫生所同事都回家了，留我值班。这天傍晚，东安五队陈队长匆匆赶到卫生所接我出诊，爬了二十五里山路，来到陈队长家，看到她三岁的小女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呼吸微弱，神志不清。问其原因，得知父亲下地干活，母亲回娘家了，留下12岁的大女儿在家和妹妹，小女儿偷喝了父亲泡的药酒后就成这样子。事不宜迟，我让陈队长立刻背上孩子，我们一块儿回到卫生所。洗胃撬不开嘴，我翻书后给孩子肌肉注射了一支呼吸兴奋剂可拉明（尼可刹米），把安瓿抽完药的空瓶子套在针头上，放在出诊箱内备用。这时天已黑尽，陈队长背着孩子，我提着马灯，背着出诊箱，大女儿跟在后面，就往区上赶。半夜时分赶到区地段医院，全院的医生护士全都投入到抢救之中。黎明时分，孩子不行了，陈队长嚎啕大哭：“我怎么向他妈交代啊，我怎么抱得回去哟！”这时有人在问：“你有亲戚在这附近吗？”大女儿答到：她舅舅在马家营，但她一个人不敢去。是啊！马家营离汉城有15里路呢，天又没亮。我自告奋勇说：“我陪你去！”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奔走去马家营，见到女孩舅舅后，我说明了小女孩在家喝药酒中毒了，去到卫生所我打了一针急救针，就赶紧送到汉城医院来了。这个人听说打了一针才送医院，马上就说：“你肯定把人打坏了，这阵才请我去帮忙，我不去了！”我听后如五雷轰顶，一晚上跑了100多里路，又急又累，结果还受这冤枉气。我一把封住他衣领说，连拖带拽地说到：“你不能随便冤枉人，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管怎样，我们今天必须去辨清是非，澄清黑白。”无奈情况下，他只有跟我到了医院。我从出诊箱拿出那支套着安瓿的针管，问陈队长说：“我是不是只给你娃子打了这一针？”我愤怒向在场所有人陈述了他冤枉我的经过，陈队长忙对其内弟说：“你冤枉好人了。”院长拿起这个安瓿看了看，说道：“你还是个赤脚医生，你连可拉明起什么作用都不知道，但如果不打这一针，娃子可能在安溪就没命了，还抱不到汉城来，”张玉芝大夫问我：“你当时怎么没把这个安瓿丢掉，否则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还得到公安局走一趟。”我说：“我并没准备和人打官司，只想到孩子在路上恐怕还要打一针呢？针管还可以用。”这件事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训，也让我终身牢记，做事一定要给自己留下后路。

     在安溪卫生所干了三年，1975年我被推荐上了地区卫校，两年毕业后社来社去。77年我又回到安溪卫生所，继续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为了争取考上国家编制的医务人员，但又不能耽误工作，我便向公社申请，全公社六个大队，我每月蹲守一个大队，摸清全对育龄妇女的底子，培养一个赤脚医生，普查一次妇女病，同时给育龄的妇女落实节育措施。公社党委非常支持这项工作，于是我背着一个备考的书包，一个出诊箱，就逐队开始按部就班的实施计划了，大半年后工作完成了，十月底就成功地举办了赤脚医生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我带领赤脚医生上海拔2800多米的黑松林国家森林公园去挖草药，当晚住宿在距擂鼓台的半里路的兔儿坪农场。半夜时分，狂风呼啸，暴雪来临，天亮时，发现大雪封住了门，在外面人努力地铲了许久后才出得门来。中午下山时，用紫竹棍探路，陷下去足有上尺深，两只裤腿成了薄冰筒，走路嚓嚓响。

     78年11月份，我的老师给我争取到一个去省医院进修的名额，但我在地段医院拿到推荐表后，不敢给张书记说。我才毕业一年，现在又想去进修，可能吗？我犹豫纠结了几天，只是把这张表给公社主任和文书看了，他俩给我宽心说：“学习是个好事情，我们帮你给书记说。”这天书记下乡回来了，我在他门外转了许久，不敢进门给他开口，张书记看见了叫我进去说道：“不就是去省医院学习的事么？有啥不敢说的，学习完了能不能回安溪都没关系，啥时候报道？”我说还有两天。张书记立即叫汤文书从兔儿坪农场的账本上给我取100斤粮票，叫卫生所先支付两个月的工资，赶紧去报道，这时我感动的只有差点跪下磕头了。等我反应过来这是真的，连忙一蹦三跳去准备好行李，第二天就去汉城赶船到紫阳，然后坐火车到西安去省医院报道。在省医院学习一个半月后，接到卫生系统招考正式编制医生的通知，立即从西安赶回应考。终于从全县60多名考生中以西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一名卫生系统正规编制的医生。接到通知时是1979年7月份，距我们居民下放到农村刚好十年整。刚好这一年，国家拔乱反正，中央通知1969年的下放居民可以办理回城镇户口或迁回城镇，我们家里也就顺应潮流回到原籍——洞河。

民兵团卫生队就象一个大家庭

作者简介

作者退休后的旅游照片

张高芳，女，汉族。1954年3月生于紫阳县洞河镇。1971年7月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知青。1971年7月至1973年3月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曾担任民兵连民工、团卫生队卫生员。1973年至2009年在紫阳县卫生系统工作，曾任医士、医师、主治医师。2009年7月退休，开办个体诊所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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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紫阳县敬锦文写作事务所

编辑 | 管世骁 

校对 | 张啸

审核 |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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